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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清华大学文科处副处长、全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编审、总编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专著有《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宋神宗》、《康乾盛世》等,论文近百篇。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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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屋顶思维:中国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军林/阳海洪 点击:1118次 时间:2017-11-06 00:22:25
 “大屋顶”是梁思成提出的建筑设计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进行首都北京的建筑设计成为焦点问题。梁思成主张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内容,即在现代高楼上,用琉璃瓦覆盖屋脊式楼顶。当时,这种大屋顶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因而遭到批判。[1]
    大屋顶理论的核心是包容性,要求建筑设计兼顾现代风格与民族特色,力图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寻求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中国建筑设计的新理念。这种大屋顶思维,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很有启发。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由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主讲。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传媒专业课程并研究新闻学的团体,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由此发端。[2]本文承接“大屋顶”概念,试图探讨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一、传播之才:“大屋顶”教育观的现代取向
    现代传媒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只是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信息,而把价值判断留给读者。因此,“大屋顶”新闻教育观的现代性,是力求切断传媒与神圣维度的一切关联,确保传媒专业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当面对各种价值冲突即所谓诸神之争时,新闻信息传播者应该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不仅不能直接涉入其中,而且不能表现出任何倾向性。笔者认为,“大屋顶”新闻教育观的努力方向,一是传媒要由“定于一尊”转向各种主义的“众神并立”,把传媒还原为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二是传媒要切断与治国平天下等神圣目标的联系,把新闻教育落实到培养合格的职业记者。
    (一)由“定于一尊”转向“众神并立”
    儒家强调“士志于道”,士人在传播信息时,以合道明德为基本标准。其立言,则为清议之论,形成批评政治、品评人物的“道德法庭”,从而产生强大威力;[3]其属文,则为载道之文,将“文”视为传播“道”的载体,即贯道之器,所谓“文者以明道”也。[4]“道”是传播的最高范畴,文以载道成为全部传播活动的前提。传播者以其文化威权,垄断对世界进行阐释的权力,其目的是树立儒家之道定于一尊的权威观念,其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判断与宣传教化,虽然充满着人文关怀,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传播信息量小,且放弃了对超验世界的探索与科学客观的求真精神。
    近代以来,儒家意识形态遭到质疑,“定于一尊”的权威观念不复存在,信息传播领域众神并立而且众声喧哗,培育着受众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精神。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道德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在废墟之上建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5]
    现代新闻理论认为,新闻报道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新闻真实是事实判断,道德意识是价值判断。事实命题不能直接推导出价值命题,只可以证伪或证实,而价值命题则不能,两者之间应该截然分开。基于这样的新闻观念,人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并且是完全不可通约的。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因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分歧而产生社会冲突,信仰自由主义的现代传媒,采取的策略是“去道德化”,在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与缄默。[6]具体来说,现代传媒将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都划入私人领域,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必须保持道德的中立性。它只关心新闻信息的真实、客观与全面,保护人的新闻自由权利,却不能干涉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
    徐宝璜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深受西方新闻教育的熏陶。他告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员们,“只有事实,可成新闻”,“苟非事实,即非新闻”;为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记者在采访时要审查新闻事实,在写作时要据实直书,在编辑时“新闻要与观点分离”,编辑对于新闻报道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或于新闻报道之后,加以附注。因此,传播者不再是“道”的持有者和真理的垄断者,而是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7]邵飘萍认为报纸的第一任务,是给读者提供“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8]他们对传播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反复致意,表明传媒与意义世界无涉,关心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真实与否。
    事实与价值两分,传媒不再是真理的裁断者,而是为读者“供给参考材料之宝库”,是读者发表各种意见的“公同辩论机关”,这就必然在新闻教育中确立客观主义的报道立场。徐宝璜指出,“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不能对于一方有所偏袒或构害。邵飘萍也告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员们,记者如果加入党派与团体,“则必有特殊之利害目的与色彩”,因而丧失其独立性,故记者要“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记者要想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客观,就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排除一切成见,心灵犹如不染纤尘之明镜,方能照见一切事物,使新闻事件的真相显现出来,把最终的价值判断交给读者。
    (二)由“成德”转向“成才”
    儒家之道是内圣之学,其教育理念是德性高于知识技能,虽也强调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但知识技能服从于士人的德性修养。教育之目的,乃是熟谙儒家经典,修身养德,训练应举技巧,以为帝国培养合格官员。但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使知识界意识到,只有提高国家实力,实现国富民强,才能挽救民族危亡。随着历史的展开,这种实力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延伸到民智层面,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人德智体方面的发展能力。康有为指出人类之所以善辨善思,“惟其智也”。梁启超将“智”视作人类进化的本源,认为《春秋》三世,“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近代中国主流社会阶层,从德性优越转化为知识优越。这种优越意识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也得到德性论之外的知识合法性支撑。因此,德与智开始分化,知识脱离德性而取得独立的地位,并且逐渐压倒德性,成为肯定人的能力的重要方面,从“成德”到“成才”,从内圣之学转向专才之学,这是时代的大转变。
    现代社会,职业分殊。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权,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将人们从各种地域、行业、宗法血缘等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通过合理化的知识分类与社会分工,将各种类型和取向的人类生活,囊括在它的广泛谱系之内,非身份性的形式平等的权利主体,成为建构国家和社会体系的基础性范畴,由此确认了新的道德/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瓦解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9]
    知识脱离德性获得独立的地位,四民社会向专业社会转型,这就要求科举教育必须转向专业教育,即通过专业性的分工和知识分类谱系,将民族教育体制综合在一个过程之中,从而为新的劳动和社会运转方式提供知识体制保障。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按照社会分工推行的专业教育,构成国民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新闻专业教育于是兴起。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宗旨,即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蔡元培也强调新闻教育的专业性,要求培养合格的新闻专业人才。
    现代新闻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发现新闻、报道新闻和评论新闻的能力,即黄远生所谓的“四能记者”——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手能写。在专业训练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采访、编辑、选题、报纸与通讯社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作为主要课目。徐宝璜十分重视学员的新闻职业素养,要求学员反应敏捷、追根究底、观察准确、博闻强记。邵飘萍同样要求学员加强知识训练,养成良好的观察能力,体格强壮,思维敏捷,行动迅速,能够适应新闻记者“饮食无节、起居不时”的生活。他还教导学员必须掌握社交艺术,以便采访到真正的新闻信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大屋顶”教育观,是从专业角度理解和评判新闻教育的。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指导思想,是为传媒确定一个平易却坚实的地基,将传媒同一切超出新闻信息之外的道德划清界限,捍卫传媒的专业自主性和自足性,强调新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专门传播之才。
    二、士人之魂:“大屋顶”教育观的传统取向
    “大屋顶”新闻教育观在解决传媒“能做什么”的问题之外,还要求传媒建立相应的职业伦理,以解决“该做什么”的问题。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并以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目标。[10]对此,徐宝璜和邵飘萍在开创中国早期新闻教育时,也吸纳传统道德资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服务。
    (一)个人权利与群体责任并重
    现代传媒以个人权利的法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资本的逐利冲动使一些媒体偏离道德约束,为迎合某些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需求而进行新闻报道。针对这种弊端,徐宝璜和邵飘萍一方面主张报纸要重视广告经营,实现经济独立,“毋须受人之津贴,因之言论亦不受到何方之缚束”;另一方面主张吸纳儒家的传统道德资源,召唤士人之魂,以为纠偏之道。中国传统士人以道自任,注重义利之分与公私之别,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徐宝璜强调报纸是社会公器,承担着群体责任,要以公众利益为原则,义在利先,私在公后;记者须具公心公德,见义勇为,要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战,“宁可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记者要有传统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优良品质,“秉笔如董狐,褒贬如春秋,美刺如国风,对于合理之事,公益之举,助之张目;不合理之事,自私自利之举,抨击无余”,如此方能“不愧为社会之明镜,民众之导师”。
    邵飘萍认为,记者之才,品性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记者要有文人侠客梦,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二)专业分立与重心建构并举
    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士为四民之首,也是社会重心所在,具有儒家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是皇权制度与宗法制度联系的纽带。进入现代社会,儒学作为统一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他们以专业化的形式介入社会活动,但通常并不直接干预官僚政治,而是与政治保持疏离与超脱。士人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11]
    在“权势转移”的时代,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强调传媒是提供真实新闻的社会职业,教育之目的是培养适应这一职业的记者,但这种专业化却是自掘鸿沟,容易分裂成碎片状的意识形态团体;另一方面也发现报纸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12]现代传媒作为建制化手段,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操舆论之柄,握是非褒贬之权”。它不仅控制着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着社会的公共舆论,后者正是媒体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即权力必须借助传媒建构的文化符号以证明其合法性。
    现代知识分子以传媒为中心进行重新集结,可以改变伴随专业化而来的封闭性。因此,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再强化传统的士大夫意识,要求学员以天下为己任,注重新闻的公共性和人民性,以及传媒对社会大众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倡导在法律范围内成立新闻职业团体,”苟有不德之记者,滥用其权力,则同业可加以制裁”。职业团体对外可以保护记者利益,对内可以制订新闻职业规范,自我清理门户,纯洁记者组织,团结同道,凝结士魂,以达到建构社会重心之目的。
    在当时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教育思想,没有以断裂式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而是对传统文化保持着必要的敬意,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合榫”的部分。即使在“劳工神圣”的语境里,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依然坚持传统文化的精英主义,铸造士人之魂,延续中国文脉,使新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结语
    中国新闻教育起步之时,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论调甚为激越。由徐宝璜和邵飘萍主持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探索新闻教育的路径时,能从“大屋顶”思维出发,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双重原则,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
    就其普遍原则而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摒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因而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传媒新的地位与功能;教育之目的是养成现代新闻观念,培养专门传播之才,以其专业服务于社会大众,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就其分化原则而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儒家道德资源化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赋予新闻记者士人之魂。这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大屋顶”新闻教育观,不是墨守成规,而是面向中西文化,沟通传统与现代,为中国新闻教育划出正确的路径和方向。
    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无论是大学科班出身,还是报馆训练出来的,其专业技能和儒家人格,令后辈同行有高山仰止之感。可以说,当年新闻教育兼顾现代与传统的“大屋顶”思维,对今天中国新闻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林与舟:《五十年代对“大屋顶”的批判》,《书摘》2006年第8期。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柳宗元:《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德]卡西勒著,顾伟铭译:《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7]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汪晖:《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兴起·科学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10]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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