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血液就会毙命，政府没有岁入就无法生存。政府无论要干什么事就必须有适当财力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基石。
任何政府都懂得，自已掌握的财源越多，统治起来便越得心应手。因此，对政府而言，它总希望受自已支配的财源多多宜善。但是，岁入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想尽量扩大岁入，而现实中存在诸多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因素。玛格丽．莱维（Margaret Levi）认为在非共产党国家，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三：“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relat1ve barga1ning power），“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和“贴现率”（discount rates）。总之，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是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主要原因。[1] 在共产党国家，有组织的独立社会势力基本上不存在。政府无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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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作者王绍光，1954年生，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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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学刊》149期，2004年11月
近年来，一场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悄悄展开[①]，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社团研究兴趣倍增。中国是否也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如果要说现在的结社革命是全球范围的，那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有些国外的评论家常假设中国的结社活动并不活跃[②]。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的确和世界潮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现在，中国拥有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社团。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除了一些笼统的数据，我们对中国的社团版图知之甚少。因此，本文将尝试着勾勒出中国社团活动的规模、范围和结构，一方面为全面描述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提供可靠、客观的信息，为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可能。
1990年代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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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多级政府，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已经吸引了许许多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的许多讨论集中在如何判断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人们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理由。首先，人均收入低、人均需求高的地区可能接受那些与之情况相反的地区的转移支付以平衡他们的财政能力。如果集体行动问题阻碍了管辖区内部的自愿转移支付，就存在强烈的期望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伦理基础，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应当平等对待她的公民，无论他们恰好住在什么地区。其次，事实上中央政府总是有自己支配的更大的税基，因而资源有限又负有必要开支责任的下级政府就会要求中央给予财政转移支付以平衡矛盾。第三，由于存在诸如环保和教育之类由地区财政支持但有跨区溢出效应的业务，政府间转移支付应当为之做出补偿。
尽管这种规范的考虑在设计一种公平有效的转移支付系统时是有用的，但真实世界绝少是按照抽象的伦理原则运作的。事实上，政府间转移支付常常被用于获取平衡地区间财政资源和产出之外的其他目的。换句话说，在决策者分配财政转移支付时所考虑的因素中，政治因素或许与伦理和经济因素同样甚或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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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判断政策取向，不能只看政策宣言，还要看财政资金的流向。中国有句话叫“口惠而实不至”。政府往往大张旗鼓地宣称“重视”某个领域（如教育），但却舍不得向那个领域投人财政资金。如果仅从政策宣言来判断政府的政策取向，很容易看走眼。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完全充裕的，它必须在各类急需花钱的地方作出取舍和权衡。因此，资金的流向可以更准确地揭示政府政策的轻重缓急。熊彼特曾经作过的两点观察：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这也正是本文分析新班子政策取向的视角。[1]
一、背景
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此期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是“兼顾”，其实是不顾。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不仅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兼顾生态环境和国防建设。不过80年代仅政府忽略了公平问题，普通民众对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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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着重讨论中国加入WTO 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本文认为，即使加入WTO 可以在未来对中国的生产效率起到促进作用，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也将是不平衡的。除非采取一种机制，能够让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否则，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可能会削弱甚至侵蚀对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支持。因此，为了维持原先的全球化承诺，一个开放经济中的政府必须在收益和成本的再分配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阐明总体分析框架。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的改革已经由原来的“双赢”博弈转变为一个“零和” 博弈。其结果是，中国已经由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的社会。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具体受益和受损情况。本文认为，那些在近期改革中遭受沉重成本负担的阶层所受到的打击将是最大的。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受损者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曾经作为政治支持力量而长期服务的群体。因此，加入WTO 就给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本文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加入WTO 的政治意义。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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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王有强 香港中文大学
《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三期
目前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即将全面开始，这是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但不少人把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简单归结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大大低估了这次改革的意义。从试点地区的改革方案看，似乎并没有超越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雍正的"摊丁入地"，无非是"正杂统筹，""赋役合一，""丁银摊入田亩".我们认为，农村的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和由此产生的农民负担过重只是表面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财政制度。深层制度问题不解决，既使把现在的费都并入了税，苛捐杂敛还会卷土重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明"一条鞭法"执行不过十余年，清康熙"永不加赋"的诺言很快失信于民，便是前车之鉴。税费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民主，公平，统一，规范，高效的现代财政制度。只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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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历史地评价这场还在持续的改革开放呢？如何清醒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及其后果？如何前瞻地、富有远见地提出使中国持续发展、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主张？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评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全面而深刻影响中国长期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两大决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由此，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大超过过去1000年、180年和50年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能在相对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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