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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哲学、经济伦理学、文化哲学、文化产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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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的对峙、理性与话语暴力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建明 点击:14342次 时间:2014-08-11 23:01:40

 【内容摘要】公众舆论的多样性孕育了正确与错误意见的对峙,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刻板印象。网骂、武断与荒谬绝伦的公众意见都带有话语暴力的色彩。回归舆论的理性,表达意见尊重事实,重视推理分析,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特征。公众舆论调查的理性概念和命题,是认识公众舆论规模和声势、摒除话语暴力的手段,是媒体传播理性舆论、防止虚假舆论的蒙蔽、担负促进舆论融合的使命。

  【关 键 词】公众舆论;话语暴力;舆论理性;舆论调查的概念与命题

  今年两会期间,有位政协委员拿出一份公务员涨工资的提案,经媒体报道,招致2万多网友的批评,引发铺天盖地的网骂,有人发出这样的狠话:“昆明的暴徒,应该先把他砍了!”据报道,这份提案却受到“所有公务员的追捧”。[1]现时代,这种舆论对峙和话语暴力极为普遍。消除社会舆论对立,推动公众舆论的融合,不仅是大众传媒的使命,也是政府官员以及每个公民应有的舆论意识。

  一、舆论对峙中的反理性冲动

  美国学者格拉瑟和萨蒙说:“也许听起来有点刺耳,像舆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舆论不可能是可靠的判断和推理。”[2]这个结论言过其实。公众舆论中有公正、合理的判断,也有荒谬的断言。同时存在的若干种公众舆论,正确与错误总是相伴而生,呈现不同的意见集合。施密特、谢利、巴迪斯在《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中认为,“公众舆论不只有一种,在一个有2.8亿人的国家中(指美国——本文作者),关于某个问题可能有无数的不同意见。公众舆论是成年人口中某部分人所认同的各种态度或信念的集合。”[3]多种信念集合既有观点相近的舆论,也有态度截然对立的看法,两极舆论时有反理性的冲动。

  公众舆论及其冲突的出现,标志着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分歧和信念对立,是社会层级结构的反映。《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认为,“公众舆论告诉人们,公众在某个问题上的分歧程度以及达成妥协是否可能。如果很大一部分人表达同样的观点,就是‘存在着一致’。舆论可分为‘一致的舆论’‘分裂的舆论’和‘无倾向的舆论’三种。”[3]“一致的舆论”是民意,“分裂的舆论”是公众舆论,即若干占25%~60%以下的众意;“无倾向的舆论”是持有不置可否态度的人群。辨别公众舆论不仅看其量度,由数据确定它的规模,某种职业、团体、阶层(阶级)或某个年龄段的人的共同态度,都是构成公众舆论的重要因素。

  错误的公众舆论依据某些现象进行想象推理,提出片面、武断的判断,甚至推崇话语暴力。有些公务员工作拖沓、不作为,对民众诉求冷漠无情,少数官员一度“四风”盛行、劣迹斑斑。对这类公务员的惰政和腐败的推演和想象,难免将一切公务员污名化,夸大、扭曲了社会图景。正如李普曼所说:“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的舞台、舞台上的形象和人对那个形象所做的反应,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即“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对行动的情景中产生想象的反应”。[4]公众舆论一旦包含想象的成分,就会放大议论的对象,忽视甚至抵制理性思维。反对提高公务员工资,正是某些公务员形象不佳导致的结果,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有劣迹。理性的公众舆论尊重事实,重视推理分析,冷静张扬自己的意见。大多数中西部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甚低,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社会各行各业的工资有高有低,要和能力、付出和贡献成正比。媒体简单地传播赞成或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都没有揭示舆论的理性,张扬话语暴力有违职业操守。

 二、回归公众舆论的理性

  在西方,公众舆论历来以诉诸真理为己任,如果出现错误只是误传或不知情的结果,决不会恶意挑唆和辱骂。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开辟了表达意见的场所,打开了民主的天窗。思想启蒙时代从“公众”中引申出的含义就是“理性公民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公众意见成为大众意愿的集体发声,最有力的表达场所就是新闻媒体。今天我们的网络,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但许多声音外表浮华,缺乏内在、缜密的思考,群骂、攻击、侮辱此起彼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都违背了公众舆论的本性。

  早在中世纪,阿奎因、马尔密斯布里以及稍后的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就开始强调“公众舆论”的肃穆与求索,“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也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到17、18世纪,公众舆论的影响越发强大,帕斯卡尔、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甚至莎士比亚和台姆坡等人的著作都强调公众舆论的理性,要求政府对其尊重。当时的法国总理奈克尔指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有傻子、纯理论家、道德哲学学徒才不懂得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中重视舆论”。[5]贝克对18世纪晚期的法国作出了这样的评述:“比起某种发散的社会学的指示物,‘公众意见’更像是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建构物。”[6]

  公众舆论在欧洲长期的发展中,同样要经过社会讨论才能形成,而不是一哄而起的即兴表达。它出现的前提是:1.公众和公民的出现;2.公民有权表达自身的想法;3.公众广泛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4.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和广泛传播;5.人们富有舆论道德,在讨论中主动放弃不当意见而去认同正确意见。为此,泰勒写道:“公众意见,如我们先前所想的,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尽管其中一些内容是我们本能认同的。它是经过争论和讨论之后得出的意见,并且被我们接受为某种常识。”[7]在欧美学者看来,公众多是“有能力影响政府行为的人群”,“因他们的作用而使政府改变行为”,或者是“效忠国家者”和“乐于关注新闻和消息的人”。[8]这样的公众及公众舆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这样的舆论才有矫正政府决策的作用,大放厥词或网骂是起不到这种效果的。

  西方舆论调查表明,从组织化团体的角度看,松散的公众与政治层级的公众常常重叠,构成社会分层的话语背景。在公众之间除了利益纠葛,还有风俗和刻板印象。任何人想了解公众意见,必须先了解它的社会层级、利益所在和刻板印象。无论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公众、主要的和次要的公众,还是强大和无力的、贤明和愚蠢的公众,一旦他们的话语践踏了理性,就会遭到大众的鄙视,被公众舆论排斥在外,更不会得到喝彩。以严谨的舆论调查确定公众舆论的类别和想法,按照理性曲线探索人们的严肃思考,能够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在消费市场中,公众舆论调查的应用更为广泛,从企业、商家、大众传媒到政府的经济部门,都通过舆论调查获取有价值的见解。遇事不加思考和认真分析,快意于一阵痛骂,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意见。

 三、舆论调查的理性手段

  舆论调查作为认识公众意见的途径,能揭示舆论的种类(赞成、反对、肯定、否定等)、数量和诉求,为研究社会思潮、意见纠纷和商品市场的前景寻求可靠的数据。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通常被视为同一回事,但严格来说,舆论调查是为了获取不同众意的指数,了解所有公众舆论的变量,而民意调查则专指确认政治事务的民心支持率(是否达60%以上)。在使用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这两个概念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二者的区别,甚至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异。但二者使用的态度概念是相同的,提出调查命题的方式也大体一致。

  态度概念和态度命题是再现各种公众舆论的理性手段,索取人们对调查内容的严肃思考,把网骂、荒诞不经之类的话语暴力排除在外。任何粗暴语言,都不符合舆论道德规范,也无法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刻、明智的说明,充其量它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真实情绪,有某种警醒的意义。但由于它远离深刻的理性,不能让人们对舆论指向有正确的理解。

  态度概念作为可测度的词汇,诸如同意、反对、赞成、希望、满意、不满意等,能在命题中显示意见的基本倾向。比如,在“你是否赞成公务员提高工资”这个总命题下,可拟出一系列分题:“大多数公务员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当前我国基层或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收入很低(正科级4000元 副科级3500元 科员3000元 办事员2000元)”“部分公务员不能勤政为民、有灰色收入,不应提高他们的工资”“尽快提高廉洁奉公、务实清廉、工作成效明显、取信于民的公务员工资”……。在这类命题下可列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坚决反对、不置可否”五级概念,由民众自主选择表达。这类方向性态度命题只要符合实际,就能测出民众正反意见的人数。

  建设性态度命题引导民众对解决社会问题表达主张,提出建议,是制定公共政策、破解社会难题的手段。例如,在“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这个总命题下,可列出选项:1.消除官员腐败、严禁灰色收入、勤政廉洁;2.清理公务员队伍,辞退不合格者;3.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建立精干的公务员队伍;4.一切公务员要通过公平考试录用;5.公务员收入要见诸阳光,高级公务员要定期公布财产;6.你认为还应有何种前提……被调查者在“同意项”或“反对项”打钩,能统计出舆论指向的量度。当公众意见严重分歧时,他们按照概念表示各自的见解,就可能显示出不同公众舆论的强弱,确定调查结果。

  在特定的调查题目下,调查命题的设计者不可能,也无须囊括所有观察的角度去说明社会问题,只要列出一套最能说明问题的简明句子,准确表达人们的认识,就能获得特定的意见指标。常用的舆论指标有以下几种:1.同意度指标,表明赞同或反对的级差;2.满意度指标,指人们对所测问题的满意程度;3.期望值指标,即人们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4.评价度指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好坏、优劣作出评判,例如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5.价值指标,由价值判断表达对事物的看法,例如极好、较好、利益极大、利益较大、有一定利益、利益较小、没有利益、有害,等等。

  在舆论调查中,对公众态度概念和命题的陈述,不仅要符合实际、用语贴切,而且还要使被调查的民众容易理解。这种科学严谨的理性调查手段,不仅能培养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且可防止话语暴力进入公众舆论的护栏。

 四、舆论声势与舆论调查的误差

  在媒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调查论断:“形成舆论强度”“造成舆论声势……”“强势意见正在转化为民意”。什么是“舆论强度”,什么又是“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与“舆论声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在舆论调查中如何发现和确定误差?这是舆论调查设计和撰写调查报告的关键问题。

  如果对某一社会问题形成民意,无疑它是强度最大的公众舆论。当对某个问题的民意还没有形成时,数量最大的公众意见就可能是强势舆论,显露出高昂的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不仅包含表达意见的公众数量巨大,而且态度坚决、呼声强烈,是由“坚决同意或坚决反对、坚决赞成或极不赞成、非常满意或很不满意”之类的态度概念表达的。少数人即使态度坚定、执拗,其影响力依然微弱,不可能形成舆论声势。

  舆论声势有三种规模:1.局部规模,某种意见仅在一个地区(某个县区或城市)高涨;2.膨胀性规模,舆论主体达到成年人口40%~50%的比例,在多个城市或地区出现;3.全局性规模,某种意见已接近60%的人赞成,并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流传,很快能发展为民意。大众传媒上常说的“大家认为”“群众一致呼吁”“社会反响强烈”,都属于这类声势的舆论。舆论调查捕捉、确定不同规模的众意,常常出现误差,甚至把少数人竭力喧嚣的意见误认为规模较大的众意。这类“多少颠倒”的现象,也是舆论非理性的表现,往往被大众传媒所追捧。

  互联网是制造舆论声势与舆论强度最好的媒体,几千、几万人的帖子和微博发出相同的呼吁,在大众看来,似乎是全民的意见,实际对全国整个人口而言,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少数派。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把握舆论声势的真实“个头”,借助抽样数据进行概率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社会影响。忽视舆论调查的科学抽样,必然放大可能出现的误差,对舆论强度与声势的评价难免偷梁换柱,把少数人的意见误认为是大众的意见。

  所有舆论抽样都有误差,舆论调查机构有时利用误差制造虚假的舆论声势,媒体若忽略这类误差就会被舆论阴谋所利用。西方严肃的报纸有关民调的报道,“通常会加上一个小边样,提醒读者注意调查误差,并解释其含义。电子媒体也常在稿子里提到正负几个百分点的抽样误差。然而,媒体在承认调查结果必然带有某种不精确时,通常只用一两条注解来处理,不如报道调查内容那样显眼”。[9]这类舆论调查报道,同样让人们忽视舆论调查的误差,甚至中了少数人极端意见的圈套。在通常情况下,样本数量足够、类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调查命题客观准确易懂,才能把误差降到最低限度。

  美国民意协会前任主席及全国民调评议会评议员巴德?罗普曾在十多年前警告说:“在新闻稿中只提到抽样误差这一种,会让人以为除了抽样误差外,所有调查结果都是正确无误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也不是你该让人们产生的印象。许多民调报道现在都在稿子里指出,抽样误差只是整个调查过程中多重误差之一,其实,每一项舆论调查都受制于若干实际执行上的困难。”[10]某些人拒访而造成的误差,对舆论调查的失真具有关键作用;态度命题从哪个角度向回答者发问,可能有误导作用。罗普还强调:“许多人会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意见,在民主社会中,他们有权这么做,这些意见也可能对政治运作过程造成重要影响。然而,在报道舆论调查结果时,如果发现调查主题并非大家熟悉的事情,就要特别小心了。”[10]那些发出语言暴力的人,对谈论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知道的是否全面,这不仅对舆论调查及其报道,而且对他们本人都是一面镜子。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何香久.别让公务员为少数腐败者买单[N].新京报,2004-03-05.

  [2]Theodore Lewis Glasser,Charles T.Salmon,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Guilford Press,1995:p37.

  [3]Steffen W.Scmidt,Mark C.Shelley,Barbara A.Bardes.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Wadsworth,2004:p198.

  [4]Lippmann,W.Public Opinion,Greenbook Publications,LLC,2010/1922:p15.

  [5]Harwood 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formation and role,D.Van Nostand Company,Inc,1965:p26-27.

  [6]Baker,K.M.,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

  [7]Taylor,C.Modes of civil society.Public Culture 3(1)1990:109.

  [8]Bryce,J.& Bryce,V.Modern Democracies,Kessinger Publishing,/The Maomillan Company,2004/1921:p31-40.

  [9]Lavrakas,Paul J.,Holley,J.K.,Polling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verage.,Newbury Park,Sage,1991:p189.

  [10]Gawlser,S.R.,Witt,G,E.A Journalist's Guide to Public Opinion Poll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1994: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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