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全国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组成员，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学术》、《新哲学》、《孔子研究》、《文化中国》等20多家海内外学术杂志学术编委；研究方向:西方现代伦理学、西方哲学等；主要著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18部；翻译《政治自由主义》等16部，迄今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万俊人教授从北京来到郑州做题为“公共哲学与现代媒体”的学术演讲。这是一位兴趣广泛又专注学术的哲人，围棋、西方古典音乐、足球、NBA、与友人谈(C o f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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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民与视点
普世伦理正吸引着当代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家的视线。成为了一个具有跨世纪跨文化意义的理论课题。但是，比确认这一课题更为重要的，是展开这一课题研究所采取的学理方式或学术立场。毫无疑问，普世伦理所承诺的全球性人类道德问题本身，要求人们必须首先找到一种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理论方法，在此意义上。普世伦理的寻求首先是一种普通性学术立场的寻求。显然，这一学术立场不可能是某种文化特殊主义或地域主义的，它必须具有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理论视景，也就是说，它必须先建立一种世界多元文化和多种道德传统的全景式视阂、
确立一种世界性的理论视景并不意味着取消某种基本的道德观点，拾始相反，它需要某种确定的道德观点作为展开其理论视野的“视点”。道德观点是每一位真正的伦理学家乃至每一个人所形成的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人生、判断行为好坏，进而作出恰当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立场。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或社会、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特殊的道德观点，其间的差异甚至对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同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一样，人们的道德观点也是可以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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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仍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家政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持有确定的知识信念。我申明，这不是出自我作为伦理学学者的一种理论偏见，而是基于我自以为足够充分的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理由。我所读过的经济学作品实在不多，但对亚里士多德、亚当 . 斯密、穆勒（一译“密尔”）、马克思、韦伯、康芒斯和当代的阿马蒂亚 . 森等人作品的有幸阅读，一次又一次地强化着我的这一知识信念，尽管我对另一些经济学著述的阅读，也曾对我的这一知识信念产生过一次又一次有力的冲击。现在，我要感谢我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罗卫东先生，他即将出版的《情感、秩序、美德——亚当 . 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一书，又一次支持了我心底这一多少有些脆弱的知识信念！不过，书读过后，我眼中的罗卫东先生更像是亚当 . 斯密式的经济学家，或者阿马蒂亚 . 森式的伦理学家。总之，斯人斯言已让我眼中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界限有些暧昧不清了，这同我阅读亚里士多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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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回应麦金太尔的会谈邀请
尽管自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Polo）发表其旅中《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兴趣已露端倪，且经过16世纪中晚期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O）为代表的耶教传教士的经年努力，这种“中国知识”的西方了解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即所谓“汉学”（Sinology）。然而平实道来，西方汉学的视野很少扩及中国哲学。这种状况或许与诸如黑格尔等西方哲人所抱怨的中国传统知识中缺乏严格系统的哲学而只有“道德的宗教”、或者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知识而只有日常经验之直觉的学术判断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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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乔姆斯基一向是美国知识界最不安“分”的人物之一。按理说，单凭其语言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已足以使他卓然特立于当今美国乃至世界知识界，但他偏偏热衷于政治哲学、尤其热衷于美国时事政治的内在批判、这种集高超学问与激进思想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品格在当今之世已是非常稀罕了。如今，乔姆斯基又以一部锋芒毕露之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将他的思想锋芒指向了风靡西方乃至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由这种新自由主义理想所编织的全球秩序。
乔姆斯基把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一方面，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确如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该书“导言”中所说，已然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还只具有作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区域性意义的话，那么，当今震荡五洲的新自由主义却不仅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冲出了国际政治的西域界限，而且似乎也正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荡涤着地方或区域经济、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的地图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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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名】新兴学科
【作者简介】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 者 按】差不多从人类开始有经济活动那天起，伦理道德问题就如影随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和行为为人类创造了无比的财富，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带来环境破坏、商业欺诈、不公平竞争等负面效应，于是，建构公正、信用、合乎规范的经济伦理的吁求便浮出水面。尤其是当全球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以来，计算机犯罪令人触目惊心：网上“黑客”或是通过技术手段破坏他人网站，破译他人密码窃取信息、钱财，或是借助网络进行敲诈、洗钱，甚至通过网站提供色情服务、贩毒和贩卖人口；从“CIH”、“梅利莎”到最近肆虐全球的“爱虫”， 形形色色的电脑病毒更是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不断兴风作浪的网络犯罪使经济伦理问题日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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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语
90年代初以来，普世伦理（the universal ethics）问题随着所谓“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globalization ）的问题逐渐凸显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挑战性的跨世纪课题。无论是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上所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还是“国际互动会”（“inter—action council”）有关“人类责任宣言”的倡议， 抑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部所倡导并实施的“普世伦理计划”（“the universal ethics project”），都表明了这一点。（注：关于这些文化动态，我在近著《寻求普世伦理》（即出）一书的“导论”中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和材料引证，限于篇幅，此处不拟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拙著。）现在的问题似乎不再是或主要不是普世伦理这一课题探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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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人们仍然认定“哲学”乃“爱智”之谓的原始本义，那么“公共哲学”（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概念就应当首先限定在人类对公共生活智慧的追求范围内。形成公共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标志，其形成运作与人类语言的公共运用具有同等的人类文明意义。李普曼将公共哲学与人类社会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哲学立场是正确的①。事实上，公共哲学本身的存在理由和可能性应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如何确定其理论限度、言说或表达方式、以及建立一种公共哲学解释的方法。
确定公共哲学的理论限度也就是确立其基本主题和理论空间，亦即公共哲学可以说些什么。惟有先弄清它可以说些什么，才好进一步讨论如何说（表达方式）和怎样才能说得清晰完整、正当有理（理论论证）。把公共哲学说成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之智慧追求，隐含着一种工艺化和技术化的意图，即把公共哲学理解为给人提示某种在世生存技巧的学问或技术。这会产生非知识化的危险，而非知识化本身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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