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问世已两年有半，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注：《みすず》第470、471号，2000年5、6月。）。而中译本出版时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峡两岸学人的期许和推重。此外还有学人做过简要评介（注：孙明：《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它》，《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2日。）。对于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早有耳闻和实际接触。1994年初到访该所，为准备报告，承借该所同仁共同签注的一本《梁启超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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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
请益问学。这似乎象征着五四以后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离合，经历长期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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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一大变局，其要在与世界的交流日益紧密。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学东渐，中国固有学问方面，尤其是易与西学相对应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对流的倾向更为明显。本世纪前半期，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继导师沙畹之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有人说："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象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氏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其余依时序为英国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汉（K.B.Karlgren），美国的佛里尔（C.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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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内容提要】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摘 要 题】史家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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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胡適幾乎一夜之間暴得大名，在風雲詭譎的民初思想 界眾多盡顯英雄本色的弄潮兒中脫穎而出，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 袖級人物。80年后，歷史仿佛重演，胡適再度輝煌，做了中國文化界 的要角明星。塵封已久的胡博士宏文重新出土，坊間出版的胡適文集 林林總總，爭奇斗艷，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盡管胡適的學術文字多 已成昔日黃花，而政論文字也時過境遷，但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價 值畢竟難以磨滅。如果說，20世紀中國始終處于五四一代人的精神籠 罩之下，那么，胡適的文字無疑是同時代人精神產品的結晶體現，從 中不僅可以撫摸歷史舊痕，更能不斷讀出時代新意。這大概便是不無 過時之嫌的胡適的文字能夠重放光彩，并且再度風行一時的要因。
不過，與胡適當紅之際其文存暢銷不衰的情形有別的特點之一， 就是今天的讀者不得不首先在各種版本的胡適文集中勉為其難地抉擇 取舍，這不僅對于一般非專業化的受眾而言困難重重，就連行內人士 也不免臨歧徘徊，因為除去舊籍翻版和分量有限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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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的解说。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
一
美国学者任达(ＤｏｕｇｌａｓＲ.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Ｔｈｅ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93,李仲贤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包括本人在内,对其观念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局限议论较多。不过,作者指出了以下的重要事实,即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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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
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
，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
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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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学研究，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５０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
一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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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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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属于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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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99年三期，页24
引言
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 粤人与南学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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