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及“和谐社会建设”，实际上也有助于推动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改革的全面和深化。而个别经济学家则在民众开始了尽管不够全面和难免多少偏激的反思之后，仍然固执地讳疾忌医
正是由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持有的是激进私有化主张，所以他们对国企改革不同形式的摸索、对国资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等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这种情况不是推动而是阻滞了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可能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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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如果10多年前不与旧体制相妥协，中国证券市场就不会获准产生，妥协的结果则是证券市场的中国特色太多、太重，并且对于进一步健康规范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认为，证券市场的监管很必要，但还只是外因，触及证券市场的内在机制更为重要。
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阿斗式”的证券公司，华生认为，其未来的命运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尤其需改革市场准入的审批制度，通过降低“行政门槛”、提高“技术门槛”，让民营、外资等多种形式的证券公司都建立起来，形成充分有效、健康有序的竞争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经济》：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凄风苦雨，证券公司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证券公司今天的命运？
华生：我们可以说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证券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健全，监管机制需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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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建立把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系，这是二十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上的重大突破。它对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更有深远的影响。
从管人到管资产
企业改革千头万绪，从何入手，核心抓什么？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明确。在实践中，我们事实上还是沿用了计划经济和政治挂帅年代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做法，把企业和党政机关一并对待，把管人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没有人权其它权力都是空的，管住了人，也就管住了企业。但是，随着企业的外部环境即宏观环境日益市场化，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和复杂, 企业的行政级别逐步淡化，企业经理人市场初现雏形，一方面管人的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传统的组织部门只管人，不懂也不管资产、财务、经营的模式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短期行为。结果以管人为核心的企业管理体制，实际上越来越管不住人，特别是很难管出、留住和用好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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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讨论经济学家的贡献和经济学评奖的问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首先一个问题是怎么来衡量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如果按照对政府决策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官职高的人发挥的作用肯定比研究人员要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评奖，恐怕以后得奖的范围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评奖，要讲贡献，首先就要有规范和标准。
经济学贡献不应以官阶评价
客观地评价，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基本上还是一个应用经济学，因为我们过去改革前跟着前苏联模式走了一段歧路。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我们还是后来者。从世界普遍适用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角度看，中国还谈不上做了什么贡献，好像也没有谁做了什么显著的贡献。
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自己。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是个大国，解决中国问题就有世界意义。按照目前诺贝尔奖的评奖情况，有的经济学家只是在某个很专门很狭小的领域做出了创新和贡献，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得。但是，如果从一般理论意义上，就是我们为世界经济学添砖加瓦，完全不考虑中国的问题和特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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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年之前，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很难预见到，股权分置改革，这个涉及到国家、民企和亿万人财产的利益再分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这么平稳的方式走过了它大半的历程。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将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时间最短、进展得最顺利，以及对改革成效争论与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变革而载入史册。
温故而知新，那么，股权分置改革迄今为止的初步成功，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方向正确，立足国情，政策亲民。
这一点我们将股权分置改革与国有股减持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有股减持同样是政府的决策，出发点似乎也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借鉴了国际惯例，同时考虑到改革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全流通的目的，但是却遇到了市场的强烈抵制，以致最终不得不搁置和废止。其原因就在于决策脱离了中国股市历史形成的股权分置的特殊国情，以及相应产生的市场价值中枢和运作模式。这样从国有股一方利益出发的国有股市价减持就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这种不惜牺牲一代公众投资人的利益，让他们独自承担过去封闭的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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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要隔一段时间去看，才更加真切。记得1988年，我执笔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分三期发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内最权威的刊物《经济研究》上。那时大众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文章被复印了在大学流传。
这里抄录文章开头的一段话，读者也许仍然会觉得有似曾相识的亲切：
“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并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要避免动乱，争取腾飞的前景。
18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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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讨论经济学家的贡献和经济学评奖的问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首先一个问题是怎么来衡量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如果按照对政府决策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官职高的人发挥的作用肯定比研究人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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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日前发表评论时指出，房地产是一个特殊市场，其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具有长周期的特点，同时又涉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权利保障问题，因此，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政府的调控要讲究范围，力度和方法，不能生硬和逆向调节。
华生教授认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应缺失、名不符实和严重不足是福利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一大政策缺陷。因此政府大力组织这类房屋的供给是完全必要的，目前的问题是力度仍然远远不够，还只是一个起步。现在普通住宅的建安成本已经非常透明，房屋的售价基本由土地成本决定。政府完全可以用建筑招标办法，由建筑公司或房地产公司投标承建。对这类住房，在招标条件中，应该有明确的居室面积和售价的规定和限制。但是，对于由土地竞价拍卖后兴建的面向中高端消费者的房产市场，政府不宜参与居室面积和价格的限制，干扰和扭曲市场的正常运行。
华生教授说，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大拆大建和二手房市场的极度萧条是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二手房市场没有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板之前，房地产市场不可能稳定和成熟。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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