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界，哈耶克的自由论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产生影响，至１９９０年代后期蔚为大观，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要对启蒙体制及其各类变种进行反思、要全面引进市场原理，当然应该重新评价和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另外，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在各国引发的经济结构改革曾经表现出向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主义回归的明显倾向，中国社会同样无法置身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哈耶克热”的升温。
众所周知，对哈耶克学说的翻译、介绍以及研究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中国学者是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在那个浮躁的世纪末，身居京城而能长期杜门谢客、精研玄理、潜心专治一家之言者可谓凤毛麟角，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出于专业兴趣，我重点阅读过邓正来教授的代表性论文集《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以下简称《法哲》），在此仅以这本著作为线索，对哈耶克法律秩序观的基本脉络和问题群略做整理，并就其中潜在的社会有机体与个人自由的悖论进行评议，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按照我的理解，邓教授对哈耶克法律哲学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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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最有创意的学者米歇尔·福柯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哲学，从哲学的角度观察历史，把本来难以兼容的实证研究与批判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对社会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法律人而言，他的代表作之一《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最值得精读。这本著作细致描写了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西欧刑法和审判制度的演化过程以及对罪犯惩罚方式的改革，透过工厂劳动、学校教育以及牢房监控等一系列表面现象看本质，揭露了合理性国家权力的真相和主要特色。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开头就栩栩如生地复述了１７５７年对谋刺国王路易十五未遂的罪犯达米安执行五马分尸死刑的实况记录，紧接着的是引用一座监狱在１８３０年代日常作息的明细表。显然，作者试图用这样两个特写镜头的鲜明对比来展现法律制裁机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剧变——从身体的破坏到身体的改造、从赤裸的暴力痛苦到隐蔽的驾驭驯服、从正常行为与越轨行为的并处到两者之间的区隔，因而刑罚的主要对象也就改肉体折磨为心理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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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本发表于《财经》
从身穿防弹衣查处腐败罪行的英雄，到身穿囚衣接受腐败系列罪行宣判的要犯－―在仅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黄金高的人生轨迹陡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样的戏剧性变化，简直让人匪夷所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桩光怪陆离的奇案？
把人民网上传的黄金高公开信《为何防弹衣随我６年》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的无期徒刑判决重叠起来，放在太阳底下仰光透视一下，你可以发现报复性执法的背景水印。但是，如果把检察机关对黄金高提出的４８项受贿指控与连江“地案”进行对比，你或许也可以从看到“五十步笑百步”的滑稽，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围绕公共物品分赃而爆发的争夺和火并。其实在那里，什么法制、道德、纪律、正义感、党性原则都可以是假的，但防弹衣和囚衣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物象倒都是千真万确的。说穿了，防弹衣不外乎非法暴力的隐喻。而囚衣则构成合法暴力的隐喻。两个隐喻合起来就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在目前，离开暴力就根本无法重新界定基层的产权关系。
黄金高案或许将作为中国制度变迁上的一个转折点而载入史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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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新近出版的《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6年第一期、总第九期上。
一 对问题状况的界定
人类生活以基本的信任为前提。
在中国，由于亲子之情可信，产生了养儿防老的观念 [1]；由于朝夕四季之序可信，出现了顺时而动的模拟（analog）治理方式，即与自然韵律合拍行事的所谓“时政纲领”。到现代社会，对银行系统的信任，促成了货币经济的发达和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对科学真理的信任，加强了通过论证性对话达成共识的普遍主义倾向、沟通行为以及民主程序。也可以说，正是信任构成了安全感和秩序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和谐的前提。群众没有相互信赖，民间组织势必分崩离析。官僚如果不能树立信望，或迟或早，政府难免面临垮台的厄运。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各行各业的分工日益繁细，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化，数码网络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造成浑沌，以此为背景，个人行为的风险不断增大。其结果，对沟通与合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相互信任所发挥的功能也随之越来越大。但是，不得不承认，形成、维护以及加强信任的条件却今不如昔，甚至已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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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政治成熟的”，但绝非自由主义的同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柏林革命爆发之际，德国正面临战场惨败、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外交枯寂的残局。于是，民族的整合与崛起，就成为当时举国上下最强烈的愿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有两位著名思想家，基于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爱国心，先后倡导领袖独揽大权的必要性。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把人民投票与帝国总统制结合起来的构想，并借助民主党的推动使之成为魏玛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1。另一位就是卡尔·施米特。后者特别强调主权者的决断以及突破法制羁绊的非常举措，并从政治神学的角度为魏玛宪法第４８条所规定的总统强制执行权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辩解 2。
思想、制度以及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这段历史故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容易引起“外争国权”之类的情感共鸣，也很容易围绕“内争民权”等问题引起理论上的误解――甚至把施米特的专制化政治主张与韦伯所标榜的“政治成熟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3。
实际上，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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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之春，天灾人祸接连袭来，迫使举国上下都拿起体温计来"吾日三省其身"，也使现行制度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或多或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有待我们进行消毒和治疗。正因为是一场夺命疫病增强了社会的知情权意识，是一件夺命罪案激发了对公民自由以及违宪审查制的迫切诉求，这就理所当然地把政治改革陡然提升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为了平息鼎沸的民愤、为了回应人民的强烈呼吁，新一届党政领导人果断地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来进行补救，并在近日决定立即启动党内民主化和改宪的作业。
关于第四次修改宪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在专业人士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归纳和概括各种说法，不外乎三类基本的主张∶（１）作为根本规范，宪法应该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不宜轻易变动。（２）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某些修正案内容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仅靠法律规定甚至政策性举措就可以解决相关的事宜，不必写进宪法文本当中。何况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现有的宪法条文未能充分落实，在形式上不断修宪非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败坏宪法的信誉和权威。因此，与其随便改宪，不如做好宪法解释。（３）不否认宪法有修正的必要性，关键是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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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世界金融体制开始发生微妙的地壳变动。其主要征兆是人民币升值和亚洲通货单位确立。货币既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又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所以，货币是具有强烈公法色彩的。更准确地说，正式发行的货币构成公法与私法的一个关键的交叉点。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把货币的本质理解为对社会的一种债权，而货币的价值则构成政府信用的最显著指标。为此法律研究者不能不重视货币在实现可计测性方面的功能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从法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货币经济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著作《货币系统的世界史———阅读〈非对称性〉》（岩波书店，2003年初版）很值得借鉴。作者在1994年曾有题为《中华帝国的结构与世界经济》的处女作问世，对中国传统币制以及商品交易的双重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以这样雄厚的史料研究为基础，十年之后付梓的新著进一步论述了中国传统货币的基本特征，通过不同国家之间异同的比较，为亚洲金融市场机制的类型化、模式化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理论命题。
由于货币需求的地域差距和季节变异，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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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上访”为“下访”？
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从１９９４年起全国群众来信来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件数明显扩大，并且在长达十一年的期间内持续递增；近几年越级上访、进京直诉的潮流愈来愈汹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汇集到中央政府
1。２００３年夏季以后，公共传媒开始惊呼北京面临空前的上访洪峰
2。２００４年前八个月，仅国家信访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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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主旋律：自由与法治的和谐
中国正处在欲望自由主义时代。
最近二十五年来，行政规制的缓和大幅度地释放出被长期压抑的民间活力、激发了创业的热情和野性，对外开放、全球化以及经济基础的巨变则导致既有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动摇甚至分崩离析。其结果，逐利动机摆脱了束缚、到处横冲直撞。一方面，个人欲望的急遽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某种恣肆的、剧烈的自由竞争，并使中国经济终于创造出惊人的绩效――２００５年国民总产值已经超过英法两国，居世界第四位〔1〕。但是，另一方面，欲望横流和片面ＧＤＰ至上主义，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共性建构的滞后，也带来了机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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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1因而也是各种诉讼活动的终点；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断之后，原则上不应再留有继续争执的余地。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际上仍然有权对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提出审判监督的抗诉并可能引起对终局裁判的重新审理，并且不受时效限制。2就这一意义而言，检察权似乎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式法律体系中“检察优势”的风格，归根结底要高出审判权一头，至少是还没有完全确立审判权在法制运作方面的优越地位。3更有甚者，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坚持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互相分工和制衡的原则，4这公检法三权（或者再加上司法部，称为“公检法司”四权）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优先劣后的差异；有时还能发现作为专司犯罪搜查和社会治安的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反倒更有实力的某些迹象。以警察和检察（实际上还要加上不同形式的监察）来共同防止审判活动的失察，这就是中国式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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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季卫东教授
评论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人博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郑永流教授
时间：2004年11月4日晚6：00--9：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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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3年初各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中党委书记纷纷出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现象，国内外颇有议论、莫衷一是。实际上，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样做的结果是开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大举参与民意测验、投票竞争的先例。从“当然的人民代表”到“当选的人民代表”，表面变化似乎并不显著。但与此相应，统治的合法化机制或早或晚势必要转换。至于转换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半途而废，首先要看对党委书记落选的事态如何处理，其次要看差额候选人的属性和多寡，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人们通过试错的实践是不是确信政治改革也会像经济改革那样“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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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文明在法学思想或制度设计方面存在许多缺陷，需要改革和创新，但一些思想经过提炼和重新诠释之后，可以吸收到新的法治范式之中，也可以为亚洲旧秩序重构达成共识提供一些线索和制度资源，还可以加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权力。
中国文明与亚洲整合
《21世纪》：如果说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给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预言打上了某种程度的现实性烙印，那么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在新的一年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什么位置？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季卫东：在布什政权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外交政策可望有所调整，与前一段时期相参照，不得不较多地关注国际协调。因此，主要文明之间的对话比对抗更有可能成为今后世界的主流。在2005年，各国将隆重纪念战胜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以及建立联合国体制60周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外交布局。
对于中国而言，2005年还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个花甲轮回的转折点，加上刚结束的立法院选举结果使激进台独势力受挫，海峡两岸之间文化认同的氛围或多或少会加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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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见到达维·凯瑞斯教授并对他的精彩讲演发表评论意见，我感到非常高兴。凯瑞斯教授在今天的讲演中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使我们对于基本人权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不同侧面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本人在聆听讲演的过程中有许多收获，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感想和问题，现在提出来与凯瑞斯教授进行讨论，同时也就教于在座的各位听众。 首先谈三点整体的印象。
第一、凯瑞斯教授援引历史事实证明，在美国，尽管言论自由被认为是立国之本，在选择的先后顺序上其定位往往高于别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个原则也并不是像政治学和法学理论通常所说的那样应有尽有、美伦美奂。实际上，对于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不可能一劳永逸，相反，它始终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动态之中。因此，各国宪法在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永无止境。美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上述考察和判断，凯瑞斯教授主张美国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应该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的广度和深度。我想，作为一个批判法学的健将，凯瑞斯教授肯定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言论自由对批判法学以及批判性民主主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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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感谢孙笑侠教授为我提供了这样一次与各位进行交流的机会。很高兴在时隔八个月之后再次来到浙江大学法学院。
四年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倡过把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改革思路。今天重提这个话题，需要追加一点说明。我并不是想把大家都卷到政治的钱塘江大潮当中去。说实话，如果我和在座的各位真要陷入政治性的是非之争的话，那将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损失，于公于私都是不适当、不明智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偏偏要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选择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来说？我有我的道理，也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现在让我对有关的原由先做几点说明。
第一个原由是司法改革、法制建设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体系。这次回国，我进行了一些基层调查。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一些司法实际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动，最高法院在５年改革纲要中已经提出的许多举措都无法落实，审判制度的创新也无法推行。比如说人事，法院自己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科班出身的审判员太少，可是同级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仍然有许多机会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插进来，因为决定的权柄操在地方党委政法书记和组织部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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