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把现代政治思想体系，划分为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其实，这种划分应当归之于一种理想类型的分别。因为，三种政治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之间，从来都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激进主义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说，从卢梭到马克思的激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言述，就以对自由主义及其制度要求的批判为思想运思的条件。而自由主义也一向以拒斥激进主义的论说为重要的理论任务，且自由主义愈向现代延伸，这一拒斥的坚定性与明确性愈益显明。保守主义对二者均不满，既批评激进主义革命主张对传统的毁灭性破坏，又批评自由主义太过张扬个人而遗忘了传统的重要性。自然，激进主义对保守主义的批判也是激烈的，落后、反动甚至在革命辞典中与保守同义。而一些自由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取反保守主义的重因循的、进步主义立场的自由主义，公开宣称不愿做一个保守主义者，并将保守主义者置于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之对立面——权威的辩护者位置上，进行抨击。但是，另一方面，三者之间在思想资源上，又可谓是互通有无的。自由主义从激进民主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那里，移借正义言述、民主诉求，甚至像社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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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时下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思想格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已经演变为二元对垒：对阵的一方，是做派上显得十足的道义凛然的新左派。(1)
另一方，则是依据时代要求与学理回应而呢喃言语的自由主义。对阵态势则明摆着：新左派对自由主义采取的是攻势，它依赖西方学术化左派集聚的学理资源，仰仗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主张和“全球化”时代潮流凸显的民族性问题意识，将过去激进左派的主张做温和的处理，对自由主义加以严厉的指责。似乎时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弊害均由自由主义导致。自由主义者处于明显的守势。他们对来自新左派的指责进行抗辩，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加以勾画，对自由主义的可信度与有效性提供说明。从三足鼎立到二元对垒，其间的演变有做解析的必要：各自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判断，与我们所处当下时代的演变有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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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生产机器的主体性结构因素有三个：一是作为知识生产主导力量的国家，二是作为知识生产具体组织单位的各种研究机构，三是直接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士。这三个因素之构成知识生产机器的结构性主体，是由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格局做注定的。
“国家”之构成为中国知识生产机器的主导性力量，是因为“国家”在知识生产的结构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设计者、资源配置者与知识成果决定性购买者的角色。从知识生产的设计者角度来看国家在知识生产机器运转中的功用，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国家在知识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知识生产具有着导向的能量。中国的国家形态不是标准意义的“现代”的，它是现代形态的转变形态。这种转变通过两个对比显示出来。一个转变是相对于标准的，也即是原发、内生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而言的特殊的、中国的政党-国家形态。这一关乎国家形态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知晓，国家形态的定位使得国家对于知识生产的状态发生大为不同的影响。另一个转变是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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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生活事件，公选已经逐渐为公众所熟悉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个省份，都举行了公选。国家也在法律层面上开展了公选法规的制定实施工作。公选的积极效果正在显现出来。随着公选的日渐成熟，全面审视公选，并从权力走向开放的视角观察分析其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在程序视野中
“公选”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简称。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治理国家的重要支点不外有二，一是国家治理的健全制度架构的建立与运行，二是合理人才吸纳机制的设计与运作。无疑，公选领导干部既属于前者的范畴，更属于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前者来讲，一个现代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运行依靠的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基础上的有效制度架构。缺乏这样一个架构，国家治理就会陷入无序、紊乱的状态之中。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使得国家治理结构方面的人事任用建制得以建立起来，它对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健全化走向所具有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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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作为一个创新时代已经形成了创新文化。在创新文化氛围中的大学文化也就自然被打上了创新的烙印。创新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创新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现代创新的精神结构、制度安排、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当代东西方国家的大学的自身变革，正体现了大学适应创新、引导创新的时代精神。可以预期，在大学的创新过程中，现代创新文化的深层变革正在发生。创新的大学与创新的时代又一次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创新文化的理念是一个现代理念。在古典时代，创新是一个自在的现象。古典时代也有它的创新价值、创新举措、创新成就。断定古典时代的创新是自在的，既是因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也是因为古典时代的创新还处在一个非自觉化、非组织化、非系统化的状态。在现代时期，创新成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创新就此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性自觉、成为组织现象、成为系统筹划的事宜。而在现代创新的过程中，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大学与创新文化的内在互动，成为人们分析创新文化的必有视角。本文拟在创新文化的视野中审视大学与现代创新文化的关系，并借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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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政治学教授，我倾向于从利益、从冲突的视角去看待现代社会。我认为，可以归纳到“底线伦理”的公共规则即法律规范，比起人际伦理、种种高尚的私德规范来说，具有更重要的现实价值。”
任剑涛，1962年生，四川苍溪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政治学理论与行政管理跨专业博士生导师。1998－1999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
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国思想史、行政伦理以及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走向开放的道德》、《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等。
“熟人”的社会和“陌生人&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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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得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那么到今天为止经济改革可以走的路子已经差不多，那么政治改革能否不断跟进确实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命运和中国未来发展的状态。但是关于中国政治改革，也就是我们政治生活的理性筹划问题能不能维系一个理性的水平上，这就变得非常关键。由于这个问题非常之大，我们今天就仅仅围绕着权力的安顿和权利的保护来看中国政治生活如何走向一个渐进式的发展。我想围绕四个方面：一、在两种政治生活筹划思路之间（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二、中国政治生活理性筹划最关键问题就是怎样安顿权力（安顿权力）三、现代政治最重要环节是保护权利，如何人权落实。十六界三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要把人权写进宪法（保护权利）四、中国政治理性筹划的道路做一个描绘（在渐进改良的视野中）
一、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话题。
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理性筹划问题从改革之初到现在可以说是没有间断过，但讨论分流为二，一种表现为一种政治保守主义，这里谈的不是文化。这种主张实际上充满激情。怎样的激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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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围绕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言述。争论指向的是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当如何为改革的社会--历史目标定位这个大问题。因此，这些言述的展开，其实总沿循着两条线索：学理的自恰与实践的对策。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必然状态。比较而言，实践状况是学理分析得以展开的前提。但学理问题仍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故而，假如我们试图对这场争论有一个合理的评述，就必须在双线上同时进行。
相倚的短视
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必然存在与这一争论相伴随的社会背景。因此，当我们试图考察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纷争时，也就促使我们首先去缕析九十年代理论争论据以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大致源流。
九十年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并不是这个年代时限内的产物。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问题，还得首先放眼观察与此密切关联的八十年代思想与社会时局。
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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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宪制建构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这样一个制度前提如何才能具备，确确实实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者、行政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但如何才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探讨在国家的基本政治行政架构上，该如何应对改革开发以来发生的形势变化和结构转换，是讨论清楚这一问题的背景条件。而如何才能把一个要素重组转变到一个符合现代要求的结构，使得整个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的安排，能够切合转变中的市场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需求和外部需要，则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现实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下，我们才可能来分析、探讨宪政结构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而宪政结构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当我们假设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都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抽象实体的时候，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就被抽掉了。只有我们认识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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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是富有才华的。在他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出版了六部颇具影响的著作，涉及到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门课程。他的著作，不单具有刻意追求的独特性，而且基本不停留在同一个主题上。《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以下简称《无》）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后来出版的五部著作，则都是在他不愿意再制造“《无》之子”的著述志向中诞生的。而诺齐克的讲课，也不单是主题变换甚多，而且是“绝不两次教同一门课程”。笔者１９９９年曾在哈佛听他讲社会哲学课，不带讲稿，挥洒自如，颇具风采。
诺齐克在研究与教学主题上都是多元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诺齐克只是以一个才子的形象载入当代哲学史的。尽管他的著述主题较多，但是以解释的立场对待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确认的。尽管他全力塑造“哲学家”而非“政治哲学家”的学术形象，以摆脱《无》的成功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他没有忘情于政治哲学问题。他后来的著述里还专门讨论了“政治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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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志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解读“新左派”》。这篇文章评论了国内几个主张以社会主义式的“全面民主”，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的人士的观点。后来被评论者之一，北京大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韩毓海先生署名发表了《“相约98”，“告别98”——新年答客问》的回应文章。文章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为此，我首先要向韩先生表示感谢。因为，这促使我对自己的学术道德进行深刻自省，并对自己讨论问题的方式和知识资源，加以检讨。之后，有了下述两方面的体会，特写出来请教韩先生，以求获得学术上的进步。
学术建制
韩先生的回应，从《南方周末》发表的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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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纪交替的时代边缘，审视中国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反省，有两个问题，突兀地横亘在我们面前。其一是，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已经使中国脱离了古典的运行轨迹，逐渐形成为一个既区别于传统社会，又相异于推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转型社会”。所谓转型，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类型转换。这已经是一个观察当今中国社会格局的基本共识。其二是，这种转型在告别古典传统与现代新传统，即对前者而言的五千年的农业社会伟统，对后者而言的三十余年社会主义传统的双重作别之后，意味着原来曾提供社会的各整合力量，势必要面对一个正在形式过程之中的“新”的“现代”社会需要，加以重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的解构与新的社会整合力量的建构，相互铰接。而这，既是一个实践过程，更是一个理论的骤急反应过程。就前者讲，实践的偶然性，启发人们从理论逻辑上推敲社会运行的某种趋向性。就后者说，理论的前瞻性引导着社会向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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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文化语境的政治学言说中，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似乎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论说方式：自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开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言说以来，论述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学者，大都习惯于将中国政治思想放置到西学的框架中加以品评，并在这种品评中为中国政治思想确立其思想品格与历史定位。到近期，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之风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几乎是不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言说中国政治思想，就无法陈述中国政治思想了。这种言说方式自身究竟具有多少正当性资源，从理论逻辑上讲，是一件需要理性审视的问题。换言之，假如这种言说方式不能在理论上获得正当性辩护，它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值得信任的言说成果。为此，专门讨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一、两类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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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5年，中国政府的改革走过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历程。前10年，中国政府改革落定在有限政府的架构上面，政府改革的“现代”目标终于首次为我们中国人所确认。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改革，转变为有效政府的建构，将政府改革的目标升级为兼顾经济发展效率需求与社会分配公平状态两个目标的需要。
这是一个极其快速的转变，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变。当然，也是一个不得已的转变。中国政府改革的这两次蜕变，跨度巨大，内涵丰富，实在是有具体描述与深入分析的必要，也实在是有系统筹划与战略考量的必需。
1992－2002:有限政府轮廓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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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期兴起的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已经大致地展示了它的理论蕴涵。这场争论的精致性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争论据以展开的外部条件还较为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知识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储备还较为匮乏。但是，从参与争论的各方对于自己理论立场的陈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窥视其理论蕴涵及实践意图。这种窥视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自由主义之“右翼”与倡导社会主义之“左翼”的对立来审视，二是从自由主义蕴涵的内在分歧来探察。前者有助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定位，后者有助于保障自由主义的理论陈述的精确性。自由主义究竟应当陈述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格局，凸显什么样的社会改革进路，都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自由精神的蜕变
近期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论争，起点是新左派1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乃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自由主义。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学人，抗议新左派的主张，并且在此基点上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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