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你把我看作老鼠？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作狮子的。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巴黎有日出，喷薄欲破晓。不消多时，塞纳河边的辉煌日出，却沉沦为悲壮的日落，沉落新利维坦的巨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几乎成为一个血污交汇的流产病房。然而，这不仅仅是卢梭、罗伯斯庇尔的个人失败，而是人类藉法兰西之手第一次挽救此岸、在此岸创造彼岸的失败。从１７９３年以来，卢梭之巨掌仍然提拎着近代文明的痛处；罗伯斯庇尔之遗体，仍然压迫着世俗社会的脉动。这是两个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却比成功者留下了更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正如当年卢梭从教会死手中接过救赎论遗产，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掰开卢梭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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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陆本土一个日益严峻的危机，是上下内外的认同危机。为缓解这一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退守民族主义，以图重新凝聚民族的共识。相比过去的空洞教义，能退守民族主义毕竟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有待充实的符号，它究竟应该充实以何种精神资源，方能促进而不是羁绊今日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民族发生学层面，甚至连先有民族存在再有民族主义话语，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话语而民族存在仅仅是这一话语的建构产物，主客观孰先孰后，都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1）。
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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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点 评：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李树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时间： 5月5日(周二晚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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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人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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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之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像『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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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让人为难的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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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上午，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30年中国，大家共同经历的曲折和重要的历程。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各种声音出来，事实上还没有到这个纪念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老郎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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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短板
朱学勤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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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和阿伦特
朱学勤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她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
其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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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理解
朱学勤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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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
朱学勤
转眼间已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年纪念，从“七七事变”起算，中国宣布全民抗战也已经七十一年。抗战八年，军民伤亡达2900万之众，物质损失不计其数，人权、物权牺牲之惨烈，超过二战任何一个参战国。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个中国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战争戕害的记忆，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呐喊，没有理由不纪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之补偿、民间应发之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权舆论中还不及当年的战败者日本与德国。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这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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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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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
张：
今天在座的都是从事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文史哲三大学科都有。我们大家都切身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因素很多。一般大家较多看到的是外在因素：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但人文学术的危机还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
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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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聘请，出任上大名誉教授兼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先生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4月1日、2日、13日，费老（文中简称“费”）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文中以●表示）长谈三天，在座者包括：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女士，上海大学李友梅女士（文中简称“李”），费老女婿、秘书张荣华先生。
本报特发表陈群记录、朱学勤订正的部分录音记录稿，除删节外，尽可能保留原貌。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宗师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
早年为什么倾向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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