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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旅美独立学人 (1997 - ),研究方主要有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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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全球商业化正在“异化”人文理论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幼蒸 点击:18504次 时间:2015-07-15 17:19:54
今日(2015-7-9)本地中文报载一位名作家记者的杂文“萨卡瑞亚为人文辩护”。文章开头一段如下:
 
“2008年以后,美国处于经济衰退压力之中,人文教育受到空前打击,不但中小学的文科受压,大学文科教育也受到空前轻视,社会全面倒向高收入科系(电脑、财经、STEM);高等教育不得不消减人文学科拨款,以前备受尊敬的文史哲,现已沦为最不受职场欢迎的学系。不过在人文教育受重击之际,仍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为人文教育辩护。譬如著名哲学家奈斯鲍(Martha Nussbaum)就是有力的辩护者。她说当今的全球教育,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整个世界都放弃人文教育,投向职业技能教育,但这种教育就算制造更多先进机器,却培养不出完整的人;只有完整的人,才能独立思考,能够了解和同情其他人的需要。。。。”
 
读完这篇千字左右专栏文后,觉得所提到的几点非常适合于举一反三、以小喻大之用,故立即放下今日正常工作也借题发挥一下。以上短短引文直接间接包含的要点如下:
1.     所谈完全是事实(现象),但指出的原因只是直接原因,未及深层原因;
2.     对于人文危机的负面效果批评,空泛无力,徒徒怨叹而已;
3.     对于人文科学的意义,这位美国哲学家根本未能触及,这也是此地哲学家的通病,他们的实用主义限制了他们只能从表面的、实际的利害方面着眼,不能涉及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
4.     此专栏文作者出身香港,受教于美国英文系,其文化关怀和观点当然受限于其教育背景所决定的文化学术视野;
5.     因此,不仅是北美而且是整个西方人文科学界,都因为职业主义人生观的限制而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相关性问题:人文学术和人文科学本身的质量和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同时最大的忽略是:今日全球技术化大发展情势下,绝大多数人口都已成为各类技术人员了,其“心理与精神构造”已然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知识分子。试问这位美国哲学家和英语系华裔专栏作者(港台人文学者多持类似观点):你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是否有任何作用?你们的对象不是校园里的百分之一小众而是社会上百分之99大众!何况,我们还不谈这百分之1的小众中的十分之9也已成为了那百分之99大众的隐形追随者了。
6.     这正是本人几十年来一再指出并不断据此而与西方理论同行发生争执的根本方面:他们碍于集体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一味肤浅地跟随商业化广告术自我标榜,自我肯定,“抱团取暖”,而一律地拒绝自我反省,自我知识革新(而满足于科班教育制度训练下的学术成果)。
7.     因此本专栏文涉及的是一币之两面:a.在科技工商挤压下人文科学事业萎缩的事实;b.人文科学因充满几千年来的保守因素而不能趋向科学化进步的事实。他们根据职业化求利需要和欠缺个人智慧和勇气,妄图坚持几千年的混杂思想,希图其继续繁荣于科技工商日新月异时代,无疑痴人说梦;除了在全球商业化大潮中任凭摆布和寄生权贵之外,哪里有其他的发展机会?
 
于是,当前西方人文理论家们受到同一商业化功利主义思潮控制,在其社会文化影响力日减的同时,愈益采取同一商业化职场运作模式经营着人文学术事业。60年代教育职业化发展空前膨胀以来,人文教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已经颠倒过来:本来:教育职业作为手段是服务于精神文化知识提升的;现在:精神文化知识成为了服务于遵循及完成职场制度与程序的材料和工具!(最终导致: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之准备)在文教学术“生产”领域内,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具体来说,传统上,按照理想,“学术活动方式”(A)是推行和改进学术内容(B)的手段和途径,现在反了过来后,B成为手段,A反倒成为目的。所谓学术异化还不是仅指这一变异现象,而是特指A这个原来属于“手段范畴”者现在成为了目的,其反宾为主之后开始独立于B而随商业化大潮运作;也就是,在脱离了原来的服务于学术思想发展目的后改为“利用”B以追求新的目标C。C为何?商业化技术化的目标、制度与权势。如今原本属于精神价值领域的人文学术内容,成为了追求个人与团体物利的手段。换言之,A不再按照B的内在需要和目标设计自身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文化功能,而是改为按照占据全球化时代权力最高峰的C的目标、方式、动机来规划、设计、运营自身的工作。A的主人不再是B而是C。不仅如此,反过来A还将B一起裹胁入C之内,驱使A(学术活动方式)与B(学术内容)共同进入C的框架、轨道、方向和方式,从而最彻底地将A与B共同地异化,从而更为彻底地瓦解、歪曲着人类固有的人文精神目标。(人类文明固有价值与信仰为一事,其为此逐代提出的认知与方法成效为另一事,故可分别论列)
 
学术内容B被压制成手段工具以后,立即失去了其自身独立性价值,其被加予的“新价值”不再由传统人文精神标准定,而改由商业化时代市场价格规律定;也就是A按照市场化价值规律,任意地改造、操弄、控制B的内容构成,使其服务于人文学术商品市场化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近二十年来,即后冷战时代开启的全球商业化时代以来(正是我本人移居海外以来),人文科学理论一方面实质上全面衰退,另一方面其职场“表象”却又空前活络的缘故。人文科学及其理论在文化学术全面商业化转向后,其内容的“形式主义”大泛滥(符号学为其一;在此“形式主义”不是指相当于世纪初作为理论与艺术探索的形式主义,而是指目前的内容空泛却以其表述形式本身不断花样翻新来“吸睛”的形式化游戏),人们不再关注学术理论内容本身的价值学问题,而是盯住其按照市场化商品竞争需要的“改组”效力问题。既然A与C联手将B内的人文科学“真理”问题改造成学术职场市场化的“成功”问题,最后的标准不再是“合乎真理”与否(之所以容易办到这一点,也正因为人文科学内“真理”难定,即人文科学还不成其为科学),而是“能够取利”与否?于是,所谓今日人文学术现象的“衰退”首先即表现为学术内容B的日趋市场化庸俗化转变,甚至于只有先庸俗化,才能通俗化,因通俗化,才能市场化,才能促使最后“名利”目标的达成。好,那还不容易!“无内在标准地乱来”还不容易?只要迎合相关读者或学术市场“消费者”的兴趣需要,什么学术内容的“改造方案”都可时时创造性地提出(如广告商标的日日新一般)以迎合市场竞争的挑战。正如公私的研发部门一样,其全部“文化精神”就表现在:迎合以及进而影响市场趣味方向的纯粹技术性“改变”。我们的人文学术越来越生存于同一全球商业化、全面市场化的制度下,故二十年来进行了越来越彻底的“自我革命”:将人文学术材料(思想内容)当做是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原材料”,而设计方案和实施方式(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则越来越跟随统一的市场化运作规律进行。此一市场化运作机制,在电子化、传媒化、广告宣传化等新型文化竞争技术出现后,内容更趋复杂、有效和专业化。于是,A部分即已全面自行纳入这一广义文化市场化大系统,成为其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从电子化、广告化、传媒化成为市场化机制的主要构成部分之后,所谓人文学术领域,即成为了由A部分掌控的纯功利主义运作域,之后通过设计、改造、操控B的内容而将人文学术改造成(异化成)泛市场化世界的一个分支领域,从而逐步瓦解着人文学术的传统独立身份和内容。市场化弄潮儿仍然称之为“人文学术”,恰恰是为了通过此“以紫乱朱”手法,在市场化竞争世界创造另类“品牌”,以投入学术商品竞争名利场。
 
当然,人文学术本其几千年的传承历史以及近日仍残存的校园“自留地”,其固有内容也并不容易被作为“新人类”的A加以随意改动和变异(源于传统学术规范和惯习的限制)。于是另一“以紫乱朱”手法登场:利用“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等学术性名义,对百年来出现的本来是真正创新性的学科,特别是初起的“人文科学跨学科”领域,进行人文学术异化(市场化)实验和改造,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方便和时髦。“以紫乱朱”首先就体现在“跨学科”、“交叉领域”、“学术与社会结合”等领域,因为正是在相对地摆脱了传统学科规范和制度限制后,A操盘手可以更随心所欲地进行学术图利事业。顺便在此略谈本人早年在个人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发生的一次“误会”及由之产生的亲身体会:我和美国某知名哲学家曾因共同的“跨学科”信念,包括反对“哲学中心论”观点,而一度走在一起(邀访,译书,晤谈等)。该哲学家的“哲学”还特别指英美分析哲学,所以后者的明显“欠缺”(偏于人文话语的技术性分析,缩小了意义与价值的关注范围)容易成为导致人文学者共鸣的原因。但是后来才明确,彼此的“误会”实际上反映着一种基本的分歧,其直接原因正是“跨学科”。他所谓的跨学科,特别强调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融合,我本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初正是也强调哲学和文学理论的结合(电影理论,文学理论,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现象学)。但是不久后彼此发现,各人说的“学科交融”不是一回事。他:以其哲学观点为立场和方法,把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的内容当做材料加以运作而已。我:根据多学科的“理论多元化”立场,要汇通的是各个学科的“理论部分”,跨学科是指对各学科的理论部分之间的汇通和调整。对他:仍然以哲学为基础,以他学科为材料(包括他学科的理论部分);对我:要通过跨学科汇通创造新型人文科学理论系统(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则须包括“跨文化”,这一部分是西方理论家没有条件介入的<跨学科升级版>。故那时也不宜于在国际交流中多所宣扬)。实际的区别在哪里?在理论资源的构成上。对他:所谓人文理论主要仍然是哲学理论,甚至于是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即可;对我:理论学者要努力超越本学科理论范围,而积极学习、提升本人的他学科理论知识以及进而研究不同学科的不同理论之间的“理论性关系”。两个人的认识论区别说明了什么问题?他:基于当前职场结构进行实用主义的革新运作;我:超越当前职场学科分划的制度性限制,主张改造学者个人的知识结构。他的方向是符合学界现实势力的,我的方向是不合学界现实势力的。换言之,他的立场貌似革新,实际上完全依附于、自安于现行学术格局,此所以具有现实可行性(此所以能够成为被现实接受的名人)。我的立场则是从一方面坚守“泛社会科学”应该独立存在不应被科技工商所排挤或取代,另一方面强调此泛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科学部分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解剖、改造、整合。(此所以难以容于国内外现行职场制度)
 
这就是近四十年来我大力提倡“符号学”(作为“符号学2”,即朝向于人文科学全面革新目标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而不限于作为泛泛的文化学术形式主义分析的符号学1)的理由和动机所在,其目标是朝向于人文科学全体的科学化提升,而不是关心如何使其“自我异化”以适应市场化时代的求利需要。正如我在去年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发言所谈,在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大转变的局势下,三十年来西方符号学事业正在一步步趋于没落,并已大幅度改变了其内容构成。(以至于今日西方符号学界的带头人的水准明显不能相比于六七时代人学人)最有趣的“符号学异化”正是发生于其“跨学科误会观”方面的。既然主张“跨学科”,正好和西方最为庸俗化的“多元文化思潮”以及最称“大杂烩”的比较文学结合在一起,于是他们可以藉此原则来一个领域大扩充;文学无所不包,但仍需受到“文学”界域的限制,符号学的跨学科则给市场化时代的紧跟时潮者提供了大灵感:一方面,通过“跨学科”把什么领域内的材料和主题都可纳入,遂使自身成为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版图”最大者(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初起时曾受人讥笑的“符号帝国主义”,竟然在几十年后今日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之后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这才是“学术异化”策略的精华所在),A根据C的战略格局将B加以全面改造,使其脱离原先各有所属的传统学科规范限制,而成为便于通俗文化市场化运作的“材料”,即仍使用其正规学科内的名目,却摆脱了学术规范限制,以便多多益善地拓广版图和增加市场化品牌知名度效益。当A作为相关学术领域的操盘手后(A的执行者不再是精于学术及理论的认真学者而是精于谋略和人际斗争艺术的策略家),学术“战略”开始全面朝向市场化、传媒化、广告化转移:重点不再相关于学术内容B本身,而是相关于B在C控导的学术市场化机制内的“可行性”及“效益性”。市场化运作的“技术性”(传媒化技术性)遂取代了学术内容的“价值性”。学术活动(学术实践)的得失标准成为外在的:如,版图大小的经营,权势关系深浅的评估,知名度大小的衡量,影响力大小的测度。这些判准都不再挂钩于学术理论本身的价值学义理,而是挂钩于其社会文化领域实践中的“成功度”标志。从认识论上颠覆传统人文学术规范的异化策略更深入地表现在:什么样的学术话语形态都可成为“多元文化”和“符号学跨学科”时代的“合理形式”,只要其可被学术市场化接受,从而给参与市场化运作者以扩大的主题与方式的选择自由度,其“制衡者”不再是学术专家,而是学术市场化的“操作者”。(所谓专家和学者的定义也主要取决于市场化优胜劣败标准,而此市场化机制的根据则是多元化的权势支配网络)“理论思维形态”的全面开放,也导致了浮躁学界的另一“皆大欢喜”:从此怎么说都可视之为“一家之言”了!只要学人和言论“到场”(身体地以及网路言论地),学术集团势力即可获得巩固,随之而来的就是职场程序内的逐阶获利能力及结果的增加。人文学术,结果,竟然因为其实践运作的“自由性”,而成为“无不可为”之轻松事业。因为最后的职场得失判准不再依存于学术理论的质量本身(加以人文学术正好提供了自身欠缺严格统一标准的方便性),而是依存于与“市场”挂钩的“职场权威”之态度。生存于商业化时代的各级学子们,于是相应地(采取彻底功利主义方向地)改变了人生观和实践观,开始把个人生活方式重点改为朝向于经营“人际关系”,即改为朝向“学界权势持有者”这个吸铁石中心;围绕者学术集团权力核心,于是逻辑性地形成了亲近度不同的、地域放射性的学界势力关系网。
 
相应的,学会的建立和大会的召开都很少或不再相关于学术思想的真正交流,而是相关于职场市场化运作中“新生产方式”和“新生产关系”的营建:拉关系,建势力,学术品牌的宣传,学术帮派的势力划分,学术“股票”形象的渲染,如此等等。于是,真正的“学术异化”出现了:参与者的心态的彻底异化!参加者不再关注学术价值本身(此必不利于多快好省谋利目标),而改为关注个人对学术势力参与度的调试。以学术求利为第一职场伦理者,逻辑上,必将走向趋炎附势、依附权威、党同伐异、哗众取宠。在古代作为学术文化负面表现的品格特点,在今日商业化时代反都成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之士(公司文化为此提供了现实的典范)。但是,时代变了:传统学术标准被视为“迂腐不堪”,现代行为标准改为求“名利权实惠”。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全球商业化大潮已经根本颠覆了传统人文伦理!
 
我于1982年参加的多伦多国际夏季符号学营,也许是国际符号学界最后一次“盛况”,那次也可谓群英汇集,其表徵之一为诸多一流著名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参与,如福柯,塞尔,艾柯等到会做系列讲演,符号学仍呈现着朝向于理论化方向在展开。等到我于1989年在巴塞罗那-佩皮尼昂大会上正式入会开始,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化开始追求明显降低了。同年6月我参加了法国克里斯丁麦茨国际电影理论研讨会,我曾经坦率地发言:西方电影理论(其主流为电影符号学)正在走向停滞(暗示麦茨为迄今为止最后的“理论家”;暗示西方人文理论发展似乎不如一二十年前),还曾遭到另一位著名法国电影理论家的“驳正”(“我们怎么停滞不前了?”)。不料再过几年后,当电影理论舞台转移到美国后,“理论”就真地被全面实用主义化地排除了。(什么理论一到了那里就实用主义化了,而我们百年来偏偏百分之90文科精英都受教于该人文实用主义精神方向和思维方式,难怪彼此的“理论观”难以沟通)这次索菲亚大会,在我递交了组织方会前收集的“学者建言”中,曾对世界符号学理论全面衰退表示遗憾,到了会上,索菲亚大会会务的一位教授友好地告我:今日符号学学生都是朝向职场实际需要的,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关注“宏观理论”问题了。保加利亚的情况如果有些极端(他们接触西方理论不久,突然进入了资本主义职场竞争时代),其他各国情况实际上大同小异。有趣的是:那些一方面批评社会文化现实正在轻视自身所处的人文学术时,另一方面则对自身学术的科学化、理论化弱化的趋势,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完全接受并将其称之为“发展”(“我们放弃了“大理论”,改为通俗性、实用性研究为一种“学术发展”表现!”),实际上,放弃大理论追求而转为具体性、技术性的小问题研究,正是人文科学世界整体衰弱的明确表徵!(人文学术大理论的成效不彰与人类需要人文科学深刻理论化革新的目标为两事)
 
最后,让我再补充一个最深刻的学术异化现象,用以结束本文。读者注意:本文开头提及的著名哲学家(我没有读过她的任何东西)和专栏文作者,正和大多数今日批评文化、学术、环境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合格法官”的口气。一方面,他们对学术现实环境的批评指陈完全正确(此一“批评现实”的显然可见的正确性本身,正是他们的言论可有一定影响的直接原因:批评的对!但对表面现象的批评不等于对其具有了科学性认知),因此凡对现实情况的正确批评受到关注,即可轻易地为自身增附上“清流”的名号。读者想一想:这事有多难吗?大家想一想:这类批评方式的存在会不会反而成为另类“学术异化”呢?还不谈其指陈内容不痛不痒本身,不能深入本身,“批评家”虽然成为社会文化负面现象的指摘者,因此可以以自身立于“正确”立场自居,却正因此一客观上的“道义法官形象”而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背后事实:此一“因我批评客观正确,故可证我的判断知识可靠”的推论,似乎也引申出了一个“我最具有批评资格、即我最有进行批评的知识”的结论。这样的社会文化批评,可以说很少具有实际效用,至于其泛泛无效建言,则还往往含有负面性,结果可能反倒起着一种“另类有助于满足发泄大众情绪需要”的、逆向有利于所批评对象的、话语修辞性的工具性作用。好像批评了现实就完成了对现实的某种改变似的,却根本不考虑、不验证其效用!【当代法国理论家们不是都这么干吗!通过不断更新理论话语形态以达“一吐为快”目的。注意:无效的批评话语的存在反可有助于被批评对象存在的稳固性;人们会将批评话语存在本身当成了相关问题已得到“处理”的假象】怎么他们都不反问一下:这一切负面现象是否与人文科学本身的不成熟、无效能有关呢?是不是跟人类虽然自然科学方面长足进步,人文科学方面却进步缓慢有关呢?如是,有没有一个改造人文科学本身的需要呢?如是,人文学者、理论家、批评家有没有自身也有一个需要知识结构改进的需要呢?【改变自身知识结构与人格结构的必要性?即不仅是要改造“他者”,也要改造自身?专栏文提到的那位哲学家,以及我交往的那位哲学家,是否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和判断力也需要大为调整呢?因为你们正是与被批评方出身于同一科班制度系统的;或有着共同经历过的历史环境的】告诉大家:我在三十年来对西方人文学术理论的观察中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几乎没有发现哪位大学者是这样也在“自反”的(都是不断地在职场内逞其一家之言)!谁都是一方面按照职场现成标准进行个人“独特性的”学术理论创造,另一方面对学术文化进行各式“批评”。没有人想一下“有关人类自身的科学改进”的问题。不知道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人文学者理论家及社会科学家那样有一个全面追求人类自身知识科学化发展的要求【指其当时怀具的愿望和意志(人生观和精神状态),而非指其认知和学术目标的达成(理论建构,实践方法)!我们一定要将学者思想家们的动机、目标、知识、方法、影响等不同方面区分看待。为什么?今日西方理论家所欠缺者,正是百年前人文学者在伦理性“动机”和精神方面的“博大关怀”及其追求独立的“社会科学大方向”的认识论,虽然今日人类的人文科学总体知识储积自然地大大超越了百年前,但因其渐渐丧失了动机和冲力,所以反而应当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与批评;一些十九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大家们,包括不少乌托邦式的理论家们,虽然其限于当时历史性条件而认知不足、理论偏误、方法不当、推测虚枉等等,但其人本关怀和精神抱负的纯粹性,则是今日学者所欠缺的;正如十九世纪存在着“伟大的小说家”,而百年来足堪此名号的文学家者寥寥无几或根本俱无了】;不知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重要,甚至于更为重要!(其理念更为重要,其现状颇不令人满意,二者同属真相)但是这个现行社会科学是不成熟的,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部分,即专栏作家说的“文史哲”部分。于是,现实批评实践,一方面表现出批评者的人类关怀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应反问一下自己:我本人的知识结构足以进行如此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判断吗?批评家们甚至于仅通过自我谦虚的回顾【青年时代的忽略、枉信以及将一切归之于他人之作恶欺骗结果等等;将责任都推给“他者”,自身则没有责任。试看:有几个人是同时检讨自身应承担的责任的呢?这个“责任”指什么?其实深层地理解,也非指个人的责任,而是指历史环境承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集体不足,即认知力的不足:我们因为当初认知力不足所以没有能力进行正确有效的事物判断!因此,今日的思考重点才能够移转到新人文科学建设本身上来!这也涉及到一个时代迫切要求:我们都需要提升自身现代化的知识理论!但批评家们,启蒙家们是这样处置自身与对象的关系的吗?】,以证明今日的“个人觉悟”之价值,并以此觉悟作为自身已具有新一代启蒙者资格之凭证。【此资格就是“病症识别”,而非“病因分析”,更非“诊断方略”,因后二者是有待于相应知识积累的。而批评家偏偏多满足于人人都可不难做出的“病症指陈”,把价值性批评当做了认知性判断;当然“病症指陈”虽然不能带来现实相关改变,但可有效引起读者共鸣,即满足集体情绪发泄。那么,批评的目的只在于满足这类集体情绪发泄吗?如果要具有更认真深入的社会文化关怀和抱负,是不是就首先要思考一下个人与集体的认知条件的问题,即可达至了解“病因”和“处方”能力的问题?】我们人人都知道个人的“病症”,但我们不知道“病因”和“治疗方法”,正是后二者有待于专门知识的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发展)。现代许多“启蒙者身份”之自我认定和社会认同,均和十八世纪德法启蒙时代的启蒙家不同,那时的“启蒙家”是指真正走在时代认知最前沿的思想家们,而当代“启蒙家们”往往是人云亦云者,其启蒙家身份不因其知识理论高于他人,而可能主要是因为自身处于环境赋予的、进行较公开表达的特殊“优惠”地位而已)。这就是我们多年来所强调的:人类面临着人文科学全面现代化改进需要的理由所在。没有“适切的知识”,我们就难以真正前进。而必要知识的获得首先取决于个人自身的自反之识和自反之勇(要对抗商业化功利主义的诱惑和压力,真是谈何容易!)至少今日我在直接间接接触过的当前西方人文理论家中间很少发现具有此种主体伦理人格的学者。科技工商商业化制度化的约制力量,历史上空前强大,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人顺从了“客观的规范和程序”,包括积极的现实批评家们。因此,这仍然是“人格异化”的一种表现:一方面对于现实负面表现进行直接的批评性言论表达,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的观察、批评、分析的认知资格则不加反省;于是前者的貌似正面表现反而成了后者弱点的自我掩饰!“我自己没有问题,问题在客观、在他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至多只知“病症”,而不知“病因”,更不知有效的“处方”了。一个“吊诡”的结果可能是:容易看到的负面现实之“存在本身”反倒成为了批评者作为“现代智者”的资格凭证。而此“凭证”却无关于我们的社会人文科学知识之提升;甚至于是:批评性文化的存在反而遮蔽了人类文明对新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提升的迫切需要!(2015-7-9于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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