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性关键环节在大学教育
《大学周刊》：在《中德现代化比较笔记》中，您提到“文化现代性的手段是教化，即对人的再教育”，那么大学在文化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曹卫东：文化现代性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从狭义来讲，是指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广义上讲，它所提供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现代化思路——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的是：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开过去那样一种单纯追求经济现代化或政治现代化的单维模式，而通过把文化放在首位来实现总体现代化。
...
[阅读全文]
18世纪70-80年代，在德国文化史上被称为“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时期。当然，这是泛泛而论，不同的学科，还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比如，在政治学上叫做“专制主义时代”；在经济学中则有“重商主义时代”一说；在思想史上则成为“启蒙时代”，而在美学史上还有“天才时代”的美名。
人们常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按理说，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到来，总该有些前兆吧。可是，不论我们如何翻阅德国历史，我们都很难发现，1769年或更早的一些年头会有什么特别值得注目的地方。这些年里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但究其本质似乎都和“狂飙突进”这个名字沾不上边。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黯然沮丧的。
然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专门研究“狂飙突进”的德文著作，该书的其他论述都很平平，惟有一个观点令人叫绝，它把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
[阅读全文]
这是引语，话说得可能也...
[阅读全文]
一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发端之际，危机便应运而生，此后历久不离。西方如此，中国更为突出。远的暂且不讲，单说近期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组织的《九十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对策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大都忧患重重，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大有举步唯艰之势。承认目前存在着困境，无疑有助于我们努力寻找对策，尽量对之加以克服；并以此为契机，促使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朝纵深方向发展。但是，大家似乎是异口同声地把目前的局面归因于商品大潮和大众文化，则让人有些不敢苟同。其实，在当下语境中，绝非比较文学一门学科遭遇到了挑战，任何一门学科都在经受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洗礼。（1）因此，我认为，比较文学目前要说有困境，其原因与其说来自外部，毋宁说根源于比较文学自身。具体而言，主要是由于比较文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忘记了自己量种实用诗学，或者说是一种实践理论话语，从而使比较文学研究要么沦落为单调“国际文学关系史”，梳理和清点些文学贸易史料，要么降格为浅薄的“比附文学”，尽干些...
[阅读全文]
按照我们的祖训，为人应当以天下为公，而个人修炼之最高境界当为大公无私。作为一种思想范畴，"公"与"私"的辨证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本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大概是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原因，人们一想到"大公无私"这个多少带有口号味道的词，就不免有些尴尬，以致于我们几乎快要把它的中国思想背景遗忘殆尽。
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终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悬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公"和"私"的大讨论，在汉语世界也反响热烈。不过，这种舶来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们传统的思想范畴所能比拟和对付得了的，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思想史范围，而成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仅仅从某个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们阐释清楚。
该书...
[阅读全文]
关于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冲突
1958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内部曾爆发过一场学术造反运动，轰动一时。发起人是当时刚刚担任阿道尔诺学术助手不久的哈贝马斯，而矛头所指则是所长霍克海默教授。关于这场学术造反运动的发生原因，具体情况，及其暴露出来的社会研究所内部在学术制度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哈贝马斯本人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影响等，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研究著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只字未提，从而使之悬为一个难解之谜。我曾经在《读书》杂志1999年第2期上撰文《哈贝马斯：步入公共领域》，用以介绍哈贝马斯前期的思想发展，其中虽然简单提到了他与霍克海默之间的这场冲突，但苦于当时手头缺乏文献资料，因此未能作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
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霍克海默档案馆（Horkheimer-Archiv）访学期间，这方面的文献重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对文献的整理和阅读，以及与有关当事人的交谈，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一些前因...
[阅读全文]
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道尔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
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差异性大于同一性的松散团体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就是现代性批判。即使是阿道尔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
[阅读全文]
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哈贝马斯的迟到
如果说哈贝马斯前期思想中有一个致命弱点的话，那就是缺少文化间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过于浓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原因大概在于，哈贝马斯在把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向国际关系层面上推进时，发现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文化，或者说，如何把他的“主体间性”概念落实到文化层面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种话语性的“文化间性”关系，成为了哈贝马斯的一个关注点。
综观哈贝马斯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关中国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且又都是负面评价。比如，在一次访谈中，有学者问及他的生活习惯，他立刻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问题，不值得回答。尽管中国在哈贝马斯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遭到了一些误解，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哈贝马斯著作进入中国。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哈贝马斯的著述就陆续地被翻译成中文，比如《认识与兴趣...
[阅读全文]
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生活中是这样，学术上有时候竟然也是这样。就拿大名鼎鼎的哈贝马斯教授来说吧，他当年写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虽不是无的放矢，恐怕也万万没有想到一定要把“公共领域”作为贯穿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范畴。要不然，他怎么会在论文遭遇尴尬后就把它束之高阁，在近三十年年的时间里一个劲地沉默不语，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写过这本书似的。
幸亏英美世界的有心人把这本书给挖掘了出来，加上国际时局变迁的大力催化，才使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范畴没有被湮没，而且还流行起来，风靡全球。哈贝马斯显然是个明白人，知道如何顺势而上，再添把柴浇点油，借以造势。这不，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一看“公共领域”已经走红，就干脆顺水推舟把它做大。于是，经过10年的努力，有了他新近抛出的一套新发明，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公共领域”。这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跨越了三个层面：社会、国家和国际。
社会公共领域<...
[阅读全文]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据说，第四代亦已崭露头角，如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佛斯特（Rainer Forster）和政治学系的尼森（Peter Niesen），就深得哈贝马斯的赏识，但他们终究还未成大器，说他们自立一代，恐怕还为时过早。
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代都有一个核心人物：第一代我们都知道，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他用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为法兰克福奠定了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他总是嫌他的老师经验性太重，规范性欠缺，老是要来一个“拨乱反正”，用他的《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第三代是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霍耐特（Axel Honneth），他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Zur Zukunft des Instituts fuer Sozialforschung）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阅读全文]
1967年1月1日 孔策尔曼（Dieter Kunzelmann）率领一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在西柏林建立了“第一公社”（Kommune I），提出一系列主张，“要求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孔策尔曼之外，投身试验的还有乌尔里希. 恩岑斯贝格（Ulrich Enzensberger）、达格隆. 恩岑斯贝格（Dagrun Enzensberger）、格贝特（Volker Gebbert）、黑默尔（Gertrud Hemmer）、里德（Dorothea Ridder）以及泽胡贝尔（Dagmar Seehuber）。当时正在美国逗留的著名作家约翰逊（Uwe Johson）为他们提供了实验场所。仅仅到5月份，“第一公社”的成员就被“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开除了。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
[阅读全文]
1968年1月4—12日 “国际文化大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70个国家的近500名作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参加了大会，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高茨（Andre Gorz）、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法国作家 （Christiane de Rochefort）以及联邦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等。会议主题是“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问题”（Probleme Afrikas，Asiens und Lateinamerikas）。会议发表声明，认为切·格瓦纳是当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伟大楷模”。会议还呼吁与会者不要再和美国政府有任何的合作，也不要再接受美国官方的一切资助。
1968年1月9日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第二主席弗朗克·沃尔夫（Frank Wolff）在与《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
[阅读全文]
德国南部是一片高地，风光迷人，在群山和湖泊之间，密布着神秘的黑森林。天空很低，浮云从头顶掠过，有触手可及的感觉。阳光透过丛林，点点滴滴，静静地洒在翠绿的草地上，勾画出一幅变换无穷的奇妙图景，引人遐思。难怪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会选择这块土地作为他们的栖居场所。
在哈贝马斯教授的盛情邀请下，我有机会重访了一次南德。在观赏山水、领略风情的同时，去领教哈贝马斯的思想。在哈贝马斯家里做客，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宽厚仁和，言谈之中有时甚至会透露出一些童真。然而，我们谈论的话题却是颇为沉重的，因为涉及到了刚刚过去不久的科索沃战争。准确地说，是涉及到了哈贝马斯的那篇支持科索沃战争的文章。
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德国小城曼海姆集训。记得那天早晨，德国老师克劳斯·卡格先生用沮丧的语调对我们说：“我很遗憾，德国政府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战争曾经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竟然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充当了急先锋”。卡格先生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语言教师...
[阅读全文]
编撰缘起：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发展迅疾，变化莫测。但回顾现代历史，不难发觉，每个世纪在急速变迁过程中，都留下了一个或多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年头，如1789，1840，1919，1968以及1989等。于历史，这些年头或意味着拦截，从而造成历史的断层；或意味着推进，从而造成历史的加速。因此，这些年头在历史哲学中成为关键词，也就合乎逻辑了。
汉语学界关注作为历史现象和社会运动的“1968”可谓日甚一日，各种文章和专题不时见诸报刊，更有主题性的丛书正在源源不断地推出。但有两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是中国在“1968”中的特殊地位，二是法兰克福学派在“1968”中的积极贡献。
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学习期间，我有意识地收集并阅读了一批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的基本文献和研究著作，深为其中涉及到的诸多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所吸引，比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阅读全文]
海德堡是德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虽不大，却别有韵味，老桥映照在内卡河（Neckar）中，和古堡相映成趣，让人留连忘返。海德堡又是一个大学城，据说城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学生。大学和城市浑然一体，根本无法计较大学的边界，就象无法确证徜徉在城市每个角落的人群的学生身份一样。
在一个雨雪份飞的季节里，我有幸来到海德堡访学。此时的风景还未来得及从冬天的怀抱里脱身出来，叫人有些遗憾。于我，遗憾却意外地得到了大补偿，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海德堡的旧书店把我引向了一度饮誉德意志学界的所谓“海德堡精神”，并让我认识了阿尔弗莱德·韦伯（Alfred Weber）和他的文化社会学。
说起韦伯，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阿尔弗莱德·韦伯，国内学界知之甚少，在德国本土，这也是一个曾经被深深遗忘了的名字。其实，他们二人本是同胞兄弟，从学术思想来看，阿尔弗莱德虽说不在马克斯之上，但也...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