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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罗锦堂,1929年出生,字云霖,甘肃陇西人。中国台湾第一位文学博士。罗锦堂先生一生旅居,结识了诸多好友,并写下了很多力作,他把这些作品合写成《行吟集》。其中既有思念故乡的作品,也有展现志向的作品,还不乏展现异域生活的作品。无论哪种作品,都能体现罗锦堂特有的作品风格。罗锦堂晚年仍不忘弘扬国学,曾去世界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讲学,为国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罗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深有研究,是元曲专家,著作有《中国散曲史》、《锦堂论曲》、《罗锦堂词曲选集》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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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堂
小说考源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锦堂 点击:9457次 时间:2015-03-15 22:41:32
小说的起源,大都由于古代神话的推绎与传说的演述。神话(Mythos)与传说(Sagas)的差别虽不太大,但两者之中,却不尽相同,因为神话是以“神”为故事的中心;而传说则以“人”为故事的主体。神话全出于想象,而传说却拿一种史实或时事为依据。中国如此,埃及、印度、希腊诸国,也莫不皆然。盖当太古草昧之世,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能力,还很单纯,仅只是对于宇宙发出一种冥想,尚不可能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世间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都带有神秘的色彩,例如昼夜四时,何以轮替而不废?日月星辰,何以旋转而不坠?树木草芥,何以会在地上生长而开着灿烂的花朵?风雨雷电,何以会突然发作?突然消失?像这许多问题,都是初民智慧所无法了解的疑难,最后只有归结到神的身上去。于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以至日月雷电,无一不有神灵在那里指挥着,控制着。到了屈原的《离骚》里,这些神灵,而且还有了一定的名称,如飞廉是风神,丰隆是云神,曦和是日神,望舒是月神等。鲁迅对于神话的起源说得很好,他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概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叙说之神之事,又从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我们现在引出下面几段文字,以证前说: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五运历年记》)
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昔盘古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西岳。”先儒说:“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俗说:“盘古氏夫妇,阴阳之始也。”(《述异记》)
以上所录各种开天辟地的事迹,是属于神话而非传说,至于以下所录,便是属于传说而非神话了。如: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薦(jian荐)之。(《史记·周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大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史记·秦本纪》)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汉书》)
这种传说,往往与史实相混,不易区分。例如在《春秋左氏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材料。所以,王国维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分。此世界各国之所同。”(《古史新证》)王氏的这种见解,非常合理。就拿伏羲氏来说,《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他蛇首人身,《路史》说他龙身牛首,《拾遗记》说他龟齿龙唇,《神灭论》又说他是人身马口,这种种不同的记载,便是由于传说所造成。本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是极丰富的,可惜多为口头上转述,很少把它笔录下来,自然没有像古希腊史诗那样专门记录神话与传说的辉煌巨制;加以年代久远而大半亡佚,即使略有保存的,又往往被后人历史化了。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这样的记载:
鲁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尧曰: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孔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我国的神话传说,本来很多,只是像孔子一辈的人,不肯说怪语怪事,所以保存的很少;类似孔子对神话的这种解释,其结果必然把神话弄得面目全非。《楚辞·天问》里,虽然有许多神话,但我们已无法全部了解其详情,现在流传下来的神话,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散见在《庄子》、《离骚》、《九歌》、《穆天子传》、《春秋左氏传》、《淮南子》、《列子》和《山海经》诸书里。《山海经》一书的注者,自刘歆、王充、赵晔、郭璞,以及北朝的颜之推,莫不认是禹益;晁公武以后,有人才起怀疑;清代的毕沅,以为《大荒东经》以下五篇,是汉代刘秀所增;今人沈雁冰以为《五藏山经》,在东周之初;《海内外经》,在春秋战国之交;《荒经》及《海内经》,在秦统一之前。其实也许大部分为汉代方士所伪托,因而其中自多汉代的神话了。现在让我们各摘录一二为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昔宇宙初辟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中,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娶妇执扇,象其事也。(李冗《独异志》)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风俗通义》)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ya)貐(yu)(古代传说中一种吃人的凶兽)、凿齿、九婴(水火之怪)、大风(风伯,能坏人屋)、封豨、修蛇(《山海经·内南经》: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以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除此而外,我们经常所说的,嫦娥奔月,出于《淮南子》;愚公移山,出于《列子》;精卫填海,旱魃为虐等,都是出之于《山海经》;甚至如其中黄帝与蚩尤作战的一段,竟为《史记·五帝本纪》所采入,可见其事流传之盛。又在《山海经》里,如说“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又说驩(欢)头国的人是:“人面,有翼,鸟喙。”在《通鉴外纪》里,说蚩尤是:“食铁石,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等等,反正都是很怪异,很可怕的动物。这些神话与传说的故事,我们只可看作是小说的资料,并不能就说他们是小说。到后来,传说的部分,愈来愈脱离神话,专记一些与正史不尽相符的奇闻异事,这种奇闻异事的记载,被我们称作野史。野史因不受史学材料的限制,大都纳入许多细致的故事情节。甚至有些作品,对人物的个性,格外有生动的描写,因而,就渐与小说接近了。像《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里所保存《东方朔传》的遗文,其中的有些片段,活泼地描绘了东方朔极富正义感的性格;《燕太子传》中写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结构很紧严,情节离奇而逼真。尤其易水送别的一段,悲壮动人,声色俱厉,与小说无异。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的《越绝书》,都是记载吴越兴亡的史传,清人虽然把它们收录在《四库全书提要史部》载记类中,二书纵已不全,但观其内容,却是接近小说的野史。如记伍子胥渡江、风胡子说剑、老人化猿、处女试剑、公孙圣三呼三应、要离以及越王勾践复仇的故事,虽有历史的根据,但也加入了许多不见于正史的奇闻异事,内容情景,极富小说意味。提要评《越绝书》说:“其文纵横漫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鲁迅曾说:“汉前之《燕丹子传》,汉扬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这种并含异文的史书,即是后世演义小说之祖;而且在元明戏曲中,多被引之为典故运用。《庄子·外物篇》曾说:“饰小说以干县令。”《荀子·正名篇》也说:“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荀子所谓的“小家珍说”,即庄子所谓的“小说”,其意义是指琐屑而不本经传之言,是和“大道”相对的。“大道”是治国平天下的宏论,而“小说”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语,与后代小说的意义,全然不同。桓谭《新论》所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文选注》引)这虽与《水浒》、《红楼》相异,然而我国古代的小说,大都是这种样子。到了班固的《艺文志》,把小说列在《诸子略》第十,而说可观者九家,显然是看小说家不起,但在《诸子略》的末尾附存其目,得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
伊尹说(二十七篇)
鬻子说(十九篇)
周考(七十六篇)
青史子(五十七篇)
师旷(六篇)
务成子(十一篇)
宋子(十八篇)
天乙(三篇)
黄帝说(四十篇)
封禅方说(十八篇)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
待诏臣安心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
百家(一百三十九篇)
我们看了以上所列,就知道这个数目不能算少。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rao柴草)狂夫之议也。”所谓稗官,按照如淳的注:“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可见班固对于小说的定义,和桓谭很相像,不过后面所加上的那一段批评,也正是我国两千多年来正统派文人对于小说的一般看法;一直到了清末,许多写小说的人,还不敢以真姓名示人,大概是受了“君子弗为也”歧视的影响!
汉代小说的篇目虽有那么多,可是到了梁时,只有《青史子》一卷,到隋时,连这一卷也亡佚了。然据班固所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鲁迅说:“托人者似子而浅薄,托史者近史而悠缪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们试从《太平御览》所引的《鬻子》,《大戴礼记》所引的《青史子》的零篇看来,有的言战争,有的谈礼制,实在还算不了小说。但只有虞初的周说,或可称作后世小说之祖的。关于虞初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仅在《汉书》的注里,有如下的记载:
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陇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虞初本来是一个方士,兼明医术,曾得武帝的宠幸,为乘马着黄衣黄车使者,派遣至甘肃地方;其书《周说》,顾名思义,便是集录关于周代的传说。盖当武帝之世,承汉兴百年文景二帝富裕之后,征伐匈奴,使漠南王庭瓦解,并且开发西域南夷之交通,因而扬威异域,声势大振,然武帝因极尽现世的一切富贵荣华,所以与秦始皇一样,由此而求长生不死之情甚且,颇信神仙之说,重用方士,于是李少君、少翁之流,得逞其技,争上神怪奇方,宠遇倾夺一世;虞初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故其书也是着重在收集神仙之谈。近人余嘉锡有“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见余嘉锡所著《论学杂著》,其中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资料,原书易得,兹不赘录。
有关汉代以前小说发展的另一个来源,除神话及传说而外,便是寓言。在先秦诸子的著述里,杂有许多类似神话的寓言,这些寓言,大都是出于杜撰。如庄子《逍遥游》说:
北溟(ming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他又在《应帝王篇》中说:
南海之帝为儵(shu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其他如《在宥》篇中的云将遇鸿濛,《秋水》篇中的河伯遇北海若等,都是极富生趣的文字。另外像《孟子·离娄章》(下)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条,也是一篇极富风趣的寓言,后人便以为此篇已经具备了短篇小说的雏形,而且后世的戏剧家们,也都取作题材,兹录之如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比厌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愿者来。吾将瞯(jian探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fan坟墓)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又如韩非子中的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上下及右上下六篇,自来文学家,也都把它作为短篇小说看,现在录出几段如下,以为参考:
魏王遗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亦悦爱之,甚于王;衣服玩好,择其所欲为之。王曰:“夫人知我爱新人也,其悦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为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甚爱子,但恶子之鼻。子见王常掩鼻,王常幸之矣。”于是新人从之,每见王掩鼻,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已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可从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示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此外,在《韩诗外传》中,也有不少类似短篇小说的记载,如云:
东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闻于天下。遇神渊,曰:“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曰:“以訢之言,饮之!”其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三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之,曰:“訢在乎?”曰:“送有丧者。”往见訢于墓,曰:“闻雷神击子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报,何也?”叱而去,墓上恨愤者,不可胜数。要离谓其门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来攻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菑丘訢果夜来,拔剑往要离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来谒,不肖一也;拔剑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辞后,不肖三也。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菑丘訢引剑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尔。”
春秋战国之世,游说之风甚盛,当时的文人,都能说善辩,如苏秦张仪,以言语由平民一跃而为卿相;他们谈论时的例证,多取史实,史实不足,便自造寓言(Fable),以助谈论。这样,一方面古代的神话与传说,藉此而得以流传,再方面新奇的故事,得以编成。例如苏代说楚王,假造土偶与木偶的对话,劝楚王勿入秦国。又举鹬蚌相争的故事,说自己兄弟之国的不可同室操戈;现代的许多成语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曲突徙薪”等,都是从那些故事而来。记得在刘向的《说苑》中有“善说”一则,记载那时辩士说话的必须引例证道: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之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也。”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知矣。”王曰:“善!”
惠施对梁王解释言语必须有譬喻,其实这一段的本身,就是一个譬喻,可是梁王在不知不觉中,堕入了圈套,那时的辩士说客,大抵如此。除去以上所引外,先秦的典籍若《战国策》、《礼记》、《左传》、《孔子家语》诸书,所含的神话、传说及寓言也很多,而尤以《战国策》为最。因为《战国策》所载,大部分是当时的游说之士们用以耸动人主视听的言论,非引用大量的寓言作证,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关于汉代小说,再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曹操道:“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注》,引证别史、杂史之类,都十分详细,所引用过的书,多至一百四十余种,其中有些地方,与小说性质很相近,可惜这些书,差不多已全部不存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代小说,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一卷)、《海内十洲记》(一卷);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一卷)《汉武帝内传》(一卷);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四卷);托名伶玄的《飞燕外传》(一卷);托名东汉的《杂事秘辛》(一卷)诸书。其中除《杂事秘辛》,据沈徳符的《敝帚轩剩语》,谓出于明人杨慎之手外,其他都是魏晋人所作;大抵说荒唐神怪的事,是取法《山海经》而托之于东方朔、郭宪,因为他们两人都染有方术气味;说汉代故实,是取法《穆天子传》而托之于刘歆、班固,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以史名家。由此看来,论中国的小说,最可靠的时代,还得以魏晋为始了。不过我们在没有正式说到标明是魏晋人所作的小说之前,把那些所谓汉代小说,有略为一谈的必要,因为在那些书中所记载的许多奇情异趣,对于唐宋以后文学的诗歌、小说,以及戏曲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神异经》:《神异经》,旧本题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提要》列入小说家内。按东方朔,厌次人,字曼倩,是一神奇人物,长于文辞,喜诙谐滑稽,与虞初等同以博识智辩为汉武帝所宠爱。《汉书·论赞》里说:“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又在《汉书·艺文志》的杂家之部,有“东方朔二十篇”之目,可惜已佚。《神异经》与后面所述的《海内十洲记》二种,虽然题名朔撰而被收在《汉魏丛书》中,自系出于伪托。现行《神异经》,题为晋张华所注。张华本是博览多识的文士,著有《博物志》,但在其本传中,却没有注《神异经》的记载,这样看来,非但原书是假,即连注释也不真了。可是《隋书·经籍志》,却明白地记载着:“东方朔撰,张华注。”故知其伪作颇古,至少在隋之前,是可断言的。《四库全书提要》从原书的辞藻华美上推断,以为是出于六朝文士之手,大致可信的。至其内容,完全从《山海经》学来。记述四荒的事,多怪诞不经,但唐朝诗人的许多辞藻典故,却从此中撷出。关于学《山海经》的地方,例如《山海经》中有西王母,而它便有东王公与之相对,如《东荒经》云: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唏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所谓“天为之笑”,据伪称张华的注:“言笑者,天口流火炤(zhao照)灼,今天不下雨而有电光,是天笑也。”至玉女投壶之语,既已引见于陈徐陵《玉台新咏》的序中,其后又常被诗人们所喜用,如李白的《梁甫吟》刺当时女谒之盛说:
我欲盘龙见明主,雷公许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天笑开电光,倏烁晦暝起风雨。閶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控关阍者怒。
太白此诗,便是根据《神异经》而成。又如《中荒经》所谓昆仑山稀有的大鸟,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背上无羽毛之处,有一万九千里,西王母每岁登其翼上以会东王公的话,即是从《山海经》的三青鸟及《庄子·逍遥游》的大鹏鸟而出;就是《风俗记》和《荆楚岁时记》的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故事,恐怕也是从《神异经》中脱出。桓麟的《西王母传》也叙及东王公,而且更显明地写出了他们的关系。如:
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
按桓麟,字元凤,沛郡龙亢人。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出为许令,病免。遭母丧,未祥,爱毁而卒,年四十一岁。《后汉书》载桓麟著作有碑、诔(lei誄:指叙述死者事迹表示哀悼,多用于上对下;哀悼死者的文章)、赞(讚)、说、书二十一篇。至于《西王母传》是否真出其手,现在还无法找到确证。我们不妨把《神异经》的文字,再举出几段,以见一般:
东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缟带玄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咯咯然而笑,仓卒见之如痴。(《东荒经》)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如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善言而恶。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一名诞。(《西南荒经》)
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日饮天酒五斗,不食五谷鱼肉,唯饮天酒,忽有饥时,向天仍饮。好游山海间,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曰无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西北荒经》)
不孝鸟,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道”;左脅(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故天立此异畀(bi给,给予),以显忠孝也。(《中荒经》)
我们知道,《庄子》和《韩非子》等的寓言或譬喻,是借以说明深奥的哲理,但《神异经》则多采浅薄的童话以寓教诲之意,别无旨趣可求。据盐谷翁博士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以为日本马琴所作小说寓言的东西甚多,其《梦想兵卫胡蝶物语》,取奇怪的鸟兽以寓训戒,即大半是采取《神异经》的内容脱化而出。
二、《海内十洲记》:《海内十洲记》,旧本也是题东方朔转,《四库全书提要》列入小说家内。所谓十洲,是指袒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这十个洲,是西王母告诉汉武帝,在八方巨海之中,人迹罕到之处。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于是把素有神仙之术的异人东方朔,请到曲室,亲询十洲的所在及产物等。因此朔便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一述出,并且举出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丘、昆仑的位置、产物以奉答。本书的内容,就是东方朔和汉武帝会谈的记录。其实书中所说武帝从西王母处听到海内十洲的话,是出于《汉武内传》;武帝知道东方朔为异人的话,出于《汉武故事》。尤其在说到刘彻的时候,不称“上”而称“汉武帝”,更见其非出于东方朔之手了。其中所提到凤麟洲所产续弦胶和吉光裘的功用,与聚窟洲所产反魂香的神妙,是极其有名的故事,对后世文学增加了丰富的资料。如:
武帝天汉三年,幸北海,柌恒山。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用也,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羁留使者未遣。又时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两,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胶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于是帝乃悟,厚谢使者遣去,赐以牡桂、乾薑(姜)等诸物,是西方国之所无者。
其次又说到反魂香云: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者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黄。……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又两目如殲(jian)磹(gan矸)之交光,光明冲天,良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繋(系),惊骇放荡,久许咸定。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曲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遣四出寻讨,不知所止。到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録余香。后一旦又失之,检函封印如故,无复香也。
在《海内十洲记》里,又说昆仑山,有三角,北名阆风岭,西名玄圃堂,东名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的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又有碧玉之堂,琼花之室,紫翠丹房;锦云辉日,朱霞发九光,绚烂异常,这就是西王母所居之地。至是,西王母再不是鬼物异形的野兽,而是把她神仙化、理想化了。至其容颜的美丽,举止的娴雅,详见以下《汉武内传》中,这里不再多引了。
三、《汉武故事》:《汉武故事》,有《经典集林》、《古今逸史》、《说海》、《五朝小说》、《说库》等五种版本。旧本题汉班固撰,但《汉魏丛书》不载,《隋书经籍志》,并没有撰人姓字;被列入《四库全书提要》中的小说家类。在这本书里,所记虽多神怪奇异之事,但谓武帝不大相信方士,从其篇末“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的话看来,足以证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据以录入。关于武帝的神仙奇闻,已载于《史记》的《孝武本纪》、《封禅书》、《汉书》的《郊祀志》等文中,实在是小说家的好材料;本书就是根据那些材料,修饰敷衍而成。《汉武故事》,在《隋唐志》中谓有两卷,今传则只有一卷,由此可见有一半是佚亡了;唐代诗人取以为题材,和注释家据以为典故者,现行本不曾看见的很多,如“甲帐珠帘”、“茂陵王杯”等。今录世人共传的“金屋藏娇”的来源一则如下: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胶东王数岁,长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月:“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公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白居易《长恨歌》的“金屋妆成娇侍夜”,当本此文。又李义山《茂陵律诗》的后联:“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也同样是用本书的故事。又如:
淮南王安招方术之士,皆谓神仙,上闻而喜其事,于是方士自燕齐至者数千人。齐人李少翁,年二百余岁,色若童子,拜为文成将军。岁余,术未验,上渐厌倦。会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张帷明烛,陈酒食,令上居他帐中,邀见李夫人,不得就视也。上益愈想之。……少翁者,诸方皆验,唯祭太乙,积年无应。上怒,诛之。文成被诛后月余,使者籍资从关东还,逢于渭亭,谓使者曰:“为吾谢上,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上好自爱,后四十年,求我于蓬山,方将共事,不相怨也。”于是上大悔,复征诸方士。
神君者,长陵女子也。先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祀之,遂关言语,说人家小事颇有验,上遂祀神君,请术。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责之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耽欲为淫,此非神明也!”因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于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弗长,吾尝欲以太乙精补之,可以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清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文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晓其术,年百余岁,貌有少容,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亡去。
故事记李少翁术致李夫人魂事,盖合李少君、少翁为一人,而李夫人,即《通鉴》之王夫人。关于神君的记事,《史记》、《汉书》都有;在《通鉴》中,已经把涉于迷信之语删除了。
四、《汉武内传》:《汉武内传》,《中兴书目》题汉光禄大夫郭宪;晁伯宇则以为葛洪所伪造,今本多题作班固撰;《隋书经籍志》及《宋志》,不著撰人姓氏;在《汉魏丛书》中不载,《四库全书提要》,列入小说家类。有《说郛》、《汉魏丛书》、《龙威秘书》、《守山阁丛书》、《五朝小说》,及《汲古阁》等六种版本。本书与前述《汉武故事》、文体相异,定非出于一人之手。《四库提要》谓张华的《博物志》所载汉武帝迎西王母于宫中的事,与《汉武内传》有符合之处,由此可知是魏晋间的人所伪托,加以文字写得縟丽绚烂,绝不类两汉之文。《内传》也记帝初生至崩葬事,而于西王母降临的事特祥,所述大类方士口吻,兼杂释家言。如所记武帝初生前事,即全为怪谈:
汉孝武皇帝者,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廻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王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在这部书里,还多摭拾《汉武故事》、《十洲记》、《洞冥记》、《抱朴子》、《神仙传》诸书中的琐事,其成书年代,恐怕是要属于齐梁之际的道教徒之手了。观其主旨,不过是要“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语见本文)小说发展到魏晋,充分表现了当代流行的神秘思想与宗教迷信,或出于文人的手笔,或出于佛教的宣传,无不以丰富的想象力,把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材料,加以美化,加以灵性,写得活泼生动,鲁迅说:
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释道二家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
在这里,正说明了当代神怪小说兴盛起来的社会环境。古书里如《山海经》所记载的西王母,只说其奇怪凶猛,但在《穆天子传》中,记穆王在西王母处作客宴会一节,西王母已脱离了半人半兽的形状,她的言语举止,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很接近了。及至到了魏晋,经过一般文人方士的想象组织,把传说中的王母加以可爱的灵魂和美丽的面貌。如《山海经》云:
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西山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北。(《海内北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北,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大荒西经》)
这种人面、虎齿、豹尾、穴处的怪物,自然是很可怕的;中间经过《穆天子传》的演进,便比较接近人事了,如云: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陖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yan)山,乃纪兀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可是到了《汉武帝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里,西王母却一变而为人人所爱的仙姑美女了。如云: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萧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之顷,王母至也。悬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仙车,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gui妇女上衣;衣袖),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褙,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jue)凤文之舃(xi鞋),视之可年三十余,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元灵之曲。(《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它是描写汉武帝初生到崩葬时的故事,是魏晋小说中较好的一篇。它已经脱离以前那种残丛小语的形式,能用想象力,把故事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长篇。其中如叙王母下降一段,文字既是美丽,描写也很细致,很活泼,开后代传记小说的先声。但我们要注意的,除了文字与形式以外,便是从前那种人兽合一的王母,到了魏晋人的笔下,穿起了文化的衣冠,戴上了珠宝的首饰,成为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仙女。在这里,正表现了魏晋浪漫文学的真精神。特别是在《山海经》中为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到这里已经转变为王子登、董双成、石公子、许飞琼、婉凌华、范成君、段安香、法婴等一流漂亮的侍女了。《武帝故事》的内容,和这一篇大致相同,但在文字的技巧上,却没有这一篇好,大概《武帝内传》,是较近的作品!
五、《洞冥记》:《洞冥记》,《隋志》史部杂撰类作《汉武洞冥记》(一卷),《唐志》著录作《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四卷),前者只题郭氏撰,而后者题郭宪撰,《四库全书提要》列入小说家类。有《汉魏丛书》、《龙威秘书》、《百子全书》、《顾氏文房小说》、《说库》、《宝颜堂秘笈》、《五朝小说》等七种版本。《文献通考》又载有拾遗一卷,今佚。本书因完全是学《十洲记》和《神异经》的,所以关于汉武帝与东方朔的怪诞之言,奇异之事,记载得很多。书中又有一与东方朔同样怪诞的董谒,颇不见于他书所载。本书虽分为四卷,实则只收录六十则的零星碎语,卷首有郭宪的自序,略谓:“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因据以为名。兹录数则如下:
汉文二年,帝升苍龙阁,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方之士,唯东方朔下席,操笔跪而进,帝曰:大夫为朕言乎?朔曰:臣游北极,至种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龙衔烛火以照山之四极,亦有园圃池苑,皆植异木异草,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仙人宁封,常服此草于夜暝时,转见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为泥,以涂云明之馆。夜坐此馆,不加灯烛。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文中所说的洞冥草,很可能原为第一篇而取以为书名的。所言灯烛的话,并见于《楚辞·天问》及《山海经》。书中又记武帝所宠爱的女性道:
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迴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缚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得神怪也。
唯有一女人,爱悦于帝,名曰巨灵。帝旁有青珉唾壶,巨灵乍出其中,或戏笑帝前。东方朔望见巨灵,乃目之,巨灵因而飞去,望见化成青雀。因其飞去,帝乃起青雀台。时见青雀来,则不见巨灵也。
上面两则,与前述《汉武故事》中的拳夫人事颇相类,兹录出合并以观:
上巡守过河间,有紫清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当有其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见有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皆拳。上令开其手,数十人劈之,莫能舒。上于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号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皇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妊,十四月而产,是为昭帝焉。从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产一男,年七岁,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可得归矣。愿陛下自爱。宫中多巫蛊气,必伤圣体,幸慎之!”言终而卒。既嫔,尸香闻十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空棺无尸,惟衣履存。上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洞冥记》的文字,辞藻华丽,间多夸饰,当然与东汉的文章大异,但有没有齐梁文风的靡丽之气,可能是魏晋间人所作。又有托名郭宪的《东方朔传》八卷,《隋志》史部杂传类不标作者,今存仅有一卷,有《说郛》及《五朝小说》本,题郭宪撰。其实这部书,就是概括《洞冥记》所述朔的故事而成,不过叙事较详。《广记》引有三条,两条注出《东方朔传》,一条注出《洞冥记》及《朔别传》,实与《洞冥记》、《十洲记》所记载相似。每纪一事,总是说:“朔曰”如何如何,前后次序,也凌乱不堪,显然是后人由各书提录而成。另外在《艺文类聚》等书里所引录的《东方朔别传》,也多奇言谑语,很可能出于魏晋人的伪托,并非郭宪所撰。按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少师事王仲子,是一个刚正忠直之士。王莽建新,拜郎中,赐衣服,他受衣焚毁,莽欲杀之,逃匿海滨。后光武帝征拜为博士,代张堪为光禄勋。以直谏忤旨,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后入道家,《后汉书》载之于《方术传》。因他有“譔酒救火”一事,故为方士所攀引。但观全书,文章艳缛,大概是成于六朝人之手,但以辞句妍华,就成为后世文人采摭之所了。
六、《飞燕外传》:《飞燕外传》,旧本题汉伶玄撰,《四库全书提要》小说家类存目。按伶玄是前汉末的人,自说与扬雄同时代,但不见于正史。我们从他的自序中,知道他字子于,潞水人,历仕为淮南相,因其妾樊通德,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姑妹樊嫕(yi)之弟子,所以对于赵氏姊妹在宫中争宠的一切行事,知道得很详细,玄便根据她的口述而撰成此书。但观其文章縟丽,究非西汉之制,大概也是六朝间的产物,其中所述,虽非史实,可是甚为后世所艳称而成为诗文的典故者不少。今举一二例如下:
帝御荣光殿帐,使樊嫕进合德(即飞燕妹昭仪)。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妬,不难灭恩受耻,不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言辞舒闲清切,左右叹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宣帝时,披香博士淖(nao)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帝用樊嫕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玉几,赤金九层博山,缘令嫕讽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万计邪?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德嫕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帝之求白云乡也。嫕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赐嫕魰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
这一段是叙述合德进宫的缘由。如今言温柔乡及女为祸水等语,皆出于此,为后代常用的典故。至于淖方成祸水灭火之语,虽被引于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但其错误,已在《四库全书提要》里详细辩明了,所以后面“汉家火德”之论,也不是前汉人的话,而是出于后人傅会之说的。又如: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怒,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以杯抵昭仪裙,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敢言。樊嫕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后拜。昭仪拜,乃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拥姊背耶?今日幸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鶵钗为昭仪髻簪。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曰:姊妬我尔。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信之,大悦。
以上是叙述赵氏姊妹争宠的情形,把飞燕的悍而妬,昭仪的慧而柔,以及成帝的溺于色,其笔触极尽轻妙艳缛之能事。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紫式部),描写许多妇人争宠情状,便是脱胎于《飞燕外传》和《游仙窟》的。
七、《杂事秘辛》:《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姓字,而被列入汉代小说中,其实本书是明杨慎所伪作,我们在前面也曾论及,《四库全书提要》里并且早已说过了。又其中的典故与正史不合之处,多在胡震亨、姚士粦的跋文里也详为辩白,再没有惑疑之处,但其文字生采奕奕,颇有汉代的遗风,如绣水沈士龙说:
自古以文字类写娟丽,无过卫诗之美庄姜。其他,若宋玉之“娭(ai祖母;尊称老年妇女;古通嬉)光眇眇目增波”,郭舍人之“齧(nie)妃女唇甘如饴”,唐玄宗之“软温新剥鸡头肉”,杜樊川之“纤纤玉手裹轻云”之数语,皆妙于形容,亦足写一时之艳,然未有摩画幽隐,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摇人心目也。且自如莹燕处,度发解衣,以至幽鸣可听,其间两人周旋光景,虽去今千百余年,犹历历如眼见而耳闻之也。至其造语,若“拊不留手,筑脂刻玉,胸乳菽发,火齐欲吐”之类,咸此妪率尔口创,有后来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横索同异,相与疑之。叔祥,孝辕证据博矣,然非所以语于文章之妙也。
沈氏此语,实为本书吐气扬眉,其文章之微妙处,自然不是道学先生或考据学者们所能领悟的。本书内容全都是记录后汉桓帝懿德皇后(名莹大将军乘氏忠侯商之女)被选入宫册立为后的原委。后人所以啧称的,是汉宫使者吴姰丰敕令临乘氏之第,入女莹之燕处,以检查身体的一段。文辞奇艳,极尽委曲,但不免有秽亵之嫌,如云:
足长八寸,踁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
有人便以此而证明缠足之习,已流行于汉宫。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赵女燕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履”的话,大概是在舞蹈之时,穿着尖履的。又袁枚的《缠足谈》里,也说:“余按汉隶释,汉武梁祠,画老莱之母,曾子之妻,履头皆锐。”但是《辍耕录》则说缠足始于五代,宋元以来始大为流行的;究竟如何,因非本文所应详谈,故可不论。
以上把伪称为汉代之作的小说,完全说过了。此外,尚有张俨的《太古蠶(蚕)马记》,文句全与晋干宝《搜神记》相同,未知果出谁手。次如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均为纂辑古书而成,其中也多小说家言。又有《列仙传》一书,也是伪托向作,其体裁略仿《列女传》而篇幅很短,所叙大都见诸六朝人的志怪书,其作书年代,自不应属于汉代。然其所述如萧史的吹箫引凤,园客的养蚕收繭(jian茧)等,都是影响于后世小说的。另外,有托名向子刘歆的《西京杂记》,其中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成为宋代以降戏曲小说的直接来源。
魏晋以后的小说,因受了古代神话遗留以及秦皇汉武迷信仙术的影响,除好描写神仙外,又以六朝释教盛行,地狱轮回之说,深入人心,加以神仙思想,大家都嫌其离现实生活太远,于是渐渐倾向于鬼怪之途。专门谈鬼的书籍很多,兹举《列异传》中所载宗定伯卖鬼的故事如下:
南阳宗(一作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复言,我新死,故太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为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异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之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经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法苑珠林》六)
《列异传》共三卷,《隋志》云魏文帝撰,新旧《唐志》,均作张华撰,但卷数不同。其中都是叙述鬼怪的事情,颇饶情趣。宗定伯卖鬼一则,《搜神记》中也收入。《列异传》中有纪高贵乡公甘露中事者,有乐侯及公孙达二条,事在文帝后数十年,帝绝不可能知道。又纪费长房故事者二条,亦颇似后人附益之作,但前人如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作《水经注》都已征引,或者原出文帝之手,而不断为后人所加添。现此书已亡,《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中,偶有引录,然多不著魏文名,鲁迅《古小说钩沉》里,也有佚文。再如干宝所撰的《搜神记》,自序云,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其中言鬼事者颇多,如: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能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岁余而卒。(卷十六)
按《搜神记》,《隋志》题三十卷,新旧唐书均同,惟《宋志》作《搜神总计》,共十卷。《玉海》引《崇文总目》作《搜神总计》十卷,谓“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干宝撰,非也。”今考干宝事迹,详《晋书》本传,史称宝感父婢再生事,便收辑古今灵异神祗变化之事,成为此书,与本书卷首的自序相同。然卷一神农、赤松子以下十条,皆出于刘向的《列仙传》,又汉阴生、园客、宁封子诸条,也是从《列仙传》辑出;六七两卷则全录自《两汉书五行志》,或者不尽为宝一人所撰成,多少夹杂着丹诀、易卜、厌胜之术,及胡僧法术的奇情异事,仍不会逃出六朝人的思想范围。但其文字简练,事实也很古雅。虽所言多属误及之谈,但初看起来,真可谓言之凿凿,不信其伪。以后的《剪灯新语》、《聊斋志异》,都可说渊源于此。再录所记儿误杀亲父的一段如下: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罾赶打之。童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人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曰:“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由此可知,谈神说鬼,文人们把它当成一件煞有介事的来描写,是在魏晋那个浪漫思潮极盛的时代新开始的。于是后代继续着这种发展,中间经过唐人的传奇小说,宋人的平话小说,一直到清代的聊斋,可说是集鬼神的大成。因之,我们可以说从魏晋以后,鬼神的演述,便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了。
魏晋及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数量很多,除了以上的《列异传》和《搜神记》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张华的《博物志》、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的《灵鬼志》、祖冲之的《述异记》;王嘉的《拾遗纪》、侯君素的《旌异纪》、郭璞的《玄中记》、无名氏的《集仙传》、见素子的《洞仙传》、孔约的《志怪》、祖台之的《志怪》、殖氏的《志怪记》、曹毗的《志怪》、刘质的《近异录》、颜之推的《冤魂志》,次要一些的如晋戴祚的《甄异传》、王延秀的《感应传》、王浮的《神异记》、陆氏的《异林》,陆机的《要览》、傅亮的《应验记》、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范晏的《阴德传》,刘义庆的《宣验记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袁王寿的《古异传》;齐王琰的《冥祥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任昉的《述异记》,梁刘之遴的《神怪》,梁元帝的《研神记》。甚至有王曼颖的《续冥祥记》、陆琼的《嘉瑞记》、无名氏的《续异苑》、《真应记》、《因果记》、《灵异录》、陆果的《击应验记》,焦度的《稽神异苑》、陆季产的《集异记》,无名氏的《神怪录》、《续异记》、《详异记》、《录异传》等,或存或亡,或有增删,或已佚名,但看其书题,便会了解其中的内容,无不以谈神说鬼,叙述奇异的山川草木为能事。他们的内容虽有些不同,然以鲁迅的《古小说钩沉》里所辑出者证之,其表现的精神及根本意识都是一致的。当时在诗歌方面,所表现的是偏重于玄学的哲理与浪漫的人生观,在小说里,却把那些鬼神存在、善恶报应的宗教观念与迷信色彩,全都表现出来了。从这些地方,我们更加明显地可以看出称为浪漫主义的魏晋文学的特色。而且在《搜神记》中另有一些民间故事,也都搜罗进去,如干将莫邪、董永、李寄、东海孝妇、白水素女(即今田螺姑娘)、父喻、河间男女。又如《列异传》中的望夫石等,都是极为著名的故事小说,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现在引录几段如下:
宋康王舍人韩憑(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遣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又写少女李寄的事迹道: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六十余围。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历不息。共诣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之,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石米餈,用蜜面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qun古代一种圆形的谷仓),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创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九女骷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悯!”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他如写外国道人云:
太元十二年,有外国道人,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曰:“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措耶?”其人答曰:“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馔丰腆亦辨,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尽,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纳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纳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国中,有一家大富贵,财巨富,而性悭吝,不行仁义,语担人云:“吾试为君破奴悭中。”即至其家。有一好马。甚珍之,繋(系)于柱下;忽失去,寻索不知处。明日,见马在五升甖中,终不可破去,不知何方得取之。便住语言:“百人厨,以周一方穷乏,马当得出耳。”主人即狼狈作之,毕,马还在柱下。明,君作日,其父母自在堂上,忽复不见。举家惶怖,不知所在。开粧器,忽然见父母在泽壶中,不知何由得出。复往请之。其人云:“君当更作千人饮食,以饲百姓穷者,乃当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堂上也。
还有一篇写得更为出色的是干将莫邪: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做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比杀我。汝若生子为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雄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此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覩(睹)堂前松柱下石低(当作砥)之土。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歌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可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掉出汤中踬(zhi)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已头,头复堕汤中,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搜神记》卷十一)
如果我们以正式的、完整的小说概念,来衡量这些说奇志怪的小说,它们还不过是一些极不成熟的雏形,并不如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Novel)或传奇(Romance)一样,但它们在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传奇小说而言,它们替唐人传奇产生了准备的条件。像唐人传奇中的《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便是缘于《幽明录》的杨林入梦(即焦湖庙祝)故事。而《离魂记》的故事,正是由《幽明录》中的庞阿一则发展而成,其后又演变为元人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杂剧。至于志怪小说在运用语言,描写细节,刻画人物个性等方面,也为唐人小说,留下了不少的资料。再就志怪故事而说,更为宋代以后的志怪小说,开辟了创作的途径,如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受魏晋志怪小说的影响,就十分明显;而明人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志怪色彩,都可视为这种影响的余波。清代卓越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正是这种志怪小说流传的集大成者。又如民间故事中的干将莫邪,为鲁迅小说《铸剑》所本;东海孝妇,为关汉卿杂剧《窦娥冤》所本;韩凭夫妇,为唐代的《韩明赋》所本;董永为唐代《董永变文》所本,后来又演变为元人《董永行孝》杂剧,再演变为现在黄梅戏中的《天仙配》。至于《白水素女》里的螺精,即今所传的田螺姑娘,犹为人所乐道。
不论魏晋小说的志怪也好,民间故事也好,虽然已经亡佚了很多,但就现在流传者而言,仍然是多姿多彩,丰富异常,千余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袭着魏晋时期片段式的志怪小说和民间故事,发展而到南北朝,还有一类专门记录社会人物的轶闻趣事的小说,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附带提及。这种小说,都是随笔性质,前后没有次序,相互没有关系,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笔记小说。
关于这类的小说,在魏晋六朝间,如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是。再有一些是记述诙谐的言行而富有讽刺意味的,如汉末邯郸淳的《笑林》,杨松玢的《解颐》,隋侯白的《启颜录》等,乃是后来《笑林广记》一类作品的渊源了。《语林》、《郭子》,在《世说》以前,其体裁内容,都与《世说》相似。书虽早亡,但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中,常可见其遗文。并且《世说》中的事实文字,间或与裴、郭所记相同,因《世说》晚出,乃多纂辑佚文。在这许多书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因为魏晋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间,谈玄之风甚盛,鲁迅说: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距而实相扇,终乃汉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盛……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残丛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鲁迅全集》第八卷四十六页)
当时士大夫崇尚清谈,颂扬隐逸,都是不过问政治的表现。他们起先是不敢谈政治,后来不屑谈政治,因而思想消极,行为放荡,都以能超脱世俗为贵。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就有不少人掇拾社会上知名之士的言行,编写成书。《世说新语》,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部最突出的书。
在《世说新语》以前,就早有刘向的《世说》,可惜已不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他是南朝刘宋王朝的贵族,袭封为临川王。《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说他:“为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这样看来,《世说新语》,可能是刘义庆和他手下的文人们集体编写的。梁朝刘孝标替这部书作注,引用古书四百多种,丰富了《世说新语》的内容,而且所引诸书,今已亡佚,因此也保存了许多古书佚文。与裴松之的注《三国志》,同是不朽的名著。
《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系事,自德行至仇隙,共三十六门,篇幅短小精悍,生动地描绘出士大夫的百无聊赖的生活和空虚颓废的精神面貌。由汉至东晋,凡高士言行,名流谈笑,栩栩如生。其中也反映了在黑暗政治的局面下,有血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惨遭封建统治者杀害的怵目惊心的事实,以及一些愤世嫉俗的读书人,精神的颓唐与苦闷。像嵇康那样富于才情的人,竟能与人相处二十多年“未尝见其喜愠(yun)之色”,可算是十分深沉,十分谨慎的了。但因他不屑与当时的政客同流合污,仍然免不了他们的猜忌,最后还是逃不出被惨杀的命运。另一个有才华的诗人阮籍,则终日佯狂大醉,以期避免杀身之祸,连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都称他为“至慎”,并且说:“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其实阮籍的内心是很愤懑的,他的狂放不羁,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所以他的儿子阮浑,也想要学他这种狂放的作风时,阮籍就严肃地劝阻说:“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是相当深刻的。所谓残丛小语,固无补于实用,然轶事清言,亦可发思古之幽情。现在引录其中几则如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汰侈》)
何宴、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gu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俊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宴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龠。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后皆如其言。(《识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yong墙壁)以视之,远且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贤媛》)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具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断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
长则数行,短则几句,直接以口语运诸笔墨,而文字又极清俊简丽,为本书的最大特色。把当日那些高士们的音容笑貌,趣语奇行,都跃然纸上。这种富于现实性的记录,较之那种言神主怪的小说来,自然是要高明得多了。因而对后世的影响,无代无之,像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王晫的《今世说》;及许多不胜枚举的笔记小说,都深受这部书的影响。而且其中许多故事,大都成为后来小说戏曲的题材。如关汉卿的《玉镜台》杂剧,就取材于此书的《温公丧妇》,他如祢衡的《击鼓骂曹》、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至今还出现在舞台之上。又如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曹操叫战士“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诗”等故事,都成为后来《三国演义》中的生动情节。它如“新亭对泣”、“傅粉何郎”、“管宁割席”、“亲卿爱卿”、“曹操捉刀”、“道韫咏絮”、“韩寿偷香”等故事,都成为后来诗文常常引用的典故。至如我们常用的成语如“登龙门”、“枕流漱石”、“一往情深”等,也都是出于此书。可见《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地位的重要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这些评语,是很中肯的。
《世说》以后,又有梁沈约的《俗说》三卷,体例亦仿《世说》,多记两晋宋齐名人言行。此书已亡,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中,时见征引,文字清丽,风趣亦佳。沈约本是齐梁间名士,此等文字,自然是胜任愉快了。如云:
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南郡主甚妒,不即知之。复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这样生动活泼底笔墨,与《世说》是同一典型的。
另外一派,是以宗教思想为基础,尤以佛教为主的笔记小说。当日佛教大行,因果轮回之说,震骇人心。文士教徒,或引经史旧闻以证报应,或言鬼神故实,以明灵验。如前所说王琰的《冥祥记》和颜之推的《冤魂志》,是此派的代表。《冤魂志》,今尚存,《冥祥记》早佚,但在《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中所存甚多,尚可见其面貌。此外,或转写佛教中的故事,或传述道教的迷信,如前述吴均的《续齐谐记》一类的文字,自然是属于这一派的,嵇康在《养生论》中早就说过:“神仙虽未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同时史学家干宝,也公开声称他所以编写《搜神记》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因此在六朝人的头脑里,凡蜀神仙鬼怪的事,都认为当然而不容惑疑的。现在把以上所曾提到过的《冥祥记》和《冤魂志》的文章,引数例如下:
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顶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谓之人死精神不灭,莫不瞿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齐优填王画释迦佛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画壁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冥祥记》,见《法苑珠林》十三及《宝感通录》二)
晋大司马桓温,末年颇奉佛法,饭馔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手,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冥祥记》,见珠林三十三)
宋下邳张稗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色。邻人求聘为妾,稗以旧门之后,耻而不与,邻人愤之而焚其屋,稗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后知其情,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稗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捉邦头以手中桃木刺之,邦因呕血而死。邦死之日,邻人见稗排闼(ta小门)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或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殂殁。(《冤魂志》)
此类著作,当日尚多,但大都已佚,遗文可考见者,尚有前述宋刘义庆的《宣验记》,颜之推的《集灵记》,与侯白的《旌异记》。此外尚有《集异记》、《详异记》、《异苑》、《杂鬼神怪录》、《录异传》、《神异记》、《续异记》等。然而文笔皆不甚佳,内容思想,亦俱雷同,不必再述。中国千余年来士大夫以及民众迷信思想的流传与普及,皆渊源于此。
志怪小说,在文字方面较为清丽者,为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与王嘉的《拾遗记》。王嘉虽是东晋人,但此书为梁代萧绮所录,萧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际,典章散灭,此亦多有亡。绮乃删繁存实,得十卷。故胡应麟(《笔丛》三二)说,此书本为绮撰而托名王嘉的。话虽不可尽信,说此书以王嘉原作为底本,后经萧绮的删补,而完成于梁代的事,是比较可靠的。不过,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把王嘉的《拾遗记》和他的生平,须得加以简略地叙述,因为他和它,在魏晋的神怪小说里是很重要的一环。嘉子平,东晋陇西安阳人。初隐居于东阳谷,凿崖穴处,教授子弟,多至数百人。后来到了长安,潜隐终南山,又迁住倒兽山。那时秦王苻坚慕其名,累征不起。后坚将南征,遣使问他,他说:“金刚火彊(强)。”坚不知。复问他世祚何如?他说:“未央。”后来苻坚果败。姚苌入长安,逼他自随,每有大事,必相咨询。苌问他可否杀苻坚以定天下,他说:“略得之。”苌怒道:“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把他杀了。据说他死亦自知,先是释道安慰他说:“世故方殷,可以行矣。”他答道:“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苻坚闻他死后,为赠太师,谥曰文。可见王嘉是一向被人视作神仙之流。据说他长得很丑,不食五谷,不衣美服,清虚服气,能言未来事,事过皆验。人去访他,称心则见之,不称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独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立而取之,则衣架愈高,履杖诸物亦如此。《拾遗记》共十卷,有《说郛》本、《稗海》本、《古今逸史》本、《历代小说》本、《山林经济》籍本、《汉魏丛书》本、《重校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祕书二十一种》本、《祕书二十八种》本、《无一是斋丛抄本》、《子书百家》本、《古今说部丛书》本。皆依时代编次,前九卷从庖牺、神农经五帝、三王、两汉、三国而至东晋时事的奇谈珍闻,特别为周穆王、燕昭王、秦始皇立传。末一卷为昆仑蓬莱等九仙山。文字和《搜神记》差不多,内容多仿效郭宪的《洞冥记》,尽是荒诞虚妄之言。兹录其写老子作书的故事如下:
净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咋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中有黑色,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形神劳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刳(ku)肉沥血,以代魔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怀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金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
又如其中写帝子与皇娥的宴戏(少昊),薛灵芸的入内(魏),都是最出色的文字。但帝子与皇娥以七言诗相唱和,毕竟不是古代的情事,却反而证明成书的年代是在六朝以后了。书中虽多言怪异,然极少因果报应之说,并且有时叙述人事及社会生活,文笔亦颇清丽,尤为此书之特色。可知本书是综合人事及鬼神三体而成,不过志怪的成分较多而已。吴均为梁代诗人,诗风清俊,时人号为“吴均体”。《续齐谐记》虽为言神志怪的书,但其文字亦卓然可观。其中许彦一篇,述一书生变法之事,极为奇异。段成式在《酉阳杂徂续集》贬误篇中,证明此故事,原出于佛经,为吴均汉化而写成者。可知在当代的小说里,一面宣扬佛教的思想,一面采用佛经中的故事,而扩展文学的材料,这种情形,在诗歌里虽极稀少,而反映在小说上的,就明显得多了。此外,在《博物志》、《高士传》、《神仙传》、《枕中书》、《金楼子》、《华阳国志》、《佛国记》、《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荆楚岁时记》等中,也有许多小说的材料,成为后人的典故者不少。
严格地说来,上面所叙述的那些作品,还没达到真正所谓小说的阶段,因此它们的目的,并不在阐明宇宙的真理,也不是发扬高远的人生理想,更不是在着意于世态人情的机微或自己的种种悲欢离合的遭遇,只不过是记叙些奇怪的神话或传说而已,然而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却又是它必经的过程,我们自然不可忽略。由那些作品,再进一步便转变为唐代神怪与人事合揉在一起的传奇,那进展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有意为小说这句话,说得最为得体,据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贄,今存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赵氏生当绍熙间,去唐不远,因而《四库总目》说他所言有根据。从此以后,风气既开,作者也就渐渐多起来,一般才杰之士,各拾所闻,各逞所能,搜奇极于《山海》《十洲》,语怪逾于齐谐列异。再加以道符三清之境,佛氏轮回之想,因而奇巧杂出,无体不备,形成一代之伟观,所以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询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毫无一点的夸张与渲染。再下来便是宋元平话小说,明清的章回小说,以至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狭义小说、翻译小说等,都大量产生,霸占了整个的文坛,每一个作者,认清了小说的使命与价值,再不像以前的人那样畏首畏尾的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姓名。同时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更大声疾呼地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氏的理由,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们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以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相反的是,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也就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典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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