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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嘉映 点击:43012次 时间:2014-02-04 22:07:52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翻译高潮,一次是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到唐朝达到高潮,一次是明末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相比之下,第二次的规模和深度远非第一次可比。第一次主要集中在佛经、佛学,第二次是全方位的。第一次翻译大潮虽也对中华固有文明形成某种冲击,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没有被动摇,第二次翻译大潮则远不止于文字思想方面的引进,而是偕同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全面改观铺天盖地而来。
“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这两次翻译大潮的一个结果是: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言语”。新词中一部分是外来词,例如第一潮中涌入的涅磐、菩萨等等,第二潮中涌入的咖啡、沙发、拖拉机、沙龙、引擎、浪漫等等,以及其他零零星星引入的葡萄、琵琶等。
日常使用的外来词多半是自然品类和器物的名称。当然也有一些观念词。人们常提到涅涅磐、〔□我的字库里找不到真正的niepan,〕浪漫、逻辑等。我的朋友简宁提到,像菩萨这样的外来语,可能展示出精神生活的一种新式样,菩萨心肠里那种悲天悯人的韵味用仁、慈、仁慈都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外来词往往携带某种异国情调。布拉吉比起连衣裙来似乎更特指,更多外国味。在第二大潮中,外国的事物和观念还携带着一种文化优势,造成语言文化研究者所称的“崇尚外语的倾向”。夷变成了洋。外来语洋腔洋调,不仅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带有某种优越感。商品、店铺的名称是显例。据克里斯特尔说,这种情况在日本最为突出。2克里斯特尔的书〔第二版〕出版于1988年。今天,也许他会把中国算作同样突出的例子。Outlet是个灰头土脸诗意的词儿,一旦在商城外写上奥特莱或澳特来,就像是什么外国名牌店了。中国国产的商品,也往往标上“圣里奥”之类的“外国名字”。外来词的异国情调和优越感随着时代的变化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布拉吉、苏维埃、娜塔莎、莫斯科,合起来是一幅图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让两三代青年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怀。奥特莱、罗马假日花园、威尼斯餐厅、派对,形成了另一幅图画,适合九十年代以后的青年。
另一部分新词是新造出来的词,如第一潮中出现的世界,第二潮中出现的哲学、细胞、消极、具体、代数、方程、平行线、直角、企业、警察、电脑。汉语的一个特点是,用单音汉字组合成双音新词〔以及少量多音词〕是相当便利的。例如,汉语里原本没有哲学这个词,但哲和学都有明确的意义,合在一起成一个词,多多少少也可理解。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主要不是从合成词的两个汉字来理解哲学的,而是把它直接理解为philosophy的译名。
比新造出来的词更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是第三种词。它们是汉语里原有的词,但用它来翻译某个外文词后,我们逐渐不再在它们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主要在它们用来对译的外文词的意义使用它们,这些词原有的意义反而被掩盖了。〔它的主要语义逐渐等同于或近似于用它来翻译的那个外文词的语义,〕例如革命,早在尚书中就出现了,但如今说到革命,意思是revolution。我从网上一篇文章中读到,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经济也是这样的词,经济这个词古已有之,后来用它来翻译economy,可古汉语中的经济,和外国话里的economy意思并不相同,而到了今天,这个词主要用在economy的意思上,不再意谓古人所谓的经济。再如经验,经验这个词早在《搜神后记》中既已出现,当时这个词的意思主在验证,与今天的经验概念不同。此后经验这个词又滋生出灵验和亲身经历两种意思,仍然不同于今天的经验。今天的经验一词,是我们追随日本人用来翻译experience的。3据我初步考察,今天在论理文章和日常话语中用到经验,都是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没有在经验的原义上使用的。最后再举社会一词为例,这是汉语原有的词汇,但现在我们都把它理解为society的译名。有趣的是,用它来翻译society之后,汉语中原有的社会一词所表示的意思,现在大致改用会社来表示了。举凡经济、文化、物理、几何、因果、真理、社会、宗教、选举、组织等等,皆属此类。除了这些典型的移植词,还有一批语词,似乎也可视作准移植词,例如宇宙、上帝、形而上学、事实。〔□还待考察的。政治、〕
这类词既似新词又似旧词,无以名之,暂时借用鹊巢鸠占的成语把它们称作鹊巢词。使用鹊巢词和用天空来译sky、用高兴来译happy是不一样的,用天空来翻译sky,用月亮来译moon,是翻译的通常情况,天空和月亮仍然是原来那个汉语词,而非首要地作为译名起作用。所以,鹊巢词虽然看上去是咱们古已有之的旧词,其实更接近新造出来的译名。我把它归在新造的词一起,统称为移植词4。移植词指的是这样一些词,它们虽然是外文词的意译而非音译,但它们主要是作为译名起作用的。
移植词对应于某个外文词,它的意义基本上是这个外文词的意义。当然,没有完全对等的对应。移植词并不完全是外文词的对应物,不完全是那个外文词的Chinese version。新造出来的移植词,组成它的汉字有固有的意思。本来就是合成词的移植词,更是有它固有的意思。而且,移植词虽然一开始作为译名引进,但它是在汉语里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它的意思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汉化”。Culture更多与和土壤、培植联系,而文化里就含有较多读书识字的意思。古汉语里的民主是民众之主,虽然它现在是democracy的译名,但很多人还是从民众之主、为民做主来理解这个词。
还有比较复杂的情况。Subjectivity是一个重要的论理词,有复杂的内涵,乃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两个词来翻译,一是主观,一是主体。这两个译名中,主观要远为常见。在日常用法中,主观只传达了subjective的一个方面,即主观武断、臆想之类,含有相当的贬义。5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我们现在经常在正确这一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例如说到科学的论断等等。这种用法主要受到马克思某种观念的影响,在西文著述中并不流行。这里,移植词的含义就和它所对应的西文词的含义有某种既追随又选择的微妙联系。

外来词对汉语有一定影响,但我估计,移植词的影响比外来词远为深广。
首先,移植词的数量比外来词大得多。中国人更多采用意译而非音译,有不少词,一开始是用音译的,后来还是被意译取代了,例如律师、银行,有些音译还保留,但意译占了上风,例如人们今天较少说引擎,多半说发动机。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logic一开始被译作论理,后来通用的译名是逻辑。但这样的词汇很少。而且,逻辑这个词本来就包含一点儿意译的意思在内。不少非名物名称的外来词本来就和移植词差不多,因为翻译家在最早采用音译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所选用的汉字的意义,例如romantic既有译作罗曼蒂克的,也有译成浪漫的,后来老百姓选用了浪漫这个译名。例如party译作派对,既取声音相似,也有意译成分。
意译的优势想起来大概有几个缘故。一个原因大概是:汉语的音节都是核心音节,没有辅音串〔cluster of consonants〕,很难用来摹仿很多语言中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发音,trump这个词用汉字模仿出来是什么样子?Sixths就更麻烦了。一个更重要的缘故大概是,汉字的生产能力很强,汉语里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词,但也可以把两个字合起来组成一个新词,碰到electric lamp,我们就把电和灯合起来造出一个新词,电灯,我们虽然从前没有电灯这样一个合成词,但一造出来,意思就相当显豁,哪怕第一次见到电灯,也大致能明白它是用电点亮的灯。望文即可明义,接受起来比音译容易。
移植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比外来词更为深远,不仅由于移植词数量更大,更由于流行的外来词多半是自然品类和器物的名称,而不是论理词。在论理的场合,大部分语汇都是移植词。物理学、经济学等等专门学科就不去说它了,一般的论理文章里面也尽是移植词。现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前头都要求列出关键词,查一查就可看到,这些关键词几乎无例外地是移植词。就是平常老百姓说话,只要涉及论理,所用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植词,例如民主、专制、事实、理论、主观、客观、作用、影响、原因、效果等等。我们哲学家所用的“哲学概念”自然更不是例外。
由于现代汉语中移植词数量巨大,特别是现代汉语中的论理词中移植词占有明显优势,我们就不能不说,现代汉语受外国语〔当然主要是西语〕的影响,要远远甚于例如法语受英语的影响。在后一情况中,“入侵”的主要形式是外来词,而现代汉语所受的外来影响远为更加深广地体现在移植词中。
大量的移植词使得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交流变得容易多了。一个美国人问起现在中国青年都有什么追求,我可能回答说:they are longing for democracy。这不仅由于我大致会说英语,也由于汉语里现成就有民主这个词,街上的青年的确在说:我们要民主。两三百年前,Chinese were thought to be inscrutable,其中一个重要的缘故在于,中国人那时用来表达其观念和概念的语词,都没有现成的外文词与之对应。
但另一方面,现代汉语中的论理词汇大多是移植词,这对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思考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挑战。有些移植词是新造出来的,除了用来翻译,并没有“用法”,如我用来翻译Dasein的此在;有的新造的词,虽有人使用,但主要是哲学家在用,例如表象。有些是“鹊巢词”,例如经验、真理、科学等等,它们虽是汉语固有的语汇,但现在我们是把它们当作外语译名来理解的。所有这些词,即使已成为日用的语词,有日常用法,其用法也不是从汉语语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这就造成了以下奇特的情形:1,汉语写作中有大量的论理文章像是在用一种准外语写作;2,虽然现在论文写作极为繁荣,但哲学的核心工作,即概念考察,却大致阙如。一百多年来,文化人经常争论中国传统中有没有哲学,有没有科学,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这些争论从来不是单纯事质方面的争论,都涉及概念考察,而一旦要澄清这些概念,就不能不注意到,哲学、科学、宗教这些词都是移植词。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所考察的概念是中国话里的概念还是外国话里的概念?这些词似乎是无历史的,若说有历史,倒是它们所对应的那些外文词有历史。实际上对哲学、科学、宗教这些概念进行追究,多半是沿着西语向希腊追究,〔少有考察中国论理词的。〕结果,似乎凡做哲学思考,都与西方概念有更亲缘的关系。
我早就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哲学”这个说法和“德国哲学”之类不是平行的名称。“德国哲学”大致是指德国哲学家所写的哲学,用德文所写的哲学;“中国哲学”却不是这样。你明明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但你的工作不属于中国哲学。这的确是种奇特的不对称。我们说到德国哲学,不是说它讨论的是唯德国人特有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讨论法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国哲学而不是法国哲学,是因为它借助了德语、德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刻意为之还不是刻意为之倒在其次。
这种差异从何而来?这牵涉到我们对哲学活动的理解。哲学是论理的,但哲学与一般论理复有不同,哲学通过对论理概念进行考察的方式来论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哲学是对概念的考察。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概念的自我考察。那么,不仅当我们在讨论柏拉图或哈贝马斯的时候,我们是在从事西方哲学,而且当我们考察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仿佛仍然在从事西方哲学,因为尽管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语词是中文词,但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则是experience、religion、science、truth。
反过来,我们平常所称的“中国哲学”,则正用来特指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考察工作。中国传统思想早就形成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概念,例如道、仁、恕、气、理、器、坐忘、色、空等等。实际上,“中国哲学”名下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概念进行考察。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是从事“中国哲学”的。2003年年初他到我们华东师大来参加一个哲学会议,发言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常觉得从事中国哲学的人不是在从事哲学,而是在从事文献考据?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和诠释中国经典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对中国这些概念的熟稔和深入理解形成了一个中国学人独特的思想资源。然而,如陈少明所感,梳理传统中国“哲学概念”的工作和通常意义上的philosophizing却似乎隔了一层。
面对这样的情形,社科院的赵汀阳提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6我很同意,中国哲学不能总限于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可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人类共同永恒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或物理学问题,哲学问题终究涉及概念考察,而概念考察是离不开种种不同的自然语言的。
但既然我们承认哲学是概念考察,为什么考察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概念会显得和哲学活动隔一层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与被解释的差别。哲学工作从两个方面牵涉到论理概念:哲学家用来论理的概念,哲学家加以考察的概念。比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我们用以进行诠释的概念,因为后者才是我们正在用来思考的概念。中国传统概念无论多么重要、多么意蕴丰厚,它们主要都是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进行解释的概念,它们主要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话语。理、气、器、色、仁,它们曾经充满哲学内涵,也就是说,古人曾经对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进行“概念的自身考察”,而今天,它们却不再是我们使用的概念了。7
然而,不是有很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特别关注古代论理概念的考察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奥.斯特劳斯,麦金太尔,他们考察logos、aletheia、polis、eudaimon等等。谁会说他们只是在从事训诂而不是在从事哲学呢?
的确,我们需要对概念考察这个提法做一番澄清,甚至对概念这个移植词本身做一番澄清。哲学家对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他们进行概念考察时的取向会随之有异,有些偏重考察概念的日常使用〔所谓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如维特根斯坦、G.莱尔、J.L.奥斯汀、斯特劳森等〕,有些偏重于概念的逻辑分析〔所谓逻辑语言学派如弗雷格、卡尔纳普等〕。诠释学传统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则偏重于考察西方核心概念的历史。这里无法多谈这些进路之间的异同优劣,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们须注意到,近代西方的基本概念是从希腊概念和拉丁概念生长出来的,同时又和西方日常语词有紧密的联系,而很多移植词却并不是这样。无论就西方诠释哲学来说还是从日常语言学派来说,用来诠释的概念和被诠释的概念之间有一种更紧密的亲缘。如前所强调,诠释看似把所诠释者作为核心,但它作为核心,其作用恰恰在于把用以解释者组织起来。哲学之为概念考察,即使是对已经不再使用的概念进行考察,其核心的任务仍是澄清我们正在用来思考问题、说明问题的那些概念。诠释过程使被诠释的东西重新获得生命,这话的意思是说,诠释活动使得用以诠释的东西变得更加意蕴丰厚。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概念进行诠释,始终着眼于现代人的概念方式,他讨论aletheia,是要澄清Wahrheit这些概念的深义,他讨论techne,是要澄清当今的技术概念和技术社会的性质。

总结下来,本文想说明,“中国哲学”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中国的传统概念,而我们用以诠释的概念则是些移植词,它们虽然是中文词,但其内容多半不是从传统概念中生长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我们日用的语词,而是西方概念的对应者。于是,“中国哲学”以它所诠释的概念为标志,而不是以它借以进行诠释的概念为标志。“中国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似乎只是在从事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从事哲学,因为我们或明确或默会地同意,哲学活动以考察当代人的概念方式为主体。
西方哲学研究者似乎较少为这一点所困扰。我们考察经验、宗教、科学、真理这些概念,我们所诠释的是些移植词,我们用来进行诠释的也是些移植词。这倒是更近于黑格尔所称的“概念的自身考察”。然而,这样一来,学西方哲学出身的哲学工作者明明在用中文写作哲学,所做的却不被承认为中国哲学。
有人会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全是因为西方文化主导着哲学。这话不错,不过,这话不仅太笼统,而且很可能误导。例如人们会以为,我们应当拿出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来和西方哲学分庭抗礼。也有人干脆认为,现代汉语粗陋简俗,我们应该用古文来从事中国自己的哲学研究。
我的看法不尽相同。现代汉语好也罢差也罢,〔我个人觉得也并不差,〕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语言,唯有用这种语言来论理,才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听得清楚、听得真切,唯有我们用这种语言的论理概念所进行的自我考察才成其为philosophizing,才能成就上述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注意到移植词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更细切地看到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些特殊困难;而思想本来就是通过克服具体而微的困难开展出来的。我们可以无视哲学、宗教这些移植词,只用古汉语来讨论古代思想,这样一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些问题似乎就消失了。但在我看,以“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不是宗教”为题的困惑还是会让我们困惑。
若果如是,“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与“德国哲学”之类的名称同类,用来指中国人做的哲学,用中文写作的哲学,它讨论的是法国人、德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汉语,体现了中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加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的概念,是这种中国哲学活动的应有之义。在古文献里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高雅的乐趣,不过这是不是孔颜乐处,稍有疑问。要从哲学活动着眼,诠释中国经典的工作则意在通过所诠释的概念、围绕所诠释的概念而使我们用以诠释的现代论理概念变得更加意蕴丰厚。
本文意在让大家注意到移植词这种现象,并尝试表明这种现象和我们现在对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有一定关联。如果本文的描述有道理,我希望有知者告我们中国人在从事哲学时应当怎样着力。本文对这一点没说出什么,实际上我不知有什么办法,除了努力用现代汉语写出优秀的哲学。8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嘉映
2005年3月定稿

注释:
1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于《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三卷,41页。
2 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30页。
3 叶舒宪,《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经验》,载于《跨文化对话》集刊(第二辑),乐黛云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55页。
4 翻译研究中有时把一种特殊的译法,如用一箭双雕来译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有人称作“移植法”〔参见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70页〕,和这里所说的移植不同。
5 在主观能动性这个短语中,主观带有褒义,但这是个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词儿。
6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载于《论证》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就此而言,“概念的自身考察”这个提法比“概念考察”要更准确。
8 莱布尼茨曾为他同时代德语的衰落痛心,并提倡复兴德语。关子尹“莱布尼茨与现代德语之沧桑”〔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一期〕备述此事并做了相关考察,特别是由此提出了对现代汉语的一些考察,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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