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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昌:有关经济热点问题的一次课外讨论
来源: 作者: 点击:1410次 时间:2008-08-10

 

有关经济热点问题的一次课外讨论
                                 

蒋荣昌等


学生:现在CPI涨得很厉害,西红柿都一块五一斤了。

蒋:CPI被神化了。人代会结束后宣布我们要把CPI控制在4。8%之内,这种宣布就是有问题的。CPI的波动从来就是自由经济的长期趋势,它不是经济病态的表现,也根本不应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如果我们越把它当做目标来处理,它就会越糟。像现在,我们把石油价格管制了,把电力价格管制了,把所有这些与民生相关的价格管制了,其结果就是扭曲了需求。只有市场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需求才是原来的那个需求。现在,政府巨量补贴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公司,然后,通过补贴人为压低成品油的价格,这就会导致对石油的需求脱离石油这种产品在国际上的基本状况。这种扭曲的不适当的需求会进一步推高石油的价格。补贴是我们自己取消对外议价的资格或权利的一个明白无误的表示,这就等于对供应商和炒家说,无论你们把价格提到何处,我都会一如既往地购买。这是主动要求成为市场人质的愚蠢行为。
    如果说我们现在放开石油的价格,中石油、中石化不是在国家财政那儿去得到补贴(其实这个补贴也是我们诸位买了单的,是全体中国公民为有特别石油消费爱好的人买单),需要石油的各方都会在新的价格形势下调整自己的行为。最能节约资源,最能体现效率的行为方式是,谁需要谁买单,谁吃谁买单,谁用谁买单。如果你要大规模使用汽车,那你就去权衡每公升15元人民币的汽油下面你的用车规模。
    由政府补贴亏损或由政府补贴来制造利润的方式极大地损害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效率,浪费了资源,用隐形的CPI上涨来替代了显形的CPI上涨。如果我们一定要用通货膨胀这个词的话,上述补贴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补贴本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原因。而不是相反的东西。
    限制物价,限制各种东西,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例如灾后重建,宣布这个地区处于紧急状态,一些经济物品,比如建材,不是在正常的市场供需情况下导致的不足,而是因为灾后重建而导致的不足,你暂时给建材的生产商规定一个合理的利润率,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石油这样一个正常的贸易物品,如果我们国家长期以内部的财政补贴来人为地压低它的市场成品的销售价格,会极大地扭曲我们的资源配置,这是我所认为的那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CPI上涨的重要原因。它不是平抑了物价,而是为更长时期的通货膨胀打下了基础。
    我们可以预期,我们继续用这种抱薪救火的方式来处理CPI,我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面临CPI高企的状况,这会是我们的一个噩梦。反过来说,由于政府实行价格管制,相当多的企业没有办法赚钱。如果一个企业不以赚钱为主要目标,那它就不是企业了。它只是个生产机构。这会使一些企业的低效或者无效的运行方式,向整个经济体扩散,这个扩散的结果就是经济衰退。如果在未来的半年之内,我们会面临所谓的CPI高涨,经济滞涨的双重困境的话,那么我认为是现在的宏观调控的不当举措导致的一个结果。

学生:宏观经济形势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热钱过多流动性过剩惹的祸?

蒋:中国的经济去年发展得很顺畅,宏观调控,包括CPI的计划指标、加息、严重收缩流动性,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热钱来炒人民币,追逐人民币资产升值的过程,这本来不是问题。
    有热钱涌进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冲。但是,对冲是“使用”热钱的最没有效率并且成本最高的方式。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17。5%,也是剧烈的收缩流动性的方式。用这种组合来收缩流动性的实质其实就是让相当大部分内外资金闲置。在中美利差已大的今天,中国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热钱无疑会承担巨大的持有成本。这与占储畜总额17。5%的存款准备金的利息一道,为纳税人制造了额外的沉重负担。大量内外资金的闲置和不适当的高利率极大地推升了中国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成本,并且催生了各种形式的民间高利贷,为今后一段时间资金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埋下了祸根。
    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国际间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上,但是资金的价格却在我们手上。我们把唯一在自己手上的上游资源(资金)的价格推到高不可及的地步,然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下游的PPI和CPI,这种逻辑的混乱带来的肯定会是现实的混乱。这样做,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一定是,短、中期内PPI和CPI的非自然上涨,中、长期PPI和CPI因为经济衰退下降。
    浙江和江苏的民营企业融资非常困难。例如飞跃集团,老板被朱镕基总理称为国宝,一个靠二百块钱起家的鞋匠,去年还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身家二十亿美金,今年就差不多资不抵债了。这个结果应该是个典型的事例。浙江和江苏,乃至于广东,中国经济曾经最繁荣的地带,现在中小企业非常困难。这个宏观调控的最终结果既没把CPI压下去,又伤害了真正能让CPI下落的根基-----这就是更充沛的投资,更好的就业情况,更健全的经济增长的形态。这些都在逐渐被破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错误的理论和错误地运用错误理论的歪经济学家们导演的一个结果。
    西方的经济学者,一旦有CPI上涨的这种问题,也会主张用加息来应付。但所有的央行行长都知道加息应该审慎为之,而且这些行长大部分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直觉来校正他们无法在学理上去反驳的那些错误理论。因为他们的市场是很健全的,央行的对错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终端得知。我们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们是一个极不健全的市场体制,用西方人惯用而不常用的收缩流动性、降低CPI的方法,对我们这个经济结构完全就是一个失误。不对症,那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是头痛医脚!完全不对症!
    我写的三农问题的文章,其实也给这个问题有关。农民的问题是我最关心的,实际上,今天的经济热点,包括CPI高涨,流动性泛滥(其实,所谓的流动性泛滥也是结构性的),GDP的增速放缓,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就业形势不乐观,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跟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学生:CPI上涨会怎么样?控制价格会有效果吗?
    CPI剧烈上涨本来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市场自然会纠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进行价格控制,实际上没有人会受益。

学生:给补贴是个好办法吗?

蒋:给补贴是没问题,关键是怎样补贴。如果你觉得一个价格波动导致的震荡类似于自然灾害导致的震荡,它对一些正常的消费者或者正常的行业构成了根本的冲击,那么你就把它当作社会救济的一种举措,就像我们救济失业的人,救济吃不起饭的低收入者。如果说经济的宏观面突然改变导致了类似自然灾害的那种状况,就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人需要得到救济。但得到救济的理由是我们通常得到救济的那些理由,这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理由,而不是别的。
    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是救急不救穷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就是如果你真的无以为生了,那么可以给你一份低保,这是救急。当一个公民的可能处境到了最危急的时侯,那的确是社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比如地震这么大的一场灾害,很多人需要截肢,如果医院说要给了钱才能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乱套了。这就应该国家给钱,这就叫救急。这些意外导致的对一个公民、一个行业、一个企业的毁灭性灾害,应该给予保障性的补偿。
    但人为地压低一个企业或行业的产品价格让它去亏本,然后用财政去补贴这部分亏损,这就不叫救急了,这叫救穷。而且是先让你穷,然后再来救穷。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做了它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意味有大量该做的事它做不了。今天,我们的宏观调控有严重的角色错位,那就是它做了它不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它应该做的事情是哪些呢?整个纺织行业由于人民币的剧烈升值,这种不可预期的风险集中释放导致的类似自然灾害的结果,行业利润率下降到0。6%的状况(也就是人民币如果再升几个基点,它就全行业亏损),就应该以减免税收或财政补贴的方式加以救济。因为我们的纺织业很大程度上是外销行业,一个完全依赖出口的行业,汇率政策的风险集中释放造成的这种灾害,会导致整个行业的非竞争性失败。
    人民币要升值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决定,升值可能有诸多的政治因素要考虑,这种考虑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在考虑,它不能让一个行业来买单。如果政策是可以预期的,那么这个行业就要对自己的经营风险负责。政策风险的突然释放,类似于地震造成的情况。
    反过来说,对农民种田的直补却是不正当的。农民种田根本就不赚钱,对不赚钱行业补贴就类似于对中石油中石化的补贴,只能使得这个行业继续恶性循环。如果说一个社会有一个庞大的行业是亏损的,而且是政府的制度安排或政治决定让它呆在亏损的位置上,那么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在这儿进行严重的反省。从中央台的新闻调查可以看到,土地闲置的人照样可以拿到种田的直补。其实,土地搁荒的人是浪费了公共土地资源,他应该被惩罚,而现在他也能拿到补贴。如果我们拿这九百亿来给农民建立一个社保基金,让土地、人力资源、技术可以在广大农村自由流动,按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那么,农业本身是可以赚钱的。在农业赚钱的情况下,就不存在你去鼓励他种田的问题了。
    赚钱这件事情表示你得到了市场的支持,是社会需要你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干下去的一个表示。赚钱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农村,大量的技术涌入农村,我们就会看到农产品高度丰盛,也会看到粮食安全得到很好保障的这种局面。藏粮于库不如藏粮于田。藏粮于田最基本的举措就是让种田人赚钱。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种几亩地是永远无法赚钱的,除非你每年每亩补贴三千元,但这是国家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既使有这个财力它也不应该去补。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果补了不应该补的地方,那就会导致应该补的地方缺血。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困难与我们这种宏观调控严重不当,制度安排上的严重失误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有非常重大的关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使用我们的人口红利而是在使用我们的体制红利。回顾我们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中国的体制在任何地方变得更公正了,那个地方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巨大的效率。
    那么,今天我们检讨中国经济社会最缺少公正的层面在哪里?就是把农民当成次等国民来对待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个最不公平的制度进行了改良,那么,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的成长会有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表现。能量会释放出来。大量热钱集中在楼市和股市这件事也会应声而解,因为广阔农村有巨大的投资前景,超过 18亿亩农用地至少可以拍卖36万亿人民币,你们看还有多少闲钱可以在社会上游荡?
    如果我有权当一个农场主,那我就愿意拿二百万去买一百亩地,因为我可以预期农产品的长期牛市。我现在买一百亩地,十年之后,就变成二千万了。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大量的所谓热钱会流到促进经济实实在在增长的领域,而不会集中在楼市、狗市、股市或兰花市场上面。所以这是一个连环套。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这个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会乐观得多。而现在这样下去,会是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
    现在的措施可以说是一步一错,把中国三十年发展的成果推向深渊。如果不及时反省,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我愿意做义工尽其所能来解决新农村的问题,就像当年的晏阳初和梁漱溟那样,但我们今天是连做义工的机会都没有。

学生:现在的状况很严重,中央电视台也有系列报道。

蒋:现在确实是很严重,可以说今年做的几件事情都是很不合适的。在宏观经济决策的大方向上是错的。
    第一件事情是新劳动法,新劳动法极大地、不适当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增加成本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企业大规模减员和企业主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看淡。这影响很严重。劳动法本身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毫无疑问。但用劳资对立的思路来立法,这不仅伤害企业老板,也将伤害劳动者。老板是被枪毙了,劳工是被谋杀了。这就是这种立法思路的结果。因为中国很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它的现状就是靠中国现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立足。这种工作也可以由越南、柬埔寨代替,不是说中国人不做,世界上就会缺货-----这是我们在自断手臂。反过来说,让企业老板解决所有员工的大部分社保的问题,这确实是转嫁责任。企业老板可以承担一部分给企业员工买社保的责任,但不应该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意味着老板要么解聘百分之五十的员工,要么选择关门。有大量的韩资企业关门跑了。为什么要跑呢?因为政策风险太大了。这些东西改变了大家的信心,这很糟糕。总之,说到底,给劳工补充缺了很久的社保,这应该是中国公共行政部门的事情。建立健全一个社会保障机制是政府的首要责任。老板可以作为重要的力量,正如员工自己也是重要的力量。现在做的是一个损害各方的游戏,表面上讨好了员工,实际上员工找工作非常困难。以照顾打工者的名义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第二件事情是金融财政系统的问题。上面已经谈到,金融部门照猫画虎学西方教科书里的措施,不断加息不断收缩流动性,财政部门不断搞财政补贴,不适当地对一些企业和行业搞财政补贴,实际上已严重恶化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第三件事情是价格管制,这种对市场交易各方定价权的干预必然降低市场效率。
    第四件事情是人民币过快和失当的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源于各方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首先,购买力平价理论按照我们反复讲过的货币理论来看,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理论;其次,单边升值并不意味着汇率的市场化,而且,在人民币在国内市场尚未市场化的情况下妄谈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本来就是无的放矢;其三,在币值升到了哪怕已有一个原本开放的行业整体亏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币值在短期内已经升过了头;其四,试图以本币升值来对抗国内的所谓通货膨胀,肯定是一个荒唐的药方,因为汇率表达的是经济体之间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经济物品的市场价格。
    此外,信心也很重要。布什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不断保证,尽管我们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我相信美国经济本身是充满活力和健康的,它会自动修复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美国经济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诸如此类。所以说,这个困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

学生:官方依赖的经济学家在网上没有得到什么好评,经济学界是怎么会事?

蒋:从西方学习了一些在西方自身体制内不会有大碍的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是主要的官方智库。
    汤敏在新浪演讲时,有人问他,“汤先生,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不是中国经济学界能够解释的,现在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解释不了现实,这是为什么?”汤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现实是只需要经济学去解释的,它需要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一起来解释等等。这是在转移话题。人家和他说的就是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根本不能解释经济现实,而经济学家还拿它混饭吃。

学生:这要怎样才能转变?

蒋:只有痛苦达到某个层面才会改变,但这些痛苦本来是不必要的。我们继续这样走,走到一片黑暗的时候才会转身。但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去黑暗中染一染再出来。中国经济本来可以更健康、更好地成长,没有理由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或许明年会有所改变。要到明年,这个日子很难熬。只有这种痛苦到了难以承受的时候才会改变。就像巴以双方不杀得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就不会开始谈判。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一个有智慧的领导人在最初不去煽动那些民族主义者,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苦难本来可以不那么深重。本来思想者的工作是做些前瞻性的工作,但由于思想界的堕落,好的声音我们已经很难听见。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就仅仅发生在这儿,不会发生到更远的地方。

学生:城乡二元结构似乎很难打破?

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跟古代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就是国野分治,国就是城市,野就是农村。那时的国野分治和现在的二元结构确实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延续,内容上面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的城乡二元分治是我们把一部分人叫做农民,其实就是二等的中国人。但这些大部分被叫做农民的人已不以农业为业。它不是一个职业上的区分。大部分的农民青壮年都在城市里面。在当保安、保洁工、建筑工人、车工、钳工、电焊工,做这些去了,但他们仍然被视为农民。农民是一个身份标示,而不是一个职业区别。这就是制度上的一个错误。照理他是焊工就是焊工,钳工就是钳工,他在哪里生活,那个城市就应该给予他市民待遇。子女入学、社会救助、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那个城市现有的保障就应该给予在那里工作的民工。而不应该因为他们曾经在农村,甚至只是他们的父辈是农民,他就只能在那个城市享受二等市民的待遇。

学生:农民进城会不会有拉美化的危险?

蒋:拉美化,恰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所谓拉美化国家就是没有给进城农民和市民提供一个好的保障的国家。它最终会导致这些农民无序流动。如果我们在城市和农村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些问题就不会出现。

学生:我们负担得起那个成本吗?

蒋:现在有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而导致对市民的问题解决得更好的方案,就是把所有的农用地从集体所有制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土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理,这个农用地的使用权就和城市用地的使用权一样,可以进行招拍挂,可以卖钱。如果我们把超过18亿亩的农用地都拿来进行拍卖,最终进入国库的资金将会达到30-40万亿人民币。这笔钱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社保资本金,会非常强大。

学生:如果买了地盖房子怎么办?

蒋:农用地只能用作农业。比如说,你买一万亩农田,你就成立一个企业,这不同于个体农民,不可以想搁荒就搁荒。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一切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都可以找你麻烦。你会非常仔细地去处理这种事情,更不用说用农用地来盖房子。

学生:现在不是有小产权房吗?

蒋:现在有这种情况(小产权房)恰恰是农用地定义不清的结果。因为现在有宅基地,宅基地是一个巨大的土地占用,而我有三百平米的宅基地,修八百平的房子,我租给人家或卖给别人很难监管。他们之间以最便宜的价格来交易,对那些在城市很难以高价取得住房的人很有吸引力。这种小产权房,如果按我们的方案来处理农用地,它的定义非常明确,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让想进城的农民进城,想到农村去创业的人到农村去创业、去投资。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份职业。你有技术有资本你认为农业可以赚钱那你也可以去农村。
    其实,所谓的规模化,只要有最小的规模就可以了,全世界最有效的农业经营单位是家庭农场,日本的家庭农场也没有多大的规模,因为它本身的土地就非常狭小。只要中国的农场最小规模达到一百亩,它就能赚钱。

学生:山地呢?

蒋:山地一样,只是在拍卖的时候价格可以低一些。不同的地以不同的价格拍卖。老板可以算账。在现有的农产品价格里面,一对壮年夫妇种一百亩地,一年至少可以赚十五万(包括人力费)。现在的农民种地很懒,因为他再勤快也没用。如果农业实行规模化生产,农村的节能减排会有一个巨大的改观。化肥的使用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二,包括碳排量的减少,生活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减少都是可以预期的。

学生:这样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怎么转移?

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伪问题。农村劳动力早已大规模转移,任何农村,青壮年都进城了,剩下的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也就是最不适合种田的那部分人在替我们种田。
    在美国从事直接耕种的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左右,但为这百分之一点五服务的咨询行业、农机行业,其它围绕大农业服务的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八点几。这二者合计,在美国,农业的从业人员可以达到百分之十。按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农业吸纳的适业人员可能还没有到百分之十。现代农业面临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问题,即如何开拓农业就业市场,把适合从事现代农业的人力资源吸引到农村去的问题。

学生: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不是缺少现代技术?

蒋: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收益太低。台湾农民在海南岛种地,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他们种的水果,为了避台风,最后做到每一个月都有部分开花、结果、收获。本来是只在一个季节开花结果的,但可能和台风碰上。他就想方设法改良,变成每一个月都有部分果树开花结果收获,如果有损失就只会损失很少一部分,并且因其月月有出产,价格远远高于一季出产的价格。
    如果一家能种的田就是五亩,你有再高的技术也不会用,再多资本也不会用上,如果有一万亩给你种,你会怎么表现?而且随着地价的增长,它的长期利益是你的,你会怎样去考虑?现在大量农民用来分割地块,作为界线存在的地,是被大量浪费了。通往一家一户的基础设施也是巨大的浪费。
    中国不是缺地而是地被大量浪费了。不是工业的发展占用了基本农田,而是农业没有发展而在农业内部导致土地大量隐性流失。这种浪费规模惊人,远远超过城市扩张对农用地的占用。反过来,我们通过单方面收紧城市用地的口袋,来处理土地问题,又导致城市居民不适当地为地价高企买了单。现在我们买房六七千,其中有三四千是土地的价钱。武汉每一个平米中所摊的土地价格就是二千二百元,它的房价应比成都低。总税费百分之三十。钢筋水泥又涨价,成本就到了五千元。
    如果把农用宅基地复耕,把在农村占地三百米的豪宅复耕为耕地,在当地国土部门得到确认,然后就地打折成一百至一百五十米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让农民携带这个指标到就业城市换取经济适用房。那么,我在这儿就业,并且有了住房、社保和完整的市民待遇。有了这个基本的保障,我就能作为市民在城市扎根。同时,城市拿到一个土地使用权,为民工解决九十平左右住房,最多只用花十五平米的土地,那就赚了一百三十平的地。拍卖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土地蓄备。市场供应增加,地价会应声而落。炒楼的人之所以要去炒,是他知道这东西稀缺,无论多贵有人接单。
    如果把供应这个环节处理好了,土地降到了平均每平米五百元,这个房价就不会这样涨了。或者说它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波动。不会是一年涨一番这种涨法。
    如果要说CPI高企,要说高那是前几年。作为住房的这个最大的CPI,我们不把它计入CPI,在一年之内翻一番,对民生和民众是极大的损害。这才是最大的。我们不能掩盖一些问题然后突出一些问题,而那些被突出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等你们毕业,在城市呆下来,你们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住房问题,不是西红柿变成了一块五。

学生:麦克卢汉说文字有利于货币扎根,蒋老师怎么看?

蒋:文字有利于货币扎根,这只是他的猜测。文字和货币都是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最早的符号系统之间肯定有一些相互促进的作用。实际上货币也是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文字的出现肯定让货币的符号化变得更加明显。比如,最早罗马人用的铜钱都是铜块,交易的铜块用称来称量。后来因为文字的出现,国王(执政官)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就会被烙印在铜块上。我们看到的铜钱或货币上面都有国家权威担保的文字。

学生:为什么陆地民族的铸币反倒比更需要铸币的海洋民族早?

蒋:因为铸币只能在陆地上铸造。船上怎么能够铸造呢!
    一个陆地,一个大陆内部更容易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社会共同体。但是,在海上,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铸币的效力靠政权权威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在各处,那个政权就不会有权威。一块大陆内部,更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在别的地方,打上政权烙印的铸币,它的效力就会打折扣。大家更倾向于认可多少斤黄金、白银,官方担保的铸币,对分属不同国家政权统治下的古代人民来说没有意义。

学生:怎么样去使用广义符号学的方法来做电影?

蒋:广义符号学我们讨论了很多,至于怎样做电影,我还真没有去好好想过。

学生:现在的电影符号学大部分是意识形态分析,蒋老师怎么看?

蒋:意识形态是一个符号系统,意识形态的真理只有在符号系统内部才是有效的。比如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语言内部才有正误之分。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也一样。
    现在文明、宗教、种族的相互对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恰恰是符号系统之间的对立,而并非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对立。比如说西方人的主流价值观,他们把它叫做普世价值观。这里面暗藏的一个前提就是,他那个价值观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别人的是——东方人的、伊朗人的、中国人的。。。。。。
    例如民主选举这件事,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只要是公开的公平的和自由的选举,它就符合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要件,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定义民主的。实际上,我们就用这三个要件来看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时期)、委内瑞拉的选举,可能都符合这三个条件,但为什么美国人或西方的大部分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不承认这些国家是民主国家?
    这就是说,有关公开的、公平的和自由的选举,它作为一个描述的东西,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它在不同的传统内部,意味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同样的声音和书写,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我们不能说这儿有公开的、公平的和自由的选举就是民主了。萨达姆的两次选举都是以百分之九十几的高票当选。它也是公开的,也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匿名的,没有人有必要非要去扭曲自己的意志。那么同时也是公平的,不管是库尔德人、逊尼派,还是十叶派,都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来投票。没有听说萨达姆的逊尼派是一人投两票。也就是说,按西方政治学家的描述,这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那为什么西方人不承认萨达姆是民选的总统呢?他们凭直觉讨厌这个暴君。对伊朗也是。伊朗的总统也是通过竞选上来的。仍然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竞选。但为什么伊朗选出来的总统不算数呢!
    查韦斯也是。如果他的方案全民公决没有通过他也会认帐。查韦斯通过国家权力来做的一切,通过选举来做的一切,确实像个暴君。比如说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随便使用金钱上面的能力,国库的能力。在这些方面,看起来确实像个暴君。
    所以说,每种民族每种宗教每种文化,更像是一个语言系统,它的事件和行为的对和错是在这个符号系统内部得到定义的。有的非洲人用摇头表示肯定,你不能说,你在西方人那里看到摇头是表示不同意,这个非洲人摇头就只能是否定的意思。这是比较糟糕的做法。
    现在西方的舆论或理论界强烈反对中国的政治状态,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他们不认为自己有意识形态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站在一个普世的价值观里面,相对于那些不遵循普世价值观的民族和文明,有一种道德上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对的,我们的是错的。他可以断然地用这种观点看待别人,他无法了解自己也深陷在意识形态之中。所有的民族、文明、文化一旦不在反思的层面来看待自己的文明、文化或民族,他都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中,没有人能摆脱。
    象中国这种情况,被大部分西方国家看作是一个专制国家,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国家。但我们客观地来看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完成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广泛的民主化。我们通过我们独特的方式所要做的,也在表达西方人所崇奉的那些普世价值。我们建立了初步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在慢慢来表达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并没有与众不同,只不过我们说的或用来说出这些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如果在反思层面它不是意识形态,在经验层面,它却是意识形态的。经验层面,比如西方人的民主,它就是意识形态的。像美国的这种政府和议会,这种相互抗衡的体制,它就是经典形态的一个现成的摆在那儿的民主生活方式,这种东西其实是意识形态。他们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而认为这本身就代表着人类自由的最高价值。这就是一种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其实,意识形态和真理之间并不相隔十万八千里。意识形态,我们只是在谈它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层面的表现。那么,真理是在反思的层面。    比如中国人现有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人现有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反思层面看见它们的普世价值。在反思的层面,这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并不就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分歧。

学生:什么叫主流意识形态?

蒋:一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
    服装的流行趋势也可以是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生活方式,无处没有意识形态。
    主流与非主流只是一种经验区分。经验区分就是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不是,此处是彼处不是。最早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是拿破仑时代的特拉西。他用这个词指观念的科学,他暗中设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与事实的科学区别开来。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亘古如此,我们不要试图去弥合这种分歧。
    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些分歧意义何在,是否真的有我们原来以为那么大的鸿沟,就像我们现在与西方人的很强的那种对立。在我看来没有。我们在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达普世真理。
    如果我们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纠分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往往会站到我们自己想要说的东西的反面。例如西方人一面在呼吁我们民主化,一面又对我们民主化的成果表示拒绝。呼吁我们民主化的人也在反对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反对中国人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以及在这种利益中表达出来的权利。
    西方人一说到牛奶涨价就说是中国人喝了。石油涨价了也是中国人的问题。如果他们真是人权卫士,那就应该为中国人民把这些东西买高了的情况下获得的权利和自由喝彩才对。如果我们只固执地去看表面上的分歧,我们会自己反对自己。我们主张民主,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又在反对这些。西方在呼吁给予中国人民更多的自由,同时又在反对中国人民得到了自由的这种状况。

学生:这个社会有很多假的东西,例如假的选举。

蒋:如果我们集中看这一点,这个社会有很多假东西,如果我们放开一点看,这个社会确实在进步。而且在很大一个层面,也就是说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地方进步。公共体制确实在进步。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事都觉得很恼火,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这是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进步过程当中的事情。

学生:我们是否可以拒绝驯化?

蒋:你拒绝驯化也在以一种方式被驯化,就是说你成了这个社会的反叛者,那你总是一个具体的反叛者,你反对的总是具体的东西,因为你反对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成了一个特殊的反对者,那么这个特殊的反对者,也是一种被驯化的结果。所以说你要拒绝所谓的驯化是不可能的。你要么从正面被驯化,要么从反面被驯化。

学生:科学社会主义课的那些内容看起来已很陈旧,这样讲下去有什么意义?

蒋:他实际上就需要这种东西。像一个人讲话一样,他需要把话筒占住,至于他讲什么,这个不是他特别注意的事情,你们听没听,也不是他关注的。很多人讲话,他只要在讲台上出现,这才是他注意的,至于他讲的话精不精彩,这跟他没关系,下面的人听没听也没关系,但谁都看见他了,他出现在“前排就座的”那些人里面,这就够了。反过来,你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些理论,讲的人和听的人其实都未必有兴趣按照那种方式去讲和听,但在讲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我们打旗子,旗子都脏得看不见了,但有面旗子在飘这件事情很重要。在没有找到一个理论让人听、让人信服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理论在半空飘扬,这件事情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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