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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旅美独立学人 (1997 - ),研究方主要有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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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回忆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的爱真之心——论“价值本身”与“价值之用”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幼蒸 点击:26179次 时间:2015-08-10 22:45:01
去年“马年”,我的两位六-七十年代旧友——老马和小马(两人也彼此相识)竟同年离世。马元德先生肄业于北大数学系,爱好现代西方哲学,长期从事自由翻译工作,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现代哲学卷”译者;马巨先生为国学家马宗霍先生次子,爱好国学,亦有中西学著述,七十年代移民美国后,为生活计改学电脑,就业于银行,而始终未忘情文史。小马先生一直说待退休后将转而专心于著述,并谈到与我可能在中国重聚之事。不料去年刚一退休就在云南游途中车祸身亡(其兄马雍先生,精深于中西交通史,亦不幸于80年代盛年早逝。70年代亦曾前往问学,并谈及共同老友元德和北大旧事)。老马的死讯是见到网文后才知道的,小马的死讯是其家人电邮讣告中通知的。两位都是在文革期间及文革以前彼此无话不谈的老友。我与老马的关系当然更为深厚,且已于十年前撰文忆旧,赞赏其品格高洁,堪称时代特例之一(参见《忆往叙实》)。老马因神经官能症拖累不能专心治学,但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见闻广博,见识深刻,我们在六十年代初于北京图书馆交往的数年中,每日彼译我读,虽物质生活艰苦,而精神生活昂扬之态,今已不多见矣。
马君曾为老北大“学生遗老”,49年前即入学,断断续续六七年因病滞留于北大校园,各系同学老师交往甚多,见闻广泛,几年来对我讲述了不少老北大人文思想轶事。而其人最主要的兴趣应该说在哲学,特别是广义分析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因此当然也涉及泛科学哲学方向的各种最新进展。关于理论数学、理论物理、信息论、博弈论、控制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也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那些著名学者的名字和作品的。马君在很多方面对我的见闻启迪,当然也是我后来一度决定首先深化自己数理知识准备的原因之一。两人1959年在北图初遇即一见如故,可以说完全缘于罗素其人。对于马君,罗素是其在老北大文化圈中熟知的现代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对于我,罗素则是在当时比较地阅读着杜威、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过程中视之为时代最重要的现代哲学大家和大思想家。马君是在看见我每日伏案对照着读中英文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时“发现”我的,我则是在看见他每日在十数本参考书和词典围绕下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发现”了他的。那几年的北京图书馆楼上大阅览室中,经我长期观察“寻找”(同好)后断定,只有我们两人可以说是真正“以馆为家”的【指“没有工作而每日前来利用其外文资料”。后来发现的常来馆阅读图书馆社会科学类外文图书而渐渐成为朋友的则有另两位“有职人员”: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和西方文论专家张金言先生和北大化学系毕业而于拓扑学自学成才并深爱休谟与纪德的胡作玄先生】结果共同的爱好“罗素思想”让我们相信彼此属于“同类”,遂即密切交谈起来。马君留给我的最生动印象中最难忘记者有二:一是他在大段大段哼唱贝多芬交响乐乐段并对我讲解其意涵时沉浸其内的表情,另一是他对我描述罗素与维特根施坦彻夜长谈哲理后导致这位工程师走向哲学的佳话。在每日吃素炒饼和窝头咸菜而伏案爬格之余,心中念念不忘的竟是这等“闲事”(在“反右”刚结束和“自然灾害”爆发前夕)。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兴趣和人生关切呢?显然,这表现出了对人生真理本身的“向往之心”,是朝向真善美目标时的“激情本身”!正是心中积存有这样的纯粹精神志趣而在身体与环境均限制其实现追求目标时才转而通过“罗素译事”以便能日日亲泽于心中景仰的贤哲。
 
本来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历史上并不少见,人们对此本也习以为常,以为青年时代怀此向真心态实属自然现象。可是,正因为此“习以为常”所囿,我们可能未注意到其中的特异之处。每当忆起50多年前与马君在北图与北海间的小花园夜谈时即觉识到:在今日物质条件较前大为充裕、书籍广泛流通、学术言谈大为开放、中外交通自由的今日,知友间如此纯洁的情志交流竟再也难以复现了!今日学界的中外学术思想话语表达数量空前膨胀,学者言谈兴趣炽烈空前,可是(请注意):实已“换了人间”。马君那样的纯真信仰心态(不是指其所信内容或其结果)今已不可复得。那时的“心向往之”的“内容”是完全纯洁的或真纯的,而今日的类似情态则多蒙上了厚厚一层功利主义。通往名利之途敞开后,人文理论界学人的“思想理论”爱好,无不直接间接地,有意识地下意识地,与当事人的个人实际利益思考“挂钩”了,或者说,那些真善美话语都蒙上了“于我有用无用”的前提性“在先评估”意识。人人心里都安装上了一个“话题筛选阀”:只容许那于己“有用的”信息流入心扉!
 
本人也是在几十年的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和经历之后才觉识到这个新世纪关于“人心”之“真相”的:不知道开始于何时,几乎一切人文学者【为什么不包括科技工商人士?因为此一功利主义“心态”的强化,不仅对他们不致为害,而且完全符合其职业追求的需要:他们是先天地须与名利权追求融为一体的】,在名利权诱惑或压力下,反都弱化了或失去了这种纯粹“向真之心”。不要以为这是夸张之言,试想,今日业界哪有人不将其学术思想关注范围和重点与其个人的职业规划迅速挂钩的呢?也许,最初人们会按照传统习惯和本能冲动而为“真善美话语本身”所激动,并使其学术实践的“朝向性”一度对准“精神话题本身”,但不久之后庞大的外部职场制度性压强即会迫使其精神方向反复重新调整,以使其最终朝向于“现实需要”。此一“知识需要”就是:只吸纳那些有助于其职场生存和晋升的“有用知识”。也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全世界均已大致如此,人文学者的精神方向再也不可能像马君当初那样集中于“精神兴趣本身”了;即今人的学术主题注意力不再针对于“真善美本身”而是针对于其“有用性”了。表面上二者叠合为一,难以区分,而全球商业化时代实际上已使二者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关系逆转”:原先的目的成了今日的手段,原先的手段成了今日的目的!今日一切都是“为用而学”,否则就被视为“不着调”(不识时务)。
 
人文学术现象千差万别,我们从马君现象看到的“精神特点”,不是指其思想理论认知高于常人有多少,也不是指其表现出的能够亲近和惠助其他向学之士的雅量有多广,而是特指通过这些特立独行反映出来的其人之精神兴趣本身的“纯洁性”:他维持住了“为理论本身而爱好理论”的心态(而非如今日“为有用而爱好理论”的心态)。今日中外学界所表现出的是赤裸裸地“为名利权而学术”的社会风潮【往往是在借“启他人之蒙”的高尚名义下行个人惟名利是求之真意;有趣的是:若干冲在前面领导知识启蒙的人反而是不会外语者,也就是自身最须先被启蒙者】;于是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的“启蒙者们”并非都如此纯洁,那时热衷于西方理论的青年才俊中间极少看到有对自身“道德状态”有任何要求者!难道他们读了优秀思想理论读物后竟无丝毫‘见贤思齐’之自我要求?难道他们只是在把任何学术思想理论话语当做名利权追求的工具吗?可以说那一代一些青年才俊们简直是“羞于”谈及自我道德诉求(这类“老旧”)话题;或者:和五四时代不同,自我操守已不再成为他们那一代的问题了,他们的问题,在时代开放了个人名利追求之门后已变为:如何更有效地获取个人和团体的学术利得?为此,他们第一个习自文革期间的经验就是:要团结起来“共同谋利”。
 
这样的职场实用主义人生观和治学观因此导致学人采取各种功利主义选择,对此不必赘述。新时期几十年过去了。然而一种重要的、突显时代性、历史性“精神形态变迁”的当前特点是:人文理论学者们普遍表现出一种自动缩小 “主题关切范围”和降低主题价值级次的倾向。马君的兴趣范围直接相关于真善美本身,而今日的兴趣范围受到一种内在的“话题删选机制”的选择性限制,首先即将一切与己无关的(=与己职场规划利益无关的,也即包括“过高的”和“过远的”)的话题剔除出“个人主题关注圈”。此种职场利益制导的兴趣选择性机制固然十分明显,但往往又包装以一种貌似与此相反的精神倾向:这就是同样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社会现实话题的普遍关切性”【公共现象、公共话题、公共关切的存在,似乎表现了个人仍具有“公心”,这往往成为一种自我心态自利性实质的一“自我装饰”。但关心现实问题就代表你有了公心吗?关心公共现实不正是源于此问题直接相通于你的私利规划环境和条件吗?二者属于一类范畴,不是两类范畴。在此,问题的要点无关于人是否应该关心现实,而是表明个人对现实的关念并不就表示其公心强盛。另一方面,此一现象却可“辩证地”被转化为孜孜求利者误判自身心态结构之“口实”。然而,“彼一”公共议题上的正义感高低,实无涉于“此一”学术实践心态上之正误。】我们在此提出此一心态比较是要指出,今日学人除了表现出这种对“公共议题”的关心外,对于和自己实际上更直接相关的人文科学前途之类的“重大公共议题”则反而漠不关心了。
 
本文举马君例,并非为了夸张其品格的高洁一面,也许当时客观环境及个人特殊状况反而“有助于”其凝聚对理想本身的“纯真朝向性”。实际背景情况也并非本例的要点;要点在于:不管原因为何,我们看到了一桩真实理想主义心态存在的事实。此一细小事实可用于对比新世纪新时代学界理想主义心态的“结构性丧失”;由此我们注意到了全球商业化时代学人间普遍泛滥的人生观、学术观的自利主义倾向及其与人文学术前途的关系。结果我们看到,人文学者渐渐失去了“博大胸怀”、“高远理想”和“纯粹精神兴趣”。在此商业化文化笼罩一切的时代,一切学术思想兴趣都须首先与“功用性”挂钩。正因如此,马君的例子可成为一种喻示性类比,因为其精神关切确可视为属于“无私关切”一类。马君不仅对于哲学真理问题怀具纯洁向往之情,而且正因此之故,他才可能无私地惠助其他向学和处困的学友,然而其言其行的根源,又并非仅在于“个人性友情”,而是表现出了其越过具体友情事端而间接朝向于一般性“义理”的深意,其最终根源正是来自对相关“义理”(理想)本身的执念。他会如此动心于罗素与维特根施坦彻夜长谈并促其从此改变了人生轨道之轶事,也绝非仅在于赞赏罗素的“够义气”,而是把罗素对维氏的学业关心看作是他对哲学义理或理想本身怀有深刻执念的一次具体流露,因此而能够将个人性偶然接遇,视为体现着、实践着此理想精神的一次契机。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一切相联的外在实际性因素均非此处的relevant factors,真正“相关性”的因素是指自身对理想本身的依归,其直接表现就是对“真善美主题”本身的强烈关切。我们今日普遍丧失的正是这种对义理主题本身(而非其用)的“无私关切”,也就是对“伟大精神主题的无私关切”!为什么称之为“无私”?因为它不是与此实用主义的私利诉求挂钩的。在功利主义人生观、学术观指引下,人文学者最明显、最突出的“缺失”就是对“伟大精神主题本身”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就是对“真善美价值本身”失去了兴趣,因为体现这些“价值”的学术思想理论内容都仅被视为学人追求各自学术利得的工具而已。我们不再对真善美价值本身怀有“激情”,而是仅对其功用性怀有计算性的“智术关切”。价值观的工具主义化,正是时代功利主义的最典型表征。【曾经和一位好学青年交流学术事业多时,最后才知彼此立场南辕北辙。他竟然以为我的治学观与其类似,我竟然以为他怀有对学术真理本身的热忱,其实他早就一再宣布他的明确目的(许多当今“有志青年”其所立之志非如古人般先针对于价值信仰之树立问题,而是迅速凝聚于“职场成功的方法论”讲求):“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学术计划加以成功实现!”就是说,“我一定要成功!”于是,“追求成功”(实现成功梦)今已成为人文学术界的“绝对真理”了!】
 
将马君作为“型例”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 其人本身因病而不得亲身实践学术理想之后,并未失去或弱化其对理想“本身”的关注热情。如果是出于利己主义,以他的环境和状态必将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首先放弃理想和价值观以免自寻烦恼,特别在当时的情况下,但因他内心向慕的是价值本身,所以其惠助友人的“动机”实乃视友人的问题即为自身关注的理想问题之相关部分。理想的实现或追求当然是体现于诸多个人实践中的,当关注和介入个人性的相关实践时,正等于其所关注“公共的”理想正在被实际推进中或可能推进中。这是和仁者“兼济”动机完全一样的,即对具体人与事的关心,都是最终挂钩于对理想本身的执着而不是挂钩于对自利目的的关念。这个例子今日何意呢?今日学界无处不在的利己主义和准利己主义不仅体现于个人对学术主题的大幅度窄化方面,也密切相关于“是否与自身规划”有关方面。学者对“真理课题”本身的冷淡症,直接相关于自身的实用性规划主题的窄化和实用化的趋向:朝向于为获得社会、导师、领导、同行、老外等等的“重视”从而增加获利机会之计虑。这样的实际上根植于职场制度的主题限制性,遂大大窄化了学人的精神兴趣范围。
 
此种学术利己主义的最彻底表现还包括(除上段主题是否与职场规划相关的方面外):当任何主题没有当下客观实行的可能性时,也自然将其归之于“无用”之类。“无用”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不仅是相关于个人条件的,也是相关于社会环境的。那么像马君那样不再具有任何个人亲身实践学术的可能性时(无用性的极端例),为什么还要对不能实践的理想加以关注和持存呢?还要视之为最高人生价值呢?马君的事例表明:正是不再有个人私利介入的可能性却仍然对“与一己私利无关的理想本身”怀抱热烈的朝向性的明确证明【司马迁著《史记》当然为一己生命朝向于理想本身的最动人例证之一。这样的事例将绝不会再出现于今日了。《红楼梦》与今日小说家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彼此属于完全不同的人格层级和文化范畴。正因为古典作者们只为了“学为己”,只为了“独自沉浸于理想本身”而非为了身后由他人加予的、与作者本身无关的名利权收益,不过是为了尽其本人精神生命之本分而已】。我们不须高比于历史上的伟大事例,仅只比之于马君的普通风范,即可追问此类向真心态今日可得乎?今人的自我兴趣设限、主题设限、关切设限、更是在在相关于其自利主义心态的。“有用性”,“有效性”,“可取性”,无不辗转相联于当事人的名利权收益之自我估计。人人成了自利计算的策略家。这样的心态当然不再会“凭空 ”投身于什么纯粹理想本身。不,还谈不到什么投身的问题,而是根本不会对其关注,根本不会将理想主义主题纳入个人视野;根本不会对一个自身不可能关注和参与的学术主题发生任何“纯粹爱慕”之意。失去的还不是对具体真善美主题的爱恋,而是根本上失去了对崇高价值“爱恋”的潜能,也就是失去了精神生命中最可贵的一种内在的冲动力(这是什么意思:失去了对伟大理念的冲动力!)。于是,我获得的最直接的“直感”就是:人们失去的还不是什么具体的精神兴趣,而是根本失去了“精神兴趣”本身【因为精神性主题都已被功利主义控导了:“放弃精神兴趣,以为物质兴趣让出地盘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上亿人民炒股并为之哭为之笑的民族精神方向大转变的历史大剧】。这才是学人们只能随波逐流的根本性原因:文人于是进行了最彻底的自利主义的自我心态改造!【今日到处颂扬的文科状元和文史“神童”,无不直通于社会层次上的名利收益观,后者实际上成了学术努力的驱动因素。我曾遇到一位“哲学小神童”,在其父母呵护下和老师同学赞誉下表现出对个人未来成功的高度自信。也就是小小心灵中充塞着未来名利双收的大抱负!我在想:这样他也就完了!但正是这种心态和行为受到世人的赞许和鼓励之中(不注意心志方向,只注意成功的技术)。人们不再区分“价值本质”和“价值功用”,反而是以其功用定义其本质】
 
马君之所以成为本文有效喻示之例,如前所述,正在于其事例所具备的特定主客条件:在客观上不得亲身实践理想而对理想的执着反成为更可信的爱慕“理想本身”的证明。这一特殊条件遂可将易生混淆的一种“验证参量”加以排除。在通常情况下,学人是为理想本身而努力还是为理想可作为追求名利的工具而努力,往往混淆难辨。此一“论证参量维”的排除不仅不是论证效力的欠缺标志,反而是论证主题本身突显化的标志:因排除了实践方法论及其效果的评估,反可更准确、更有效地检验其人对目标、理想、价值本身的爱慕、皈依、信奉的“纯粹度”、“真实度”。当时对“罗素主题”的爱慕,相当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爱慕,相当于对那时由此主义代表的人类认识论和人生观“本身”追求的关注(在此,我们的讨论无关于其学术理论信仰本身的正误与高低深浅方面)。历史证明:理想一旦涉及现实行动就会立即有意无意地与各种利己动机混杂在一起(只有志向真纯时,有志者才可有能力依序辨析各级实践方式之不同合理安排)。固然因此可以观察验证实践方法的正误,却混淆了对理想本身爱慕的真实度的判断。暗恋,单恋等情态之所以被人反复描写(《少年维特之烦恼》)正因为其尚未进入现实实践之前所具有的“爱慕存在本身”之真切性:对所爱对象“本身”之真誠倾慕。
 
“孔、孟、朱、王、马”的思想话语都是独立的精神存在,与后人对他们的“利用”完全不同。这些反映着思想家对价值主题本身的纯粹关注与倾慕状态(不涉个人名利权私利动机),正是其人对其言真诚信奉之确证:一方面是对理想本身的纯粹表达,另一方面是对理想执着情态的纯粹表达。此两种可信的价值皈依的确切性,成为其言其事可千古传诵的真实根据。
 
在平凡的规模上,马君在主客观上均不可能参与理想追求实践的情况下,维持着(不仅据其表白而且据其惠助友人的诸多行动)对真理、理想、目标本身的“挚爱”,此一理想挚爱的维持更直接表露于对理想主题本身的本能关注上。我们今日弱化和失去的不正是此类“精神或心理本能”吗?为什么文人学者对于“宏伟主题”(指其价值学意涵的宏伟,非指其名利权成就的宏伟)本身普遍呈现冷感、失感(可比喻为“性冷淡”)呢?表面上因为理想本身的“空洞”和“难行”,甚至是“不可行”,而正是在此理由上反可证实其人对理想本身没有挚爱,否则就不存在一个可行不可行的实用主义的前提条件问题了?【什么叫“择善固执”?是因其“价值善”本身,非因预期其行善之可“成”。人类文明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正是由这一部分人创造的,如果不再有曹雪芹一类的心志存在,如何能够期待一部《新红楼梦》的出现呢?那些开口闭口把诺贝尔奖卦在嘴边的文学家们根本是在亵渎着文学精神】为什么世人都得先有一个于己可行不可行的查验,才会产生一个是否对对象关注和爱顾的决定呢?为什么失去了一个在可行不可行等实用主义检验标准之先的“理想爱慕本能”呢?对了!我在现实中发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本能(阳明学的“良知”同此)的丧失!虽然“关于”良知、真理、理想的“学术思想话语”可以在职场学术活动中被广泛“功利主义地使用”【“说良知”者众,而“行良知”者缺,此即文人名士派的“只说不练”;这就是,仁义可作为功利主义的表达之工具,但本人信念不必相关于仁义;同理,胡塞尔人格描述可成为有用的哗众取宠之资,但“现象学家”本人不必效法其精神人品!】。他们是“真理名目”的“使用者”(利用者),而非信奉者或真实实践者。正是在此价值观源头上,有人锲而不舍、耕耘不息,以维持此“精神生命力源头”的“火种”之历史性存在,至于其“应用”及“可行性”问题,则为另一人生实践界域,后者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非主体可独立自为达成者(古语:尽其在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时人偏偏在此颇可“自为”之领域却失去了其“良知自我”。此一看似习常现象其实含义多么“深刻”:因爱慕而表达理论话语信念的(此处无关于其理论的正误)和因“利用”而表达理论话语的(此处无关于其理论正误)二者(“表达自身所信者”和“表达自身并不信而欲利用之以达其他目的者”),在表现形式上可能完全相同,而彼此的动机与目的却可截然不同,大多数人必将二种“理论话语表达本身”视作同一(如二者选择了同样的理论主题的话),而两种理论表达的最后“效果”,其实可能与所表达的“理论内容”关联不大或干脆没有关系,反而与彼此的“表达方式和技巧”有着直接关系。结果完全可能是,居心于“利用”者,因强于有效运作其“表达方式”的技巧而可获得更大社会文化影响力。今日传媒术和广告术更为此种“理论利用方式技术学”,提供了历史上空前丰富的知识与技术资源。【由于惟功利主义心态,世人只关注代表“成功”的“知名度”,而不关心知识分子的心态本身,而不知此“知名度”是完全可以人为操作和制造的,结果所跟随信仰的恰是“被制作的效果”,后者可以任意设计与实施,犹如今日电脑之程式设计可随目的而定;有如今日电影艺术可全由市场机制控导。按此,最终的社会性、市场性、传媒性“知名度”还有任何内在价值吗?报载市场宣传术的最新进展之一是“神经营销学”的创立,即利用各种高科技来研究如何通过技术性装置来左右人的兴趣反应,此与一直在研究中的大脑植入晶片技术可谓异曲同工。这些都是高科技时代控制市场宣传术或知名度制作术的“系统工程”,此工程一旦输入人文学术界,“学术效果”将被全盘纳入由人工操纵的过程中了。到了那时,我怕人文科学将彻底被技术化所消灭了。当然那时的“人”可能也就都成了机器人了】。
 
再回到我个人的直接经验上来。几十年来接触学术青年无数,今日回顾,几乎人人都是因为有“实际需要”才参加学术接触和交流的。大多数人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具体学术问题(因此当然是其追求学术私利的一部分),却很少有人像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那样沿传统读书人精神而首先关心本人之人生观、伦理观、学术观等与自身价值信仰问题有关的问题的(新世纪与“五四时代”人文知识分子间的最大区别就是“自身关切内容与方式”上的不同)。在这类根本性价值选择方面,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即都已选择完毕或不加选择的采纳了现成流行观点和方向。余下的真正关注问题都是关于手段性、工具性、方法性、资讯性等技术性问题:简言之,都是关心“如何多快好省地实行已然选定的个人学术规划目标的?”结果这类问题都化简为: 国外谁最有影响?哪本书对于我的研究最有用?当然也包括分享“理论阅读快感”方面。但“理论阅读兴趣”的真实存在并不表明其人有对价值本身的信仰,“理论研读兴趣”可能也只是一种技术类的兴趣。【专业木工在完成作品后也有对技术性运作过程本身的“快感”;读诗时的感动为一事,读诗后照奔名利为另一事;古语“文人无行”指得就是这类矛盾性反差:吟诗作赋时的才情满怀和行事时的唯利是图可融于一身的普遍历史现象。(“朦胧诗派”之所以和“文艺矫情”难于分辨也在于此:用某种技术性的标新立异来自满和“吸睛”,可能都是源于“用的哲学”)“理论爱好”亦同然,理智兴趣并非一定相关于自身价值观、人生观的义理爱好本身,其爱好可以只是针对于该义理内容的“推理技术过程”所带来的理智性快感本身,后者则可相当于木工施作时的技术性快感。因此“爱好哲学”可能仅代表你爱好的是推理程序性快感,一如数学家爱好定理验算成功时的感受一样;或者甚至于相当于“魔方游戏”中的操作过程快感之存在】于是,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家们往往会把这种在排除了基本性价值选择后余存的“准技术性的”理论兴趣之存在,误会为自身已具有了“哲学情怀”或“价值理想”的自我证明。
 
学术上的“自我欺瞒”方式多多,我所一再指出的“以论养学”为其一,此即今日“学术-媒体两栖学人”中颇不乏见者:用媒体通俗话题和阅读面来增加自身知名度+以学术职业作为“论出专学”的证明和支持。之所以称之为“自我欺瞒”,乃因二者之间并无内容方面的密切关联,纯粹是为了扩大“运作舞台”而又可增附二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假象。如一方面任意“评论”,所依赖的是与评论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考量,却为了增加其影响力而宣传说其评论在理论上实根据于其自身的“理论专长”【如一位台湾前立委动辄提醒听众“我是在德国学康德哲学的”。康德哲学话语就成为增附其政论具有专深“理论支持”的证明工具。历史上的哲学家大名往往被人这样“利用”以服务于各种私利目标。MIT那位语言学家更是此类“跨域思想实践”的典型代表。五十年代那位替大跃进张本的工程物理学家则为典型而有中国特色的显例之一】;另一方面,在专科学术方面则依赖其在评论界积累的高知名度以加附到专科学术领域以“伪证明”其自身学术所获得的广泛“影响力”。其实二种“影响力”并非一类,而是聪明学者的自我多方位耕耘的“效果”。我们在此不关心此类现象的社会文化面的影响问题,关心的是这类“两栖学者”如何用其社会文化面的影响力来伪支撑其本业的学术质量方面。因此,最有知名度的人文学者并非可证明其人学术表现出了其人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之信奉。实情可能正相反。
 
为什么今日文史哲理论青年本身的志趣会变得如此实际化或窄化呢?为什么个人的学术理论兴趣会如此实用主义地自我局限化呢?以及为什么对于“无私利关联却意义重大的主题”无动于衷呢?“心胸狭隘”是我看到的当前最可怕的一些人文学者的心态特质。别的都不谈,就只谈这一点:为什么一切学术思想问题都须最终有利于个人职场规划追求(或与此追求相关的心理满足)才给与关切?否则就视为“与己无关”,甚至于“敬而远之”,乃至于最后“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可能仅为了“眼不见为净”以避免受到“心理刺激”。学人害怕“学术挑战”到这个程度,害怕意识到自身的“弱点或不足”到这种程度,也就是害怕面对自身需要知识改进的压力到这种程度!这是中华文明中传统“士精神”应有的气度吗?】而他们的口头禅和学术表达中都充斥着“真善美语言”,却令人感觉不到其背后存在有对此类“所谈价值”本身的信奉。一位北大教授说他那里培养着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一指责当然是说该倾向无所不在之意,哪里只是一校所可独擅!这个利己主义也可描述我此处所说的人文学术理论职业中的职场人之真实“学术驱动力”。好,问题到此为止了吗?当然不是,此一学人心态描述至少可以在另一标准和方式上推广到全世界。但是,如果仅只是说新世纪,由于全球商业化而导致一切学人心态的彻底“变质”(我前文中称之为“异化”),尚不能突显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本文“道德性指摘”的合理性。
 
由于欠缺对“价值本身”的爱慕和真实的信念,由于对于一切学术思想话语的关注都取决于直接间接与自身利害关系的估量,因此当个人因各种客观条件不具备相关实践条件的情况下(年龄,地位,财力,健康,负担,兴趣等等)(估计)自身不再可能介入该价值目标实践时,学人【特别是“功成名就者”。我们长期推动跨学科研究而不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各界“大腕”警觉到“跨学科”会损及自身特权利益,除非以一科为主统御他科学人的那种“伪跨学科”,即实为“兼并”或“垄断”。这又是学界从商界学会的另一招数了】就会立即不再对其关注。这是一种最常见的“与我无关”的心态和理由,而此一态度恰因为欠缺对于价值本身的爱慕性(只关心价值目标对己的有用性)。如若不然,即会区分出并不相同的二事:对价值目标本身的倾慕(爱“真理”本身)和对价值目标对己是否有用的评估。如是前者,那么即使自身不可能参与相关实践,却不至于即因此失去对该价值本身的爱慕,其表现之一可能是:关注自己是否有可能协助他人参与实践?(如鼓励和安排后辈[当然不同于安排后辈为自己的传人这样的私利动机])马君的例子正是表现出了这样的胸怀的存在,不是与受惠者“有交情”(交情属于小集团私利感情的一种,难以成为此类行为的心理支柱),而是反映了出于对价值本身爱慕的一种“具体投射”。
 
本文所提问题真正的要点是既关系到人类全体又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精神事业前途的【此与其物质前途无关,事实早已证明,越是超富可能越是庸俗,此辈富者与技术性成就有关,但与精神事业无关,而中华文明的百分之90遗产,指的不是商人只关心的物质性、感官性的文物,而指的是“文史哲宗艺”精神实践成果的积存】。这就是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各种相关主客观发展障碍因素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学人心态问题,也就是人生观、学术观、实践观的正确树立问题。没有这个心术学上的调整,什么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健康发展都谈不到,因为不论什么历史上留存的伟大学术思想作品,今日均可被当成职场-市场上个人与集体谋利的工具,均可按“说一套做一套”方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换言之,这正是我一再说的,这是今日国内外的人文理论家们纷纷以“求成”取代了“求真”后的必然结果。【近读19-20世纪间“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地区哲学家们的学术文献,那时学人的纯真向学心态哪里是今日西方文史哲职业家能够相比的?当然,“后现代主义的”新世纪,特别是学术制度严谨的西方学界,人文科学的“质量”主要按其外在标准来评估了:技术性规程的严格度,市场上的接受度,教育与就业的相关度等等取代了思想价值本身的评估。简言之:技术性标准取代了价值学标准,而正是技术性标准最方便于人们私利追求的制度性公平保障。】
 
同样的,由于欠缺对价值本身的爱慕,因此也欠缺了自身追求这种价值的生命力(激情,冲动),特别是当此一追求涉及到须预先增加或强化个人相应学识准备时,也就是要预先安排“个人投资”时,就会表现出对相关“代价”的支付是否值得的计算性迟疑。此一计算心态马上就会被本来具有的私利规划目标所干扰而加快了个人对价值本身的拒斥力。当然个人对于价值本身的“冷淡”与“拒斥”心态与行为,实为一综合性动机与思虑之整体,后者成为功利主义取向的学人不得直接亲附价值本身的根深蒂固心理特质。不言而喻,此一心理机制又是与各种外在功利主义机制在交叉互应中起作用的。
 
在此情况下,对价值本身的拒斥和对价值话语(真善美话语)的功利主义“利用”可以并行不悖。此一表面上关乎学者人格的现象,实际上直接关乎人文科学的状态和前途。如果人文科学的存在体现于其“理论话语系统”的存在,而此系统不是以其内容的内在逻辑起作用,而是以其在使用者采取的“曲解利用”策术中起作用的话,此最终的“效用”就与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本身的价值无关而与利用者的意图和策略有关了。人文科学话语演变为被各种功利主义“操作利用”的工具,人文科学实践的性质也就根本异化了。在此,还根本谈不到人文学术理论话语本身的正误问题,后者甚至于立即在职场学界实践中成为irrelevant.因素。这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负面后果,因此本文表面上的“臧否人物”并非是要与因历史原因导致认知不足的学者们来计较其正误得失。要点在于:人文学术话语制作及其结果的“丰富性”和“活跃性”,可不再联系于(根本无关于)话语直意表达的“道理”之正误性,而只是反映了理论话语作为工具被操作时其技巧和效力之大小与多少。【海外持反客观真理存在观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是在为此制造着其认识论“根据”的。他们是现代的“古希腊智者派传人”,但又抛弃了智者派含有的诚实怀疑主义理性面。他们的绝对相对主义不再“诚实”,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朝向于市场的!所以我才在南京大会上,(很可能是世界上发此言者),称之为典型商业化时代的哲学观】因为人文科学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这一代而且关系到以后世世代代的民族与人类的集体精神事业。如今在新科技导致的世界历史发生了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如果此一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前途,已经内在地、从结构上被制止发展了。结果损害的是整个文明的问题。而偏巧各种人文科学的“利用者”们已经通过把人文科学话语系统加以结构性的异化后而使其彻底“工具化”了,因此而有力地提供了一套虚假的“代用品”,使人误以为一切情况正常,“人文科学”的品质和成就将只依据职场内的各种对人文话语系统的功利主义运作机制及其丰硕成果的“表象”来加以判断,那将是多么严重的新世纪精神文明异化现象呢?个人动机世界上通向于集体效果!这就是我几十年来强调人文学术“心术学”必要性的理由所在。而时人陷入职场功利主义泥淖中难以自拔,甚至于对相关“问题本身”表现出普遍冷淡的态度。殊不知,这样的一眼瞥见的功利机会主义态度正是人文科学实践处于严重危机中的鲜明 “符号”!古人言:得鱼忘筌,今人言:去鱼执筌。此即颠倒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学术异化”了。
 
对价值本身的爱慕而非对价值可能带来的私利好处的关注,正是《论语》伦理学系统宣讲的道理。“见贤思齐”,不要说真地是指须诚心“效法贤人”,而至少应该是指不妒忌、不忽略他人的各种向真努力【由于遵行个人功利主义,一些学者在其学术实践观上必然是趋炎附势,失去对价值本身倾慕的学人只能按学术思想现象的“名势大小”来衡量其价值高低】。以上所讲的各种因自身条件不现成具备也无意努力追求的学人,至少应该有兴趣将此义理价值寄托或传承于后人吧?这毕竟也是一种源于关注价值本身而“移情于”任何真诚实践者的姿态,从而表明了自身对于价值本身仍存有亲附之意。此时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相关问题:所谓学人的“自尊心”问题。维护所谓的“自尊心”(实为自利心)是私利治学心态的一部分,如果此所谓自尊心实际上是“虚荣心”的话。而虚荣心源于性格软弱,宁愿在自己编织的虚假光环中求一己之“心安”,而不愿不敢正视自身学术条件的真相,即使这个负面真相并非应由自己负责。还是来自同一种心理态度:什么感受和判断都要挂接到自身当下利害权衡上去。如果存有对价值本身的执着,就会自然从大公角度看待他人与自己的客观条件,并据以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在腐败尚未蔓延的新时期初始,人们宁肯受外行“老干部”领导也不愿受内行“知识分子”领导,正因为前者反而可能从大公立场出发判断人与事,而非事事均联系到领导者个人的利害考虑。而知识分子领导由于自身参与学术活动所以处事反而难得公正了。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在人文科学发展的公共议题上大家不能像当初老干部那样秉公行事呢?或者如我经常的比喻所言: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像大众对足球国队如何发展的问题那样“秉公”思考呢?[那是和自己的私利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类思考根本不必涉及自身的利害思考。人文科学发展的整体问题又不知道比学者个人学养问题广大到多少倍了,为什么不能将以下二者分开来看待呢:哪些是民族人类整体要求和目标问题,哪些是个人条件和目标问题?当整体问题的要求远远高于个人现实条件时,个人能不能抛开私利去秉公思维呢?能不能先将自身利害放到一边而关注一下民族、人类整体需求的问题呢?我们真地被技术化程序训练地只能关注与个人利害相关的具体性问题了吗?】
 
我们再来回头看马君例。关注价值本身者,当其因此关心于某种意义上可体现此价值的具体人和事时,并不是将真正的“关注焦点”由“一般”转换为“特殊”,而是反之通过特殊来表现一般。对价值本身(对人文科学发展本身)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倾心于此超越时空具体物的“一般”,而非将后者具体化为对具体人与事(将一般价值转换为一时片面体现此价值的具体人和行)。然而对于功利主义者,其关注焦点正相反:由于将价值本身只视为私利追求之工具,故对与价值相关的具体人和事反而特别关切,因后者正是与自身私利相关的真实学术运作之基点。结果我们看到了学界“山头林立”现象,此现象明显外化着“以学求利”的本质, 结果必然只能关注于具体人际关系网之经营实践。还不要说,学人对价值本身爱慕的“质量”(深浅强弱)还直接决定着其人学术思想实践中一切相关的动机、目的和手段的抉择方式、也就是决定着其学术思想实践本身的“品质”了。(《论语》条目处处涉及的都是这类问题)如果对真理价值之倾慕与实践的品质“端正”,就自然会皈依于“学为己”原则,而反之以学术实践为求利得的工具时,则会有意无意间自然产生与人争比的意识和决定,这就是“学为人”(求得他人即社会的认可并因此而获私利)。顺便指出:由于人们不细读《论语》,所以大量地误解其中的词语和句子,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此“学为己”以及“乡愿”二词之意涵,特别是一些海外所谓孔学大家们也常常在此基本词义上曲解论语。本文“小题大做”,中心即心态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切早已全部阐发于《论语》之中。而今日学人虽然人人或许熟知论语字面却鲜有学人真正地“行论语”(=行阳明)了。君知否?《论语》作为中华文明第一书(=第一经)包含着对峙于来自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商业主义大潮的人文精神宣示?时人不是回归“论语本身”(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原典),而是回归帝王将相对论语的“曲解误用”(儒家、儒教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仁学的“学为己”就是对抗儒教的“学为用”,“朝闻道”(而非“朝闻旨”)就是“价值至上”(而非价值被沦为工具),“见贤思齐”就是克服利己主义,“独善兼济”就是现世人本主义人生观,“在陋巷”与“与狐裘者立”就是反名利权人生观,几乎无一格言不针对今日学人之心态品格问题,所以确可称之为万古长青之学!不仅对中华,而且也[经解释学地阐发后]对世界均如是。
 
马克思当初贫病交加而决然走进大英博物馆时可能会表现其人当时会有任何名利权意识吗?(1959年初读梅林传记事我对此已可认定)我们在此不谈其学之内容及其后世影响等各种错综复杂的是非问题,只就这一点论,这还是今日在西方学界看得到的知识分子身影吗?(也许这就是权威性的50册西方标准文库 “Great Books”也须收入其人代表著作的理由之一吧?)
 
本文的小题大做,确有其“张大”的理由。强调对价值本身的爱慕心态,直通于对伦理主体性建设的需要。本人一反当前西方人文科学主流倾向而认为:如无人类主体性重建和强化,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或改革将不可能实行。所展开和积累的一切,在今日商业化、市场化、职业化制度性运作下,都仅可成为“被运作的材料和工具”,其最终目的则受制于、服务于各种唯物质主义利益目标的需要而已;人文科学(文史哲宗艺)将必然成为受制于其他科学和商业化文化的准艺术性玩赏品和各种科普类学术之附庸。而十九世纪马克思时代和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时代都是矢志于追求“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独立性存在的思想潮流。(当然那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尚不如今日明显,所以今日真正复杂而重要的任务是由二战后才在欧洲大致成型的“人的科学”加以体现的)对此相关于人类文明整体前途的特大问题,中华文明的原始伦理学智慧竟可突然呈现出其隐藏着的现代化“基因密码”,即正好适时地介入了新世纪人文科学重建事业之设计中的伦理学重建部分。凡此种种,无不首先相关于独立的伦理主体性之重建。而今日主体性重建,实乃特别相关于中华仁学的现代化革新事业——即从其儒教教条主义还原到原始仁学的纯粹人本主义伦理学。“朝闻道”就是孔孟的“以仁为本”(内在义理为先),而非儒教的“以天为本”(外在权势为先),就是对“价值本身”(仁本身)的爱慕和依附。此种动机-目的层的价值学取向,才能成为参与推动人文科学重建的主体实践力,而为获得此实践力,必须先得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朝向于价值本身之心志。
 
(2015-7-29于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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