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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新年之人文思想新反思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幼蒸 点击:37679次 时间:2016-01-04 20:59:21
“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亊贤,耻不知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民也。”(《大戴礼》)
  “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则违,安居其伪而不自疑。必闻,佞人党多也。”(何晏《论语集解》)
 
 
· 1966年时本人整30岁,因此比起当年一二十岁的青少年更具有客观观察和冷静思考的能力。(新时期许多“启蒙人士”那时不少都是旧时期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今日他们对于自己往昔的所作所为均避免触及,以维护他们自身似乎一贯正确的形象)在那战天斗地的年代里,到处笼罩着一种此前未见的热火朝天气氛。大江南北,青少年们的激情被普遍地点燃,人人似乎都增添了社会参与感。激发人们的冲动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冒出的小报。无论在府右街居家附近还是在客居的宁波街头,我也像很多人一样每日搜寻散发的各式小报,然后“研读和猜测”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那种体验和今日我们读到的网路上信息量千万倍增加的网文论坛,仍颇可一比)因为那是我们唯一获得的可能消息来源。(而从偷听到的美国之音获得的海外分析则多有隔靴搔痒之憾。所以早就知道“中国通”多为中学不通)可是,后来万花筒般快速的时局发展之事实,往往与小报宣称的“独家内部消息”南辕北辙。不久后我就恍然大悟,岂能浪费时间于此,这等于是自陷传闻之设计。因为,那些“内部消息”不少都是有心人特意制造出来以期影响舆论的,有如今日的广告学宣传,其“意图设计”是直接针对着受者的“信息受取机制”的:“思想话语制作”,不是为了反映真实,而是为了“促生效用”。不要说误信其宣传的内容,就是花时间去消化其信息也大致相当于入其彀中了。此一信息交流机制的背景当然是源于关于事实和消息发生之全面封闭性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如何在信息封闭环境里进行智慧地生存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今日也完全存在。其重要性,如我前几文中指出的,正在于我们过于将“现实”和以为是反映现实的“消息”当做是主要或唯一的“认知对象”了。而当这个“认知对象”又是被左中右各派思想势力所共同视为唯一知识来源时,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就这样被左中右各派不约而同地共同限定了其方向、层级和效力。表面上,只有这样的“现实论述”才符合广大读者的“需要”,而这个广大读者群体又是从小到大都是按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其“需要”自然也就反应着一种“置入性行销”作用。这些被全面技术化的(别以为只是指科技工商人士,技术化也完全贯彻于文史哲宗艺人士,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别以为只是指中土,世界各地,程度不同地,无不如是)广大群众之“精神需要”是在预制教育程序中被逐年“刻入”其大脑印迹中的。所谓“传媒学”今日干脆就是“需要信息预制工程学”。今日文字文本被广泛拒斥而图形文本被广泛接受的世界大趋向,即是此种精神需要预制工程学的效果之一。(游戏机迷和追星文化自然也是其最赤裸裸的制作效果之一,即未来人类准机器人化特征的雏形之一)
 
· 以上这段人人易于理解的通俗文化大趋向概述,却是通向以下不易理解或根本不被理解的人文学术文化大趋向的“理解模型”。当代人文学术的“构成学”、“形成学”、“结构学”、“功能学”也应如是观察和理解。首先,今日世界文明形态已完全成为“物质化文明”,其他“文化类别”(包括人文学术)都日复一日地成为物质化文明的附庸或寄生者。此一文明方向对于传统文明方向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近读当代西人写的“资本主义思想形成史”,进一步意识到19世纪各派思想家所争辩的焦点正在于这一点:物质化文明即商业化文明(其本质之一为竞争主义),将全面损害传统的精神文明主导的历史进程。这是当时“反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重要的伦理性理由之一。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之后的 “精神文明”已经凝结为“文史哲思想世界”而不再直接相关于绘画音乐等“非思想性艺术世界”了】另一方面(注意:从“另一角度”看),现代所谓“精神文明”,在人类文明中不可逆转的科技工商主导的大趋向下,必然须进一步凝结为“人文科学”的(在同一理性平面上的)发展。结果,这个精神文明的衰弱就是人文科学的衰弱。而这个所谓人文科学的“衰弱”竟然是在其科学性发展中的衰弱:与其理论技术性层面上发展的同时透露出来的理性创造力的衰弱。职业性的扩展事实成为了其精神创发力的萎缩。重要的是,此萎缩趋向渐渐成为结构性的了。同一原因:人文科学生产机制本身的商业技术化发展导致了“精神需要类型的置入性行销”之“木马”。此一人文科学的职业制度化强化遂掩盖了其中以技术化标准暗替精神力标准的趋势:我们开始将各类传统思想性话语当做了技术性操作的“材料”。在此过程中,关键的推动力不再是该材料本身包含的思想性元素本身,而是按照预定制作程序的诸技术性参量(职业化参量)来“处理”这些材料!
 
· 首先,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事实本身却也造成了严重的范畴误导性。此学术发展是指相关的职业还是指学术本身?此“学术”是指真实科学性思想的提升还是指任何“学术话语制作”之规模?前后二者实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范畴。人人皆知,1960年代西方人文教育世界空前“发展”,即相关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其外表现象自然十分显著。随着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思想理论”的空前活跃,人文理论的重要性亦似乎骤然增大,并确实刺激了一大批确有思想力的人文理论家的出现。然而曾几何时,人文“事业”开始逐年萎缩。这些外表的衰败(经费来源的短绌,院系建制的消减,优秀学员的减少,相应就业机会的严重缺失)其实反映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文学术世界的职业化发展导致了一种空前的变化:就业政策成为了人文教育事业格局与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其决定性因素再也不是世纪初“精神科学”追求的那种人文理论的真实提升了。因为,构成人文学界“大多数人”(教师与学生)的,都是借此教育程序谋求任何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者。所谓人文科学事业也就成为了某类职业安排的渠道。这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一个真正“革命性的”转变!教育的第一目标不再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是追求职业安排。由于此一“首要目标”的调整或“颠倒”(“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这也正是19世纪怀疑资本主义文化者的主要批评主题之一),人文科学作为人类文化范畴已然发生了质变。在此人生目标性改变下(职业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确立),所谓“人文科学”于是蜕化为一种纯粹职业化实行之渠道。所谓职业渠道,还并非说是与其人文教育内容相应的职业化准备,而是使其大幅度地演变为一种“泛教养性学科”。实际上相当多文科毕业者均须改行而自行纳入科技工商主导的社会职业格局之内。作为今日西方提倡的作为“人文教养”性质的人文学(美国人说的the humanities)与二十世纪真正的人文理论家憧憬的“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 Geistwissenshaft)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大家”混用着相同的文科材料。
 
· 当然,今日少数算得上真正的人文科学家(包括少数真正的哲学家,而不包括大批“哲学职业家”),也须生存于同一“人文科学界”大家庭里,连同其培养的真正具有科学献身精神的研究生们。但是,“形势比人强”!什么意思?今日不管你多么有学术志向和理论兴趣,你都得受制于预先设定的职业化轨道,不得不参照其规范、目标、方法、社会价值观(“政治正确”)来设计和规划个人的思考方式和目的。如欲特立独行,将首先遭遇庞大制度性的如山般压力。同时也得注意,同样的,“形势比人强”,今日的青少年“思想理论家”类型者,自幼即生存于较几十年前严格数倍、十数倍的生活与学习的制度化环境里。【今日和不同年龄段人闲聊时,我们这一代多感叹今昔“上学生态”之巨变:七十年代以前的百年间哪里有上学需要家长护送和课外被无数才艺学习束缚的不幸学生时代!】不仅是学校生活,而且是社会上(通过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呈现的“广告宣传文化”的“洗脑”。这样的科技工商主导的唯物质主义社会环境,还能够产生任何独立人文思想家吗?今日连“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成为被金钱势力加以人为制造的头衔,以使其发挥与人类科技主流文化大方向一致的弱人文理论化、弱独立思想性的社会效用!如不就范,学者连生存都成为问题,不要说独立安排其学术研究为志向人生规划了。【西方前现代的大思想家们也都得靠权势者的“恩顾”,但不同的是,“金主”(达官贵人)大多能够尊重受恩者的学术思想自由。正如古代中国读书人可以有几十亩祖产地作为生存基础一样。今日只重视技术性和商业化的大批金主,几乎无一有支持独立人文科学事业眼光者,其相关人文捐助的受惠者,都是在他们的低人文修养下,判断为符合今日科技工商大方向的人文学者。科技工商权贵遂成为他们几乎一窍不通的人文科学价值的批判者;金钱成为人文学术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这难道还不是唯物质主义时代最大的文明讽刺吗?】另外,任何水准的学者都须直接身处和面对同一“人文学术界”,而且须间接相关于由今日传媒界和市场化所形成的广义文化市场机制(即市场价值及市场化的知名度形成机制)。此二类客观的、外在的价值方向的决定性机制及其产生的压力,更是无所不入地充斥于学者的全部生存空间。而少数认真的学者学生和大多数以求职为目的的学者学生则必须共同混杂于同一文教职业环境内,后者必然逼使作为少数派的前者向作为多数派的后者“看齐”,以增加自身学术影响力,否则将在此同一职场环境内“失分”(降低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认真于知识探求的学者学生来说,矛盾又来了。什么是“学术成就”?当其被等同于“影响力”时,此影响力又是由同一业界的大多数职业取向的学人所直接决定的时,而当这些大多数职业化取向的学人的能力也是同一制度化程序养成者时,这不就等于是:由广大程度低者来决定少数程度高者的“成就认定机制”吗?(在此制度化文教环境里,学术权威是由制度内的影响力大小决定的,而影响力大小是由学界大众平均水平决定的。所以“学术权威”与“学界大众”彼此形成了一体化关系。此种现状自六十年代文科职业化大幅扩充以来愈加定式化)决定学术成就的“客观标准”就不再是“科学性标准”,而是“学界共识”了。而此共识又是预先被置入于此文教机制内的。人文学者们,能够摆脱此一“怪圈”吗?你要“名”还是要“实”?今日决定着“学界共识”和“社会共识”的完全是“名”,而此“名”又是完全可以人为地(往往通过“人多势众”和电子化时代的“广告宣传术”)加以制度性制造的!
 
· 在现代化的民主社会或大众社会,大众在被系统地加以各种准技术化的教育模塑之后,其平均的认知状态,其形成的“共识”,自然只能是直接经验性的和潜层次的。他们不仅欠缺深入性认知的知识性工具,而且欠缺超越经验表层朝向因果性深层认知的兴趣。此外,他们成为单纯的只关注技术性发明的大众。(如iphone6和“星球大战”引起的那种新人类兴趣大方向一样:对于任何一种技术性的“花样翻新”的自发兴趣!他们不再关心“内容”而只关心“形式”。试看谷歌每周页面图案翻新的习惯,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而在青年人看来则“饶有趣味”)同样,他们也成为满足于技术性、程序性生活方式的“大众”。这些大众的人生志趣与我们今日从事的、传统上视为正统的精神性关注完全不同。别以为我所指的只是科技工商界人士,而是也包括人文学界、文化艺术界的绝大多数人士。大家都已成为标准化的大众一员,包括那些自以为是“自由职业者”的人。其“自由方式”也须纳入由人类全球化的商业制度化整体格局容许其存在的那种辅助性的(装饰性的)“自由化”。时代最大的文艺性方向变迁就是:故事,音乐,美术大部成为“低智性”和“反智性”的文娱消遣品,其有效存在即其“文化性商品”的“销售”,也完全取决于科技工商大亨们的“购买意愿”。为此,其“文化商品”的性质和趣味也必须为正好欠缺高层人文素养的大金主所直接接受(“购藏”现象,如今日绘画市场表现出的纯粹商业化变异现象:绘画艺术的“内容”将由低精神文化者所决定和控导。业界也竟然完全认可此种“艺术的商业化决定论”!(财大气粗的大亨们也就不以自身实无高端文化修养的事实为羞。“一富遮百俗”,正是他们把艺术品炒作为、制作为纯然体现其商业价值的物件。金钱在全面决定着文艺品的制作和评价)故事类作品(小说,电影,电视)的“市场价值”和“票房价值”,当然完全取决于“大众”,而此大众,如前所述,正是被教育与职业的制度化程序所产生的(生产的)低文史哲修养者,因此,取悦于大众的(即能够获得成功的)作品,可能是什么质量,岂非也是先在地被物质主义文化观所决定的吗?(那些今日人人追逐票房价值的影视家们,岂非都是甘心情愿服务于广大技术化大众的精神趣味者。正是科技工商主导的文化世界把“艺术品”结构功能性地转化为纯粹“娱乐品”了)
 
 
· 此种人文世界被全面“商业化-物质化-技术化”改造的事实,也同样影响着人文科学的科研过程本身,其中最不易察觉的是:影响着读者的“理论阅读”的效果。八十年代我最感惊诧的体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积极于现代西学理论的青年们,其受到的文革风气影响,并未受到现代伦理性理论阅读的经验所“改造”?即,如我在九十年代初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结构与意义》的序言中曾经抱怨说:后文革的青年一代人文学者欠缺五四时代学者具有的那种自我道德性追求?现代学术的理论逻辑水平提升了的人文学术文本,对于他们,仅只成为获得技术性认知的工具和新形势下功利主义获利的新途径。本来,理论文本的读解应该是双效果的:逻辑性知识的增加乐趣和伦理性志趣的吸收。结果,我们只能看到前者,看不到后者。或者,更准确些说,伦理性话语对于他们竟然也仅只成为“功利主义利用的材料”!本段所要指出的重点还不在此。而是近年来,特别是我在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界获得的进一步体验使我意识到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事实:在不同的程度上,上述对八十年代人文青年的观察结果,也相对地表现在今日世界各地的人文学界:理论性和伦理性古今学术话语,今日越来越“被处理为”(handled as)职场功利主义利用的工具。往昔名人名著的获得重视,不是因为其思想的感动力本身,而是因为其在学术市场价格表上的“价值性高低”(知名度大小)。辩护者会说:我们难道不是正是遵照着科学研究的中立性态度原则吗?然而他们于此采用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界对象的研究态度来处理人文对象,正暴露出其人治学态度本身的异化。因为他们忽略了人文科学与相关伦理思想的内在必然因果联系。自古以来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哲学思想或人文理论思想都是深深根植于学人思想家的伦理性思维冲动的。不仅我们的八十年代青年们,而且今日西方大多数人文科学家们,其主观伦理性感受机能的蜕化,其实标志着其所治学术的科学性本身的降低。让我们更准确指出:连学者的读解过程中的“伦理性感动”本身都成为其治学方向的“记号工具”了。其伦理性感动变得如此之“浅表化”,以至于该感动心态本身的“作用域”仅限于该功利主义效用之表层,而绝难渗入其他人格的精神层域;即难以成为其价值学彻底独立反思和意志力机制发动的“精神激发力”!换言之,经典读解的伦理性感动甚至于仅成为其利用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却根本无关于自身的心言行实践方向和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来会如此失望于西方现象学界的表现(符号学界更不必谈,顺告:本文就是我应允向国际符号学界刊物撰写的下一篇批评文的“腹稿主题”之一):一方面,我们提醒胡塞尔学本身独立推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发现,“精熟于胡塞尔文本”者成为了纯粹“胡塞尔文本技术学”专家(或其文本逻辑技术性纹理的欣赏家),其人之精神状态和治学方向与胡塞尔本人可能绝少相似之处。这样,胡塞尔的遗产,就可能成为另类功利主义利用的材料。学人可因胡塞尔文本内涵的逻辑性资源的“独一可操作技术性”而功利主义地投入其学,而其人本身仍旧属于今日学界职场内竞争上位的一员。今日重要的时代性倾向是:伦理性理论阅读不再能产生伦理性精神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制度性异化之例证!【其中土例证之一如:我们用“阳明学家”一词取代了“阳明精神体践者”一词。如今这么多国内外“阳明学者”都是围绕着“阳明学文献”争强斗胜者,其中有几人表现出了阳明伦理精神志向者?更不要提若干西方汉学界的所谓阳明学者了。再重申一次:今日阳明学,指的应是阳明致良知精神之践行(其践行方式则多种多样,绝非限于国学事业),而非借助相关文献表现其博闻强记者。更不必提那些本来对于国学连最基本修养均无的西学家们了,他们为了向西方汉学标准靠拢而妄以其“中文特长”忽悠于洋学者中间了。简言之,今日借阳明学名目邀取名利的现象,足可代表功利主义时代以伪乱真之真相!】
 
· 我们由此例证可以再反过来观察青少年的文史理论性志趣的问题。首先,今日青少年是自幼稚园起就在历史上空前的名利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古代四书五经到底是以“义利之辨”培养学童价值观的,今日则毫不掩饰地以通过彼此恶性竞争之法鼓动小朋友争名夺利的,外加给幼稚园老师送红包这类“相互侮辱斯文”的、不以为耻反以为智的风气了)以至于我们这一代还真是不大进入得了他们小小年纪的心理世界!他们成了“新人类”。科技工商志向的新人类青少年们容易被理解(他们都想成大老板或大科技家,因为二者是最大名利收益家,遂成为他们的典范:比尔盖茨或诺贝尔奖学者。),他们明确地成为个人名利追求有理的(独生子女)一代人。在长大就职以前尚无“利”和“权”的要求,此时名利权欲念可通由“名”的欲求为代表。求名求利的文教制度使得他们的“名誉心”(实为与道德因素基本无关的虚荣心)自幼膨胀,也因之培养了大批“学霸”。其作为社会性潮流的一个戏剧性标志是:学生的虚荣心导致心理素质的空前虚弱。明明是一个学霸者,却可因一时的成绩不如期待而可愚蠢地自寻短见!这是一种十足的社会性病态(根本不是个人性偏差),而其原因只有一个:人际关系中的虚荣心害死了他。(也就是十九世纪西方反资本主义文化观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竞争主义”害死了他!)此一社会病态现象在杰出人文少年身上也就自然有所表现。尽管最初我曾经多次为“人文神童”所激动,但很快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与人争比,急于成名!(=急于获得准社会性承认)对此,他们自己甚至于并不意识到。此一现象的暴露同样由于一种人文话语的“双功用”特征:作为知识的来源和作为伦理意识的资源。对于急功近利的青少年们,即使爱好文史及其理论的阅读,其实际关注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对于后者,准确说,其阅读的伦理性理论话语很难在其内心种植下伦理性种子。伦理性话语也就成为了其与人争比的知识类工具。此一倾向,由于尚未介入利与权的追求阶段所以还未被充分暴露或自我意识到。然而此与人争比的虚荣心存在(就是说,其早熟的“爱智”才能主要是由外界刺激力所推动者,并非纯粹发自内心者。今日少年的“早熟性”也源于其生存的竞争主义文教环境),日后必将促使其日益自行进入按照学界制度化程序的轨则以求其有效的实现。
 
· 
· 如果人文理论实践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今日占据世界新闻信息主流的社会政治评论了,因为其读者对象即“大众”。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对于文史哲可谓极少或绝无接触者。论者和读者都是“就事论事”者,也就是其心志方向均为由外在现实机制决定者。两岸四地华人的精神兴趣完全一样。如我以前文章指出的,评论文章或相互诘辩中凡关于论者自身面对的现实课题都是谈的头头是道,而一旦须扩大或上升至一般或抽象层面进行深度分析时,就呈现出理论装饰性或干脆表现为“以译代研”复述式的倾向:援引古今中外大师话语作为随意证明己论之手段。论者与读者却可因此论说方式组成了一个庞大网络意见交流世界。但是不要误以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同求知世界。我发现,这些网络和媒体工具不仅不是认真求知工具,而且根本无关于“求知”,即无论论者还是读者都少具有求知意愿(新知新学新理冲动)。那么他们在媒体世界和网络世界里在干什么呢?无非是组成着一个集体情绪发泄性平台。(今日微信群自然是此类小圈子集体发泄微平台之典型,而此此典型实可代表全体媒体网络世界的性向和功能)所谓“揭露隐蔽事实”就成为大家“伪认知”的共同目的。不要说其所谓“认知”就是指知道“私密事儿”(并不求进一步深广求解,而是得一秘辛获快于一时即可。一个几千年信息封闭社会中形成的民族性积习:所谓“雪夜闭门读禁书”即为此种民族好奇心类型之表露)。我们本文开头提到的文革小报的功能自然也属于此类。而当此类“秘辛”恰恰是各势力方有意制造以造成特定心理效果者时,读者岂非立即入其彀中?重要的是:你把这类围绕着人为制造的“设谜和破谜”式的认知实践惯习,当成了人生重要的(严肃的)“精神活动”类型(自然还是高于更大多数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无所事事、惟知游山逛水的退休人士),该是多么严重的民族性认知误会?一个民族,没有深入求知兴趣而满足于逐日跟踪小道消息以作为自身知性活动的一部分,并因此自以为形成了一个“积极思想界”,却全然不知其谈论对象之复杂因果关系网路之构成,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传统厚望于其后代子孙的思想境界吗?当这一切成为今日国内外媒体主流的现象时,正如在先数代的情况一样,不久后就都会烟消云散,其“媒体人”作为内部消息交易者(agent)的“贡献”,可以说完全无关于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仅只成为“消息商品买卖家”(=伪思想传播家)的工作。最后,这类思想交流活动什么也留不下来。试看几十年前的各种“热点”及其兜售者(当时的各种名家言论)今日何在?几十年后看今日又何其不然?我们不关心于(甚至干脆就是阻碍着)自身和他人的真实求知需要,却把主要的关注点(国内外有多少人今日都是甚至于以此为“业”者!)都放在集体性情绪发泄活动中,而未能(客观上是可能的)在此“大流”之外组织独立的求知计划。结果,我们把破谜猜谜式“分析”当成了一种民族文化性的“严肃事业”(甚至于不如是即不被视为重要的思想表达),而这个特殊民族性事业却基本上是大众被动性“反应”之效果。所谓“独立思想”,归根结底反成为了总体文化制作机制之逻辑性产物。按照我的观察,在任何时期,“左中右”、“攻守隐”之各方人士,都共同分享着同一制度化环境的影响。按照高分类法,大家都是一类人(只不过因一时“位置”之不同,其表现才不同),只有按照低分类法才区别出不同的群体,而此“区别”也基本上是“位置性区别”,即大多非道义性区别。【一个居于攻势者的品德性与其攻击时使用的批评性话语的正确性其实毫无关系(坏人可以说正确话,好人也可说错误话),因为后者为其“位置性功能”的客观要求。即攻击的效力取决于其攻击话语的客观真实性大小。所以本质上为“坏人”者,在居于攻势时,必然完全或一定智慧地选择道德上正确的意见,以使其攻击力有效。几千年历史上无不如此。因此人们不可以根据“批评者”的言论正误来反过来判断该批评者本身品德的善恶,但当然可据其判断被批评方的善恶】
 
· 本人国内外积极介入集体性学术交流的活动结束于2014年底。大致路线如下。(1)八十年代的现代西方理论引介工作,在后文革时代的外语理论青年的集体性排挤的氛围中,暂告一段落。这使我认识到文革十年的巨大社会风气的后遗症有多么严重;使我惊异的是,所谓“启蒙青年”一代竟然都是欠缺自身伦理品德提升的一代;表面上其集体批评性的对象为负面客观现实,而他们的真实动机和目的都是将此行为视为自身夺取名利的手段,也就是把参与理论话语实践当成争名夺利、拉帮结派的工具。(2)九十年代在西方,对于西方汉学界的固陋功利主义和浅薄学术理论趋向增加了亲身体悟,并对后冷战时代(不幸,新冷战时代似乎正在来临)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界的普遍丧失主体伦理性意志深感失望。(3)之后,将未来人类人文科学重建理想的场地移向中土的新世纪的十多年,可谓达成了“尽其在我”努力,而复知“唯物质主义商业化-全球化”已然无远弗届。看到势必渐成一体的学术全球化亦将席卷中土学界【不要对此事实趋向“误判”:中国留学西方的人数如今高居世界第一;国际学校在中国处处建立;教育部的职称政策和学术标准国际化原则,基本上按照西方标准制定;小留学生被允许大批来美的政策;以及推动中国人在全球(特别是在西方)置产的无比规模,如此等等,都预示着未来大陆正在采取着全面融入全球化世界的趋势,何来新闭关锁国到来之疑?今日各界无不以娴熟英文为第一能力资格。看到大陆在国外广建的英文媒体事业中中青年一代的英语口语之流畅,使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些以娴熟英文为荣者,可能是以其消弱中文部分的努力为代价的。当然接着的一个感觉是:这难道是中华士人今日应有的文化教养资格的真实标志吗?的确,英文口语已经“好到”(其地道的程度达到了)让人生厌的地步!新一代中华读书人能够是“鹦鹉人”吗?】面对着三个十年的个人“成功兼失败”(个人认知增加之“成”和未能促进集体认知态度转向之“失”),我仍然满足于2013年完成的象征性“新仁学精神宣示”,它相继进行于四明天一阁、白云庄、贵阳豫章书院和兰州大学人文学院。此纯粹中华精神文明的与时俱进的良知复兴努力(区别于海内外大批泥古不化和依古自重的学界急功近利潮流),也是以人类现代人文科学前沿批评为基础的,是在理念上预示着中华新仁学的正向“孔孟之人本伦理学原教旨主义”的。我们期待它将可逻辑性地成为未来人类人文精神重建的价值学指南。而其具体运作渠道则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的革新事业。我将设法将此具有高度世界学界敏感性的(即在价值学方向上、辩证法地“以古义对峙于今理”的“认识论敏感性”)主题继续在西方理论界提出。完全不再如先前那样一厢情愿地期待其可被施行于现代【现代商业化社会形成的唯我独尊的个人私利主义和以成功取代真理的全球化人生观使此理念不可能实行于制度化职场内,却可能未来有朝一日在“新书院精神”启迪下以某种特殊方式实行于商业化地球的“非商业化绿洲”内】,而是满足于仅将该理念有效地提出,以留待后人继续向前推进。
 
                      2016年1月3日   于旧金山湾区
【昨日风和日丽,在年轻人的鼓动下,曾沿海湾公园一同长途漫步。在年前已决定暂停撰写时文之后,竟然又滋生了“质证于贤者”的冲动。今日起来遂又缀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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