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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国哲学研究的若干特点及问题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宣庆坤 点击:20488次 时间:2014-02-28 12:59:25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不过百年,但真正出现奇葩争艳、百舸竞渡局面的却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可以说,在这30年的外国哲学研究中,无论是哲学家的个别著作翻译还是全集、选集翻译,无论是具体哲学家研究还是哲学流派研究,无论是断代哲学研究还是国别哲学研究或西方哲学问题研究,无论是教材建设还是学科建设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限于篇幅,本文仅分析其中的若干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外国哲学著作的翻译
对于外国哲学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翻译。一个文本的翻译其实就是一种对话,而对话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国哲学著作的翻译不多,基本停留在个别哲学家的部分著作上,几乎一个西方哲学家的著作选集都没有,更遑论全集了。而在这30年中,外国哲学研究不仅在点上全面铺开,更是由线突破到面。其中古希腊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与《柏拉图全集》相继问世;德国古典哲学也是硕果累累;《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出版,《康德著作全集》(九卷本)已经出到第六卷,而《黑格尔全集》也分别由两个部门同时启动翻译了。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维特根斯坦全集》、《尼采文集》、《萨特文集》、《蒯因著作集》等已经翻译出版,《伽达默尔全集》、《海德格尔文集》、《克尔凯郭尔全集》、《杜威全集》亦已启动或正在翻译之中。
1.我国传统学术有“我注六经”的传统,但对于外国哲学这种模式非常少见。笔者查看过国内大多数外国哲学译著,在扉页上直接标明“译注”、“笺注”的只有两位,即陈康先生与苗力田先生。陈先生译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而苗先生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是本世纪初出版的。按照一般理解,中国传统学术需要有“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后来者能够读懂,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歧义。同样,陈先生《巴曼尼得斯篇》的注释,也是为了使读这本译著的人不至于仅仅得到一个谜。陈先生说道:“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如若仅将这篇‘谈话’迻译为中文,不加解释,最好的结果是介绍一个希腊的谜,甚至为这篇‘谈话’增添些不能卒读它的人。这样,我们的翻译只是徒劳;我们所以翻译的目的完全不能达到。所以翻译以外必加注释。”(陈康,1982年,第7页)可见,陈先生的翻译是和研究相结合的。如果只是一味翻译而没有研究,很有可能只是徒增资料,却无新意义的扩展。苗先生作为陈先生的学生,其“笺注”这种模式是继承其师的,当然也是自觉地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学术。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的起始,苗先生写道:“近世,随着西方大部头专著的涌进,学人们忙于显示独创精神,接轨国际,开始大制作,洋洋洒洒,以十万言为起点,固然可喜,而魏晋遗风,却日渐淡忘。殊不知在中华这块大地上,两千年来古籍的疏注实为贤哲们进思论学的法门。西窗日迟,铅笔一支,残笺半叠,再行校读斯城哲人的论述,偶有所会,漫记之集以为注。”(苗力田,第41页)苗先生以轻松潇洒的笔调委婉批评了将翻译与研究分开的不良风气,也强调了“疏注”是“进思论学”的重要途径,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而“集以为注”。这种译注结合、以注解经的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范式,是中国传统学术路径与当代学术理路相结合的产物,有其相当的合理性。现今,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同时也应该吸取陈先生、苗先生的这种远见卓识,认真学习这种译注结合的模式。
2.如果说译注结合是苗先生对陈先生的继承,那么在翻译完全集后再进行精心的筛选以出版选集,这种模式则由苗先生首创。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出齐时,苗先生即想到通过对全集的整体把握,再精审地编译选集。经过近三年的译校,三卷本《亚里士多德选集》出版。在苗先生看来,这种做法对翻译能精益求精,毕竟全集的工程浩大,难免良莠不齐,通过选集则可去芜存真。而且在编订选集时,苗先生不仅自己贯彻译注结合的方式,而且让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从而使译注结合这种模式得到了很好的发扬。
3.陈康先生认为,研究哲学史要有三个必备的条件:系统哲学方面的训练、客观的态度和古文字学方面的预备工作。(参见陈康,1995年,第534、538页)这句话同样适合外国哲学的翻译。王太庆先生在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之前,曾花费大量心血对柏拉图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王先生这种先精深研究再进行翻译的模式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今天看来,在对原著以及作者本人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这种模式,对于哲学翻译尤为重要。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费希特著作选集》的翻译。《费希特著作选集》翻译的带头人是国内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梁志学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先生的弟子研究的几乎都是德国古典哲学。在此基础上,开展费希特著作的翻译也就非常适合了。有学者指出:“这部选集是继苗力田先生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一部西方重要哲学家著作的系统翻译,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第一部具有学术水准的系统翻译,它的编译出版无疑标志着我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费希特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一批倾心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年轻后备力量得到了培养。”(郭大为,第27页)不仅如此,在这次翻译中,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在他们那里,对原著的推敲和迻译为严肃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又有助于对原著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难题。这既保证了编译工作的质量,又使他们的科研工作对于那种捕风捉影、浅尝辄止的流行病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同上,第29页)
应该说,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是外国哲学翻译中应该大力倡导的模式。这种模式中的研究不是一般泛泛的研究,而是精深的研究,唯有如此,其中的翻译才能立得住脚,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而这种翻译又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了研究,于是良性循环得以形成。30年来这种外国哲学的翻译非常多,其中邓晓芒先生翻译、杨祖陶先生校订的康德的三大批判,倪梁康先生的胡塞尔研究及其系列翻译,陈嘉映先生与孙周兴先生的海德格尔研究与《存在与时间》、《尼采》等的翻译,都是建基于研究基础上的翻译,对于外国哲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对外国哲学中某一个哲学家全集主要倾一人之力以为之,也是一种模式,如李秋零先生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王晓朝先生译的《柏拉图全集》等。这种模式有利有弊,其中最好的一点就是风格平稳、行文一致、术语统一。但是对于现代学术研究来说,团队的培养、课题组的协作以及学术梯队的锻造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1.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问题是核心问题。东西方哲学形态的差异在本体论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从亚里士多德确立形而上学起,到黑格尔将绝对观念作为自己哲学的本体,再到现当代哲学对本体问题的消解,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中心。而在中国,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国内哲学界对本体论问题的关心并不太多;到了90年代,本体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近十年来,本体论问题逐渐升温并形成了热潮。仅仅就柏拉图的ιδεα如何翻译,就形成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翻译为“相”,有的主张翻译为“理念”,有的主张翻译为“型相”,莫衷一是。就连本体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仅仅通过几本代表性的著作谈谈这一研究。俞宣孟先生的《本体论研究》从本体论直接出发研究本体论、本体论的源流、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本体论与中西马哲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最终提出本体论这个形态正在被消解,“西方正在探索新的哲学形态”。(俞宣孟,第527页)对于该书的结论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从本体论的解体并不能得出本体论终结的结论(参见贺来,第50页)。钱广华等先生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立足于本体论,将近现代哲学家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如何消解本体论的理论贯穿连接起来;此书的出版对于推进本体论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王路先生的《“是”与“真”—— 形而上学的基石》研讨哲学家们如何“求是”、“求真”,将“真”与“是”关联,最后将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相关联(王路,第434页),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本体论问题的探讨,还有一本书值得提到,这就是宋继杰先生主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该书将中国汉语界对Being问题探讨的代表性文章以及翻译的文章一并搜集而编排出来,上卷侧重于从词源学、语源学以及逻辑学角度对Being的研究,下卷侧重于对Being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该文集对于Being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
2.认识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息息相关:不解决认识论问题本体论讨论将无法深入;而本体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得以展开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本体论问题探讨的升温,认识论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30年来,国内关于西方认识论的系统理论著作非常少,1983年出版了三本这方面的著作:朱德生先生等著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先生的《欧洲认识史概要》和章士嵘先生的《西方认识论史》;1992年和1997年分别出版了耿洪江先生的《西方认识论史稿》和葛力先生的《西方哲学认识论》;近十年没有一本外国哲学认识论方面的专著,相关论文也非常少。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认识论问题离不开对心灵哲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对许多逻辑问题的深入研究,然而这两个领域国内本来就比较薄弱,从事研究的学者更是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的高校已经开始重视西方心灵哲学的研究,并将心智问题、逻辑问题与科技问题相互关联。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关心这方面的研究。
3.国内对西方哲学范畴理论的研究也不太深入,目前国内可以找到的专著主要有李武林先生的《欧洲哲学范畴简史》、谢庆绵先生的《西方哲学范畴史》、谭鑫田与李武林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范畴理论》。“不了解西方哲学范畴理论史,就无法在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范畴史;而不了解西方哲学范畴史,就谈不上正确评价西方哲学,也就不能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及其作用。”(罗卜,第78页)因此,重视西方哲学范畴的研究,挖掘范畴之间的联系,应该是目前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渠道。
西方哲学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人的问题等等,30年来国内对这些问题越来越重视。可以肯定,这方面研究的深化不仅对于外国哲学,而且对于其他哲学以及相关学科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
1.外国哲学研究离不开与相关二级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自从上个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中西哲学就展开了对话。众所周知,那个时期中国人出国学习的很多,如汤用彤、冯友兰、陈康、庞景仁等,同时杜威、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学术交流非常广泛。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中西哲学与文化之间交流对话的著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进入30年代以后,自觉使用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方法建构中国式哲学理论的研究更是非常突出,如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先生等。建国以后,中西哲学互动开始减少。近些年来,中西哲学对话逐渐增多,诸如邀请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到中国展开学术对话,但是像30年代那样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或者中国学者自觉吸收外国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研究,则非常之少。
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属于同源同流,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成为了哲学的一极。在过去的文化论争中,是“中西体用”之争,今天面对的则是中西马之间的互动。按照一般看法,改革开放30年西方哲学经历了恢复、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首先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西方哲学靶子化的倾向;其次是从西方哲学整体发展的逻辑来理解西方哲学,克服以往的片面、割裂、僵化的套路;再次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
中西马互动是最近的事情。就此而言,也应当从各方的逻辑发展自身去理解,这样才能形成相互间的良性互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才是有益的。
2.通过翻译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加强对外国具体哲学家、哲学流派以及哲学问题等的研究,大力推动学科之间的对话和国内外人才交流,外国哲学在这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教材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教材是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新意、越来越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因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一般来讲是学术群体的结晶,对于学科的建设和深化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1978年,外国哲学教材屈指可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外国哲学教材的出版犹如雨后春笋,仅仅8、9年时间就多达50多部,几乎当时有哲学系的综合性大学都编订出版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如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的《欧洲哲学史稿》、朱德生先生的《简明欧洲哲学史》、苗力田、李毓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刘放桐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等。但是翻开这些哲学史教材,可以看到其中很多或隐或显地仍然贯穿着日丹诺夫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哲学史观。另外,这些教材多为集体完成,因而其内部的体例、风格并不完全一致。到了90年代,这种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出现了将西方哲学回到西方历史文化整体中去写的哲学史教材,如赵敦华先生的《西方哲学简史》、张志伟先生等的《西方哲学史》、邓晓芒与赵林先生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这三部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各自学校外国哲学老专家在80年代出版的教材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但由于编写者都是卓有所成的中青年,思想比较开放,视野非常开阔,因而摆脱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其中尤其是赵敦华先生以个人之力不仅撰成《西方哲学简史》,还写出了《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对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与教材建设可谓功不可没。但此时尚未出现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的贯通性教材,通常采用的还是分成“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模式,直观上给人一种割裂感。
随着90年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入,新世纪以来,大型《西方哲学史》的编写和翻译提上了日程,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开始编订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也出版了若干卷次;中国人民大学的多卷本《劳特里奇哲学史》翻译也开始启动并有出版。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二位先生领衔,集中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历时多年撰写的8卷11册大型西方哲学通史《西方哲学史》出版。这是西方哲学东渐近百年以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哲学通史,它的出版既是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总结,也标志着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也就是哲学,一部哲学史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哲学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度。
最后尚需指出,我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西方哲学,而是直接为了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现在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赵敦华,第15页)只有当我们自觉地将研究外国哲学的目标确定为是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时,这种研究才不会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陈康,1982年:《巴曼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
[2]1995年:《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
[3]冯友兰,2007年:《南渡集》,三联出版社。
[4]郭大为,2000年:《重估费希特的价值 ——〈费希特著作选集〉编译告成》,载《哲学动态》第10期。
[5]贺来,2001年:《“本体论”究竟是什么 —— 评〈本体论研究〉》,载《长白学刊》第5期。
[6]江怡,2000年:《美国哲学的历史把握 —— 读涂纪亮的新著〈美国哲学史〉(三卷本)》,载《哲学动态》第7期。
[7]罗卜,1994年:《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项基建工程 —— 读〈西方哲学范畴理论〉》,载《哲学研究》第1期。
[8]苗力田,1999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载《哲学研究》第7期。
[9]王路,2003年:《“是”与“真”—— 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
[10]俞宣孟,2005年:《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1]张志伟,1999年:《西方哲学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赵敦华,2008年:《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载《全国外国哲学学术研讨会 —— 纪念“芜湖会议”暨“两学会”成立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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