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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罗锦堂,1929年出生,字云霖,甘肃陇西人。中国台湾第一位文学博士。罗锦堂先生一生旅居,结识了诸多好友,并写下了很多力作,他把这些作品合写成《行吟集》。其中既有思念故乡的作品,也有展现志向的作品,还不乏展现异域生活的作品。无论哪种作品,都能体现罗锦堂特有的作品风格。罗锦堂晚年仍不忘弘扬国学,曾去世界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讲学,为国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罗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深有研究,是元曲专家,著作有《中国散曲史》、《锦堂论曲》、《罗锦堂词曲选集》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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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堂
吴宓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锦堂 点击:16071次 时间:2015-04-12 20:48:28
在近代中国学人中,对本国文学有高深的造诣,同时又能兼通西方英法诸国文学者,首先当推吴宓。
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请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七八年卒。吴氏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后,由于受了梁启超文章政论之影响而心仪其人,于是赴美攻读新闻,先在维吉尼亚大学(Vniversity of Virginia),嗣因其志趣与新闻不尽相合,遂转入哈佛大学,改习西洋文学,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游,与他同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有梅光迪、张欣海、楼光来、李济等(注一)。回国后,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及四川大学,并担任过清华国学院研究院的主任。他所讲的课程,计为:“世界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而且经常以“西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明”、“印度佛学哲理”,及“中国儒家学说”四大传统,比较印证,同时以“文学丰富生活”,“生活体验文学”为主旨(注二)。在那一段时期,与他素有来往的名教授为刘文典、汤用彤、钱基博、徐志摩、沈有鼎、朱自清、杨杏佛、梁启超、胡先啸、王国维、陈寅恪、黄节、柳诒徵、刘伯明、张荫麟、俞平伯、李方桂、李璜、顾随、吴芳吉、萧公权、叶公超、盛成等人。当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陆沦陷后,传闻他曾一度至峨眉山出家为僧,旋又确知在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从此就再没有任何消息。据我们的推测,恐怕已不在人世了。
吴氏早年曾与友人创办过《陕西》杂志(注三),自美留学回国后又编辑《学衡》杂志,凡十一年,共出了七十九期,并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凡六年,共出了三百一十三期。他原打算趁编文学副刊的机会,蒐(sou)集师友及当时名家诗词,编为中国诗选一书,并系以小传,同时对于每一首诗中所寓时事,详加注释,用备史乘,结果未能如愿。又著有军国民小说,叙述日俄战争,然亦仅成两回而罢。关于吴氏创办《学衡》杂志,以及在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的旨趣,以牟润孙先生说得最为中肯,他说:“五四以还,言新思想、倡新文学者,率多鄙弃传统,泾阳吴雨僧先生,取径独异。其所持论,固深有获于西欧北美之学说,而未尝尽舍我邦先儒旧义。即吴氏同调为学衡撰稿之群贤,亦莫不皆然,诚有合乎义宁陈氏所谓以新瓶装旧酒之意,与陈独秀先生主撰新青年,鸠集吴虞、胡适、高一涵诸君子以弃旧崇新相号召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按牟氏所言“分庭抗礼,别成一派”,确系如此,因为学衡的主持人,除吴宓外,尚有梅光迪等人,梅氏是留美学生,然而却极力提倡古典文学,时人称之为“学衡派”,虽然没有胡适先生“尝试集”声势之浩大,但至少在保存国粹,发扬国粹方面,起了不少作用。所以牟氏又说:“学衡所涉方面甚广,不专论文学。其后吴氏司大公报文学副刊笔政,亦本斯旨。在举世趋新之际,独能取异域作品与理论,与我国旧文学衡量比较,研求两者相通之道,其识见议论,殆非专倡新艺而贬旧体为局限于前人桎梏中者所能企及。”在以上这些话里,便可看出吴氏是一个个性耿直,择善固执,而不肯轻易附和流俗的人。就在他那以中西文学理论作比较的研究下,果然在清华大学训练出了像钱钟书那样的学生来,因此牟氏接着说:“无锡钱默存教授钟书,撰谈艺录,取唐宋以降诗人篇什,诠以泰西文评哲论,契合印证,得其神髓,盖能融会于无间也。谈艺录今日风行海内外,研治文学者,多奉为圭臬,其故即在于是。默存卓荦英才,重以家学渊源,中外文学造诣,均极尽精微,并时罕见匹俦。然其负笈清华时,正逢吴氏主讲西洋文学,薪火相承,默存当为泾阳法嗣。虽谈艺录持论间与其师之说有出入,而纲领主旨则同,青出冰寒,亦应有之谊。”(注四)吴宓在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贡献,除前引牟氏之说外,柳诒徵先生的《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一文,说得更为得体,他说:
泾阳吴子雨僧,教授东南大学者三年,薄海闻其名,争礼致之,雨僧曰:辽沈有朝气,吾将往闓(kai开)其学风。南都学子坚留之,不获。则以一年为期,冀雨僧之复来也。柳诒徵曰:苟利于国,何择乎南北?苟昌其学,何间乎远迩?雨僧有造于东北,亦东南学子之幸也。晚清以来,学校朋兴,士挟筴(jia)走绝域,求一长以自效于国者无算,独深窥欧美文教之閫(kun阃:门坎;妇女居住的地方)奥,与吾国圣哲思旨想翕丽,以祈牖民而靖俗者,不数数覯(gou罕见)。宣城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德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益溯源于希腊之文学、美术、哲学。承学之士,始晓然于欧美文教之自有其本原,而震駴(hai骇)于晚近浮薄怪谬之说者所得为甚浅也。梅子、吴子同剏(chuang创)杂志曰学衡以昭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梅子、吴子闻而笑之曰:“吾以明吾学,奚一校之囿?”于是梅子复绝大洋,东走新陆,以吾国文学教晢人,吴子亦出榆关,览医巫闾,涉辽河,振铎于新造之行省。二子者之行不同,而其旨一也。美之士,夙承白璧德之教,迪生启之以吾国闻,所谓同声相应也。辽之学,肇造未数年,雨僧以筚路蓝缕之力,为亚洲建一新希腊,亦华之白璧德也。学术在天壤,惟人能宏之。二子者,各以一身肩吾国文教之责,使东西圣哲之学说炳焕无既,视昔之所播于东南者,益声大而远,岂惟不局于一学校,抑亦不局于一地、一群、一社、一时之事矣。雨僧将行,乞言于诒徵,诒徵因以斯旨广之,送雨僧,亦以送迪生云(注五)。
冀谋先生,是东南大学(注六)的名教授,因著有《中国文化史》而大享盛名。他与吴雨僧之间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彼此唱酬甚多,吴氏当时有《书上柳冀谋先生》的七律一首,诗云:“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论学长才通宙合,阅人巨眼照修罗。文明启钥成新史,正气盈科发浩哥。两度江干劳伴送,云天长望思如何?”另外吴氏尚有《将去金陵先成一首》七律一章,说明他临离开南京时的心情:“骨肉交亲各一方,别离此日已心伤。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莽荡寰中容膝地,萧条身外载书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其实雨僧先生的遗恨,不在离开东南大学,较离开东南大学更使他伤心的事,莫过于与毛海伦女士的恋爱了。本来恋爱的成败,是极寻常的事,大多数的青年男女,或多或少总会有这方面的遭遇的,唯独雨僧先生却过于专情,过于痴恋,因之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本文前言他曾一度出家为僧,也就是由于这个因素所造成。这一点,对他的打击太大,影响太深,我们既谈吴雨僧,就不能不加以说明。
按雨僧先生的夫人为杭县陈心一女士,是一个忠厚诚朴的女子,但雨僧在婚前婚后,对她都缺乏真正的爱情,故自美返国后,便热烈追求毛海伦(毛彦文)女士。毛女士是湖南望族,曾获得美国米西根大学(University Michigan)的英国文学硕士,又是一个有名的女诗人,在两人所学的兴趣方面,也都相同,自然是理想的佳偶,吴氏因之与其夫人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正式离异(注七)。关于他与毛女士的恋爱故事,差不多在四十余年前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据吴氏自己说,海伦在与人订婚前夕,曾有电报寄他,盼他即刻由天津到上海去,谋一彻底解决办法,可是他的责任感极重,不肯轻易放下他所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一直等到把所有稿件发排了,才匆匆就道,可是为时已晚,京沪火车,早已开出。到了第二天,平津各大报的社会新闻版,用头号大字登出了海伦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的消息,而且还刊出了海伦与熊氏双方往来的好几封情书。那时海伦的年龄是三十三岁,熊氏的年龄六十六岁,刚好差了一半,而雨僧却只有四十岁左右。白发红颜,一时传为佳话。为了这件事,当时南北报刊,亦争以其题材入之于新旧诗文、漫画及小说,甚至有编成传奇以讽其事者,(注八)。由于此事的刺激,吴氏自誓终身不再娶妻,盖以为在他的心境上,已如槁木死灰,了无生趣于人间了。因此他便把全部的感情,寄托在诗文的写作上,以抒其不平之鸣。当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九日,海伦女士在沪上结婚时,也是吴氏编撰《空轩诗话》完成的一天,他便很伤感地写下了这两首诗: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诗虽不佳,但颇能道出当时作者的心境。除此二诗外,吴氏还仿效英国小说家沙克莱(Willian Makepeace Thackeray,1811_1863)所作《少年维特之烦恼》(Sorrows of Young Wertuer)的四首谐诗(注九),也写了四首《吴宓先生之烦恼》的思绝句,其第一首为:“吴宓苦爱毛海伦,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利何足云。”其次尚有:“白发黄金,美人黑心。怜伊薄幸,悔我深情”之类的诗句,一时引为笑谈,但他却郑重其事的解释道:“余平生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而实际上余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云云。同时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还作了忏情诗三十八首(注一〇),兹择数首如下:
波澜人海起文章,茵梦湖滨名利场。更有摆伦诗一卷,为卿为我总心伤。
卓志奇情慕雪莱,鸳湖艳女未同陪。收场老妇谭遗事,听唱中郎最可爱。
玉洁冰清相敬深,可怜虚愿负同衾。笑他始乱却终弃,一语欺天补过心。
忽忽心情过半生,蜗居未许拥专城。国亡世变偕谁度,地老天荒奈此情。
陈寅恪先生最爱此诗,乃评之曰:“直抒胸臆,自成一家,自忏,即所以自解,正不必别求解人也。”吴氏还想把他和海伦的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像司马迁受了腐刑后而有史记一样,要在极端痛苦之余,使苦痛变为力量。在积年累月里,从小说的经营、结构、遣词、造句上,去觅取精神上的补偿(注一一)。可是这本小说,一直未见刊行,大概永远也不会刊行了,可是在吴氏的《欧游杂诗》的注文中,却隐隐约约地曾以英国诗人兼小说家司各脱(Sir Waiter Scott,1771-1832)自比,他说:
司各脱年十八,爱一女郎(Miss Stewart Belches)苏格兰贵族女也。据其戚威尔逊夫人所目睹,谓此女殆如仙人(The was more like an angel than a woman)。然司各脱虽爱女綦切,而女则丝毫无意于彼。五年中,司各脱备受痛苦,自言三年入梦二年醒(Three years of dreaming and two years of awakening)。醒后乃肆力于法律之学,又潜心著作,以自慰自救。司各脱译德国Burger之Lenore歌为英诗,精装一册,献与所爱之人。其中所叙,皆己之真情,冀其感动,然是年十月,女郎竟与司各脱绝而嫁William Forbes 为妾,以其为贵族,且富有产业也。当时司各脱之友人,皆讥司各脱为痴狂,责其乏自制力,此盖未知司各脱之真性情者……自昔文人之爱,皆如醉如狂,而少成功,以常人多重实利,未能了解文人之用心。然文人之爱,虽在实际生活中失败落空,然于其诗文著作中则多结果,固不特司各脱为然也(注一二)。
由于这些情波的激荡,因而雨僧对于小说极感兴趣,尤其对《红楼梦》一书,更为倾倒,经常与国学大师刘文典等相互讨论。吴氏的记性,本来惊人,凡是与他谈到《红楼梦》,他就会一字不错的背出一大段来。据他对《红楼梦》的看法,实应正名为《石头记》,或称之为《情僧录》、《风月宝鉴》,都是不正确的。他说原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头记》纂录成书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在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地说:“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铁案如山,是不容误解的。说到《红楼梦》的考证问题,他并不完全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就文字技巧上说,一气呵成,应是成于一人之手,像那样大部头的书,细针密缕,有如一袭天衣,作伪是作不来的。当时也有人提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不能呼应的地方,例如金陵十二钗正册上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之无有下文,小红之在前八十回极力描写,但在后四十回却没有交代等,吴氏以为这都是小疵,凡一部大著作,吹求起来,都难免有些小毛病。吴氏为了爱好红楼梦,在昆明讲学之暇,还组织了一个“石社”,是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团体。当时石社的规定,凡入社的社员,必先缴一篇阅读《石头记》的心得,方能取得入社资格。如果肯用自传的体裁,把自己比作《石头记》中的某一个人,引伸譬解,夹叙夹议,写成短文,吴氏最为欣赏(注一三)。其实吴氏早在民国八年留学哈佛大学时,就写过一篇题名《红楼梦新谈》的讲稿(注一四),陈寅恪先生,曾有《红楼梦新谈题辞》七律一首: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最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白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陈氏是史学大家,同时也是文学巨擘,他与吴雨僧及王国维三位,是清华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而其三人之间的情感,也极融洽;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二日,观堂先生因忠于清室而从容自沉于北平颐和园时,于其衣带中发现这样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注一五)从此便可看出王、吴、陈三人的生死交情来。王氏死后,吴氏曾挽之云: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我们回头来看看吴氏对写小说的意见。根据他为凌其垲的《青年镜》一书作的序,他说:
文非至情至性不能作,而小说为尤甚。诗虽主性情,尚可以辞藻艳丽见长,移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小说则写人生俗事,平庸凡近,而又须鞭辟近里,深切入微,苟不以至性至情贯其间,则如仅存糟粕而丧其精华……小说之佳者,必寓有平正深厚之人生观,此种人生观为何?盖即至性至情之人,涉猎社会之真切经验与审慎结论耳。小说最忌直说道德,最忌训诲主义,固也。然若趋彼极端,专尚污秽、卑劣、刻薄、刁钻之写实主义,则尤不可。世之陷溺于此,奉黑幕大观为小说正宗者,又或迷惑于此,自视慊(qian不满足;qie满足)然,以年少未尝饱历恶浊社会,备见人生惨毒,遂不敢执笔试作小说者,盖均由不知至性至情为小说之根本故耳。惟至性至情之人,始能作小说,又惟至性至情之人,始能作写实小说而臻佳美。余尝细考古今中西之小说,比较推寻,深信此说为颠扑不破,故窃谓小说家之资格,可以八字赅之曰:“思深感锐,情挚意切。”以此为衡鉴之资可也,以此为修养之方,亦可也(注一六)。
他这篇序文的宗旨,以“至性至情”为小说之要道,与其对于《红楼梦》所持的意见,完全相同,其实“至性至情”也可包括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内了,并不仅限于小说。
吴雨僧氏,不但对小说异常爱好,就是对于戏曲,也极为当行,早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中学读书时,即撰有《陕西梦传奇》(注一七),以他自己为剧中主角,说明其抱负及遭遇,第一出《梦扰》的《齐破阵》云:
壮志徒呼负负,流光频度年年。技善雕虫,文成织锦,难偿男儿心愿。遣诗怀空赋三百句,听锦瑟不弹五十弦,抚髀欲问天。
在《齐破阵》曲下的《江南春》后,接着有一大段道白,略言其身世:
俺乃泾阳吴生是也,未冠束发,及龄受书,尚乏通士之称,方肄中学之业。□□□□□□□□□□□俺纤纤瘦腕,虽无缚鸡之微力,而兀兀雄心,却有当辙之愚志。近年国事日非,危机渐起。我陕西虽地处僻隅,亦难号称太平。碧天阴霾,惊俄鹫之欲下,黑憨醉梦,哀秦庭之无人。是俺去岁七月,曾与潜龙诸君,组织一陕西杂志,欲凭文字,开通民智,敢藉报纸,惊醒醉心。无奈众擎不举,孤掌难鸣。一忧人才之缺乏,二病款项之支绌。才出一期,即致停版。说来煞是伤心,听者也当扼腕。俺私怀耿耿,实深悼惜。想起初办杂志之日,已是一年了。光阴驹隙,事业水逝,能不令人生感。俺昨夜啊……
下面接着就是唱词的声声慢、驻马听、水调歌头、针线箱及尾声,恕不备录。另有《沧桑艳传奇》(注一八),剧中男主角为美国诗人郎法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盖系根据郎氏作《伊文吉林》(Evangeline)改编而成。伊文吉林,虽是书名,也是书中女子之名,或译曼殊娘,或译曼玑林。全书初拟改编为十二出,但仅成四出而止,下面只录首出《传概》,以见一斑:
蝶恋花:苍茫松林千年老。败叶残蛩(qiong蝗虫或蟋蟀的古称),满地鸣愁恼。陵谷却残人不到。高山流水哭昏晓。商妇弦绝伶工杳。片羽支麟,旧事传来少。今我重来蓬莱岛。原野凄迷空秋草。
以下便是剧中人的道白:
“人有千年梦,天无半日云。风雨添新景,江山识旧闻。老夫美国文豪亨利长卿(注一九)是也,东山巨冢,南国词客。幼娴翰墨,蚤(早)擅声华。倚马成诗,登高能赋。屈平哀艳,宋玉风流,兼而有之。且又赋性好游,随处寄迹。奚童锦囊,负长吉之新篇,名山大川,壮史公之奇气。欧土归来,忽已数稔。现方遨游美洲北部东方诸地。一路间野岸荒汀,空城废苑。吊金铁之残迹,搜风月之旧典。随地行歌,触物寄感,却也饶有兴致。今正来到脑法司珂岛中(注二〇),寻访当日阿克地村(注二一)旧址。算来陆沉惨祸,劫后不及百年,却怎么满目荒凉,景物凄飒至是。你看:空山乔木,啼断杜鹃。断涧危亭,悲绝猿鹤。荒田漠漠,听西京黍离之歌。断碑巉巉,洒洛阳铜驼之泪。千年一瞬,漫嗟兴衰。从古如斯,弥增怅惘。只是旧闻具在,新感迭生。吊古骚人,能不悲歌。销魂旅客,便任啸歌。权自消遣一回也罢。”
然后是一段唱词:
甘州歌:苍松古道。望尘沙漠漠,蓬艾萧萧。伤神旅客,到此一声狂啸。水驿山程人何处,磷火秋萤魂未招。寒烟黯,枫叶凋。秋坟日暮鬼声高。景凄索,意寂寥。斜阳满路照荒蒿。
前腔:风云缥缈。想繁华为许,旧梦空劳。金瓯无缺,记取当年欢笑。红颜人闘夭桃艳,青骢马系弱柳娇。三都富,五陵豪。解鞍欹枕绿杨桥。萧鼓震,笙弦嘈。檀板金樽曲未销。
前腔:玉京路匪遥。指浣纱溪畔,苧(苎的异体字)萝环绕。中藏绰约,西子绝世风标。松风碧海听春涛。竹马青梅窥玉貌。椿萱意,总角交。求凰不待托琴操。开锦帐,酌佳醪。鸾凤和鸣正今朝。
前腔:伤忉。劫灰匝地焦。痛桃园锦绣,一炬全燎。武陵遗庶,播向天涯萍飘。贞魂不畏风霜擳。情根但从烟波钓。人迟暮,景萧条。望夫石化泣兰臯。山不改,鸟仍号。愁深万古雨潇潇。
唱完了以上四支曲,又是一段道白:
“想来老夫这番悲叹,从何而起?只因月前,老夫与二三知友,宴叙秋园。醉蟹吟诗,寻菊遣兴。觞咏方酣,座中某君,忽告我故事一则。节节听去,鱼鸟含愁。侃侃谈来,铁石堕泪。足使情天孽海,振万古之颓波。哲士骚人,动千年之哀感。今日来游阿克地古村,正是该故实发生之处。愈觉怀古悽(凄)恻,对景悲怆。因而狂歌一回,但振触过深,余意缠绵。夕间归寓,不免挑灯作字,拈韵填词。将此一段轶闻,谱成传奇一种。或者白雪妙制,译向重洋。筝琶新工,传之异国。固可为情海壮一雄涛,亦可为文坛添一佳话。不识寰球后世人读之,其感又当如何?须知驹尘短梦,情敢醉于风月;轮回巨劫,痛莫甚于沧桑。老夫区区之心,如是而已。”
其次又是唱词:
小桃红:陆沉曲,伤心调。玉烛黯,龙蛇闹。刺逆舟用力须早。精卫誓填东海淖。谁怜痴燕舞危巢。同心扶得江山好。情场万古乐逍遥。
尾声:风景依稀鹤归早。吊古词客写芳骚。任随手拈来,到处不乏愁资料。
格布郎魂断杨柳岸,阿克村劫残陵谷变。
曼殊娘贞化望夫山;亨长卿曲传沧桑艳。
到此为止,首出《传概》已完,以下便是禊(xi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祭祀)游、缔姻、寺惊等。在一个美国人的口中能说出那样工丽的骈文,唱出那样漂亮的曲辞,当然不可能。由于吴氏是一半翻译,一半创作,因而才写得那样婉转动人,极尽哀感顽艳之能事,与孔尚任《桃花扇》的《余韵》一段,可并传不废。关于雨僧的戏曲创作,虽然不多,但是却很内行,可见他的才学是等多方面发展,并不限于西洋文学。当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二十四日,他在四川成都李方桂先生的府上聚餐并听唱昆曲后,写了一首七律赠送李先生。这首诗在《吴宓诗集》中未收,尤觉可贵,特自李师处借来录出:
雅健风流伉俪能  华灯绣阁聚良朋
早成绝学通蛮语  更度新腔舞罽(ji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氋(meng)
家法名媛亲指授  雪山归客话崚嶒
平生枉读还魂记  精艺才看九折肱
诗中“绝学通蛮语”,是称誉李先生研究比较语言学之成就。“更度新腔”两句,指的是李夫人徐樱女史及傅汉思夫人张充和女史。她们两位唱作俱精,现在都住在美国。傅夫人在耶鲁大学,李夫人在夏威夷大学;经常聚徒授曲,在海外宣扬中国文化,值得在此一提。“雪山归客”句,是说到唱曲的那天晚上,李先生甫游汶川、理番之岷山归来。“还魂记”句,则指当晚曾唱《牡丹亭》中《游园》一段(注二二)。
在以上,我对于吴雨僧氏在小说及戏曲方面的成就,约略地作了个介绍。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他的诗歌。据他自己说:“文学创作之事綦难,而诗词尤甚。大率格律稳练者,每伤情薄而事空;情真而事实者,又往往于格律缺乏研究与训练。若夫斟酌于二者之间,得中道之至美,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此乃惟一之正途,而亦至难极罕之事。”(注二三)他又说:“作诗与作散文、作戏剧、作小说同,固可论究创作之原理与方法,然至我自己实行创作时,只当用我此际所认为最适当之方法。此种方法之选择,固须融汇一切文学艺术原理规律于心,而尤须了解我自己之特别才性。创作家之我,乃主观的活人,受我生数十年来性情、才调、经验、学问、境遇、修养之限制,故我此际创作此篇所用之方法,惟我自为选择者为善,他人不能代谋。”(注二四)一个作家作品的好坏,自己当然比较清楚,他人无法代谋,所以他说:“或问:设有人编为今世中国诗选,应录君集中何篇?则当对曰:《壬申(一九三二年)岁暮述怀》四首。再问:其次当取何篇?则谨答曰:《海伦曲》。三问:更求其次则如何?对曰:所译罗色蒂女士(Christina  G,  Rossrtti,1830——1894)《愿君常忆我》(Remember),及《古决绝辞》(Abnegation)二篇,此外无可选录者矣。”(注二五)我们看吴氏所作之诗,共有一千余首,自选佳诗,一共举出了四章,其中除了第一章《壬申岁暮述怀》是他自己的创作外,另外三章:《海伦曲》是仿作与翻译兼而有之,《愿君常忆我》,及《古决绝辞》,全是翻译,由此以见吴氏重视他的翻译甚于创作,这是一般人没有的雅量。其实好的翻译作品,的确要比创作更为艰难,要比创作更具有价值。可惜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报馆或杂志社,给予翻译者的稿费,往往要比创作为低,因而把许多有用的翻译人才,在这种歧视下被埋没了,被压死了。于是在我们的学术界造成了翻译荒。由英文或其他文字译成中文的间或看得见,可是要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或其他文字的,虽不能说是龟毛兔角,但至少是凤毛麟角了。所谓好一点的翻译家,最多只不过译些白花小说或诗词之类的零篇短章而已,稍微深奥一点的作品,便不敢问津了。
野马跑得太远,现在再转到正题上来,根据前文吴氏的意见,把他的代表作,摘要引录如下。至于其他为人传诵的《落花诗》、《石鼓歌》等,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提到,我们也早不再讨论了。如《壬申岁暮述怀》之一:
至德惟诚敬,真爱存理想。世缘日萧条,吾生益孤往。成败等齐观,苦乐同欣赏。托体红尘中,寄意青云上。夙慧明本原,奇功追幻象。大道自圆融,末俗独纷攘。无我绝悔吝,得仁何悒怏。栩栩任浮游,未死脱重网。
此诗大意系取柏拉图(Plato,427?——347?B.C.)两世界之说,重观念而轻形体。由一以明多,且以死为真生、永生之意。另一首《海伦曲》,是根据希腊Helen of Troy的故事写成。关于此故事,英国诗人兰恩(Andrew Lang,1844——1912)等人,多以长诗歌咏之,并且有编为小说者。吴氏此作,便是仿效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Laodamia诗而成,全诗自“海伦天下美,云是神人裔”以下,共有一百一十二句的五言长诗,其结句为:“呜呼海伦身,古今亿万蜕。贪嗔痴爱缘,无明同梦寐。快刀斩乱丝,精勤依智慧。至理独永存,闲愁随时痤。”表面上虽是歌咏希腊的海伦,骨子里实在有意无意的影射着中国的海伦。他这种不忘旧恩,一往情深的表现,正是传统中国诗人所具有的特性。再看他所译罗色蒂女士的《愿君常忆我》:
愿君常忆我,逝矣从兹别。相见及黄泉,渺渺音尘绝。昔来常欢会,执手深情结。临去又回身,千言意犹切。絮絮话家长,白首长相契。此景伤难再,吾生忽易辙。祝告两无益,寸心已如铁。惟期常忆我,从兹成永诀。君如暂忘我,回思勿自嗔。我愿君愉乐,不愿君苦辛。我生无邪思,皎洁断纤尘。留君心上影,忍令失吾真。忘时君欢笑,忆时君愁颦。愿君竟忘我,即此语谆谆。
除吴氏的翻译外,尚有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麟诸人。从原诗的文意上看,确以雨僧的译文为最好,与我国评论诗歌的“温柔敦厚”的传统看法相吻合。最后再看《古决绝辞》:
若有一人兮,代我为君俦。使君长欢乐,君愁我先愁。勿谓吾憾兹,借箸愿为筹。彼美盛容仪,贱妾愧不侔。秀外复慧中,勖君速取求。我宝君所赠,痴爱誓无休。织君鸳鸯被,梦寐共衾裯。连君合欢舞,翩跹等绸缪。昔爱苟非诚,吾或行嫉忌。致君失奇缘,所欲终难遂。奈此区区心,久已君怀真。君愉我自愉,君利即吾利。君行宽且荣,吾亦从适意。君既获良匹,我身非孤寄。
此诗也有张荫麟及贺麟的翻译。张译全效楚辞,贺译则为五言。我们看吴宓,颇有汉魏古风,非有湛深的文学修养,是难能有这样的成绩的。
关于罗色蒂女士所作《愿君常忆我》及《古决绝辞》的原因,吴氏在《论罗色蒂女士之诗》一文中说得更清楚,为读此二诗者不可不知,今附录如下:
罗色蒂女士者,英国诗人兼美术家但丁罗色蒂(Dante  Gebriel Rossetti,1828——1882)之妹也。性温淑而诚挚,其诸兄皆慧而好学;而但丁罗色蒂倡立所谓“前拉飞叶派”文艺运动,尤为当时闻人。家中所往来者,莫非少年文士,纵意尚情,沈酣自喜。女士则燕处超然,恬静自持,然早岁已以工诗著称,盖其性实和厚而品尤高洁,虽蓄情至深,而慎其所发也。
年十七,有柯林生(James Collinson)者慕之,思与为婚。柯林生业艺术,才具平常,亦女士之兄之友,其家本耶稣教,早岁改入天主教,旋以爱罗色蒂女士之故,知教派不同,难谐配偶,乃重返于耶稣教,然女士心颇轻之,盖以宗教信仰,其事何等高贵重大,安可以爱一人之故,率尔改变?已而,柯林生愧悔不自安,遂复入天主教。至是,然女士乃毅然与之断绝。时,女士年十九也。
越数年,又识其兄之友凯莱(Charles Bagot Cayley)。凯为剑桥大学出身,绩学书生,不谙世务,和厚而沈默与女士实为佳偶,且相爱极笃。居久之,婚期在迩,而女士忽与决绝。其绝之也,非有所不满,且爱之之心,丝毫未减,只以女士天性高洁,视人间种种,终带污秽尘俗气,而又过于矜慎,平居温恭以事上帝,恪顺自保,终觉婚姻之事,其中有无限蹈危履险之处,忧疑怵惧,不能自决,又若冥冥之中,时有止其前而招之返者,女士为求其心之安而行事一生无悔,故不惜牺牲一己及凯莱之爱情及幸福,譬诸悬崖勒马,前途渺茫,静以待天命,其心非不欲长驱而直下也。女士与凯莱绝时,年方三十。虽与其人绝,而心实爱之,且爱之终身不减,自少至老,常若有用情不遂,思嫁其人而不得之感。此种深挚之情,幽悽微惋之意,一见之于其诗,吾所译《愿君常忆我》(Remember)之诗,即与凯莱绝后不久所作,而自道其决绝时之心情者也。
其实,以笔者本人的看法,罗色蒂女士的诗,最动人者并不是《愿君常忆我》,或《古决绝辞》,应该是为她自己所写的“挽歌”,现在把它试译如下:
当我离开凡尘,不要为我悲吟。
在我坟墓的透顶,请勿种玫瑰吐香,请勿种松柏遮荫。
我愿有露珠飘洒,我愿有野草青青。
你记得我固然是好,你忘掉我有何不行。
☆    ☆    ☆    ☆    ☆
我不再看见日影,我不再感到雨淋。
我不再聆听夜莺,唱出痛苦的歌声。
在幽暗朦胧中,我做着长梦不醒。
此诗被收在史密氏(Guy E. Smith)著的英国文学史中,以为是罗女士的代表作。全诗带有浓厚的伤感之情,大概就是由于她的恋爱遭受到多次变故之后的沮丧语。
雨僧曾自谓“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又云:“吾于西方诗人,所追慕者亦三家,皆英人。一曰摆伦(Lord Byron),二曰安诺德(Marthew Arnold),三曰罗色蒂女士(Christina  Rossetti)。一、摆伦以雄奇俊伟之浪漫情感,写入精密整练之古典艺术中。二、安诺德谓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又谓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但诗人恒多悲苦孤独之感情,非藉诗畅为宣泄不可。又谓诗为今世之宗教,其功用将日益大。三、罗色蒂女士,纯洁敏慧,多情善感,以生涯境遇之推迁,遂渐移植其人间之爱而为天帝之爱。笃信宗教,企向至美、至真、至善。夫西洋文明之真精神,在其积极之理想主义,盖合柏拉图之知与耶稣基督之行而一之,此诚为人之正鹄,亦即作诗之极诣矣。”(注二六)从这些叙述中,可见吴氏对女诗人罗色蒂是如何的倾倒。同时雨僧又翻译法国解尼埃(Andre Chenier,1762——1794)之《创造》一诗,只译了一八一至一八四行,刊在他的诗集之前,并说藉此可“以明吾诗集作成之义法”。他所谓的义法,即是: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为描画吾儕(侪)之感想兮,皆古人之色泽。
就古人之诗火兮,吾儕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因此吴氏自言作诗的义法,简单说来,就是创造不忘摹仿,摹仿不忘创造。更确切地说,便是从中国的文学中以求新,从西方的文学中以求变,“求新”与“求变”,正是我们今日写作诗歌所必要的条件。雨僧曾说:
翻译书籍,自其极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字凑作乙国之文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凡欲从事此道者,宜先将甲乙两国文字中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例如英文某句,适可译为“险象环生”者,决不可译为“危险由各方面发生”,而自诩其文理之近似也。译诗与译文同理,惟译诗者不特须精通两国文字,多识成语,且须具诗人之才与性,则为之方的可观耳!(注二七)
前所引几首翻译诗,就是本着这种见解而完成者。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他还选译了波斯诗人及哲学家鄂马开亚谟(Omar Khayyam)的四行诗集(Rubaiyat即英文quatrain)(注二八),兹引录数首,以为例证:
春到何须恋敝裘,劝君斟酒且消愁。由来时世如飞鸟,振翼凌空不可留。
莽莽奇愁古又今,与卿酌酒涤烦襟。冢中枯骨七千载,明日吾身何处寻。
绞脑回肠大可哀,人生希望总成灰。青沙覆雪连天日,一现昙花安在哉。
筵散曲终人不见,天荒地老世仍存。石沉大海无消息,微末死生何足论。
雨僧作诗,一向主张“本无定法”,但却要根据“真挚感情”。其所著《诗学总论》(注二九),大都是针对着此项原则而言。他的这些译诗,便是由真挚的情感中宣泄出来的。虽然说作诗“本无定法”,但并不是漫无准的,他也极其重视诗歌的“内质”和“外形”。所谓“内质”,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所谓“外形”,是指诗歌的“韵律格调”。因此他说:“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色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其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自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注三〇)雨僧的这段话,萧公权先生以为言之极为“透辟”,他说:“诗是一种艺术的感情展示,因此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约束。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怒哀乐的情感而不愿受规律的约束,我们不妨径自张开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字嚼字去做诗。”注(三一)这是多么中肯的话,写诗的人应该奉它为圭臬。
吴宓先生平生只打算出三部书:一为他的诗集。二为长篇章回小说《新旧因缘》。三为《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诗集早已在民国二十年出版了(注三二),但其他两部,始终未见问世,吴氏早已作古,恐怕再也不会出版了,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最后我们再检讨《吴宓诗集》,尚有一大特点,就是曾把他与朋友素日往来唱酬之作,全部附录在本集及《空轩诗话》里,使我们藉以读到不少与他同时代诗人的佳作。在诗集里所附录的诗有覃寿堃(kun坤)、陈涛、胡文豹、阎登龙、王鸿韶、吴芳吉、陈寅恪、邵祖平、柳诒徵、胡先驌(su骕,古书上说的一种良马)、李思纯、庞俊、陈铨、张荫麟、贺麟、杨昌龄、钱基博、郑之蕃、梁家义、刘永济、胡步川、李奎耀、王典章、徐英、陈家庆、缪钺、黄节、刘正江、刘正泽、张尔田、徐际恒、张友栋、萧公权、陈仰贤、许文玉、浦江清、潘式、朱自清、吴延增、汪道久、沈有鼎、王越、凌宴池、曹经沅、俞平伯、叶麐(lin)、卢葆华、盛成、邵子风、钱钟书、卓浩然、章克椮(sen)等五十三人。再加上《空轩诗话》中所收(与诗集重出者不计在内)王真吾、刘光蒉(kui)、李岳瑞、沈增植、姜忠奎、王国维、陈宝琛、柯劭忞(min)、任亮儕、梁起(疑为启)超、杨杏佛、于右任、汪荣宝、李亦元、曾广钧、曾宝荪(sun)、胡子靖、瞿兑之、徐澄宇、陈秀元、徐震堮(e)、顾随、李素英、吕碧城、杨葆昌、陶燠(yu)民、叶玉森、常乃德、李鹤、张玮、王荫南、卢前、李璜等三十三人,共计八十六之多,虽然其中有些地方,只讨论到人而不录其诗,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八十人以上。本文开头便提到吴宓先生曾有意编集一部中国诗选而未能实现,如果有人肯费工夫把此八十余人的作品,从吴集中一一抄出,另外刊行,是可当一部中国近代诗选而可补偿吴氏的夙愿了。
 
                                    民国六十年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注一: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六期。
注二:杨树勋:《忆吴雨僧教授》。前揭书第一卷,第五期。
注三:按《陕西》杂志,创办于清宣统元年,吴氏方在中学时,仅印行了一期,因捐款中断而止,见《陕西梦传奇》。
注四:牟润孙:《空轩诗话序言》。一九六七年,香港龙门书店印行。
注五:见《吴宓诗集》卷六,《辽东集》。
注六:即国立中央大学前身。
注七:崔书琴:《大陆学人悲剧》,第七页。
注八:以上参考杨树勋先生《忆吴雨僧教授》一文。但据吴宓《空轩诗话》:“先是海伦有函询我能否即赴沪?予以中华书局严定期限催迫交稿,拟先赶速撰完空轩诗话,故未即往,而海伦遽赋于归。某君尝谓:宓重视其诗,过于生活及爱情。呜呼!斯岂余之所欲择者哉!”
注九:按沙克莱所作四首谐诗,是用以讽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吴宓先生为之译出,其第一首为:“维特苦爱霞洛脱,此爱深极难言说。闻说美人初见时,面包牛油随手割。”收在吴宓诗集之《故都集》下。
注一〇:见吴诗《故都集》下。
注一一:参考李觐高:《泾阳吴宓》,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注一二:见《吴氏诗集》卷十二,爱丁堡司各脱纪念塔诗后附注。
注一三:参考前揭《泾阳吴宓》一文。
注一四:见《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及十八两期。
注一五:苏景泉:《三位大师与两副名联》,《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二期,并参考《学衡》杂志六十四期。
注一六:见《空轩诗话》:《伦理小说青年镜序》。
注一七:《吴宓诗集》,卷末,附录一。
注一八:《沧桑艳传奇》,是翻译作品,原登民国二年至三年的《益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四期。现在亦附录于《吴宓诗集》卷末。原作Evangeline全书,曾为浦薛凤先生译为文言先生,题名《红豆怨史》,发表于民国五六年至《小说月报》。
注一九:亨利长卿,即前述郎法罗。
注二〇:脑法司珂,即Nova Scotia,应译新苏格兰,在加拿大东南,与美国接壤,即下文阿克地村之所在地。
注二一:阿克地村,即Acadia,在美国梅英州(Maine),为国家公园所在,称为Acadia Netional Park。
注二二:参看《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三、三十四期合刊,吴雨僧校友墨迹。
注二三:见吴集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吴氏又云:“新派之失,在不肯摹仿,便思创造,故唾弃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摹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欲救其弊而归于正途,只有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之一法。”
注二四:吴宓答方玮德书:论诗之创作。
注二五:《吴宓诗集》:刊印自序。
注二六:见吴氏全集卷首自识。
注二七:见吴氏余生随笔。
注二八:四行诗集,郭沫若译为鲁拜集。此诗集,以英人斐慈解罗(Edward Fitzgerald)所译者为最有名,于一八五九年出版。吴宓氏的翻译,便是节取斐译而重新改写者。
注二九:《诗学总论》,原刊在《学衡》杂志,今附录在《吴宓诗集》。
注三〇:吴宓:《英文诗话》。原载民国九年出版之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卷,第三号。今收入《吴氏诗集》卷末,附录四。
注三一:萧公权:《谊兼师友的吴雨僧》,《问学谏往录之》之十三,见《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三期。
注三二:吴氏原来打算与他同时的名诗人吴芳吉的诗合刊为《两吴生集》,而且已有柳诒徵先生为之作序。但后来吴芳吉的诗集在民国十八年自行出版于成都,题名《白屋吴生诗稿》,因此作罢。
 
 
 
后记
记得在一九七一年,台湾前教育部长,也就是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曾来信说该大学要筹印一本《中国文化综合研究》的书,凡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人,分别加以介绍,其中有一篇是介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由于吴宓先生身在大陆,从未见到任何的报导,因此没有人肯执笔,要我设法找寻资料。我那时虽然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但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吴宓先生在学术上的前半生成就,加以简单的介绍,及至到了一九八〇年,中国与美国正式恢复邦交,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消息,才有了一点认识,但当时传闻甚多,仍然掌握不住真实的资料。所幸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任教的许芥昱博士,曾先我回中国大陆一次,他又是吴宓先生的学生,所以在我的请求下,他答应约好日期,与我详细面谈,但一直挪不出空闲的时间来。其后,由于加州大雨,他住在山上的房屋全毁,而芥昱兄也就不幸罹难。从此,我准备要补充所写的《吴宓》一文的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但我心中一直为此事感到不安,总觉得没有完满达成任务而懊恼不已!
其后,在美国的《世界日报》上,陆续读到有关吴宓先生的报导,真是令人兴奋,计有:
1、刘长安:《诗人吴宓的故事》。见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世界日报》。
2、汪荣祖:《文化神州共命人——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见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世界日报》。
3、许登孝:《回忆吴宓先生》。见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载《世界日报》。
在这三篇文章中,虽然不免有雷同之处,但大部分各有所长,极具参考价值,对于吴宓先生的后半生一向不为人知的消息,总算有了交代。因此我把它们一字不改的附录在我写的《吴宓》一文之后,将来如果有人要研究吴宓,不妨藉以参考,希望他能写出一篇更完整、更精彩的吴宓研究来,这也是我所期盼的事,特此拭目以待!
 
 
 
 
 
 
诗人吴宓的故事
刘长安
公元一九九三年(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世界日报》
关中四大家,书法于右老,水利李仪祉,诗人吴宓,及商高僧虚云。或谓四大家应去虚云,而由文章张季鸾取代。张氏虽执报界牛耳有年,但籍隶榆林道而非关中道,故名蜚中外,不在关中四大家之列。
吴宓(一八九四至一九七八),名陀曼,字雨生,陕西泾阳安吴堡人。家族繁茂,分东、西、南、北、中五院。父芷敬公,名建寅,属西院崇厚堂,与慈禧太后之义女吴寡妇,同祖而不同堂,伊为东院式义堂,且高一辈。
吴宓半岁丧母,由祖母杨太夫人抚养。嗣父仲祺公,名建常,久婚无子,至三岁承继。仲祺公初在省城军中游幕,复任甘肃凉州副都统。民国肇造,出任清国军总部秘书长,时总司令为于右老,邓宝珊副之。于是卜居西安大车家巷四十一号。清国军解散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并兼军风纪纠察团团长,仆仆晋陕豫绥之间。仲祺公续娶胡氏夫人,育子女六,依次为须曼、含曼、协曼、引曼、育曼、资曼。须曼及引曼为女,余四者皆男。协曼行十一,尝负责国立师范大学华语中心,经牛津大学罗致,前往执教,三年前病逝英国,其妻柯翼如送骨灰返泾阳安葬。
吴宓一九〇七年就读三原宏道学堂,一九一一年如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初入维吉尼亚大学,翌年转哈佛大学,攻读西洋文学,获硕士学位。两年后赴欧,取道苏联、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及英国、法国,并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进修。其经过曾著有《西行杂记》及《欧游杂记》二书,叙述甚详。
吴宓返国后,应梅光迪之邀,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兼为同人举办《学衡杂志》,充总编辑,自认系一生中最精勤之时期,时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其后一年,与缪凤林、景昌极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文法科教授。一九二五年秋,重返清华园,住藤影荷声之馆,充西洋文学系教授。并兼国学研究院主任,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名士授课。其时亲授英国浪漫诗人之翻译习作、中西诗之比较,有时也讲莎士比亚及西洋文学批评。在清华大学任教十二年间,曾三次出游。首次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北京往西安探望嗣父仲祺公,历时四旬。自称“以入世之热肠,细察民生疾苦。”将行途及西安所见,吟成《西征杂诗》七律一〇五首。翌年夏第二次出游,离北京,经天津,乘轮船至上海,转杭州。自称“以离群之逸意,图风景之流连。”兴至吟成,得《南游杂诗》七绝九十六首,次年再成《续南游杂诗》二十首,共一百十六首。第三次为欧洲之行。一九三一年九月,由北京经东北,至满洲里换乘西伯利亚列车,越莫斯科、华沙至巴黎。传闻将在巴黎结婚,此事与浙江毛彦父(文?)女史有关,轰动社会。好事成空,乃横渡海峡抵伦敦,重返欧洲大陆,足迹遍法、意、瑞、德,最后由柏林返回。关于吴毛恋情,撰述甚多,足供参阅。
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各大学相继南迁,清华亦随之转移,吴宓执教之学校发生变动。一九三七年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与冯友兰、钱穆、叶公超等为伍。稍后战局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迁校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北大、清华、南开三者为主要构成学校,乃经香港、海防前往。初文、法两学院设在蒙自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分校与总校合并,亦迁昆明,从此始告安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期间,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文学与人生、中西诗之比较、翻译写作等课。抗战末期自滇入川,在成都华西坝之燕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改任武汉大学外交(文?)系主任。大陆撤守,复往重庆北涪(碚?)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历史系任教,将私人藏书捐献该院图书馆。其后半世之悲惨命运,亦在西南师范学院出现,直至病重垂危,方离伤心之地。吴宓自幼聪敏过人,才思不凡,好学尤甚,七岁时已识字三千,能读报章杂志,被誉为神童。在宏道就学时,住姑丈陈伯澜家,得其指点,朝夕请益,耳濡目染,深谙律韵之奥。认为白话诗“渺茫晦昧,破离支碎,矫揉造作,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感情。”尝云“世间万事皆可作假,惟诗不能,不诚则无诗。”彼陀曼之名乃姑丈所取,因属曼字辈,寓“曼陀花作吉祥云”之意,典出佛教,别字吉云。后以撰著行文,以吴宓为名,中外识者日众,致本名不彰。
吴宓平日衣冠整齐,书斋儿(几?)一尘不染,物各有序,好不凌乱。举止言行,有大儒风。敬老尊贤,尤非常人所能及。当其返西安谒嗣父,虽已为名教授,仍像小学生听老师训话,毕恭毕敬,站立而不敢就座。守时终身不渝,按时上课一秒不差,与友人约会从不迟到,有时早到数分钟,则徘徊门外,待准时叩门进入。经常大量撰写文章、讲义、信札,不论中文、英文,全都一丝不苟,采用正体字。写时全神贯注,心不外鹜,且速度很快,大有倚马万言之势。讲课时引用文字,必先背诵上口,故能顺手拈来,自成一家。尝谓Before you know something you must know everything,告诉学子,须先博才能后精,欲为专家先作通才。
他认为一个有道德之人,应随时随地想到给别人方便,而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所以写信时,对收信人地址,尤其是外文字母及数字,必是排列有序,字迹清晰,邮票一定贴在盖邮戳最顺手之左上方。三十年代初期,华南地区有一青年,为请教学术上某问题,但不知详确地址,仅在信封上写“北平吴宓教授”,竟由邮务人员送到清华大学,没有变成死信,也可说是好心有好报之结果。
平日学生有问题请益,总是详细作答,书面提出者,则以蝇头小楷写出。若信中提到日常生活细节,多不另外作复,只在来件上添加批注寄回。如此各有针对,一目了然,清楚又告方便。有时须细加批注,行间或眉批长行细字充满,重要处用红墨水,朱墨兼施,倍加注意。于强调处另加小圆点或加圈,提高警觉。当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时,另加纸条附贴适当位置,力求倾囊相授,毫不藏私。
吴宓与朱光潜、胡适、徐志摩等名家皆有文字往还。少数论吴宓与胡适者,每误以文言与白话相敌对著眼,实则不然。吴主持大公报副刊编务时,对有白话文投稿者,并不拒绝接受,足证毫无成见。某次酒会中,曾告毕树棠一事,略谓当时北京有一口头流行语“阴谋”,胡遇吴时以幽默口吻询以“你们学衡派有甚么阴谋?”此缘吴负责《学衡》杂志之编务。吴立即应以“有”。举座为之失色。胡继问“可得而闻乎?”答“杀胡适。”外人以讹传讹,以为吴胡相轧,势不两存,实则与事实相差太远。
吴宓与徐志摩初识于哈佛大学。徐诗集中有《康桥再会》一诗,系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英国之CAMBRIDGE一字译作剑桥,而美国波士顿一带之中国学生,都将哈佛大学所在地之CAMBRIDGE译作康桥,徐志摩将其沿用至大西洋彼岸。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婚礼,由梁启超证婚。后五年徐遇难,时吴正充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请叶公超撰一哀悼文,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登出。十二月十四日刊胡适《狮子》一诗,藉以追悼遇难诗人。不久杨丙辰投来《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一稿,颇有贬辞,于是与赞徐者发生笔战,仁智之见,各执一端,幸未久即熄。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也未能逃过厄运。被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不断接受批斗。当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被批斗时,因上台步履稍慢,被推倒在地,致右腿骨折。由于缺少适当医疗处理,变成残疾。一九七二年由重庆送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拖著残腿,终朝不停到处扫厕所,刷粪池,刮粪便,还要遭到轮番批斗,施予饥饿虐待。在枵(xiao空)腹难挨时,大呼:“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凄惨之声传出院外。此种情景,与陈寅恪双目失明,最后呻吟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同样反映出饥饿迫害之可怕。迄一九七九年七月,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特为吴宓平凡昭雪,在外表上似乎复名还誉,但精神折磨及肉体伤害又岂是可得消失?况人已作古,平反又有甚么用?
一九七六年冬,吴宓已卧病在床,危在旦夕。七妹须曼闻讯,由西安急奔重庆,接回泾阳治疗。这时双目先后失明,听说各学校因缺乏英语教师而不能开课,尚问“他们为甚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献身教育,终身不渝,如吴宓者,不可多得。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八日凌晨三时与世长辞,送长安南郊三兆火化后,将骨灰送回安吴堡,葬于嵯峨山下。九弟含曼祭之一文,曰“松桃悲号,燕山白头。西望长安关山阻,遥忆秦川满襟湿。洁雪笼罩,含嵯峨而浩哥;清泪夺目,思泾水而呜咽。时临崴首,序属严冬,八秩晋四,古称上寿;桃李遍植,人谓辛勤。学而不厌,五车经籍何足道;诲人不倦,三千门徒岂符言。自动熟习古籍,古为今用;终身钻研红学,红受青及。芳留寰宇,泽被来者。”另有挽联为:“宏道启蒙,清华卒业,欧美深造,精研中外文学,呕心沥血八十载;未名湖畔,峨眉山阳,滇池水边,栽培到处桃李,承先启后千百人。”
吴宓诗集有二十六本,三十余万言,中华书局于一九三九年刊出九九一首诗,二十五首词,其余全毁于文革,其天忌英才欤!不使尽传于后世。
 
 
 
 
 
 
 
 
 
 
 
 
 
 
 
文化神州共命人
——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
汪荣祖
吴宓与陈寅恪的知交情谊,在近代学术史上是一段佳话。他们的结识、交往是出于两方对彼此的尊重与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神州共命感”。陈寅恪的博学,在学术史上堪称罕见,然而千里马终需伯乐的推重与揄扬。陈、吴的交谊允为“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的典型。
知己难得,所谓“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应非虚言。陈寅恪一生中的知己,无过于吴宓,真可以说是钟期与伯牙的再生。从吴宓女儿学昭编写的《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小书中,引录了不少吴、陈交谊的实录,更证明了两人的生死之交。
异国结识,半生情谊,介乎师友。
吴宓是陕西人,与长沙出生的陈寅恪天南地北,却在异国哈佛大学初识,介绍人是陈寅恪的同学表弟俞大维。吴、陈相识之后,两人的性格原亦有异,然因对学问的执著,对中国文化的共同关切,成为文化神州的共命人,而惺惺相惜。吴宓一接触到陈寅恪之后,更是大为倾倒,终生仰慕,再由仰慕化为海枯石烂而不渝的友爱。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到五岁,是学友,但吴宓自称谊兼师友,他是把陈寅恪当老师般看待,且有意当陈氏的包思维尔,记录一生言行,垂之久远。惜因种种变故,吴宓的心事未了,更因文革动乱,连吴、陈已成的手稿,亦遭散失。
吴宓无疑是第一个宣称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原具千里马之质,但千里马须要识马的伯乐,吴宓就扮演了伯乐的角色,对陈一再予以揄扬推重,乃是不容抹杀的事实。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时,即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经传说是梁启超的推荐。梁固与陈家有旧,未必能知陈门后辈的真才实学。原来在幕后推动力荐的,根本是研究院主任吴宓。我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中,已认为:“首先推荐寅恪的很可能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现据所引录的吴宓日记,完全可以证实,而且不仅是“首先推荐”,而是独自力荐。甚至当陈寅恪于应聘期,出了些难题,诸如(一)须多购书、(二)因家务不即就聘,吴宓不因其难而罢手,仍全力以赴,终于办成,并为陈寅恪争取到“预支薪金二千元,又给与购书公款二千元,即日汇往”(见页三十一)。此时陈寅恪既无学位,亦未曾发表著作,尚是未露相的千里马,居然受到如此礼遇,与已经成名的王国维、梁启超二大师并驾齐驱,若无吴宓此一伯乐,实难以想像有其他的可能性。
更没有想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寅恪的英国牛津大学聘约,亦由吴宓最先穿针引线。一九三〇年之秋,吴宓以清华公费赴欧进修,在伦敦重晤旧识庄士敦(Sif Reginald F.Johhston),庄教士时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教授,向吴征询中国文史人才,吴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陈寅恪,“并详告以此人的价值”,给英国学界留下印象,为后来牛津汉学教授聘请铺了路。
有一则关于陈寅恪博学的传闻,似亦与吴宓有关。陈哲三引述蓝文徵所传,说蓝氏在日本东洋文库见到白鸟库吉,白鸟言及于研究中亚问题时,遇到困难,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覆信说应请问陈寅恪,遂得钱稻孙之介,得到陈教授的回信,解决了问题。此一传闻引起日本学者榎(jia)一雄与池田温的怀疑,认为传闻有误,蓝氏于卅余年后之回忆,或有美化之可能性(参阅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今见吴学昭据吴宓日记所述一段,仿佛是此一传闻的原始真相:
伦敦大学的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叶慈(W.Perceval Yetts)时正在考释一块中国碑文,中有若干字不能辨认。叶慈恳请父亲及一法国汉学家亨利·马斯皮罗(Henn Maspero)共同研究。两人“为指出若字,尚留阙文”。父亲说:“陈寅恪必能为解之。”于是叶慈恳请父亲将该碑照片及叶的释文寄京,代为求助于寅恪伯父。父亲因法国汉学家Maspero不知寅恪伯父而大感惊讶和遗憾,甚至在日记中用了他很少使用的惊叹号:“Maspero竟不知陈寅恪!”
蓝文徵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又于卅年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当然可能与白鸟于东洋文库相见,只是卅年后回忆,很可能将“清华”误为“东洋”,误将“吴宓”作“钱稻孙”了,而且把故事说得更圆。
国事蜩螗(tiao tang古书上指蝉),失明伤痛,患难真情。
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吴两家先后离开清华园南下,转至设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寻又自蒙自迁昆明。一九三九年的春天,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吴宓除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行外,还二度赋诗赠别。临行一首,回顾廿年的交情,谊兼师友,孺慕殊深,受益匪浅,惜清华十载,好景不常,日寇入侵,率土横流,然在兵火乱危之中,犹能几宴再亲,笑谈诲诱,今将西游传经讲学,钦羡无已,只盼早日言归,仍常依左右(原诗见页一〇〇)。友声嘤嘤,真挚动人。但当陈寅恪赶到香港,因欧战爆发,不能赴英,重返昆明授课,老友讯又重聚,时常在一起“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相互宽解安慰,同躲警报。
一九四〇年夏天,陈寅恪再赴香港候轮赴英,仍未得成行,然因滇越交通中断,机票难求,一时无法返昆,几进退维谷,幸得在港大客座。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攻占香港,吴宓仍在昆明,道路阻隔,消息迟滞,甚是挂念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接到陈氏手书,知已脱险至桂林,才放下心来,并以诗赠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徳名不与世尘灰。
自此桂林与昆明之间,又鱼雁不断。一九四三年八月,陈寅恪携家赴成都,任燕京大学教职。吴宓闻之,乘休假之便亦想去成都。成都燕大校长梅贻宝欢迎他前往执教,遂于一九四四年秋抵蓉。吴宓于到后第二天就去华西坝看望陈寅恪,重逢至欢。但不久陈寅恪双目失明,吴宓甚是焦虑,经常往医院探视,“久陪坐谈”,冀能宽慰。医治无效后,陈寅恪回家休养,吴宓又常往陈寓“探望、谈心”,为老友“读报、录诗”。
一九四五年八月,陈寅恪决定赴伦敦医治目疾,吴宓代为筹划,以及钞缮致英国领事英文电稿,并拟亲陪老友飞往昆明,后因突患胸疽,动了手术,不能远行,乃请燕大助教刘适(石泉)代为护送,然于“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疾,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只是老友的真情,未能感动神明,陈寅恪万里求医,仍未能复明,伤心而归。
两地阻隔,鱼雁寄情,神州共命。
抗战胜利后,吴宓赴武汉任教,未北返清华,国共内战后期,又转往重庆。陈寅恪又围城北平飞出,经沪抵粤,设讲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岭南、西南相隔,虽有鱼雁诗歌互寄,长久未能晤面,然于吴宓日记可知,怀念之情有增无减,且曾“梦与寅恪兄联句”,忧虑老友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担心文化神州所系的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里,吴宓才能到粤海去与老友继续前游。溯自一九四五年成都一别,隔了十六年才见面。陈寅恪夫妇迎接吴宓前来,作了周到的安排。吴宓于八月卅日夜半才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久别重逢,能不“五羊重见九回肠”?吴宓与盲翁相对,倍感凄切,所谈不出文化神州,聚叙五日而别。陈寅恪赠诗四绝道别,其一曰: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泛滥;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我初见此四绝诗,先师萧公权尚健在,曾抄录寄呈一阅。萧师与吴、陈二公乃清华旧友,又于战时华西坝燕大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萧先生自海防返沪探亲,途经香港时曾为陈寅恪带上联大的薪俸(此乃我亲聆得之)。萧先生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回信说:
寅恪先生数诗,均前所未见,环诵再三,不胜赞叹。此皆立意遣辞,远迈寻常,杜公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于此见之。
陈寅恪诗集原稿因文革遗失,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陈诗,幸赖吴宓的勤录与珍藏而得以问世,尤其在抗战八年中,两人过从甚密,唱和亦多,留下好几首意味深长的陈诗,而吴宓又是最善读、善解陈诗的知心人。如陈寅恪《蓝霞》一诗: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感;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若非吴宓将之录入《南渡集》,则今无以得见。宓更指出,蓝指蓝衫党喻国民党,霞,红色,喻共产党。一语道破,始知陈寅恪早虑国共合作同仇异志,重庆与延安相隔难容。“楼高雁断”一句或指美、苏于中国局势有心无力,远水难救近火。“卢龙”乃山名或地名,盖喻虽欲卖地(承认满洲国)求和犹不得善价(日本仍不肯撤兵)。“戏马”的古典出自《晋书》,桓玄豪横,于殷仲堪厅事前戏马;今典按吴宓的提示应指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自是“警传”。此时此刻,独自忧心亡国之恨,已和盘托出。
还有些诗,虽未失传,然经吴宓的解读,今典始明畅无碍。如《南湖即景》一律的第七句:“黄河难塞黄金尽”,痛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国军决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口;“黄金尽”则题喻国币价值之跌入谷底。如此情状,难怪陈寅恪在当时会感到“北归端恐待来生”了。又如陈氏《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一诗之第六句,“云浮西北接高楼”,吴宓的按语是:“似指延安与莫斯科泱泱大国之连接为一体也”。再如《闻道》一首,早已传诵: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钗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怊怅陈鸿说华清。
然经吴宓一注,“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今典始大显于世,蓬莱恩怨、玉颜兴废、金钗重轻、碧海青天,以及佳期远、说华清,一一辞露意明。飞车十万程自指宋女飞美。白日黄鸡出自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酉时近昏,鸡又为酉年,尽是暮感。美人迟暮,惆怅别情,也都有了著落。
吴宓更步和《闻道》原韵,敷陈原意: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全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情事多磨,生离死别,意犹切切。
吴宓本人的一段感情纠纷,亦颇轰动。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亦略有披露。毛彦文女士原是吴宓清华老友朱君毅的未婚妻,亦是吴宓发妻陈懿(心一)的同学。朱君解除婚姻,吴因同情毛女而相恋,且与发妻离婚。然毛女突又移情别恋,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使吴宓伤心欲绝。陈寅恪劝阻于前,但不相强,然又希望吴宓与元配复合于后。至暮年广州相会,陈寅恪夫妇仍亟力鼓励吴宓北上入京,与陈心一女士复合。陈夫人赠诗更是十分显露: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陈、吴二家的友谊,确如吴学昭女士所谓:“友谊深挚,始终不渝”。一九六四年,吴宓曾三度计划再赴广州访唔老友,都未能成行。及文革风暴大起,连音讯也难有。陈寅恪夫妇先后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吴宓竟不能知悉,到一九七一年,实在按捺不住,写了一封长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探寻“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现况、实情”,虽恳请复函,并无回音。吴宓女儿也不敢将实情相告,故一直不知老友已逝,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犹梦见“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竟仍不知早已生死相隔。陈寅恪一九六一年赠别诗有云,“暮年一唔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真是一语成谶。
吴宓与陈寅恪之间的真挚情谊,倾心、关心、诚心相待,实植根于二氏对中国文化的共命同感,尤其是吴宓,认为王观堂之后,陈寅恪实系文化命脉于一身。他们两人都要保存中国文化,但并非一般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绝不盲目崇拜,实有所批评。他们的壮志宏图是要为文化神州更辟一新境,使“千年绝艳”更加万紫千红,这也就是陈寅恪绩命河汾,以及吴宓向往东方文艺复兴的素愿。他们的悲剧,则是死于文化神州最黑暗的一刻。
 
 
 
 
 
 
 
 
 
回忆吴宓先生
许登孝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蜚声杏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他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之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吴宓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即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为该院导师,成一时学术界之盛事,至今亦传为美谈。
期间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对“五四”运动中的消极面——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抨击,捍卫了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美德。在吴宓的教职下,他的莘莘学子中,后来成一代俊彦,成大师级学术人物的亦复不少,如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羡林等。
遗憾的是,吴宓一生尽管从不染政治,只醉心于学术研究及培养人才,以道德文章自许自律而又谨言慎行,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一九五〇年——一九七八年一月),仍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文革”浩劫中,更遭受野蛮的殴打和残酷的折磨,致腿残目盲,终至愤懑而卒,令人扼腕叹息。上世纪中期,我就读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宓先生本系我院历史系教授,后调来我系教世界文学史课程,使我有幸成为他的受业弟子。
就个人来说,我知道吴宓先生对中西文化造诣很深,就一些广泛的学业上的问题,多次向他请教。承他不倦教诲,字解句析,获益良多,感慨殊深。先生渊博精深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率真正直的做人品质、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然至今忆及,犹历历在目,宛似昨日,令人仰止。
吴宓先生中等身材,高约一米六二,面目清瘦,但双目有神,给人印象是一个非常精干的老人。在校园中见到他时,常身穿士林布的中山装,右手拄着手杖,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老像在赶路似的。上课总是挟着一大摞书籍,多为精装本,但他很少翻阅,即使偶尔翻检,也总是匆匆一瞥。
吴宓老师上课有一特点,上午上,一次上四节课;连续上两节,课间休息二十分钟后,又继续上后两节。当时他已是六十三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试想,在讲台上站著连讲三个多小时,又是上大班三百人的课(我们年级人较多),可以想见,其体力、脑力的透支是多大呀!但吴老师精神很好,声音虽不宏亮,但却十分清晰。
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听吴宓老师讲课,既感到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尊在传道、授业、解惑,如沐春风,又感到是在听一位雄辩家的动人演说,如听纶音,确乎是一种享受。
这时我们做学生的,一点也不敢分心,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惟吴老师之讲是听,并手不停挥地快速记下他讲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遗漏。全课堂三百人,除吴宓老师的讲课声外,偌大的教室里,只有这几百名学生钢笔写在纸上的一片嚓、嚓之声。
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对笔记发现,吴宓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及其引证之原文,论述之词语吗,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
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进西南师范学院不久,我们便听说了吴宓先生的这样几件事:一是按他的学术水平及国内外的知名度,本应评为一级教授(当时教授分三级。一级最高),但因他主办《学衡》时,挨过鲁迅的骂,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
二是每个月都要在经济上帮助好友、《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的遗孤。三是他的继任夫人邹兰芳年前患病去世,吴宓在其室内长期供上她的灵位牌。
对这几点,我们同学认为,吴宓老师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私下为他抱屈惋惜,而后两件事说明,吴老师是笃于情深于义的。由此,对他的思想和人品,我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
《婉容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全国的一篇优秀文学作品。作者是吴芳吉,四川江津人。全词以浅近的文言写成,充满哀怨凄楚的情调。该词叙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旧式礼教教育、名叫婉容的女子,被一个让她痴心等待的赴欧美留学的青年男子所休弃,因而在哀怨和绝望之后,跳江自杀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者自然同情婉容的不幸而谴责负心之男子。
但是,我将该词作者吴芳吉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将词中描写的那个负心男子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却是在看了《吴宓文集》并和吴宓先生一次谈话之后的事了。读大三时,我感到学院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专业性的不多,便常跑中文系教师图书室去翻书。该图书室自然不对学生开放,但不知怎的,该室管理人员却例外允许我翻阅,当然不能借出。一次,偶然看到架上藏有《吴宓文集》,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浏览起来。该文集系民国时期出版,十六开本,精装,除辑有吴宓先生的诗、文、(诗,全是旧体诗)外,并插有多帧吴宓在美国哈佛及英国、法国和国内各大学讲演、工作时的照片。文集前面还载有吴宓先生的父辈与康有为的来往书信及诗文,但数量不多。
令我惊讶的是,文集后面部分竟还附有吴芳吉的不少诗文,而且文集中吴芳吉对吴宓先生竟然谦称“私淑弟子”。私淑,即私淑艾,出自《孟子·尽心上》,按朱熹注:“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意为对自己所崇敬的人,不能及门受业,但私下取其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
素有“白屋诗人”桂冠、享誉全国的吴芳吉,在吴宓先生面前尚且如此自谦,由此可见,吴宓先生受人之尊崇如此!自然,也使我对吴宓先生的尊崇更进了一步。
一次,我到吴宓老师住处,就《婉容词》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他。我说:“吴老师,弟子请问:《婉容词》中那个休弃掉婉容的留学生,生活中原型指谁?”我真没想到,他竟不假思索,随口便说:“就是我。”语气平静,但上身又似乎还微微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使我感到吃惊。吃惊的是,怎么说也没想到是他!但事后我想,当时我真糊涂,其实在看了《吴宓文集》后,以吴芳吉和吴宓过从之密,而且《婉容词》中还有“在美洲进了两个大学,在欧洲得了一重博士”这样的话,这更似乎是明指他为原型了。我应该早想到是他。
更吃惊的是,想不到吴宓老师竟是这样的率真、诚朴!试想,在并非知心朋友,而是在弟子面前,这无异于坦承自己是负心汉!这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啊!当然,吴宓先生是否真的如此这般休弃了发妻,我不敢肯定,但当时对话确乎如此!
他这一坦承不讳,倒使我感到自己太冒失了!太亵渎师尊了!如芒刺在背,惶恐起来。于是我赶紧站起来惶愧地说:“吴老师,真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但我确实不知道,请原谅!”吴宓老师则连著说:“没关系!没关系!该问的,你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此,我不便再问其他什么,就歉歉然地抱愧离开了。
我进西南师院的第二学期,正赶上一九五七年那个中国不平常的夏季的反右斗争。雷声轰隆,大地震颤,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厄运降临了。
当时我院教育系讲师董时光先生,于一九五五年刚从美国归来,年约三十岁,鸣放劲头最足,他的一个兄长名董显光,曾担任蒋介石的新闻局长,后去了台湾。另一个兄长叫董恒光,在我院体育系任教授。
在仅仅一个月左右的“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先生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当时重庆属四川省辖)整版大幅刊出,重庆市十多所大专院校也纷纷请他去讲演,在西师校内他主持了几次民主论坛,每次都有好几千人参加,轰动一时;同时校内几乎每天各处都张贴有他写的油印短文,等等结局不言而喻:他被打成全省最大的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后在凉山州劳改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引蛇出洞”,在所谓“阳谋”的“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以吴宓先生这样不“红”而专的著名学者、“前朝遗老”,自然也会被“引”出来鸣放的。但吴宓先生头脑清晰,他不像董时光先生那样头脑膨胀,糊里糊涂地易于上套,在会上他根本不谈政治,只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学术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时,学校已完全停课,到处都是座谈、集会及大小字报,很自由的。教师的集会学生自然也可以旁听。那时历史系与中文系都同在第三教学大楼内,凑巧我也有幸旁听了吴宓老师在教师会上的一次发言。
他的这次发言,要点如下:第一,他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繁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肯定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地位。他的这一讲话,使我想起了早就在同学中流传著的一个笑话:吴宓说:中国够得上称红学家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俞平伯,半个是郭沫若。同学们追问:那还有一个是谁?吴则笑而不答。
大家说,这自然是指他自己了。这当然是笑话,不足为据。但事实上,吴宓先生早就对《红楼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是最早把《红楼梦》放在与世界文学名著范围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我国比较文学早期的开拓者、奠基人。
第二,他不赞成文字改革(当时国务院设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对汉字简化,反对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汉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吴宓说,这行不通。他认为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具有表音、表义、表形的功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字。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必须坚持,孔孟之书还是要读的,经史子集还是要研究的,不可一概斥之为封建。
他的这个发言,表面上看,不涉政治,是学术性的,但认真说,后两点还是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及强烈的针对性的,甚至是直指最高当局的,并非没有风险。
但这也正好说明,吴宓先生不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能恪守信念,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不唯上、不人云亦云、不见风使舵,这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勇气。
一九五九年秋,西南师院中文系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诗歌欣赏会,其特点是,由教授们以传统的哼吟方式来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并请吴宓教授来朗读西方古典诗歌。所谓吟诵,自然不是朗诵,这在时兴朗诵的年代,吟诵自然是别开生面的。
吟诵中国古典诗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景白教授和赖以庄教授,前者用北方方言,后者用四川方言,一为京味一为川味,风味虽殊,但却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是如何哼吟诗词的。
李景白教授,河北人,五十来岁,举止斯文儒雅,教我们唐代文学。赖以庄教授,四川人,亦五十岁左右,留一八字须,善诙谐,长于经学,在学术界素有“活字典”之誉。据说,无论何典何故,他都能准确指出出于何书何处、何篇何章,乃至连版本、页数也能准确指出,真正是博闻强记。记得上大一时,他教《论语》,就一个“论”字,他列举了七八个不同的涵义,均引经据典,诘难辨析,整整讲了四节课。其学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让同学们敬佩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李景白老师吟诵的情景。他吟诵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七律。他曼声悠扬,发出长长的哼吟之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每一个字似乎都从鼻腔中发出,而又清晰可辨,且有拖得很长很长,音调也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像一个一个浅斟低酌的诗人,正在为搜索、推敲某一妥帖的字词而煞费苦心。
我们想,李白的“高吟”、贾岛的“苦吟”,以及古人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大概就是这情景吧。
这次中外诗歌欣赏会最后一个高潮,则是吴宓教授用英、法、德三种语言朗读西方著名作家的诗歌。吴宓老师先用纯正的英语朗读了英国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两首诗,接著又用法语朗读了大仲马的一首诗作,最后用德语朗读了歌德的一首诗作。全为十四行诗体。
吴老师每朗读一首诗,都要先对其内容及艺术特点,作极简要的介绍,然后便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吴宓先生以他那悠扬流畅的声调,把西方诗歌,特别是十四行诗体中,韵律的铿锵悦耳,节奏的跌宕有致,音节的抑扬顿挫,像一首动人的美妙乐曲,不断地演奏出来,回响在每个人的耳际,似乎把我们先后带进了不同国度的艺术殿堂,感受到了多种形式的艺术美。
朗读结束,在座的老师、同学无不为吴宓老师能精通多国语言、博学多才而为之倾倒、叹服。
 
附记:
谒吴宓先生故里
王长华
2015年3月13日,笔者在古城西安,面晤西安秦岭峡谷休闲度假村(集团)公司董事长陈维礼先生时,表示了想到陕西泾阳县吴宓先生故里拜谒的愿望,陈维礼先生欣然应允。他说,多年前,自己曾陪同著名诗人雷抒雁先生去过一次吴宓先生故里。此日下午,一行数人,赶赴泾阳。但见:泾水之阳,嵯峨巍巍。吴氏墓地,古柏森森。于是,笔者怀着深深敬意,抄录墓地四块碑文而归,谨记于下:
吴宓教授墓表
(一八九五——一九七八)
先生姓吴,名宓,字雨僧,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父仲旗公,名建常,笃学能文。母胡夫人。一九〇八年陕西提学使咨送入京,考入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任教授,培养出王力等知名学者甚众。又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外国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三〇年赴欧洲研究文学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二二年至三三年,主编《学衡》杂志。一九二八年至三四年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先生四十岁以前之诗出版《吴宓诗集》,驰名于我国诗坛。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先生娴于多种外国语言,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独抒创见,实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者。知名学者、作家、教授吕叔湘,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张骏祥、曹禺、吴组缃、李赋宁等,皆出其门。先生爱祖国、爱人民,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建设。文化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含冤逝世,终年八十有二。一九七九年七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关怀下,西南师范学院隆重召开大会,为吴宓教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九八七年十月吉日,安葬先生于安吴堡故土。先生贡献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功绩卓著,为众所敬仰之著名诗人、权威学者。谨述生平事略,刻于墓碑,以垂不朽。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西文史研究馆馆长     高元白  敬撰
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     蒋慰西  敬书
陕西富平县石雕技师     仇文才  敬刻
修建吴宓先生陵园牌坊记
岁在甲午,节届仲春。泾阳县府扩修吴宓先生陵地,增建牌坊,邀余撰文以记之。余尝习先生之文十载,感佩有加,不敢不言:先生乃吾国现代罕有之文化大师矣!先生办学办刊,为诗为文,皆成就斐然,最要者实为创说中西文化关系之大略“本源会通论”,即本乎中元儒,参乎西双希,而非仅取启蒙。此诚前无古人,迄无来者之深论。由是,先生之学后世必得光大。余与同门崇仰先生有年。昔者嵯峨文友秉宪引见先生至亲王玕诸君,君等赠先生遗物多件于吾校。余率同门屡往先生陵地植树吊怀,亦主编研究先生之文集多卷出版。每届清明吾校师生均往先生墓园祭扫。所为虽事小功微,然敬意可鉴。今由余援建此经典牌坊,以复表崇仰之心,亦为余等之幸事尔!
先生千古,精神永辉!
后学西府刘家全谨撰并率西大现代同仁敬立
西历2014年4月
祭尊师吴宓文
岁次辛卯,维时八月,川原膴膴,云山芒芒。巴蜀弟子,爰方启行。度巴山秦岭兮,聚三秦之泾阳。悼吾师吴宓系,愬(诉)弟子之衷肠。诀先生半百兮,念师恩之未敢忘。揽陵前薜荔兮,怅秋风之悲凉。乞先生之魂归来兮,掬弟子泪洒心香。
托泾阳之风水兮,育大师成长。少赴美以留学兮,膺学位而还乡。南北名校争聘兮,调清华研究院主掌。拜请四大导师兮,呈学术研究之盛况。执西方文学之牛耳兮,享部聘教授之荣光。总编学衡杂志兮,扬国学之辉煌。开比较文学先河兮,学贯中西以徜徉。弟子遍布九州兮,桃红李白竞芬芳。
历人生之转折兮,遇社会之动荡。拒台湾之高聘兮,谢名校之约而不往。晚年独留西师兮,于兹虎落平阳。罹反动权威之罪兮,遭际运动而未央。文革入牛棚兮,摧残侮辱堪当。颠倒黑白,恣睢虐狂。批斗跌断腿骨兮,左目朦暝右目盲。起居无以自理兮,宿儒晚景凄凉。贫病断魂如草芥兮,大师含冤陋葬。斯文之辱没兮,旷古之未尝。叹乎悲乎耻乎羞乎!天意由来高难问兮,念兹君子抱痛,六月飞霜。
逢盛世而转乾坤兮,知识重见天光。时代亟需大师兮,惜乎先生早亡。两岸重启师热兮,我辈喜极而泪滂。亲耳聆听教诲兮,字字珠玑难忘。三两二两睿智谐语兮,鍼(针)砭是藏。头可断,孔不可批,先生铁骨铮响。萦怀乎兮,矍铄老人,白眉藜杖。负手东篱,喃喃荷塘。更有道德文章。声相应兮,倡学人气节;气相求兮,铸吾国脊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夫岂庸鄙之敢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懿哉!伟哉!一代宗师,百世敬仰!
幸值中华崛起,共建小康。吾辈当尽绵力兮,矢志以先生为榜样。悼恩师弟子共呼唤兮,先生忠魂何方?料得年年断肠处,嵯峨山下一抔黄土,碑文数行,离离衰草,萧萧白杨。杜鹃啼血,几抹残阳。呜呼哀哉!尚飨!
执笔人李元俊
原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六四届同学会敬挽
吴协曼院士墓表
(一九二五——一九八七)
先生姓吴,名协曼,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人。父仲旗公,名建常,文章有名于时。母刘夫人。兄吴宓教授,为我国著名诗人,权威学者。先生幼而聪颖,受父兄教诲,爱好语言文学。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安高级中学,保送入中央大学外语系,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学业成绩一贯优异。
一九四七年,应台湾广播电台之聘,主持英语讲座之广播工作。先生以纯正之英国口语,讲授清晰生动,深受广大听众欢迎。一九五七年应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之聘,任语音学、英语发音与英语教学法等课。一九五九年以副教授兼任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主任,负责对外国留学生之中国语文教学工作。一九六七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特聘先生赴英国任教,同时授于硕士学位,讲授现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等课。一九八三年剑桥大学伍福森学院推选先生为终身院士。先生远离祖国四十年,思国怀乡之情与日俱增。一九八〇年先生偕夫人柯翼如女士归国观光探亲,目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成就,感奋赞叹,精神倍加振奋。决定退休后归国定居,以所知为祖国效忠。不料身患癌疾,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廿一日逝世。一九八七年十月吉日安葬先生于安吴堡故土。先生好学不倦,治学谨严,教学认真负责,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一生为传播中国文化、交流中外文化,贡献卓著,谨记先生生平事略,刻于墓碑,以垂不朽。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西文史研究馆馆长     高元白  敬撰
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     蒋慰西  敬书
陕西富平县石雕技师     仇文才  敬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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