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可能
---海峡两岸新生代小说研究
在当代，海峡两岸因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相同国际文化不同时地渗入，使得两岸的文化呈现出复杂交织的态势。而作为台湾八十年代和大陆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小说更是离合并存。本文力图通过两岸新生代小说的比较考察，希望能从一个侧面透视其文学之特征及发展动向。
首先让我们对两岸新生代作一个界定。所谓台湾的新生代，是指出生于五十年代，可回溯到!"#$ 年，同时可延续到%& 年代（弹性可回溯到’& 年代末期）"。根据台湾希代版《新世代小说大系》编者前言所说，它是以!"#" 年之后的作家为主轴，在台湾文化环境中长期浸濡甚至引领风骚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在(& 年代显示出卓越的创作才华，因此台湾新生代小说主要是$& 年代出生(& 年代崛起的小说家之作品，代表作家有黄凡、吴锦华、平路、陈韵林、张大春、李昂、王幼华等。大陆新生代所指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时域看，它基本上是指%& 年代出生"& 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如韩东、何顿、邱华栋、朱文、陈染、卫慧、棉棉等。尽管两者小说之肇始与引领风骚不同时，它们却有较类似的文化语境甚至极相仿的小说创作背景。
台湾新生代小说家大多出生于$& 年代， 这时的台湾已从日据殖民化皇化的樊篱中挣脱出来，但又深受国民党的反共策略、反共文艺的束缚。%& 年代的台湾开始在经济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经验与管理模式，大大地打破了传统落后的农村经济的曲宥，逐步迈向资本主义。又经过)& 多年的开放和日益鼎沸的民主政治运动，(& 年代的台湾更加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城市畸形发展，文化垃圾俯拾即是，高消费的中产阶级白领工人蜂拥聚起，台湾“全面都市化，文化进入多元化阶段”#。特别是“解禁”之后，台湾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可见，台湾新生代的成长背景和日据时期及有大陆经验的前辈作家截然不同，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背景中，在现代资讯多元化网络中开花结果的。大陆新生代也历经这样一条不断开放、西化、商业化的道路。他们大多在文化封闭的%& 年代呱呱坠地，过完文革洗刷的童年少年开始其精神探寻时，大陆已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 年以后，改革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机制开始运行，商业化、都市化、信息网络化更加彰明。西方文化也随之浸入，并较为轻易地占据了年青人的精神领域。恰如卫慧在《梦无痕》中说：“我承认我从骨子里崇尚着西方文化的某些生活方式。”所以，经济刚刚抬头，文化接受早在其先了。不难理解，海峡两岸新生代小说家均生活在资讯化的网络中，具有说形势分析退居欲望之所相同的文化背景。在这开放多元化，鱼目混珠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它们的小说创作较之于研究两岸!" 年代的小说更为有价值，更有内在的意义与可比性。
况且，两岸新生代小说拥有相仿的小说创作背景。台湾小说在#" 年代被反共文艺控制， 与大陆文革期间一样几乎是一片空白。$" 年代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现代主义也接踵而来，并形成以白先勇、欧阳子等现代派小说独占鳌头的局面，%" 年代又受到高扬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的严峻挑战，以致导致了数次蜚声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大陆则相反，随着改革的步履，小说首先注重思想的启蒙性，对历史现实给予无情地控诉，深刻地反思。接着， 陆续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浸染，并在!# 年造成巨大声势。无疑，台湾小说经历的是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而大陆历经的是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但是，从当代宏观角度来看， 岸新生代具有相似的小说创作背景。因此， &" 年代的大陆新生代小说和!" 年代台湾新生代小说一样，不再是现实、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而是一种超越，走向兼收并蓄、开放化、商业化的文本创作。叶石涛清楚地看到：“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超越了乡土文学观点，较能迎合资讯媒体，渐趋于世界性的、巨视性的观点” !。大陆新生代小说家声言：“在一个开放的多极化的信息世界里，只能在历史传统、外来文学和现实生存的全方位开放的状态下努力去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同时，在后代主义文化洗涤下的后现代小说也被两岸新生代小说家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实验。因此，不论从宏观的文化背景还是从较具体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两岸新生代小说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比较研究。
在都市化、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系统中， 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瞬息多变的生活节奏， 灯红酒绿的街市无时无刻不扑入人们的视野。投身于这样的时代，人的潜意识的物欲、情欲、权欲、名欲被激活并轻易地占据着主宰着年轻人的躯壳，甚至凝结为“情结”（’()*+,-./0）。新生代小说家一踏进小说，社会已经像神话里的巫婆一样，“刹那间变出无穷欲望塞满了各个角落，足以让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本能的将主流文化视为陌路，即不认同也不相关， 他们自觉的把自己定位在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文化边缘地带，表现着他们自私自恋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欲望”#。在新生代小说中，又以金钱为核心的物欲和以无爱的情欲最为典型。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人们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神圣的精神探寻。&" 年代的新生代小说把以金钱为核心的物欲作为一种目的， 一种认同的价值观念。远离海德格尔批判的物化人格，他们把金钱的追求视为合目的实践。这样一来，金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心灵快适本身，一种“有意味”的符号，从而成为小说的一种特殊的叙述动力。“金钱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情节构成的基本因素之一，或者说， 成为九十年代小说话语的一个重要符号。”“它参与到故事进程中来，参与到人物命运中来， 参与到存在的幸福和苦恼、充实和匮乏中来。” 钱“不单单是它的内容，实质上已意味着情节母题以及相关的一套叙事游戏规则”$。大陆何顿的《生活无罪》，朱文的《我爱美元》等， 台湾黄凡的《曼娜舞蹈室》，吴锦华的《祠堂》等是其典型代表。《生活无罪》叙述“我”因见朋友发迹而利欲心痒离开美术教师的职位，跟朋友卖力挣钱、继而倒买倒卖电影票，甚至通过替朋友曲刚拉包装潢的工程师而不顾一切地向他索要1 万，字里行间浸染着“我”对金钱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胜过朋友，胜过纯真的艺术。艺术在金钱面前沦为垃圾，流露出酸溜溜的尴尬的姿态。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切都成为交易， 兰妹在与丈夫性交之前必须要五元钱，在她看来，这没有羞涩，也没有传统伦理观念的羁绊，唯有不忘的就是钱。相应地，小说在追寻钱的故中演进，钱成为该小说的叙述动力。在《祠堂》中老人韩兴伯在梦中聆听到已故之妻求他维修祠堂，可现实中，儿子个个对风雨飘摇的祠堂视而不见，弃置不顾。一旦这祠堂闻名全带来经济利益时，儿子们都想据为己有，甚至他的孙子在夜阑人静时去偷拔祠堂的交址陶，因为一只就值三万块。最后韩兴伯从房上摔死，无言地预示了金钱欲的胜利。《我爱美元》更赤裸裸地展露了金钱的本体性价值。金钱已成为众多价值标准之上的霸权标准，成为当下的“权利话语”。它不仅成为生成故事的句法和语汇，而且“金钱在这篇小说中讲述金钱的故事”，金钱在小说中“成为一个真实的叙述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小说不再对金钱进行尖税地批判，而是趋于认同甚至沉溺于其中，这就更强化了金钱的叙述功能。无爱的情欲是新生代小说的另一种叙述
动力。这种欲望来自无意识的原始萌动，抛弃了对爱的神圣精神的关注以及梦幻中的灵与肉的浇铸，而是沦为更纯粹的官能冲动与享乐。人物让那团积蓄的如蘑菇云般的性阴影在纵情中顿时瓦解，获得一种本能欲望的乐趣。在小说中，性欲成为目的，成为叙述逻辑的中心。大陆的《梦无痕》（卫慧）叙述学中文的女孩“我”与伦、明的三角关系，文本不注重神秘爱情之灵的体验，而是退居欲望之所，重视“我” 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满足。“我”生活在自己被调弄和调弄别人的文化大系统之中，令“我”欣喜的就是偶然的艳遇。即使明知道明有妻子， 还是抵挡不住明的诱惑和自身的欲望；尤其是，明知道明不是真爱她，两者不存在爱的可能，而且一接触明就直觉到一种悲剧气息的来临，“我”还是以积极的介入姿态投入他的怀抱，到外度假，饱尝生命本能的渲泄之乐，“以从未有过的新奇和亢奋，放纵我们汹涌的欲望”。《我爱美元》更是把性冲动合理化理论化。小说叙写“我”给来探望的父亲从理论上上了一堂玩女人的课，令持正统观念的父亲深为不满，然后“我”带父亲历经理发店、餐厅、包厢电影院、金港夜总会，又令父亲扑朔迷离。难以理喻的是，父亲最后欣然地带上了一个婊子回家。“我”陷得愈深，上大学“过上较为稳定的性生活”，毕业后落入“饱一顿饥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以至意念成结，“变得双眼通红，碰见一个女人就立刻动手把她往床上搬”。因此有人称该小说为“不知廉耻的妓女文学” "。如果说!" 年代面世的《沉沦》令一些封建道学家目瞪口呆，那么#" 年代的新生代小说对情欲本能的书写更显得理所当然，自容自如。恰如葛红兵评论到：“性不再是对抗的对象而是它本身。这是一种更符合理想的方式：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压抑者不会将性当
成压抑的释放，自由者也不会将性当成反抗的工具，‘性’就是‘天性’”!"#。这蕴着强大原动力的“天性”的满足无疑成了合理的目的，也构成了小说一种合理的叙述动力。
台湾新生代小说亦有情欲的渲泄的因素。吴锦发的《指挥者》、《春秋茶室》、《燕鸣的街
道》，陈韵林的《两把钥匙》等小说可以佐证。《两把钥匙》写一个刚从台大毕业的女孩柯美
霞受老板郑勇男的青睐发展为他的情妇。随之而来的挑弄使她无法抑制原欲的冲动，无法挣脱肉欲的牵引。即使她十分厌恶他，有时达到疾恶如仇的地步，然而在本能冲动的瞬间忘记了拥有真爱的昌平却走向了无爱的郑勇男。性本能的满足不仅成为小说的调剂品，更是故事进的“母题”。《燕鸣的街道》中的幼玛数次与人同居，遇到“我”更是姿意烂漫，令“我”懵懵懂懂。《春秋茶室》中的“我”虽为少年，也抵挡不住性萌动的驱使，“我不知怎地就突然变得了，而且竟和那少女拥吻搂抱，在地上打滚起来。”“那少女的唇是烫烫地象蛭一般深深吮住我的唇，那是一种说不上的舒畅或麻痒的感觉。”正是这种本能的诱惑“我”半夜去偷看女性主义小说的离合那陌生女孩陈美丽并与其赤裸亲吻。《指挥者》中也不乏此例。主人翁阿根把性欲的发泄视为心理治疗的方式，心情郁闷不畅快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就到酒店包房去。不难看出，两岸新
生代小说都注重情欲的目的性和叙述功能。不可忽略的是，这里面还包藏着商业化的煽动因素，通过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来招揽更多的读者。
相对而言，大陆新生带小说在欲望之所中更觉得理所当然，台湾新生代小说在渲泄欲望之后，还有一些东西在苦苦冥思。柯美霞痛定思痛之后，与昌平在溪头相约，挖掘出两把钥匙。这钥匙就是真爱的象征。《指挥者》还尖锐地批判了当代丑恶的新闻出版业以及随处受指挥的生存现状。《曼娜舞蹈室》最后叙述“我”与唐曼娜“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走进重重夜幕，走进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里”，对未来充满希望。因此，台湾新生代小说在抒写欲望的同时，还有现实的深度与理想色彩。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与思潮也渗入到了!" 年代的台湾和#" 年代的大陆并形成热潮。两岸新生代小说家都把笔触伸进了这个前沿领域：或者揭露鞭笞传统观念、社会现实对女性的压抑，或者高歌女性独立自主解放自强的新女性，或者探寻女性独立的深沉原欲。而女性作家与女性小说的融合—— 更强化了女权意识。这些小说在两岸文坛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如台湾的《杀夫》（李昂）、《这三个女人》《贞节牌坊》（吕秀莲）、《老阁》（平路）等，大陆的潜性逸事》（陈染）、《随风闪烁》（林白）、《上海宝贝》（卫慧）、《如梦如烟》（徐坤）。
但是，在具体创作中，两者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大陆的小说采用一种直觉式的身体式的“个人化”或“私人化”的写作模式，带着一种思辩哲学的抒情色彩，以叙述者与人物合一的近距离聚焦来透视写作人物与写作主体的独立解放意识。陈染的“孤独的旅程”“小镇神话载体”“女性之躯”等小说文本都时隐时现地张扬女性特有的写作意识，活现着一个个如戴二小姐、消蒙、“我”、雨子等写作女性。“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从而经历情感、价值及写作本身体验，不但解放了外在性特征和女性现实的约束，更解除了其深层的集体意识的约束力，为她营造一种“绿屋顶”，回到原始的“本真状态”。通过写作这种“个人化”的叙事，“不仅伸展了个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而且被潜在地指认为对伦理化的主流话语的颠覆”!$#。因此，写作成为解构男权中心系统的一把锐器，“把陈染带向女权高度”!%#。林白的《随风闪烁》通过“我”的思辩性的心理历程的讲述，来展示红环这一女性形象，并时时不忘对写作女性自我的观照。棉棉亦是如此。她在《糖》中写道：“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变成那把酸性的吉它；无论我怎么更正错误，天空都不会还给我那把我带上天空的噪音，我失败了，所以我只有写作。”可见，女性主体写作和女性人物写作不仅成为女性深层次解放的工具，而且成为当代女性安顿焦躁灵魂的理想法门。台湾新生代女性主义小说则与之不同，它注重外在女权运动、外在行为的叙述，在女性和男性复杂的现实关系中，以女性的独立自强竭力抗争，来颠覆消解男权主义在现实的中心
地位。《杀夫》中的林阿市面对禽兽般对她进行性虐待的丈夫忍无可忍，最终抄起丈夫的杀猪
刀犹如剖猪一样把丈夫摆平，这种行为不仅是林阿市追求自我生存而且是打破男权主义樊篱的有力证词。虽然作者李昂认同林阿市的壮举，但她采用的是远距离的视角来展示故事，以情节，对话，人物行为等外在因素来揭示女性的卑辱地位及爆发式的抗争，使得该小说的“女性形象不再是生活的悲剧角色，而是敢于向大男子主义挑战的强者”!&#。这种叙述较之大陆个人化的写作模式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尝试成分和普遍性，但缺少大陆小说诗化的抒情性。《老阁》是一篇不足千字的微型小说，却深刻的批判了现实中的男权主义，并指出它象丈夫面对的官僚体制、系统运作、权力结构一样笼罩着家庭妇女。这同样主要是以丈夫对妻子的训话的外在展示表现出来的。《这三个女人》被认为是最彻底的“阐扬新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作者叙述了三个女性的不同经历，较为现实地展示了女性要独立自主，认真追寻自我价值观念的人格，她塑造的许玉芝、高秀如、汪云新女性主义形象，概括了现代女性的面貌，具有典型性。此外，廖辉英的《盲点》《今夜有微雨》、朱秀莲的《女强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闪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光辉。总之，台湾新生代女性主义小说更注重社会普遍的女性独立意识，竭力提高女性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重建现代合理的价值观念，以再造子女立自主的人格，并促进男女真正平等社会的实现”!"#。大陆新生代女性主义小说蕴涵更多的“私人化”成分，更倾向于沉思，似乎走得太远太狭隘，缺乏台湾小说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两者的社会政治情势有异。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新生代作家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调持有莫名的敌意，这样，他们淡化了政治，远离中心文化圈，退居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甚至一些作家沦为“多余人”的可悲处境，她们多关注的是自身，自身的自由、烦恼、解放；台湾自!" 年代来民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女权运动也造成极大声势，崛起的新生代作家又为之呐喊助威，甚至位居这些运动的核心地位，诸如吕秀莲、李昂等，因而她们的小说就是这种政治意识、责任感的明证。二是作为小说创作的主体，两者有不同文学背景。大陆新生代女性主义小说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熏染，在文本中注重哲学的思辩色彩，尤其是对人之生存的反复验证。爱思索、爱理论成为作家与人物的共同特点。《潜性逸事》中的李眉能把叔本华的名言烂熟于心，付之于行。主人公雨子透过《红色娘子军》，看到的是“空虚的现代人永远追溯不回的一种精神的毁灭与失落的荒原”。当她悟出法国结构主义者所说的“如果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时，竟是热泪盈眶，感怀万端。她面对“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的永远丧失”痛感冥思。并且，中国大陆有着重抒情的诗骚传统，加
上像陈染等作家在大学一直写诗，这样，抒情色彩得以在小说中更加彰显。其实，思与诗在
本质上是邻居，它们“使我们没受保护的存在转向敞开”，“允许人的居住进入其非常的本
性，其现身的存在”，从而获得深层次的解放， 因为它们无疑是“居住本源性的承诺”!$#。而台湾新生代面临着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的严峻形势，她们竭力通过小说创作来高扬台湾文学
自身的声音，企盼扮演其自身的文学角色。这样她们主动地关注台湾的当下现实与人们的
生存状况，一种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便在小说中流露了出来。
前面已谈到，#" 年代的台湾和$" 年代的大陆新生代是处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兴盛后的文学背景中，它们兼收取舍，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表现手法，以达到对前辈的自由超越。台湾新生代小说对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更为娴熟，更为稳妥。他们以很具表现力的现代派技巧抒写台湾当下现实，不失尖锐的批判力。如吴锦发的《指挥者》把阿根上酒店玩女人的外在历时性叙述和他内心的断续共时性展现结合起来，从而批判了台湾新闻报道的龌龊现象，并透视出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处于被人“指挥”的非自由状态，现实主义中又有着现代主义的味道。新生代小说家王幼华的创作也一样，其小说被认为“是二度萌芽的台湾现代文学，它已经不是荒谬、苍白、感伤的传抄，而是真确实空下稚嫩的批判能力的起步了”!"#。大陆新生代小说家在运用现代主义手
法的同时对现实采取的更多是顺应的姿态，少有台湾小说对诸如新闻、公害等社会现实给予揭露：强调写作主体的主观性，少见台湾小说比较显著地注重社会的普遍情结。
两岸新生代还十分热衷于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尝试。台湾的《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小说实验》（黄凡） 《五印封缄》《人工智慧纪事》（平路） 《消失的男性》（吴锦发）等，大陆的《嘴唇里的阳光》（陈染） 《母狗》（韩东） 《梦无痕》（卫慧） 《生活无罪》（何顿）等均有后现代意识或形式的体现。!" 年代以来，随着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的崛起，西方文化迈入后现代主义阶段，并迅速向世界蔓延。它理所当然地要冲击处于全方位开放的#" 年代的台湾和$" 年代的大陆文坛。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瓦解中心、颠覆“堂皇叙事”、注重交流与对话、崇尚平面化破碎性、迷恋文字游戏等等金科玉律都为两岸新生代小说家所体验以至实践。由于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对两岸新生代的后现代小说作一个较完整的研究非本人所力及，我就其体现的后现代意识和“元小说” 特色作一甄别。
两岸新生代后现代小说均有后现代意识的表现。一方面， 小说中的人物生活方式“过程化”，缺少一种主宰生存的稳定内在的“本质”。人物在当代原子化的符号社会里成了无根的云到处飘荡，不断地告别，不断地奔跑，难以找到栖身之所，更无玄机驻足守望。所以， 葛红兵评论大陆新生代小说： “‘无处’与‘告别’构成了新生代的两个状态，他们尚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定居之所， 因而，他们在一处的‘到场’看起来就似乎是为了和这个地方‘告别’。他们在这个世界‘尚未定居’，他们将永远处在‘奔跑’之中” !$#。如果这是较为感伤的“过程化”，那么放逐精神的守望，时刻不忘对物欲和情欲的渴求与享受，就成为大众所能喜于接受的“过
程化”生活方式。正如《生活无罪》中的狗子所言： “我现在只认呷，只认玩。”在玩的
纵情中让时间无意识地消逝。同样， “我” 也处在追求金钱的忙乱过程中。台湾小说也写有这种生活方式。《消失的男性》中的知识分子欲奔从一个天才诗人逃避诗坛去研究鸟，但又被误认为间谍，以至变成一只鸟而消失。他在社会中不断的变幻角色，还是无出容身，即使当他变成一只鸟时，还是受狂风暴雨的凌虐，唯一解救的道路就是消遁。这是一种无根的生存。《人工智慧纪事》叙述科学家% 与“认知一号”机器人“我”从陌生到相互配合到感情依念以至于被“我” 抛弃的故事。“我”清楚地意识到“人生中不可跨越的鸿沟，无法满足的情爱，以及注定擦肩而过的缘分”。匆匆地相识，又匆匆地告别，作者从情爱的角度展示了匆忙“奔跑” 生存方式。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台湾新生代后现代小说除后现代意识之外，还有一种较明显的社会批判性，这是与大陆新生代小说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与“过程化”相关的就是平面化的生存。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以往的逻各斯中心论，张扬人的本能欲望和直感体验。受它影响的新生代的小说“感性大于理性， 感性真实大于逻辑真实”，这样， “世界的因果联系被抽空了”!%#。所以，它砸碎了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历史感、宇宙感、人生感，唯存后现代主义的一只“空碗”。《梦无痕》中的“我”追求本能欲望的渲泄，展现一种生物层面的生存状态，让昔日崇高的理想，人生的终极任意放逐。“我”对曾经总在问的“你一生要做什么”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三个字“不知道”，因为“我”不习惯于做梦。对一些有着确定目标孜孜不倦地盘算的人， “我”总是凭着直觉就不喜欢，再也不用去推断深思为何之故。卫慧的小说消解了“生活之重”。她解释说：“因为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随着杂色人等的杂居，日益陷入后殖民主义泡沫里，陷入‘轻’的生活哲学里”!"#。台湾的《大家说谎》瞎编胡扯，以诱骗读者的阅读欲望。创作与解读只是一种偶然性的暂时的相互哄骗与娱乐， “想从小说的写读去追求并建立某种严肃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是注定彻底失败了，小说不再是具有阐释真理的义务和权利”!$#。《如何测量水的宽度》堪称台湾后设小说滥觞之作，讲述五个人在!"#$ 年% 月&$ 日去测量城市下水沟的宽度，最后是“坐在大沟上，摇头晃脑，直到天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然而测量水沟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恐怕连‘黄凡’也无从交代”，“这场游戏只是借着白报纸上印出的黑字来证实它能够勾勒出一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它是漂浮的，缺乏深刻意义的启示。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岸新生代的后现代小说“终于去掉了几千年人类心灵梦魇般沉甸甸的深度，获得了根本的浅薄”!
注释：
!大陆“新生代”有“晚生代作家”“#$ 年代出生作家”等说法，台湾“新生代”有“新世代”“青年作家”等称呼，其内涵与外延大致相同。"汪景寿、杨正犁：《论“新生代”》，《海峡》!""!。
#《新世代小说大系》“乡野”卷首语。
$叶石淘：《谈王幼华的小说》。
%《文学：迎接新状态》，《钟山》，!""’ 第’ 期。
&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李洁非：《新生代小说》，《当代作家评论》，!""( 第! 期。
(同上。
)杨琴：《不知廉耻的妓女文学》，《作品与争鸣》，!""% 第" 期。
’"#葛红兵《关于〈糖〉之三》，载棉棉《糖》，中国戏剧出版社)$$$ 年版。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 第& 期。
(&#方铃：《陈染小说：女性文本实验》，《当代作家评论》，!""% 第! 期。
()#黄重添：《台湾女性主义小说发展景观》，《台湾文学选刊》，!"*( 第’ 期。
(*+吕秀莲：《这三个女人·再版的话》，自立晚报社!"*( 年第% 版。
(,#德·+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彭瑞金：《原罪的探索—— 王幼华与〈狂徒〉》。
(.+葛红兵：《新生代小说论纲》，《文艺争鸣》，第% 期。
(/+同上。
!"+卫慧：《公共的玫瑰》，载《卫慧全集》，漓江出版)$$$ 年版。
!$+吕兴昌：《新地文学》，!""!，第’ 期。
!%+蔡源煌：《欣见后设小说》，《作品与争鸣》，!""% 第期。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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