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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性善论及其与孟子性善论的比较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元明 点击:21383次 时间:2013-11-03 21:16:54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对人性问题进行了不断的争论和探索。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当代哲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对人性问题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新的性善论,并以这种人性学说为依据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批判。弗洛姆的性善论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的性善论,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弗洛姆性善论的基本观点是:
(一)人性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能欲望的总和,也不是无限可塑的社会文化的影子,人性有其固有的特质
弗洛姆认为,要消灭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就必须使社会适合于人性的发展,因而必须对人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人性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有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另一个是,如果有,这个本性是什么?
人有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呢?他指出,以往的研究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极权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他们所讲的固定不变的人性,不是对人性进行客观探讨的结果,而是极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杜撰出来的。他们认为某种极权制度就是以固定不变的人性为基础的,因而这种极权制度是天然合理的,不可改变的。弗洛姆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第二种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的观点,他把人的本性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本能欲望的总和。弗洛姆提出,弗洛伊德发现了人性中非理性和无意识部分,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他的人性学说则是片面的。动物只要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它就满意了。人既然也是动物,这些本能需要当然是必须予以满足的。但他既然是人,这些本能需要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他快乐。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冲动,如爱与恨、贪求权力、渴望服从等,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生物天性,而是社会过程的结果,社会过程塑造人。
第三种是一些反对极权主义的进步思想家的观点,他们主张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性具有无限可塑性。弗洛姆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人类和动物相比确实显示出一种无限的可塑性。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可以在奴隶状况下活下去;他可以过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也可以在半饥饿的状况下活下去;他可以做一个强盗,也可以成为一名慈善家。根据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没有人类共有的通性,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弗洛姆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假如人真是具有无限可塑性,不合理的制度就会把人都塑造成这种制度的服从者,人们永远不会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比如,专制暴君可以支配和剥削人民,可是他无法阻止人民对这种不人道待遇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方式或者是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或者产生了独立的意念与对自由的渴望,采取行动推翻专制暴君的统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取而代之。
在有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的本性这个问题上,弗洛姆既反对认为人性固定不变,又反对认为人性具有无限可塑性。他认为人既有适应性,又有某种不变的特质。“人性既不是生理上固有的种种欲望的总和,也不是文化形态的一个无生命的影子,可以一无阻碍地适应各种文化形态;人性乃是人文演化的产物,但是,人性也具有某种固有的机构和法则。”[1](P18)“虽然没有固定不移的人性,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人性是可以无限地顺应环境,而不会发展出其自己的心理动力。人性固然是历史演变的产物,也具有若干固有的机构和法则。”[1](P11)
(二)人的本性是良善的,破坏性是人的第一潜能发展受阻的结果
弗洛姆提出,人性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性恶论,一种是性善论。他说,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性恶和性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掺杂在一起的。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代表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典型精神,维护人的自然欲望,认为人有权反对社会对人的本性要求的压抑。这表现了他性善论的观点。但弗洛伊德又认为人有追求快乐的放纵的本性,尤其是后来他把自卫本能和性本能合称为“生的本能”,又提出人有一种“死的本能”即破坏本能。这表现了他性恶论的观点。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二元性理论,没有确定人的本性是良善或邪恶。
人是否天生具有破坏的本能呢?如果有,那人的本性就不是良善的。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良善的,那又如何解释人的一些破坏性行为呢?弗洛姆否认人的本性中有破坏性,认为破坏性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破坏性的产生,是因为生活不合理想的后果。那些阻碍生活增进力的个人与社会因素,产生了破坏性的力量,继而成为各种邪恶表现的泉源。”[2](P199)
弗洛姆指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破坏性是一切人的天性,破坏别人与破坏自己成反比。这种说法恰恰与事实相矛盾。事实是:一个人对别人的破坏越大,对自己的破坏也越大,并且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的破坏性的大小,与他在生活中所受阻碍的大小成正比。“求生的冲动受阻越大,想要破坏的冲动则越强;生命实现的越多,则破坏行为的力量越小。‘破坏行为是生命受阻的结果’。”[1](P123)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是良善的,良善是人的第一潜能,邪恶不是人的本性中的独立成分,而是良善的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是人的第二潜能。所谓潜能,是指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潜能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如一粒树种,其第一潜能是成为大树,如果具备了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它就会成长为大树;其第二潜能是烂掉,如果不具备适当的条件,树种就会烂掉。
(三)人的本性具有自我意识、自发的爱和自发创造性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第一潜能。人的第一潜能主要包括自我意识、自发的爱和自发创造性,三者都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
弗洛姆认为,人与动物的不同,很重要的一条是人有自我意识,人是能说“我是我”的动物。动物属于大自然,没有对自己的意识,也不需要自我肯定的认同感。人类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超越了大自然,必须主动地生活,不得不自作决定。这种自我意识、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是十分强烈的,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予以满足,就无法保持人的健全。有时这种需要比保持肉体存在的需要还要来得强烈。“我们最感到羞耻的事莫过于,我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想做想为的,而最令人感到骄傲和快乐的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1](P149) 他认为,保持自己独立性的自我意识极为重要,它是自发的爱和自发创造性的前提。
弗洛姆认为,自发的爱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精神需要,因而人的本性是良善的。人的生存状态是越来越独立,同时也就变得越与别人隔离,变得孤独。人不能忍受这种隔离与孤独,就需要寻求同别人的联系与一致。只有爱才能使人摆脱隔离与孤独。“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之渴望,是人生命中最强有力的挣扎。它是最基本的热情,是驱使人类相聚的力量,是家庭、氏族与社会的成因。这方面的失败即意味着精神错乱或毁灭——自我毁灭,或者毁灭别人。没有爱,人性一天都不能存在。”[3](P29)
真正的爱是自发的爱,都具备以下的基本要素:照顾和责任,尊重和了解。人一方面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与他人联系起来,只有自发的爱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真正的爱必须尊重被爱的人的独立性,不能把他变成自己的占有物和控制对象,否则就是虐待狂的爱;真正的爱还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完全服从被爱的人,否则就是被虐狂的爱。只有真正的爱才能使人保持各人的自由与完整,同时又能与他人相合一。因此,自发的爱是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他反对这样一种传统观念:爱人与爱己是互不相容的。他指出,不爱己的人,也不会真正爱人,《圣经》中所说的“爱邻人如爱自己”。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爱与对他人的爱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爱己与自私是不同的。自私的人只关心自己,不爱别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关切自我。爱己与自私相反,是真正地关切自己,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爱的潜能。
弗洛姆认为,自发创造性是人的本性,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精神需要。人同动物、植物一样,是在不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由于人有理性和想象力,他不会以被动的、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他要做个“创造者”来超越其生物地位。人不仅像所有的生物一样创造生命,即生孩子,而且能种植植物、生产物品、创造艺术、创造概念,等等。在创造中人类超越了其生物地位,超越了他生存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进入目的性和自由的领域。“人不仅是理性与善于社交的动物,他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有自发创造性的动物,能够使用理性和想象力改变现有的物质。他不但‘能够’创造,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创造。”[2](P75) 自发创造性活动是发挥自己固有的潜在的能力、实现自我的活动。
弗洛姆提出,判断社会是否健全的标准,不是看个人是否适应于社会,而是看社会能否满足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对人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健全的社会使人具有自我肯定的意识,扩展人的爱人的能力、对工作的创造能力。不健全的社会剥夺了人的自我肯定的意义,造成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憎恨,把人变成供他人利用和压榨的工具。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是不健全的病态社会。这种社会人的异化现象更严重了。这种社会把人变成了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丧失了自我意识;使人与人失去了爱,使人与人之间冷漠和疏离;使人的劳动成为缺乏创造性的异化劳动,把人变成了机器人。因此,必须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对社会疾病进行治疗,使病态社会变成健全社会——人道主义社会。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以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的性善论最为典型,在中国影响最大。弗洛姆的性善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有两点相同之处。
第一,它们都反对把人的本能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而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对人性加以论述。弗洛姆反对弗洛伊德把人的本性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本能欲望的总和,提出人不同于动物的冲动,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生物天性,而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不同在于,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而禽兽没有。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区别于禽兽的特性很少,这很少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仁义道德。战国时的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把人天生具有的吃喝本能和性本能说成是人的本性。孟子抓住告子没有看到人和动物的区别这一缺陷,反驳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
第二,它们都主张性善论,反对性恶论。弗洛姆认为人的第一潜能是善的,破坏性是第一潜能的发展受阻造成的。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这四个“善端”,即善的萌芽,如果努力培养和扩充它们,就能成为圣人;如果不去培养和扩充它们,就不会成为善人。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扩充善端就像火烧起来、泉水流出来,可以保天下人;如果不扩充善端,就会连自己的父母也不去奉养。
但是,弗洛姆的性善论与孟子的性善论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弗洛姆把人的基本精神需要说成是人的本性,是对人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孟子把仁、义、礼、智以及忠君、孝父等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本性,是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P514)。只有认真研究人的需要,才能正确认识人的本性。
弗洛姆深入研究了人的需要,认为人的第一潜能就是自我意识、自发的爱和自发创造性,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因而人的本性是良善的。这一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孟子则离开人的需要讲人性,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的品德,这四种道德观念是人心所固有的,不是外力强加给每个人的。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因而这些道德观念都是无须培养和教育就有的良知良能。“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者,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自孟子提出性善论以来,在中国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不到人们的肯定。战国时期,庄子提出人性自然论,认为仁、义、礼、智违反并破坏人的自然本性,而且造成假仁假义,仁义成了窃国大盗统治国家的工具。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礼义不是人性所固有的,人性所固有的是本能欲望,与礼义正好对立,因此圣人制礼义来教化人们,改造人们的本性。韩非提出性好利论,撕破了孟子宣扬仁义道德的虚假面纱。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没有孟子讲的那种天生的“亲亲”的仁爱关系,而是一种利害关系,君臣之间也没有君爱臣、臣忠君的仁爱关系,而是“臣卖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的互相计算的关系。汉唐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人性理论基本上是性三品的思想。西汉的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等。他们认为,只有少数圣人是生而性善,绝大多数人是生而有善有恶,也有一些人是生而性恶,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只有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宋明理学才对孟子的性善论加以肯定和阐发,并被封建统治者推崇到独尊的地位。程朱理学认为人人具有“天理之性”(或“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就是仁、义、礼、智,是天理,是纯善的,后者才有善有恶。陆王心学则把人的本性归结为吾心良知,人心中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具有天理,是纯善的,只有为物欲所蔽,才会不为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宣扬禁欲主义,要求人们按封建道德生活。
孟子的性善论,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之性”(或“天命之性”),陆王心学所谓的吾心良知,都是离开人的需要,把封建专制制度所要求的道德观念说成人的本性,是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天道德论。
第二,弗洛姆高扬人的独立自主、爱人爱己和创造性,孟子则抹煞人的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并且既反对爱己,又反对爱人,而只讲孝亲、忠君之类的狭隘的仁爱。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自我意识,独立自主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屈从于别人是违反人性的;人的本性中有自发的爱,既爱己又爱人;人的本性中有自发创造性,人只有发挥其创造性,才能超越于动物界。
孟子的人性学说中,根本没有人要独立自主以及发挥人的创造性的思想,相反倒是强调子对于父、臣对于君、下者对于上者的顺从和服从。孟子常夸舜是个大孝子,舜的父亲瞽腴是个不慈的父,对舜百般虐待,可是舜还是百依百顺。孟子强调顺从,当然就抹煞了人的独立自主和创造性。
孟子对战国时期杨朱、墨翟人性学说的批判,表现了他既反对爱己又反对爱人。杨朱认为人的本性是“贵生”、“重己”,而不是仁义,人既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杨朱有一定爱己的思想。墨翟认为人的本性是“兼爱”,即爱所有的人,“爱无差等”,不只是亲亲、敬长。墨翟有爱人的思想。杨、墨的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同孟子的观点是对立的。孟子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杨朱主张为我,人若为我,不肯做臣,就是目无君主;墨翟主张兼爱,把对于父母的爱等同于对别人的爱,就是目无父母。目无君父,就是禽兽。他说,如果杨、墨的观点不停止流行,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光大,仁义的道路就会被堵塞,就会助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行为,就等于带领野兽吃人。从这些批判可以看出,孟子讲的人性善,主要指的是忠君、孝父,而不是爱人。
第三,弗洛姆要求社会必须满足人的需要,孟子则要求人必须服从专制的等级制度。
弗洛姆提出,判断社会是否健全的标准,是看社会能否满足人性的基本需要。因此应对病态的西方社会进行改革,使其变成能促进人健康发展的人道主义社会。
孟子虽然要求统治者要以仁爱之心对民,以得民心,维护自己的统治,并对一些暴君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其主导思想是要求人民以仁、义、礼、智以及忠、孝之心约束自己,服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的最显著特点是家天下,君臣如父子。孝与忠的内在统一就是服从。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有“仁”的人必能孝于其父母,有“义”的人必能忠于君王。孟子把“义”说成是“人之正路”,这条路通向的就是忠君。
从孟子的性善论到弗洛姆的性善论,人类社会发生了多次巨大变革,经历了2,300多年。尽管弗洛姆的性善论没有看到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提出的判断社会是否健全的标准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在对人性的研究上达到一个新的较高水平。我们在对弗洛姆的性善论和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要更深入地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正确认识人的本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弗洛姆.逃避自由[M].莫乃滇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
[2] [美]弗洛姆.自我的追寻[M].孙石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
[3] [美]弗洛姆.爱的艺术[M].孟祥森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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