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胡适在1932年曾说: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
[阅读全文]
罗志田：物质救国：走向"文明"的康有为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稍后，正当梁启超因欧战的残酷而对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提出质疑之时，梁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写于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此书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谢！)正式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许多过去的趋新派如严复等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失望，梁启超便因此而更注重与之对应的东方"精神文明"。康有为那时所见却相反，他特别在1919年的"后序"中说:当年成书后即"欲布发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深不然之；...
[阅读全文]
1911年，胡适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留学生在美国应多练习英语演说。梅光迪认为，此“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他稍后指责留学生回国仍“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此语甚可思。今日各校颇有提倡所谓“双语教学”者，实际的状况，或师与生外语程度皆不足，或师不如生而勉强挣扎，或师过于生而自说自话，均未真从听讲学生角度考虑，徒求形式，而不免自欺欺人。
此举看似“创新”，实则“复旧”。抗战前后，大学确有以英语授课的先例。然当年学生的英语水准一般似较现在更高，如抗战后期的两三年，国立大学的男性毕业生皆被“征调”参军，为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作翻译，基本皆...
[阅读全文]
〔摘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转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其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应结合起来考察分析。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文化史；政治史
...
[阅读全文]
文化评论大约是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一种文体，比通常意义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坐一点，但又不能严肃到像以前电影上的政委那样不苟言笑。如果用科举时代的文章标准来比拟，则考秀才时主要看文辞的美恶，文章要做得空灵；考举人的文章就要有点所谓书卷气，多少要体现一些学问，不能太空；而考进士则学问一面要求更高，需要在讲究文辞的基础上尽可能表现应试者的学问功力。文化评论大概就有些类似于举人的文章，要在淡淡的书卷气中依稀透出几分空灵，其实也带点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那种希望鱼与熊掌兼得的中庸意味。
今日文风不古，学术论文不少是文辞和学问都未必佳，固不必论。
通常学问一面还过得去的学术文章，也大多不复讲究文采，能做到“辞达意”又“言能文&r...
[阅读全文]
摘要：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关键词：蒙文通、史学方法、论世知人、思想史、学术史
...
[阅读全文]
越是时代的就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评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近代中国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所谓开一代风气者有三人，即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古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在杜佑看来，立德目标太高，常人难以企及；而“立功遂行当代”，“立言见志后学”。从旧的传统立场看，曾国藩或许兼具三不朽（惟因杀人太多而德终有亏）。论事功，三人呈递减之势，除个人的因素外，也提示出时代的转变，即士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日渐萧索（其中当然有废科举的影响）。若论影响的持久性，梁、胡二位反超过曾。在章太炎门人挟革命余威而掌控民初教育机关和舆论之后，曾氏的影响即随桐城派的失势而式微。
五四那一代大学生大约是曾国藩还能影响较广的最后一代中国读书人，罗家伦在五四后曾劝留学生出国只带三部中国书...
[阅读全文]
摘要：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竞争进程，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学术的部分，首先检讨争论双方的观念本身，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五四后兴起的“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其影响范围的广阔和参与者的众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场“运动”；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陈以爱最近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新著虽然仅选取一个机构在一段时期(1922-1927)里的发展进行探讨，或可说是这方面第一部比较详细的专著。此前则较有份量的论文多侧重于提倡整理国故最力的胡适，然数量也不多。新近一些学术史研究对此...
[阅读全文]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 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近年杜赞奇...
[阅读全文]
〔内容提要〕 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1〕这个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对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别的相关问题时已提出不同的看法〔2〕,这篇小文只是顺沿以前的思路,略作进一步的补证。
胡适早年曾说: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
[阅读全文]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近代中国 夷夏之辨 民族认同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以冷战结束和苏欧政治体制崩溃为表征的。彼时西方一些专家即已预计今后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将是民族主义。但其具体所指,则多就民族主义对所谓第三世界变动较多地区的影响而言。说到欧洲,一般都期望着全欧“民主化”的出现。殊不料苏欧政治体制崩溃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复起。前南斯拉夫联邦各族间战火长期不熄,成为一大世界难题。苏联解体后各前加盟共和国之间亦有诉诸武力者,而俄罗斯境内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更引起了世界瞩目。
有意思的是,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在以前共产体制影响下的东欧风行,在早已“民主化”的英伦三岛上,爱尔兰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而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也卷土重来,整个欧洲实已为一股民族主义大潮所扫荡。在被称作民族主义故乡的欧洲,一般人早已将民族主...
[阅读全文]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
[阅读全文]
摘要：20世纪20年代后期，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北伐之后，在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的同时，学界思想界相当一部分态度恰相反，他们因担心对“国学”的提倡会影响中国对西学特别是科技的引进，而据西方学术分类不承认国学是“学”。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许多否定“国学”之趋新学人又有着强烈的传统“资格”观念，他们一方面不承认“国学”的学术正当性，同时又努力区分新旧，不许一些不具备某种新旧“资格”的读书人“尸国学之名”(借用柳诒...
[阅读全文]
徐志摩曾说：“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分想像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这是他1926年4月为《晨报副刊》的《诗刊》所写的《弁言》，当时他对《诗刊》和新诗都充满希望。但《诗刊》实际只出了十一期就止步，把版面“借”给了《剧刊》。不几月《剧刊》也不得不告别读者，徐氏沉痛地慨叹：“这终期多少不免凄恻的尾声，不幸又轮着我来演唱。”他那时基本绝望，以为“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别的地方”。后者大概语涉进行中的北伐，即《诗刊》的两主力“闻一多与饶盂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剧刊终期》，1926年9月23日《晨报副刊》）。
不过，政治军事的动乱也有间歇，几年后的1931年初，北伐及其后更大规模的国民党军事内斗差不多告一段落，而日本的侵华野心尚在酝酿，新月书店再推出一本《诗刊》。这次是单独发行的刊物，仍是徐志摩等人所策划，...
[阅读全文]
我在去年回顾五四的一篇小文中曾提出：“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所言，属于“自我批评”一类。其实我们关于五四历史记忆的模糊，也因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有些政治力量则更多是有意为之，如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就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
1942年五月《世界学生》杂志(1卷5期，以下凡引自此期者不再注出)刊发的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吴稚晖那篇《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的文章意图最为明显，他不仅要说是孙中山领导了五四运动，且...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