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歌德说："对于更高层次的思想家来说，历史是荒唐的编织物。"在同历史学家Luden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说道："即使你能够解释和研究透彻一切原始资料，你能发现什么呢？无非是一个早就被发现了的、不再需要试图证实的伟大真理，即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糟糕透顶。人们始终在担惊受怕，在辛勤操劳；他们相互制造痛苦、相互折磨；他们使自己和别人那短暂的人生没有愉悦，既不能重视、也不能享受世界的美好和美好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甜蜜生活。只有少数人是惬意的和愉悦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一段人生之后，就宁可退出，再也不愿重新开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使他们还对人生有一些留恋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歌德谈话录》）。
如果说，作为诗人的歌德仅仅报告历史中发生的事件，那么，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不得不问："即便我们把历史看作是宰牲台，各民族的幸福、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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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是者之是的言说满足于把“是”与“存在”等同起来，那么，“是”就还没有在形而上学上得到完全的命名。——海德格尔，《尼采》
（1）海德格尔断言，“为什么是者是而无却不是（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乃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亦即哲学的主导问题，因为在“问出是者之外去（meta ta phusica）”的意义上，“形而上学”原本是哲学的硬核。（P15，18）由于“形而上学”在国朝哲学教科书中的声名欠佳，《形而上学导论》汉译本在“译者前言”中不得不巧为海氏掩饰：其实“海德格尔是经常处于辩证思维中的”。［1］
（2）主导问题追问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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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浪潮正席卷中国大陆、波及东洋西洋。时任法国财政部高级顾问的科耶夫（Alexandre Kojéve）秘访北京后，间道柏林，直奔施米特(Carl Schmitt)蛰居的普莱滕伯格（Plettenberg），只因为“当今德国唯一值得谈谈的人在那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和第五共和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的科耶夫，在公认的东方政治家和西方法学家之间串联了一场“隐匿的对话”［1］。当然，这只是修辞学上所谓的“隐喻”，事实上没有任何公开文献证明科耶夫当年朝觐过毛泽东本人，并向后者介绍过施米特的政治法理学。倒是1963年发表的《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可以证明这个姓施米特的卡尔确实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德文版，一如毛泽东读过另一位姓马克思的卡尔所著《共产党宣言》的中方版。施米特热烈称赞“毛泽东在一首题为&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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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伟大之哲人毕生只思考和言说一个主题。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谦称“自己不过是个学者”，“在根本上依赖于伟大思想家的作品”，[1]但他确实属于那种刺猬型哲人，终其一生仅思考和言说了同一个主题——回归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首先是极少数哲人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它既不是政治局里的文韬武略，也不是政治协商会上的进谋献策，甚至也不是国立大学讲授的政治知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后者充其量是一种或精致或粗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讲义。其次，施特劳斯说：“在各种哲学思考中，知识社会学总渴望能发掘出对不同社团、阶级或者族群精神的阐释。它未能觉察到也许所有的哲学家自己就构成了一个阶层，换言之，与那些将特定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社群联系起来的东西相比，那种将所有真正的哲学家结为一体的东西更为重要。”[2]质言之，政治哲学只是古、今、东、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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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用"独自凭栏"来指喻诗人（词为诗余，故词家亦诗人），用"无限江山"来指喻政治，那么，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短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岂不是传达了诗人与政治之间永恒的紧张与冲突--有栏干处即有诗人，普天江山莫非王土。二十世纪最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则认为，在西方，恰恰是哲人而非诗人与政治之间发生了永恒的紧张与冲突，其标志性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正如对耶稣的审判及定罪乃是发生于天国与尘世政治之间的永恒紧张与冲突之标志性事件［1］。
阿伦特认为，"真理与意见的对峙，无疑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最为非苏格拉底式的结论"［2］。在雅典人民及人民代表看来，专注于所谓"真理"的哲人，不仅无益、而且很可能有害于城邦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必须受到审判与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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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说，海德格尔之思是一种关于思想的思想。寻常思想史教程并非就是思想之思，倒可能是琳琅满目的思想超市。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思想之思是一种爱欲，思存在之思尤其是一种欲仙欲死之思。与一切真正的思想一样，存在之思起源于震惊——何以存在者与存在形影不离？究竟存在是存在者的根据，抑或存在者是存在的分有？莫非存在之思竟是希腊语词“on”既指“存在者”、又指“存在”所引发的一场西方语言游戏？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断言“科学不思”并非科学之耻，惟其不思，科学才可能凭藉自身特有的数理演绎法，安居于一个图像化的世界［1］。同理，有人断言“儒学不思”并非儒学之耻，惟其不思，儒学才可能凭藉自身特有的修齐治平法，安居于一个亲亲、贵贵的世界［2］。
海德格尔断言：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人即遗忘了存在，存在之思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中被凝结为哲学即形而上学，被凝结为思存在者之根据(that)和本质(what)问题。近代形而上学步柏拉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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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释题
“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又称“宪法政治”，简称“宪政”。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谓的“绝对宪法”，即是围绕宪政的政治决断。施米特所谓的“相对宪法”即是围绕宪政的形式标志。［1］所谓“82宪法文本”，是指1982年制定、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文。［2］毋庸讳言，82宪法与54宪法、75宪法、78宪法之间，必定有或多、或少、或隐微、或显白的绪统联系。
所谓“道统”者，是指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要素”，而非继往圣、辟邪说、弘主义的纯粹精神意义上的绪统，更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式的天理（朱元晦）或心法（王阳明）。所谓“法统”者，是指施米特意义上的“法治要素&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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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的《形上学与形而上学：道学与形而上学的先行预备性考察》（以下简称《考察》）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和值得一思的问题：在汉语名下思西方的东西，例如在“形而上学”名下思metaphysics、在“存在”名下思being，或在“自由”名下思liberty、在“民主”名下思democracy，已经发生、或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思想事件？用作者的话说：“在用固有的中文词语翻译西文概念并随即把这些通过翻译而改变了的‘新文化的’中文词语作为我们唯一可以借用的思想词语的时候，中文，你得到了什么？丧失了什么？在命定的丧失中你又将重新得到什么？”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或可能引发汉语读者逐行细读《考察》文本的浓厚兴趣。
《考察》起首即以一声禅宗式的棒喝震撼了汉语读者的神经——“翻译是一件危险的事业。” ［凡未注明引文出处者，皆引自《考察》，以下不再一一说明。］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翻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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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Carl Schmitt）的盛名作《政治的概念》阐述的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图景，至于它究竟是自然正当的人类生态，抑或是在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内挖出的第二层洞穴，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柏拉图的自然洞穴原本隐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希腊城邦，西语中的“政治”（politics）以及它的替身“治安”（police）皆源出于 “城邦”（polis）。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是否可能堕入施米特的第二层洞穴，这正是本文顺带提及的另一个问题。之前，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义旨，干净利落地宰杀了任何人出离城邦、即出离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之可能性。亚理士多德认为：
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其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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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浪漫派》（初版于1919年）说的是19世纪德国的政治浪漫派——几个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既无关国朝的政治浪漫派，也非干云集在《甲申文化宣言》大纛下的文化浪漫派。《政治的浪漫派》之所以值得一读，仅仅因为这本书一如施米特的成名作《政治的概念》，谈的是人类生活的秩序问题。当然，施米特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而是职业的公法学家，因此，他的问题域只限于如何是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而非如何是好的人类生活秩序。
施米特认为，包括政治浪漫派在内的一切精神历史现象，“无论自觉与否，都以某种正统或异端的信条为前提”［1］，“首先，基于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其次，基于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某个绝对中心的观念”［2］。换言之，“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基尔克的中肯之言，我们不能通过摒弃我们对它的意识而摆脱它”［3］。关键在于，在一个晨报代替晨祷的时代，“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摒弃了”；两种新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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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即在一个只有颠覆或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分子、不再有政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时代，自称为“法学神学家”（Theologen der Jurisprudenz）的施米特（Carl Schmitt）肯定不是一个招国人喜欢的家伙，因其坚持“政治是整全”的生存性立场，甚至肯定某种事态（譬如后文革时代民众的衣著打扮）不再具有政治性的决断横竖是一个政治决断［1］。无论富爸爸或穷爸爸都不喜欢施米特，是因为在后者看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当下决断和半个世纪前剥夺富人（无偿没收或低价赎买）的历史决断都是正当的，确实，两种决断的正当性都已载入了国朝的中学教科书。天主教徒不喜欢施米特，因为后者说过“［罗马天主教的］理性主义寄寓于一系列建制机构，本质上具有法的意义”［2］，而在施米特的语汇中，“法的意义”即是政治的意义，为此，国朝与新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修好的前景势必扑朔迷离。新教徒不喜欢施米特，因为后者说过，&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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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也是一种行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后记
《路标》是海德格尔晚年（1967）自编的论文集之一，意在让读者对一条道路有所体察，这条路既敞开又隐蔽，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这是一条通向思想之实情的规定的道路。问题是，什么东西作为规定性的实情推动思者——仿佛从背后战胜了思者——走向这个实情？不是别的，正是在“本是”（Sein）这个语词名下、这个“老中最老者”名下，被思考和有待思考的东西、被揭示和被掩蔽的东西。［1］人只有在回首以往足迹时，才有所谓的路径或路标，故本文从研读海德格尔的“导言”（1949年）起步，途经“后记”（1943年），最终到达海氏的弗莱堡大学教授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年），尝试疏理海德格尔在“克服形而上学”（?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名下对本是和本无（Das Nichts）的追问和思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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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庆的王道政治论谈的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legitimacy，即蒋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亦即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正当性问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以圣明天子为代表的少数人、或者以革命领袖为代表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皆为不争的事实，何以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忽然之间成了问题？据蒋子称，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即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自由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连讲究心性之学的新儒家也概莫能外（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www.confucius2000.com，蒋庆文集2004年5月23日，以下未注明出处之直接或间接引语，皆源出该文）。蒋子断言“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这是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挑战－回应”说既是英国史家汤因比的历史解释模式，也是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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