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 [1]，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2]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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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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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不仅为世人所关注，在今后许多年内，仍将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不断被提出研究。其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讲清，对于那些“当事人”或“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既是内心关切所在，也是一个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此，我们有必要扩大自己的历史视界，从更为长远和宏大的角度来把握问题，以找出其道理所在。这需要我们采取历史学家的立场，与“事件”拉开一定的距离。重视历史的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做事，并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评判，──尽管他可能是不自觉的，──由此而取得的种种认识，无疑是人们行动的根基和出发点。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以至传统经济都存在很大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古人从未对中国文化传统做过相应的总结，特别是从今天的眼光和需要来看；另一方面，在恰好需要这种总结的近百年时间里，人们很多是采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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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挂帅推动的主要经济社会运动之一，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国营化”并且剥夺了农民的个人权益（即“共各种产”），而且带来了粮食危机和大饥荒。“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公社制度保留了下来，后来成了农村改革的对象。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为了改变毛泽东这一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境，进行了调整，而这又埋下了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种因。可以说，不了解“大跃进”，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时代贯穿始终的一些重要历史线索。“大跃进”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常常以“人民”的名义宣传鼓动，而官方媒体则大量报导“人民”对“大跃进”的“热烈拥护”。究竟中国的农民们当时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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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随后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共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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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对于生产的作用究竟如何？特别是土改过后的一段时间，它会给生产带来什么影响？这对农村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对中共的下一步决策，无疑都有着重大的作用。为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考虑进战争的因素，尽管它不属于土改本身的问题。因为民国以来中国战乱不断，土改也多在战争环境或在敌军包围下进行，战争破坏的因素和土改运动本身的损害加在一起，无异使劳力、农具、资金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都是一时无法弥补的。尤其是，在旧有的土地所有和租佃制度之下，各种生产要素间本存在着有效的组合，经过运动以后，旧的组合全被打乱，再加上严重的要素缺损，配置的失调更是显而易见。当日中共提倡的互助合作很大部分即是有见于此。土地革命初期，反对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意见曾流行一时，其理由即是会把土地分割小了，使有能力者少分田、人力物力有闲置；无能力或能力不足者，分了田又要雇人，故主张按劳力分配。只是因为按人口分配深得群众拥护，因此虽觉贫农耕种无力，目前主要是争取群众，而“不是发展生产的时候”，才使按人口分配的主张占据上风，并一直沿用下来。134 表明早已在实际生活中发现要素配置的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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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地改革，今人多以为它是一件陈旧的往事，忽略了它对其后“农村改造”以至“农村改革”的影响和作用；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土地问题又重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而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本篇写于1991年，曾经农村制度研究课题组《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刊出（1994年），后为北京和香港几所大学用为教材，此次修改，增加了几条新发现的史料。
在一项关于当代农村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土地改革”无疑应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它与“合作化”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虽然它们的“革命性质”不同。土地改革在共产党革命中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初步的目标，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它却并非只居次要的地位。土地改革在一个长时间内又是共产党农村革命的主要内容，因此要想在短短的篇幅内予以概括，可能也更为不易。
像对中国农村的大多数问题一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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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少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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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e Chinese 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has history ofnearly 1, 000 years. The spread of the cotton spinningindustry not only changed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styles, moreover it chang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Simultaneously, over p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with the rise of the areas producing superior cottonand cotton cloth, the Chinese economy entered a new stageof development marked by the steady increase of interprovincal economic ex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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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 [1]，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2]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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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1958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1958年和1959—1961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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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关于农民“反行为”的研究，一开始我们把它分作了三个部分：第一，是“懵懵懂懂”的时期，讲早期合作化过程中的事情；第二，是“大梦初觉”，是说所谓大跃进时期；第三，按杜润生杜老的意见，叫“两面政策”，是1962年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阶段。这篇文字即是它的第二部分，又可以分为上、下两个段落，先讲大跃进、公社化，后讲大饥荒。本文写作于九十年代中期，此次发表，略有修改。
一·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是一个涵盖了好几年的运动，它可大体以庐山会议为界，区分为1958年和1959—1960年两个阶段（即所谓“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1本文上、下两个部分就是这样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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