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1929年重返剑桥，除了一篇短短的论文，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他曾准备出版一本书，即《哲学研究》，大致写作于1936-1945年，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出版的念头。1947年退休后，他继续写作第二部分，但未完成。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安斯康和里斯编订全书并译成英文，1953年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体，第二部分是些残篇。与《逻辑哲学论》比较，《哲学研究》的写作风格有很大改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力图以接近于几何严格性的定义方式引入诸基本概念，这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文体，但结果并不成功，不少研究者分别指出某些概念语词的使用并在逻辑上并不完全自洽。哲学概念不是几何概念，不是靠严格定义获得其力量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他对哲学本质的看法之后，也随之改变了他的写作风格。《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严格定义的术语，字面十分简单。不过，由于它是由一系列札记组成的，更由于这些简单的话语中富含深意，所以这仍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

《哲学研究》是本伟大的书，我个人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哲学著作。维特根斯坦像希腊哲人一样，直接面对问题，在我们这个议论纷纭不知真理为何物的时代，坚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他并不那样反复申说真理是道路，他以走在真理之路上显示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并不深通哲学史，但他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继承了哲学最基本的艺术，为那些看似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发现论证。《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本章以这本著作为主线展开。不过，《哲学研究》论题广泛，论证的方式多种多样，本章只能选几个题目，算作对愿意阅读原著的读者的一个引言。

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Sprachspiel〕这个概念是《蓝皮书》里提出来的，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在这些原始形式中，思想的过程相当简明，所以，我们要研究真假问题，命题和实在一致不一致的问题，研究断定、假设、疑问，去看看这些原始形式大有益处。这时，“笼罩着我们语言的日常使用的心理迷雾就消散了。我们看到种种清楚明白的活动和反应。”然而，这些简单的形式和更复杂的形式并无鸿沟相隔，“通过逐步增加新的形式，我们可以从诸种原始形式构造起诸种复杂的形式” 。《哲学研究》也曾这样说到语言游戏，包括“孩子们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和“原始语言” 〔第7节〕 ，维特根斯坦自己举的例子有：一方喊出语词，另一方依照这些语词来行动（第2节）；教的人指着石头，学生说“石头”这个词；更简单的练习：老师说“石头”，学生跟着说“石头”；跳皮筋、丢手绢之类游戏时边玩边唱的那些话（第7节）。但是，“语言游戏”有比这远为广泛的意义：“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棗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棗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第7节）。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其他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我们在场景中学会说话，在场景中理解语句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语句逐步脱离特定的场景，话语套着话语，一个词的意义由另一个词或一串词来解释。若把语言视作一个大领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就是语言游戏。

上述意思，德文原词Sprachspiel远比中文译名“语言游戏”表达得更清楚。Spiel比“游戏”宽得多，德国人把戏剧叫作Schauspiel，把节庆叫作Festspiel。这个词自然还有其他种种“游戏”所不能反映的意味，若用一个短语解说，我大概会说那是“没目的的自由活动”。Sprachspiel译作“语言游戏”太窄，译成“语言活动”太宽，只好勉强译作“语言游戏”，但我们不可完全从中文“游戏”一词来理解Sprachspiel的意思。

我们不妨和《逻辑哲学论》的图象说对照来看。在图象理论里，语言从根本上是一种反映，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一起的一种活动。在图象说里，是一条边相切方式的接触，而语言游戏却是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在图象说里，世界和语言仿佛一开始都是已经制成的、现成的，而语言游戏却是生长出来的，而且不断生长。

“游戏”这个概念还提示遵守规则，在国内，很多论者主要从游戏规则来理解理论上的游戏概念。但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游戏不是一些遵循规则进行的机械活动，游戏首先是乐趣、情趣、旨趣，这些东西比规则更加重要。游戏这个概念是有点特别，一方面，游戏自由自在而无目的约束，另一方面，多数甚至所有游戏都要遵从一定的规则。游戏的约束不是来自因果，而是来自规范。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这我们到实指与样本一节再谈。

意义即使用

在《哲学研究》的第1节维特根斯坦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想法：“‘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棗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么意义；谈的只是‘五’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第43节断言：“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棗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FONT>—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思想。

其实，虽说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基本思路是另一种，但“意义即使用”的想法在那时已经萌生，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在哲学中，‘我们实际上用这个词、这个句子作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带来富有价值的洞见”〔6.211〕。在他思想转变时期，他更屡次表明哲学语法的任务就在于描述语词的用法。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用法代替意义，例如，这两个词的意义一样可以换成说这两个词的用法一样。但我们注意到，维特根斯坦提到“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棗哪些是例外呢？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研究者贝克和哈克认为例外是指姿势的意义、自然现象的意义等 。一个笑容或一次哭泣有意义，但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说到“用他的哭泣”。但下面会讲到，这些自然行为本来属于另一类。使用是比意义、意谓更广的概念，即使能够用“使用”代替“意谓”，反过来却不行，“使用一把锤子”不能说成“锤子意谓……”。不过，单就语词而论，我们也可以举出另一些例外，例如忽然想起了这个词的意义，他虽然常用这个词但始终没弄清这个词的意义，这里都不宜把意义换成使用。更突出的例外是：他在某种意义上使用一个词之类。最后应当指出，即使意义在外延上能和使用互换，也不说明语词的意义等于语词的使用，例如有肾脏的动物和有心脏的动物外延相同，但内涵不同。反过来，男和牡几乎从不能互相替换，但这两个词在一种很强的意义上意思相同。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时不时说到“词的意义”、“句子的意思”〔第49节、第80节等等〕。其实，语词的意义是个日常用语，从维特根斯坦的一般思路来说，我们就会设想它的一般用法是正当的，如果出现问题，多半是这个用语诱导了某种错误的反思，例如把意义看作一种实体。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要求我们防范的主要错误之一。的确，人们比较容易把“意义”误解为某种实体，但不大会把“使用”或“用法”误解为某种实体。

我们将专辟一章讨论意义概念，这里我先简短考察一下使用这一组词：用、使用、有用、利用、用法。汉语“用”字几乎是一个介词，用米来换油，用脑子来想，这时都不宜把“用”换成“使用”。使用是工具性的，“使用工具”是“使用”的标准用法。工具性意味着间接性，我们使用布料、针线、缝纫机来做衣服，但我们通常不使用衣服，不是因为衣服没用，而是我们直接就用着它，不再是使用它来做什么别的事情了。同样我们也不使用朋友，不是因为朋友没用，在多数情况下，朋友比生意伙伴和仆人更有用。

朋友的用处包含在他的存在里。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会问：朋友有什么用，下棋有什么用，艺术品有什么用，哲学有什么用。但这些问题通常没什么意义，我们享用这些，而不是使用。把通常不为使用而存在的东西当作使用的东西，就是利用。我们不说“使用朋友”或“使用他人的善意”，但我们会说“利用朋友”或“利用他人的善意”。倒不一定“利用”含有贬义，我不是在讨论语词的感情色彩，而是在讨论语词的概念结构。“废物利用”不含贬义，应该说有点褒义，但这话所体现的概念结构和“利用朋友”一样：废物本来不是为使用的，把本来不为使用而设的东西拿来使用，就是利用。

用和使用还有一层细致但重要的区别，我用砖头把窗玻璃打碎了，但我却不是“使用”砖头把窗玻璃打碎。我们使用工具等等，使用那些本来就为使用而设的东西。既然为使用而设，它们就有通常的用法，就有用得得法或不得法。use作动词时译作“使用”，作名词时译作“用法”。越是专门为某种用途而设，越是和其他工具配套使用，用法就越严格，这种被使用的东西就有usage。

我们使用语词，语词是些专供使用的东西，我们遣词造句，使用语词说话。但我们通常并不使用句子。我们使用语词的目的是用来构成句子，而说出句子就是说话，说话编织在实际生活之中。只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才说“使用句子”，例如“恭请圣安”这样的句子，有它固定的使用场合，可以说有个“用法”，有这种固定“用法”的句子，像语词一样收在词典里。但我们通常只谈语词的用法，谈不上句子的“用法”。在近似的意义上，一个天然的姿势或笑容可以有意义，但我们通常不能“使用”它。维特根斯坦主要是把语词而不是把语言整体比作工具，不过他既说“使用语词”也说“使用句子”，这是容易导致误解的。当然，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使用句子，就像我们说使用信号，但不要因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使用句子”而混淆了使用语词和使用句子的区别。

“使用”这个概念提示工具性，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哲学研究》里有很多段落把语词比作各式各样的工具。想一想罗素等人最喜欢用书桌之类举例来说明语词的意义，我们就能看出把语词比作工具是多么不同的一种思路。书桌之类的例子隐含着对语言的反映论式的理解，而使用工具的思路有助于纠正这种理解：一件工具不镜映对象，它适合作某一件工作。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在于像使用工具那样对世界作出应对。为醒目计，可以说，语言的功能是反应而不是反映。当然，为了适合某些工作，工具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现实，但这不是像镜子那样的反映。

我们可以从工具和有用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不过应当提到，从总体上看，工具不止于有用，工具不仅改变它所处理的对象，而且改变它的使用者。飞机使我们旅行得更便捷，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带来了新形式的竞争、个人压力等等。语言比飞机重要多了，语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生活形式，这一点我们在多处谈到。

工具是多种多样的，看上去差不多的工具可能有很不一样的用途和操作方式，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驾驶室里的各种手柄看上去都大同小异。（自然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要用手抓住来操作的。）但它们一个是曲轴的手柄，可以停在各种位置上（它是用来调节阀门开启的大小的）；另一个是离合器的手柄，只有两个有效位置，或离或合；第三个是刹车闸的手柄，拉得越猛，车刹得就越猛；第四个是气泵的手柄，只有在来回拉动的时候才起作用。〔第12节〕

维特根斯坦借此说明，语词及其“操作”也是各种各样的。他在23节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棗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对象棗报导一个事件棗对这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棗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棗编故事；读故事棗演戏——唱歌棗猜谜棗编笑话；讲笑话棗解一道应用算术题棗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棗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

然后他说道：“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工具及对语言工具的多种多样的用法，把语词和句子的多种多样的种类同逻辑学家们对语言结构所说的比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

维特根斯坦一向把语词的用法和语词的学习联系起来考虑，通过这一联系我们可以在更深处领会语词用法的多样性。“核桃”是一个词，“二”也是一个词，但学会这两个词是十分不同的过程，也包含了十分不同的理解方式。“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表面上是两个相似的语词，然而却是两类十分不同的经验的形式化。维特根斯坦一般地反对过度概括，有时竟声称不要作任何概括。本来有差别之处，当我们把形式弄得一般齐，就得另有形式把差别表示出来。人有的自私，有的不自私，你说人都是自私的，你就得另外用一组词来说明我们平常所区分的自私不自私。你说方的圆、猪八戒、朱?基都在某种意义上实存，你就得说明他们在哪种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实存。

语词的发音形式、书写形式大同小异，往往模糊了语词用法多样性这一至关重要之点，名词、颜色词、数词等等，它们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学习、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对每一个词我们好像都可以问：“这个词意谓什么”或“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由于问法的一致性，好像就建立了词的本质的一致性。然而，你说使用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我不也可以说意谓有不同的意谓方式吗？可以；但“使用”这个概念更容易提示其内容的不同，“不同的使用方法”比“不同的意谓方式”或“意义的不同种类”要清楚得多。这部分是由于“意义”这个词的名词性要远过于“使用”、“用法”一类。因此，“意义”这个词更容易诱导人们建构实体性的共相概念，使用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则是祓除这样的共相概念。

使用提示一种可公共考察的过程而意谓容易引向内心意象，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更愿选择“使用”的一个缘由，我们将在下面关于私人语言和自然理解的讨论中看到这层深意。用“使用”来代替“意义”和“意谓”还有一个优点。“使用”比“意谓”更广，专名可能没有意义，但我们仍然使用专名。“使用”这个概念固然有种种优点，但若把“意义即使用”理解为口号，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的定义，以为只要把“意义”都改写为“使用”，语言意义问题就解决了，那就太轻易了。“意谓”和“使用”都是一些提示词，所需关心的是这些名号下的内容。

“使用”这个概念的一个缺点，在于它太宽泛，奥斯汀后来说到使用和意义一样宽泛含混，“已经变得经常遭人嘲笑”。所谓宽泛，最重要的在于没有标识出使用符号和使用其他东西的差别，就是说，没有突出“意义”。把语言视作工具，古已有之，也是初级反省容易达到的结论，然而，哲学家，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内，倾向于被另一条初级反省的思路引导，把语言视作现实的反映，而这不是没缘由的。语言不是直接改变现实的工具，而是述说现实的、理解现实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工具，使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用一个瓶盖当车和用车将死对方。前一种使用是赋予意义，相当于“看作”，即放到一个特定的规则系统里，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象棋规则而不是瓶盖的模样。语词的使用不同于泛泛使用，而是一种规则辖制的行为，因此有用对用错之别。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的大量讨论可以看作是对意义即使用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用一片荷叶来代替语词，表示“荷叶”、“绿色”等等，也可以用它来蒸米饭，用它来赶苍蝇。泛泛谈论这是三种不同的用处不得要领，头一种使用和后两种使用的区别，远远大过第二种使用和第三种使用的区别。头一种使用是把荷叶当作符号来使用，就是说，把它当作样本，使它具有意义。这个关键之点，我们下文讨论“样本”时还会谈到。

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似乎太多变了：“语言结构是稳定的，用法是多变的。因此有理由说，是结构而不是用法决定了一种语言的同一性，规定了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语言。”不过，上一段已经提示，只要澄清了作为符号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是在一个体系之内的使用，结构和用法之争就只是强调重点的不同，不一定是重大的义理分歧。索绪尔喜欢用象棋来比语言，维特根斯坦更常用这个比喻，棋子的使用是相当稳定少变的。

(来源:中国学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