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乐意推荐李学勤先生为“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生成就奖”唯一的首届获奖人，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堪称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里所谓的“丰硕”，固然有“量”的统计，但更多的是“质”的赞许。不象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为量而量，尽管出版或发表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字数的著述，但仔细一看，多为制造出来的文字垃圾。李先生不是这样，他的成果是既多又精。从1955年与人合作的《殷虚文字缀合》，到201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通向文明之路》，整整55年，李先生笔耕不辍，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甲骨学、简帛学、年代学等人文学术领域，为学界奉献了几十部学术著作和500多篇学术论文。虽然也不可能字字珠玑，但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他提出的不少观点和结论，或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议，或被学界普遍接受，渐成定论。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和久远的影响，至少在当代的汉语学界，并不多见。如果从研究领域的广泛深入，学术功底的扎实深厚，相关知识的丰富精专，所获成果的实际价值和所涉领域的巨大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综合评判，我们完全同意李学勤先生是当世“大陆学界第一人”（李泽厚语）的结论。

第二，“两个结合”的研究方法。无论对于任何学术的研究，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李学勤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除了刻苦勤奋（犹如他“学勤”的名字一样）、持之以恒的献身精神之外，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的，是他一贯坚持的研究方法。根据他本人在不同著作和不同场合的自述，我将之概括为两个结合。一是“实”、“虚”结合（《李学勤文集·自序》）。“实”是对考古发掘的甲骨、竹编、简帛、青铜器等的实际材料进行实实在在的考辨，作出老老实实的结论，这是研究的基础；“虚”则指理论或观点，这是研究的“指引”（李先生语）。只有实虚结合，才既可高屋建瓴，又不妄作臆断。假如李先生没有长期、艰苦、坚实的“实”的经历和工夫，没有“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豪迈自信的“虚”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为基，以“虚”为引，是不可能成就今日辉煌的。二是多学科或多方面研究的结合。譬如，在他的整个治学过程中，注重文献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的结合；在青铜器研究中，以考古为基础和以传世品为补充的结合，而在考古中，又把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等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判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项目中，则坚持系统原理，贯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这种宏观理念的“实”、“虚”结合，微观研究的多学科、多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我们一些同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甚为缺乏的。

第三，贵为人师的治学品格。作为老一代学界泰斗，李先生献给汉语学术界的，除了令后生景仰的等身著述和给来者启迪的研究方法外，我以为最最宝贵的，是他堪为楷模的治学品格。限于篇幅和本人的学识，我仅简单列举三点。其一，破门户之见，纳不同见解的大家风范。早在1994年的《走出疑古时代》里，他就响亮提出“讲门户实在要不得”的口号，并在郭店楚简《老子》的争论、如何重估中国古代文明、夏商周断代等诸多问题上，力行破门户理念，理性对待不同看法，还多次主持专门会议听取不同意见。在素有门户之见、派系之争传统的中国学界，尤其需要大力倡导这种观念，否则，建立创新国家的愿望，永远只能是一枕黄粱。其二，不求功利，甘守清贫的敬业精神。李先生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从哲学到考古再到历史，确实比一般人奇特，但他始终坚守的，是内在兴趣，勤奋学习和不断创造，而不是赚钱等功利目的。相反，即使在他小时候家里经济不宽裕时，他有时不吃饭也要买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如果有功利目的，就不会在科学上做出成绩。他最为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现在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了功利化思想。我想，李先生的这种担忧，与钱学森之问是异曲同工的，确实击中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道出了民族的悲哀。其三，简明扼要、明白易晓的朴实文风。李先生研究的问题，大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甚至技术性，一般人很难读懂。但他从文风不仅是文字技巧，而是与生活、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一认识高度出发，坚持面向广大学术界和人民群众的原则，尽量用朴实易懂的文字撰写自己的学术著述。这一点，与当下流行的我们有些学者故弄虚玄，靠长句子、怪句式、仿古仿洋的概念词句来装点门面，“深奥”内容的做法，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仅仅是巧合，或许真的就是天注定：今年是李先生80大寿，如果先生最后能获此大奖，那就喜上加喜，更为可贺了！我愿以自己这张选票，作为献给先生的贺礼，衷心祝愿李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