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这部梁氏自承“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政治小说”，最初刊载在由其本人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虽是未完稿，却一向被视为体现晚清“小说界革命”宗旨的代表作。诸如此类，早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常识。而自从最早倾注心力于晚清文学研究的阿英先生，从《新小说》第7号上发现了从未入集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并与前四回合为全帙，一并收录在1960年行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此第五回即一直作为梁启超的作品，为学界所接受。

　　斗换星移，30多年后，其时正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余立新君来京访学，与我有一面之缘。交谈中他提到，其博士论文系以梁启超的文学活动为对象。已经完成的最得意的部分，即是考证《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并非梁启超所作。因当时仅凭余君口说，未见文章，故不及深辨。余文发表在《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上，而我孤陋寡闻，且怠惰成性，竟也不曾查阅，照样我行我素地将第五回作为梁启超佚文，收入个人编校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

　　再次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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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8年4月《火与冰》出版，余杰的名字即在中国读书界不胫而走，其众多杂文随笔集也如急风暴雨，横扫全国。以杂文而不是学术论文开始其研究生学习，在余杰既似乎是一个意外，又多少带有必然性。而无论如何，第一本书的热销决定了余杰此后的人生走向，其学术兴趣也必然随之发生转移。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余杰为钱理群的学生；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从学籍管理上说，他本来是我指导的硕士生。这样的误会确实有相当的道理，除了课堂内外的交流，在精神塑造的层面上，老钱（这是我们朋友圈私下对钱理群的称呼）对余杰的影响无疑更大。二人对现实社会弊病的密切关注与尖锐揭发，可谓一脉相承。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老钱赞同余杰的所有观点，我想强调的只是其间共同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火与冰》及紧随其后的《铁屋中的呐喊》里，此一特质因其激烈的言说方式而成为余杰写作的徽记。而这种社会批判的视野，显然是以学院派自囿的我所欠缺的。
　　还在1997年夏，余杰大学毕业前夕，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对其入读研究生后的学习，曾有从晚明文学做起的考虑，虽然我的招生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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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清社会的性质，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最标准与通行的解读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这一定义见诸由毛泽东等人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课本中，日后被收入各种《毛泽东选集》，使其广为流传，深人人心，事实上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准。顾名思义，“半封建”意味着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半殖民地”则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受奴役。由此，上个世纪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多半演述的是一部列强瓜分、清廷卖国的屈辱史。这倒与晚清主张革命的知识者心目中的中国与世界图景相吻合。

由上述社会定性所自然推导出的，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毛泽东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因而成为正当合理的社会改造首选手段。应该说，从晚清以来，国人始终无法释怀的救亡与忧患意识，是日后不断爆发的革命的有力推进器。不过，这条显而易见的论述主线，也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似乎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依靠革命来解决，所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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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遵宪的平生著作中，最少为国人所知，而在域外影响最大的，应推《朝鲜策略》。单是其在国内难得一见，却分别收入了1950年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与1958年刊行的“韩国史料丛书”第九种《修信使记录》中，即可见一斑。而凡是研究近代东亚史的学者，其实都无法漠视此文的存在。在韩国研究界，它更是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如白钟基的《近代韩日交涉史研究》、宋炳基的《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便都有论及，权锡奉的《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更辟出专章，详加讨论。由郑海麟与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倒是载有《朝鲜策略》，却是1991年出版于日本，国内极少流通。现在，这篇在境内未见公开的黄遵宪佚作总算有了通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东瀛遗墨》已将其全文录入，研究者利用起来当更为方便。
　　述及《朝鲜策略》的写作缘起，确是说来话长。借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版，该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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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日发生的国家大事不甚了然，却嗜读晚清的旧报纸，只能说是无可救药的历史癖
。 不过，旧事与今情往往并不隔绝，当年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众声喧哗”也引人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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