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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信息和新闻传播的研究工作,但是几乎从未脱离过媒体,在一个人只许有一份工作时,他就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当了6-7年专栏主编,接着参与创办《消费报》,担任编委,后来又担任《新闻记者》杂志常务副主编、主编达11年。 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却闯入法律殿堂并且乐而忘返。除早年为《民主与法制》编写过几本普法读物外,他的主要学术结晶是媒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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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
从《波茨坦公告》到《终战诏书》:日本、苏联两失算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力民 点击:625次 时间:2017-11-06 00:21:09

   

   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之《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即《波茨坦公告》发布,其后20天时间内相继发生的大事是:

   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公开讲话称对公告“置之不理”,新闻界普遍理解为日本政府拒绝了《波茨坦公告》;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7日15时40分日本外务省最末一次致电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训令其催促苏联对“近卫访苏”表态(注:7月12日天皇召见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派其以特使身份访问苏联,以让出日本在远东部分利益为筹码请求苏联维持日苏中立、调停日美关系以结束太平洋战争);

   8月8日佐藤应召面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时欲询问苏方对“近卫访苏”之态度,结果被告知苏联决定附署《波茨坦公告》、终止苏、日中立条约并于9日对日宣战;

   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尚武一小时后即是满洲的8月9日,苏军发起远东战役;

   8月9日11时长崎原子弹爆炸,同日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依例要求会见东乡茂德外相,东乡以忙为由安排在次日上午,会见是戏剧性的:马立克东乡向递交宣战书、东乡则说日本已提出投降了;

   8月10日日本经中立国照会同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但请求附加谅解“不包括足以损害天皇作为君主的特权的任何要求”;

   8月11日美国代表各盟国发出“贝尔纳斯答复”,明确“天皇……统治权置于(subject to)……盟军最高统帅的限制下”;

   8月14日23时日本经中立国照会同盟国“天皇陛下已颁发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规定”;

   8月14日19时(东京时间8月15日9时)美国播发杜鲁门总统声明宣布日本投降,“……已经命令盟国的武装部队停止进攻”,三小时后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广播。

   在20天的数轮外交回合里,美国的反应很快。8月10日6-7时日本外务省通过驻瑞士、瑞典公使发出乞降照会,美国方面于10日7时33分(东京时间21时33分)从新闻广播获悉后立即召开高层会议并形成一致意见即“贝尔纳斯答复”,12日0时30分日本就从广播收听到这个答复,距发出乞降照会仅有27小时。《波茨坦公告》初稿由前驻日本大使、时任代理国务卿格鲁、国务院官员杜曼起草,早在5月28日即提交杜鲁门,初稿第12条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最高决策层对公告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激烈争论后放弃了此条款。公告发布后尽管发生了日本不理睬、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对日宣战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等事件,当日本再提出以关于天皇制的谅解而接受《波茨坦公告》时,美国决策层早已成竹在胸:保留天皇制是次要的,关键是改造天皇制、改造日本。

   嗣后,8月14日23时日本通过驻瑞士、瑞典公使发出投降照会,美国于14日16时(东京时间8月15日6时)收到正式文本,国务卿贝尔纳斯立即通过电传打字机与各盟国磋商。贝尔纳斯申明美国政府的明确态度是认为日本已经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并即将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贝尔纳斯根本没有打算让重庆、伦敦及莫斯科的同行充分发表意见:麦克尼尔称“贝尔纳斯压住刚刚开始的争论……他请其他的政府也照这样做,然后就关断了电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随即(14日19时),美国对外播发杜鲁门声明宣布日本投降。美国只是同盟国名义上的盟主,之所以能便宜行事与盟国间没有常设协调机构、甚至没有对日作战总司令也有关系。

   几次外交回合中日本关键的两次回应时间很长,从7月26日《公告》到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之间还发生了重大悲惨事件: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附署《波茨坦公告》对日宣战并发起远东战役、长崎原子弹爆炸;从8月11日“贝尔纳斯答复”到8月14日23时发出投降照会之间则有东京的陆军叛乱行动。

   在最初的回合,苏联除了保持对日本的不即不离态度没有更多作为,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两日苏联匆忙决定附署《波茨坦公告》、对日宣战,同时启动远东战役。

   二战最后胜利阶段的诸多意外情节受日本与苏联的决策所影响,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东方出版社1985年)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日本的因循拖沓,俄国的装聋作哑和美国的不耐其烦,形成了这种局势”,当然这只是外在表现,背后却是利益笼罩下的日本与苏联决策失误。

   一、日本不想输得太惨  寄厚望于苏联的调停

   在日本败象显露之时,内大臣木户幸一促成的“重臣上奏”如期而至,1945年2月天皇先后召见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文麿、牧野伸显、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东条英机听取对时局的意见。14日近卫文麿对天皇系统地阐述了个人意见:

   “战败……是必然结果”、“满洲事变、中国事变、以及最后发展成的大东亚战争,这些都是军方有预谋的计划,现在也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结束战争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军部”、“英、美和重庆的目标就是要打倒日本军阀,如果军队的性质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也会改变”。

   近卫正式建议“整军”并启用宇垣一成(前陆军大臣)、香椎浩平(“2.26”事件时东京戒严司令)、真崎甚三郎(皇道派首领、“2.26”事件时陆军教育总监)、小畑敏四郎(皇道派实际组织者、前陆军大学校长)、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强硬反对者、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阿南惟几(前陆军省次官)、山下奉文(东条英机强硬反对者、前陆军航空总监、时任菲律宾第14方面军司令)等人参与军部决策,日本上层主和派人士的“终战”、“求和”思路在1945年初即已形成。

   4月7日成立的铃木贯太郎内阁被称为“终战内阁”,外务省是“主和派大本营”,据说外相东乡茂德在入阁前专门研究过一些国家的战败史。

   收到《波茨坦公告》后外务省举行高层会议,条约局长认为“应该马上接受”,政务局长称“既然苏联态度不明确,马上接受公告又不受欢迎,还是暂时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为好”,次官认为“除最终接受公告结束战争外,别无他路可走……此时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适当的做法就是指导报纸不加任何评说地发表公告全文”。由此东乡茂德于27日上午面告天皇的判断是:《波茨坦公告》只是《开罗宣言》翻版,虽然应当接受但为了等待请求苏联调解的结果,应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日本读卖新闻社《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档案出版社1992年)。

   令人吃惊的是“主和派大本营”竟然做出了如此的愚蠢对策,完全无视公告关于“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的警告。公告所称“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表明这就是最后通牒。正式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与格鲁-杜曼初稿相比删去了一宽一严,即删去保存天皇制与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两款,恰恰是《开罗宣言》精神在实际事务方向的延伸,这可能是导致日本误判的客观原因。但就算公告是《开罗宣言》的翻版,发布时机却是大不一样的。

   日本一些重要人士对公告持有正确的判断。收到公告后东乡茂德给佐藤尚武发电报催问近卫文麿访苏安排,佐藤2 7日第1458号复电指出“……《波茨坦公告》是(投向)日本的巨弹,表明了三国进行对日最后攻势的决心,在这种决心面前,无法想象身为同盟国成员的苏联现在会出面调停。还有这个公告也是对日本通过苏联进行和平试探的反击”。

   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第837号电报(东京1日收到)认为公告“1、没触及天皇及政体。2、承认日本的主权。3、承认行使主权的国土。4、无条件投降…只限于日本军队”,与盟国对德国投降要求(《雅尔塔宣言》)比较,“可以认为,美国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没有打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招牌”。

   佐藤尚武与加濑俊一的分析是正确的:公告内容有日本政府应如何如何词语,这表明没有取消这个政府之意,通常“政府”一词可理解为包括天皇制的整个国体;当时形势下苏联调停决无可能。他们如此明确而坚决的表态没有引起外务省的回应,外务省仍然顽固地坚持要先请求苏联调停。东乡茂德致佐藤尚武(同时发加濑俊一)第952号电报称“关于《波茨坦公告》,苏联知道吗?因为本国在等待苏联关于派近卫特使一事的回答,所以,想了解这与《波茨坦公告》有怎样的关系?苏联是否和英美讲了近卫特使一事?另外,关于对《波茨坦公告》的处理方针,是等待苏联对我方要求做出回答后再进行研究,望尽快回答”。加濑俊一第837号回电“苏联当然知道这一公告的内容及其发表的时机”。佐藤尚武5日电报“如果早日通告日本提倡和平的决心(即接受公告),还有可能进一步放宽条件。但是。无论如何放宽,象德国一样,也摆脱不了对战争责任者的处罚。战争责任者如果真是忧国之士的话,从容牺牲,也确是不得已的吧”。苏联不可理喻的欲擒故纵表现引导了外务省的固执,而佐藤尚武与加濑俊一的清醒也没有唤回外务省的固执。

   自1945年2月始苏联西伯利亚铁路东行军用列车活动频繁,这是日本军部一直关注的严峻事实,并作出苏联可在8月底完成开战准备的基本判断。即便如此,日本决策层对于苏联的居间调停仍有如此大的期望,这除了用绝望中的侥幸心理解释,更可以看作为日本对宿敌的特殊洞见——关键时刻苏联一定会想到如何追求更多的利益。

   从外务省定下“漠然置之”的基调,到铃木贯太郎“置之不理”的表态,已经产生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的严重后果(这并非外务省的原意),佐藤尚武28日第1476号电报告知外务省:“BBC广播:日本无视26日的《波茨坦公告》。但本大使没有从本国收到那样的公电”!东乡茂德为发生如此重大的外交误解而大怒,向内阁“提出抗议”,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对于军部的惧怕是外务省误判的另一原因,绕过军部的办法是直接请求天皇发表广播讲话以结束战争。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下村宏早在8月1日就有此设想,他认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内阁会议很难通过决议接受公告。种种因素造成的延误使下村宏到了8日上午才得以拜谒天皇,此时原子弹灾难已经发生。

   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14日的杜鲁门声明称日本“完全接受了规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作任何保留”,根本不提日本有“附加谅解”的要求。日本方面所谓“接受公告并加谅解”的重心与实质是“接受公告”,“谅解”只是托辞而已,熟稔外交手腕的外务省完全可以在公告发布后就以“接受公告并加谅解”的方案提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进而策动铃木贯太郎请求天皇“圣断”。东乡茂德与丰田副武在战后接受讯问时曾称“如果《波茨坦公告》能附加某些条件,则在7月底,陆军(包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不会反对接受”,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外务省贻误求和进程的对策是在军部尚未干预情况下做出的。

   日本当局搁置《波茨坦公告》、坚持追寻苏联调停,诚然是冒着风险,但在没有料到美国已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情况下,这个风险似乎不大,就算苏联对待调停问题继续不即不离,无非是拖一拖等到美军开始登陆行动再求降。

   二、双重身份的苏联没有得到额外利益

   在美英苏三国波茨坦会议期间发布的却是美英中三国之《波茨坦公告》,这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件,奥秘在于苏联早就设定了自己在远东局势中的特殊角色。

   苏、日外交关系及1941年中立条约关系保持到远东战役开战之际。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尚武大使,声明“在此情况下,日本与苏联间的中立条约已失去其意义,证明这一条约的延长是不可能了。鉴于上述情形并依照上述条约第3条关于5年期满的前一年废除条约的权利的规定,苏维埃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它废除1941年4月13日条约的愿望”。这一说法曾被一些资料误记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终止。实际是该条约设置有自动延长机制,欲使该机制失效应在一年前提出,莫洛托夫声明的作用在此,而日苏中立条约仍然有效。

   7月底波茨坦三国参谋长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称“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注:实际签订日期是8月14日),苏联暂未参加《波茨坦公告》的理由似乎是军事准备不充分与中苏关系尚未签约。

   据佐藤回忆,4月5日莫洛托夫召见时有口头表示:“只要日本方面遵守条约,苏联方面在今后一年内也会继续遵守该条约”(《回顾八十年》,时事通信社),但远东战役的准备却是几乎同时开始,因此莫洛托夫的口头表示是不可以相信的:梅列茨科夫元帅于4月中即到达乌苏里斯克远东第1方面军之前身滨海集群司令部就任;6月末远东军兵员与主要装备的调动已达到实际开战水平的80%以上;6月下旬莫斯科胜利阅兵期间苏军大本营确定了远东战役具体计划即《6月28日训令》。从6月底到8月8日苏联随时都有把握发起远东战役,就算三面合围满洲有困难,仅动用远东第1方面军攻击满洲东部或进攻南库页岛、千岛列岛都是对于日本的致命打击。一方面是兵员、装备与物资的充足准备,另一方面是开战的关键几步尽量拖延。远东战役被视为最重要的一着棋,必须精心选择时机。

   苏联在战后将要获取的利益中部分涉及到中国,即中国东北利益与蒙古独立问题(恰好也是日苏中立条约的重要内容)。苏联希望获得中国的明确表态,其实也这只是图个形式认可。中国作为特殊的战胜国须解决的问题太多——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文告称“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问题既有战争中发生的也有近百年发生的,敌对国关系、同盟国关系也是相互交叉。苏联会用那样平等态度以待中国令人怀疑:蒙古独立是20多年的既存事实,拖一拖也无妨;而在旅顺、大连问题上中国本身亦有法理困难(俄国通过租借条约取自中国,日俄战争日本又取自俄国且有中日条约承认),等待中苏签约不是实质性因素,签约带来的只是外交上的冠冕堂皇。

   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必须单方撕毁日苏条约,而不参加《波茨坦公告》即意味具有双重身份。苏联没有及时签署《波茨坦公告》真正的理由来自于苏联显然据有身份优势:既可以以美中英军事盟国身份对日作战,击溃关东军、对满洲实行军事占领;也可以通过调停来帮日本一把,使日本虽战败而不至于投降(日本的愿望)或投降而不至于太惨。无论怎样,雅尔塔会议所明确的利益都是稳得,而后一选择可能的后果是日本将成为其盟友。

   苏联的身份优势与美英过早地许诺苏联以远东利益大有关系。美国始终关注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强大兵力,视为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重要障碍。美国战略决策的某些失误是否与对关东军实力的过高估计有关,这是战争史研究上的疑案。远东战役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有22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全部兵员约60万。关东军有作战经历的只是6月从关内调入的3个师团,有6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匆忙组建还不到一个月。

   欧洲战事早已结束,看似水到渠成的反日同盟到7月26日都未能现身、最终却是戏剧性地登台于8月9日的远东战场。这难解之谜在《杜鲁门回忆录》中并无答案:杜鲁门以平淡口气谈到因苏、日有条约关系苏联不能参加《波茨坦公告》,他与斯大林曾就此单独交谈。大概也是美、英看透苏联之深度企图,不指望苏联有更好的表现,因此战后学者的研究多有主张是杜鲁门有意排斥了苏联,这正是原子弹试验成功带来的影响。

   苏联继续以敷衍态度对待日本的调停请求: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外交部官员称高级领导人已赴德国参加会议不能答复日本,波茨坦会议期间代理外长洛佐夫斯基又称不明了近卫访苏的目的,《波茨坦公告》发布后日本外务省再令佐藤晋见洛氏、洛氏称因斯大林在柏林无法回答等等。同时,苏联却又向美国通报日本的动向,《杜鲁门回忆录》称7月28日会议时“斯大林说,他愿在我们开始讨论会议议程之前,宣布一项声明。他说俄国代表团曾经收到日本一项建议。虽然当英美起草对日最后通牒时,并没有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但是他还是愿意把关于日本的建议通知盟国”,“斯大林宣称,这个电报除了比以前的建议更加明确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个电报所要得到的答复将比上一次更加明确。他说,他的答复将是否定的。由于俄国政府的上述答复,我向斯大林元帅致谢”——杜鲁门仅以礼节性态度回应苏联的说辞。

   身份优势与利益追求导致苏联欲将其特殊作用发挥到极致,精心选择最合适的时机也就是公告发布后形成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僵局,双方都最需要有中间人出面,苏联也因此而错误判断形势发展。

   无论苏联是真调停还是假调停,美国的利益都不可能接受苏联在远东有更多表现的事实,于是美国坚决地甩出了原子弹大牌,苏联的期盼终于走到尽头,7日斯大林决定加入《波茨坦公告》、启动远东战役,既没有顾及作战准备是否充分,也不等待苏中条约的签字。在不知道美国已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苏联的坚持有很大风险——如果《波茨坦公告》一发布日本立即投降,苏联岂不赌输?但这正是斯大林的行事风格,输也不过是外交脸面之输,基本的实际利益不会丢。

   调解、进而主宰远东局势实在只是苏联的非分之想,战后苏联欲在日本本土获得一点占领权也遭到麦克阿瑟的坚决拒绝。斯大林的政治家道德底线似乎很低,但是在军事上没有足够的表现而政治赌博又失算的情况下,对于麦克阿瑟的怒斥也只能忍耐。反之,苏联如果早日出兵或许多少能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例如早于美军占领了北海道,则战后的远东局势自会大不相同。

   苏联错误判断的主要根源是没有预计到美国握有原子弹大牌,或者一般地说对于美国军事能力的低估。公告发布前两天杜鲁门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即将使用杀伤力极大的新式武器,没有引起后者重视。苏联既然有更大的企图,应当密切注视美国的动作,特别是及时评估美军对日军事打击能力及效果。美国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战斗机轰炸机编队远程轰炸、以庞大舰队为后盾的两栖作战与近岸打击,恰好是苏联所不能企及的。7月26日至8月6日期间美军对日本本土的常规攻击有:

   7月26日300多架B-29飞机轰炸松山、德山、大牟田,海军潜艇炮击国后岛;

   7月27日B-29机队在福冈、舞鹤、仙崎等水域投放水雷;

   7月28日2500余架舰载机轰炸濑户内海、吴港,一气击沉“榛名”“日向”“伊势”号战列舰、“天城”号航母、“青叶”“利根”号重巡洋舰、“北上”“大淀”号轻巡洋舰,500多架P-51飞机等攻击关东地区机场、兵工厂,600多架B-29飞机轰炸青森、津、一宫等;

   7月30日海军舰艇炮击清水市街,2000架舰载机、100架P-51飞机攻击关东、东海等地;

   7月31日400多架P-47飞机攻击九州,潜艇炮击北海道苫小牧;

   8月1日400多架B-29飞机轰炸长冈、水户、川崎、浜松、富山,潜艇炮击北海道样似;

   8月3日100架P-51飞机攻击关东地区;

   8月5日400多架B-29飞机轰炸高崎、前桥、芦屋、西宫等处;

   8月6日B-29飞机广岛投放原子弹,100多架P-51飞机攻击关东地区,180架P-47飞机攻击鹿儿岛、都城、今治;

   即使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美军仍保持对日本的强大常规军事压力,例如13日有美国海军舰载机、舰炮对信州地区的近岸打击,14日夜间又有陆军航空队400架B-29飞机、P-51飞机对大阪、九州的轰炸。美军确有登陆九州的“奥林匹亚”计划,也有人员伤亡的估算,一种说法是美国为减少人员伤亡而使用原子弹,其实长时间持续海、空常规打击已足以压倒日本,而可能无需两栖作战。

   四年对德战争中,苏军以地面作战为主,海军只有规模不大的潜艇战,空军主要是防御格斗、战场支援,苏军统帅与将领既无陆海空立体战的体验,又没有必要的知识,战争期间大概也没有深入的军事学术研究,不能深刻认识美军作战方式与作战能力。日本为一狭小岛国,在缺乏有力防空体系、海军舰队丧失近岸防御能力(更不能为海上交通护航)的情况下,除了投降还有什么办法?就算没有秘密武器原子弹,美国在战争期间开发升级了众多常规兵器与核心技术,如陆军航空兵的B-24、B-17、B-29远程轰炸机,P-51战斗机、P-47战斗轰炸机,海军的F6F、F4U、SB2C、TBF/TBM舰载战斗机攻击机,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衣阿华级战列舰,陆军的M4坦克等,以及无线电近炸引信、雷达都已在战场大显身手,均为苏联所望尘莫及。波茨坦会议上安东诺夫曾要求美国海军采取行动打开并保障日本北方海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答复须待九州攻占之后,可见至战争终期苏联远东海军仍然比日本海军弱小。

   只要日本战败,苏联一定可以得到的美、英承诺的利益,远东战役要搞成150万大军、三面合围的庞大规模是因为苏联还要附加雪日俄战争之耻、掠取占领地物资的目标。苏联的误判却影响了日本的决策,日本的失败比预想的更惨。一些论者夸大苏联发起远东战役的作用,实在是崇拜那以苏军大牌统帅华西列夫斯基为首150万大军、三面合围的气势。德国投降后日军判断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预料在8、9月份大体能够就绪,决定关东军作战要点是“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新京-图们)以南、连京线(大连-新京)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8月9日凌晨苏军正式发起攻击后,10日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强调“‘以对苏作战为主,随时击破进犯之敌,确保朝鲜’。就是丢掉满洲,也要保住朝鲜,这是大本营的意图所在。”(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远东战役时关东军溃退的前期原因是作战方针早已确定逐次收缩到南满、朝鲜,后期原因是16日晨关东军幕僚会议上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其实远东战役的军事意义远远不如其政治意义,苏联的参战态度即使得日本彻底放弃调停奢望。

   设想如果没有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有两种选择,一是按安东诺夫称“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发起远东战役。但此种可能性不大,既然预定8月下半月开战,何不7月26日就直接签署《波茨坦公告》?二是继续等下去,因为苏联不具备对日本本土进行空中轰炸、海上封锁与直接登陆的能力,苏军的作用顶多表现在满洲、朝鲜半岛与南库页岛,至少等到美英军登陆九州的“奥林匹亚”计划开始实施再考虑,反正远东最低利益已是囊中之物。如果美英军迟迟不能发起九州登陆作战,则苏联是否会采取调停斡旋态度也难说。

   三、美国的预案是什么?

   如果苏联不误判而于7月26日向日本宣战,日本一定不会误判而径直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苏联误判与否,如果日本不误判而及时宣布投降(苏联当然会抢在某个时间宣战),则7月26日之后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都不会出现。日本与苏联的误判都源于国家利益。作为战胜国的苏联,希望在稳得利益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获取;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希望输得不要太多。

   二战的实际结局似乎在美国的掌控之中:7月16日原子弹试验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成功进行;17日波茨坦会议开始;同日用于实战的铀弹“男孩”在美国西海岸装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启程前往提尼安岛,钚弹“胖子”同时准备就绪;《波茨坦公告》发布前两日,经杜鲁门批准、总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美国战略航空司令斯帕茨下达8月3日后在广岛等四地之一投掷原子弹的正式命令;至于对苏联参战的邀请从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到最近的波茨坦会议一直被提及。也许不能确知美国关于结束二战的预案是什么,但上述的安排都非常到位,而苏联与日本也真的判断失误。

   战后美国政界与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使用原子弹是否符合战争道德?在当时情况下为了结束战争是否有必要使用原子弹?作为一种决策方式,美国当然也可以通过公布原子弹试验的详细资料以震慑日本迫其投降,这令人怀疑美国有意未在《波茨坦公告》说清楚天皇制问题、有意未向苏联透露真情,以便取得原子弹实战经验,且利于确立战后霸权地位。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以上分析表明更重要的问题是使日本、苏联的错误判断得以发展的缘由。设若日本、苏联至少有一个不发生失误,可以肯定对于二战的最后胜利原子弹将是不必要的,而对于战后迄今的国际政治格局却有重大影响——毕竟谁也没见过原子弹的实际杀伤力。

   

   《联合日报》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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