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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有很多家咖啡馆，门口摆放着画着有夸张图案的店标，整洁的古色古香的桌椅从店堂延伸到人行道上。每到黄昏时刻，当塞纳河大桥与巴黎铁塔的灯光一起点亮，巴黎的一条条幽静的巷子里，手磨与碳烧咖啡的香味分外浓郁。花神、双偶、多姆等，是巴黎最负盛名的咖啡馆。其中花神咖啡馆是巴黎文人、画家、学者最爱光顾的地方。波伏娃常去那里。每天差不多同一时间，波伏娃都会走进店里，坐在靠窗的位置。她性格沉静内敛，陷入沉思的时刻，更显得凝重与执着。当她偶尔看着窗外的时候，人们惊艳于这位知性女郎的美丽侧影。
深褐茂密的发丝，编成辫子，卷在头顶，肤色如凝乳般洁净，鼻准隆起而挺直。一双眼晴像波斯猫一般眯缝着，而当她不经意看你一眼，发觉她的瞳子的颜色透明而湛蓝，幽邃如深海。当侍者在她面前放上一盏拿铁的时候，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书或一卷纸。有时她低首阅读，有时又埋首疾书。预先准备的一小瓶墨水放在离咖啡杯不远的地方，水笔在纸上快速移动，不多久就把一卷纸写完。除了巴黎高师的图书馆，花神咖啡馆是波伏娃最好的读写场所。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波伏娃的身边，有一张椅子是空着的。
这张椅子专门留给萨特。与波伏娃一样，萨特也是花神咖啡馆的常客，人们常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对情人的身影。果然，不久萨特就已经坐到波伏娃的身边。这一次相聚，两个人的怀里揣着同样的心事。在父母的催促下，波伏娃将要回到乡下过一段时间，分离的痛苦如天边的乌云飘浮过来，压抑在他俩的心头。他们的交往已走到一个转折点，从单纯的志趣相投，转向强烈的肉欲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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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年）法国作家，女权运动领袖，萨特的亲密伴侣。出生于巴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出生于守旧的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均是天主教徒。父亲为律师。14岁对神失去信仰。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主张"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写有《第二性》，被誉为女人的“圣经”。围绕当代妇女问题，如生命自由、坠胎、卖淫和两性平等展开讨论。
1955年9月，波伏娃与萨特一起来中国访问，此后发表《长征》一书。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剖析知识分子思想情况，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等。1986年4月14日，西蒙.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享年78岁。
对于萨特来说，波伏娃是他一生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女人，是深藏心底最珍贵的女人。红尘滚滚，人来人往。多少事经历了走过了，也就忘却了。多少人相遇了招呼了，也就疏离了。然而有一些事却是刻骨铭心，有一些人却是终生不忘。当他和她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伫足不前，四目相望，虽无语言，却是心起波澜，涌动难抑。这样的感觉，像耳边响起霹雳，眼前划过闪电那样强烈，像热泉流过心田，轻风掠过花瓣那样温柔。
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这是世界著名的大学，人称法国思想家的摇篮。这时期波伏娃也在巴黎高师就学，可谓鸳鸯同池。1929年两人又一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萨特第一名，波伏娃紧跟其后考了第二名。接连的巧遇，让他们互相注意，后经朋友的介绍，走到了一起。萨特后来在书中写道：“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渴望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波伏娃回忆当时的心情，这样说：“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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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不上是一个英俊男子，因童年时代一场疾病的缘故，右眼近于失明并留下斜视的病症。这使他在阅读的时候，会把书本或任何一个纸质文本尽量靠近鼻尖，仿佛要去嗅出读物中特有的气息。他尽量离群索居，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不大接待访客。一旦与人交谈，常是一个眼晴直直地盯视对方，另一个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流露睥睨与高冷的神情。他长得矮小，与他的亲密伴侣波伏娃一同出场的时候，波伏娃高挑美艳，而他仰着头也只比她的肩膀略高一点。这个样子有似一位女老师，带着她的尚未发育的初中生。
从照片上看，萨特站立的时候无法保持平稳，向左倾斜呈45度斜角的肩膀，时刻想去撞击一扇门。他不会考虑这扇门是通向秘密花园的后门，还是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舱门。他只想到撞开这扇门可以冲向花园探幽赏菊，不会去想门外是万里高空，摔下去不是闹着玩的。他直指这扇门是资本主义可恶的牢门，他的老顽童的性格蠃得阵阵掌声，顺带收获红颜知己无数。
他的眼神，一半隐含着因体格的弱势而引发的自卑，一半闪亮着酒精燃烧似的蓝焰，这是超乎常人的情欲之火。这样的火焰燃到爆亮，就可以焚毁自卑，展示奇观，犹如孔雀开屏显示刹那的奇美、公猴转身展示绚烂的红臀。这是雄性的壮举，足可吸引雌性的青睐。据说许多伟大的戏子、诗人，乃至做出霸业的人，都是极丑极矮的男人，因此丑与矮，而有超人的激情，去展示他非凡的“存在”。这是神经病理学的论题，让人相信佛洛依德的那些陈词滥调果然真实。
萨特一生的目标是成为超人。这位面目古怪的小矮子，立志站到历史的高山上，让世人仰首注目。他预见到这个结果:“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花园和广场。”萨特说到了，也做到了。
他与波伏娃签订了一个特殊的“婚约”。在契约生效的时间里，双方有义务满足对方，同时各具自己的性生活，并交流性事的信息与感想，相互推荐与共享性伴侣。因为波伏娃恰好是一位双向性爱者。萨特的极度自由主义从这里跨出门槛，他一生呼唤自由，高歌猛进，冲破一切清规戒律，崇尚无节度的性爱，学着尼采的口吻，诅咒“上帝的死去”。波伏娃则是这样诠释爱情：“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热爱生活，是无需任何别的理由的。纵然岁月流逝，真正的爱情始终能保持，会赋予生活全部的意义，全部存在的理由。”萨特的爱情观与他的存在主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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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人称其《存在与虚无》为存在主义的巅峰之作品。他是法国人，出生于巴黎，一位海军军官的家庭。他不到两岁时，父亲去世，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童年的岁月。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拥有大量的藏书，这使萨特自小获得较好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读叔本华、尼采的书，并深受影响。
1924年到1928年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9年认识波伏娃，此后一生相伴同行。同年，萨特服兵役成为一名气象兵，为期一年半。1931年，萨特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一所高中教哲学。1933年萨特赴德国留学，学习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由此发端。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1938年长篇小说《呕吐》出版，一部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中心人物为罗康丹，存在主义成为该书的思想脉络。
1940年，萨特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投身反希特勒法西斯的战场。然而没等他被卷入硝烟，参加一场真正的战斗，就成为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此后在一次德军释放俘虏中的老年人和病弱者的机会中，萨特因眼部残疾获释，回到法国。此后，他组织了法国较早一批的抗德组织，并开始与法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1933年以来，萨特开始思考《存在与虚无》思路与架构，创作的激情逐渐涌动，入伍上战场后，依然思考这本书的章节字句。从德国人的战俘营释放出来后的1941年秋，沙特正式写作《存在与虚无》。这是萨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化时一年余，1943年年初成稿。夏初，《存在与虚无》（L'Ecirctreet le Néant），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出版。194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现代杂志》，评论时事。
1954年5月，萨特访问苏联。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10月1日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这个时期，他抗议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人要求戴高乐总统逮捕萨特。戴高乐回答，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1960年4月，萨特访问古巴，会见切·格瓦拉，写下格瓦拉访问记，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创作的《词语》。因为他“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萨特出人意外地拒绝了这个奖项。他发表声明说:“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1968年支持法国学生“5月风暴”运动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1973年，萨特担任《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1980年4月15日，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许多群众为他送葬，场面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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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一生最重要的书是《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主要论证两个“存在”，即“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沙特认为，在“我”的意识之外，存在一个没有被“我”的意识感觉到的存在，这是客观的存在，也叫“自在的存在”。这个存在与“我”的感觉无关，因此它是虚无的，偶然的，被动的与毫无理由的。
真正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这是被“我”的意识感受到的存在。人们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外界在大脑屏幕上留下的映像，因此是主观的，也叫“自为的”。“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能动的、真正的存在。
“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 1596-1650年)的哲学命题。而萨特无意中与笛卡尔发生思想的碰撞。萨特认为，意识(“我思”)是活泼的、生动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意识活动着，总把别的事物卷入到它的范围之内。意识施展它的任意性、可塑性、无限性、主动性和想象性，被它摄取的事物无以脱身地一个个附着其上。
因为意识是自由的，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一旦在人的心里点燃明灯，上帝在他的身上便失去威力，唯物论的光辉由此普照人间。与尼采一样，萨特欢呼上帝的死去，宣称无信仰的人群才是真正的自由人。人们舍弃神意，将因意志的任意活功，创造自己的未来，不受约束。
萨特的“存在”论，最终回到对“人本质”的阐述。人也是一种存在，然而在其刚诞生的时候，不具备本质。他像一块石头、一根原木那样，是“自发”的存在，而不是“自为的存在”，是非本质的存在，而不是本质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后天形成的，人在其一生中不断经由“自由选择”而造就的“存在”。
这是本质的存在，也是真正与真实的“存在”。萨特还认为:“自由选择”成为人从“非本质存在”到达“本质存在”的必由之路。“自由的选择”是主体存在的标志，表现人的充分与完备的“存在”。选择的前提是“自由”，不自由的选择，等于不选择。
史宾诺沙承认人类具有“自由意志”，有时人们会设想自己是一颗能“自由选择飞行路线与落点的石头”。他认为，人强调“自由意志”是因为具有“欲望”，“心灵的决定若扣掉欲望就不剩什么”。然而他笔锋一转，又说:心灵内没有绝对值，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心灵的意愿由一个因素来决定，而这个因素又由另一个因素决定。
其实，萨特也惶恐地看到，他口口声声主张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而会受到传统、道德、社会、他人的束缚与限制，因此是有权限的，有边界的与有禁忌的。
选择是一个意念，也是一个权利。我想选择，这是选择的意念。我能选择，这是选择的权利。当人决定选择，选择才进行到一半，还有选择权的问题。有人有选择权，有人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这个权利被束缚与限制。因此要能“自由的选择”，第一步要做的是争取“选择的自由”，即自由选择的权利。萨特写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的时候，德国法西斯正在肆虐，疯狂剥夺人类的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说，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具有历史的“新启蒙”意义。
“自由”是有条件的与受框限的。如舞者在崖上跳舞，舞者向往舞蹈的自由。因为舞者知道，自由的舞蹈方是美丽的舞蹈。美丽的程度取决自由的程度，最自由的舞蹈方是最美丽的舞蹈。然而舞者受到悬崖的限制，不能超越悬崖的边界，超越了就会跌死，跳舞的美丽也丧失。人在社会里生话，也如崖上的舞蹈，受到法制与道德的限制。限制之内，人是自由的，超越就会不自由。以上的道理，萨特应该懂得。
然而他最后还是得出绝对自由的结论：自由不应该有“边界”，一切传统与法则，一概妨碍人的“自由选择”，都是“上帝”和“神明”编造出来吓唬人的。人应当否决一切传统的信仰与现实中的法制与德性，因为“一旦自由在人的灵魂里爆发，神明对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人原本可以无法无天，这才是真正的“存在”与“本质”的人。
也许道德与宗教限制了“自由”，但人在不自由中才能得到自由。绝对的“自由”，只会换得绝对的“不自由”。萨特论说极度的欢欣来自于欲望的无边际释放，期求绝对的自由，客观上成为无责任的“纵欲”论者，结果是对社会的破坏与对人类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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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生活中，萨特与波伏娃本着自由的爱情精神，及他们订立的契约，当真做到相互通报各自的情事。爱情故事与性爱经历，在两人之间已不是秘密，成为可以共同享用的公共资源，在享用的过程中感受互窥隐私的刺激与快乐，甚至起到增长知识，开拓见闻的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交流的过程，可以激发文学的灵感与启发深奥的哲思。这样，男女双方爱情故事的交流就成为他们每次见面的必有节目。情节最好曲折一点，要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遇，激情最好亢进一点，要有高潮迭起的情节。谈话间男女两人如棋逢对手，也如酒遇知已。说到兴趣头上，时而沉思不语而对视，时而酒酣耳热而欢笑。假如凑巧悟出哲学的玄妙，则互吻不已，额手相庆。有一次波伏娃又与萨特围绕男人与女人的事促膝谈心，像开一次例行的通报会。
萨特说过，他只与美女与有特长的女子交友，交往的深度与频率取决于对上述两个要求的满意程度。他虽是矮丑的小男人如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但身边从来不缺美女，如彩云萦绕奇峰。
波伏娃问萨特，你说过你在柏林有一个恋爱事件。那个女人，你亲密地称她为月亮女人。你同月亮女人在一起。你喜欢她什么？她不是很漂亮，也不很聪明。这不是她不完美的地方吗？萨特回答说：是的，是不完美，但她有一种乡下人谈话的方式，一种奇特粗俗的谈话方式。正是这一点，才深深地吸引我呢。
波伏娃有时弱弱地向她的“契约丈夫”询问：“我想问你的是——我们认识后，你马上就对我说，你是多伴侣化的，你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女人身上或一个恋爱事件上。”每当这时，萨特都会做出类似的回答：是的，我想有更多的“妻子”和性伴。
在现实生活中，萨特像一个徜徉花园的赏花者，立志遍赏群花，醉在花丛。他永不寂寞，分分秒秒都有艳遇，惊喜就在转角的地方。1956年萨特51岁的时候，向19岁的女学生阿莱特射出爱的箭矢，这位阿尔及利亚小姑娘，很快就成为萨特的情人，1965年又将她收养为女儿。
他明明白白地宣称他在与一个女人相爱做爱的同时，也与多位其他女子缠绵。这显然有悖于基督教义，因为基督宣告，一对一的婚姻才被上帝首肯，婚姻中无论男女必须向对方保持忠诚。这样的教义成为成为婚礼上的誓言、生活的原理、道德的准则，乃至于法律的条文。
然而，基督教的原理怎样呢?法律的条文又怎样呢?萨特早就脱离了宗教。他自己成为自已的教主，基督管不了他。他恨不得创立自己的宗教，自封教主，颁布新教义，而这个教义将对他特别的女性观大开绿灯。
“你总是希望女人首先去爱你，而一旦女人爱上了你，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每当波伏娃提出类似问题，萨特总把烟斗轻轻地放在桌上，仰头张开嘴巴，就像接受牙科医生的询问。然后略为急促地回答：对!当某个女人决定把自己交付给我的时候，她仿佛就成了我身上的一样东西。她们是不得不爱我，这种爱意已经迫不及待地流露到她们脸上。我从她们的表情中得到证实，收获了这种爱意，也就等于占有了她。
萨特承认，到了一定的时刻同女人的性关系就发生了，因为那时这种接受和配合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不把重点放在这上面。严格说来，这不像爱抚那样使我感兴趣。换句话说，我更多地是一个对女人的手淫者，而不是性关系者。”
波伏娃又向：就像你说过的，在同女人打交道时，你是有支配性的。萨特回答：对的，这种支配性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我的外祖父支配外祖母，我的继父支配我母亲。
萨特既是一个女性支配者，又是一个女性崇拜者。这一点对于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而言，是满意的。每当萨特回顾一生，都说女人给了他许多，没有女人他不能获得这些成就和地位。这时，萨特总把波伏娃拥入怀中，加重语气地表白：在我所有爱过和爱着的女人中，“你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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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至今还在百思不解，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契约的背后，是不是还埋藏着不见天日的隐情。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爱情总是自私的，爱情的林间小路，常常埋伏着“警觉”与猜忌。波伏娃既然深爱着萨特，难道她就没有想到去独占自己爱人的情感吗?
她怎么能够做到，能容忍他在自己知晓的情况下去向别的女人求欢，而不生妒意?同样，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正真的爱情总是与“忠诚”这样的概念相伴，当爱情有另外的女人插足，而“拥挤”不堪，而波伏娃怎么还能继续维持这样在普通人眼里名存实亡的爱情？
人们只好作以下的猜测:在萨特与波伏娃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相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与一个女权主义者所做的社会试验。他们要以自身的“爱情传奇”，陈述陈旧的一夫一妻制度因抑杀性爱的激情与自由，理当抛弃，一个新颖的杂婚、杂交时代即将开启。
人们还在继续猜测，在从事这场性事实验的过程中，波伏娃是心甘情愿的“同谋者”，还是说这场实验的策划者只有萨特一人，而波伏娃仅是无奈的参与者。因为对萨特的深情挚爱，唯恐失去萨特，不得已在那荒唐古怪的爱情契约上签字画押，并被卷入萨特领头的爱情游戏。
种种的猜测如检测色盲的杂色画板，也如色彩变幻的万花筒令人目眩。然而最后一种猜测是可能的。波伏娃毕竟是女人，她因为不能“独占”萨特而受到伤害，为了萨特她深夜哭泣，醉酒不醒。“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她最终是一个受害者。也许是为了报复，也许是为了宣泄，她又成了同谋者，并在淫乱荒唐的道路上绝尘而去，一点也不逊色于萨特。
波伏娃从萨特那里里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全部精髓，并学着萨特将这样的“主义”输入到自己的性爱生活中去。波伏娃是一个双性恋者，既向男人寻欢，也与女人做爱。1938年的夏天，波伏娃写信告诉萨特：“发生了一些我出发时完全没有料到的快事―――我和小波斯特已经同床共枕整整三天……我们一起度过田园牧歌式的白天和激情似火的夜晚。
小波斯特长得英俊，一头褐色的头发，眼晴呈绿色。他是萨特的学生。比安卡当年十六岁。1938年波伏娃在莫里哀中学做老师，与比安卡发生同性恋关系。在给萨特的信中波伏娃这样描述比安卡“充满激情，但如脂肪过多的肥鹅肝一样令人沮丧。”奇异的是比安卡又上了萨特的床。
此后比安卡终于厌倦了这种不明不白的性生活，她不能接受这样的“三重奏”关系。她看穿了两位长者是在玩弄她的身体，并在这种玩弄中达到某种目的。“说到底，他们俩就是窥淫癖，把我当作文学素材。”在她的自传《迷途少女回忆录》中，做了这样的真情揭示：“我发现波伏娃把她班里的姑娘当成一块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献给萨特。或者粗鲁地说，是处理给萨特。”
波伏娃在她的自传性小说《女宾》中，描写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享性爱自由的幸福。“三重奏”这个概念就是出自该书。自然，比安卡被写进书中，成为“三重奏”中关键的旋律。萨特则为这位姑娘量身定做，写了一部名叫《苍蝇》的剧本，由她担任剧中主角。这位女生也因为这次演出一炮而红，成了明星。不仅比安卡，另外一个天真的少女娜达丽，也遭到同样的遭遇。事情败露，她的母亲向维希政府起诉波伏娃。1943年，波伏娃被开除出国民教育系统。
萨特去美国访问时，乘机染情于风骚的多洛蕾，这成为萨特喜爱美国，有空总往那边跑的原因。波伏娃不甘示弱，也在赴美国访学时，火速与英俊的翻译奥尔格伦辗转床第，作云雨之欢。回国之后，两人鸿雁传书，既美丽哀怨，又大胆露骨，成为当代男女的情书范本。
其实波伏娃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或为朗兹曼。美丽的花园，花开蝶舞，见证了一对熟女少年的初见初心。当时波伏娃44岁，朗兹曼刚过20岁生日。1952年一次杂志研讨会给了波伏娃机会，也许芳龄如许，还能得到俊少欢爱，也许河渠既涸，欣逢喜雨，也许金钩挽帐，再续良宵，总之这个晚上波伏娃震颤之余，流下热泪两行。朗兹曼喜欢看电影，每当他俩走进电影馆，人们总祝福这对“母子”，而当黑暗中看到波伏娃被热烈抱吻的倩影，浪漫的巴黎人也禁不住发出唏嘘之声。
朗兹曼当时是一名无名的记者，而波伏娃已是知名的作家，直至1950年代末，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毕榭西路、维克多舒乐赫大道及蒙巴纳斯公墓附近，至今留有他们座座爱巢的遗迹。许多“后现代”信徒和女权主义分子，常在此留连瞻仰或举行集会。手里捧着波伏娃的《第二性》，尤如圣徒的《圣经》。
据说朗兹曼提出过婚姻的问题，但被波伏娃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波伏娃虽与朗兹曼同窗共寝，心里还是萨特为大，每当萨特暂时离开某个女子，或结束一段“偶然的爱情”，而向波伏娃需索的时候，她是必须向着召唤的声音疾奔入怀的。再说波伏娃也不愿让婚姻锁住她“爱的无限自由”。
朗兹曼后来与波伏娃分居，但还是每周2次前去看望。如此忠诚，直到波伏娃1986年与萨特同样因肺部感染去世。在波伏娃的葬礼上，朗兹曼泣不成声。他感谢波伏娃给了他“快活”，因为她是“女人中最不刻板的一个，有趣，快活。一个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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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对于萨特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具有大体一致的哲学信仰，在存在主义的共同平台上作平等的对话。人们把萨特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创始者，同时也将波伏娃称为“萨特第二”，承认她在存在主义创建及宣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她是世界女权主义的“教主”，而其代表作《第二性》的理论基础则为存在主义。
萨特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病痛的困难中渡过的。1971年萨特中风，1973年旧病复发，处于半痴呆的状态，已不认得身边的人。这时，波伏娃不弃不离，日夕陪伴在侧，悉心料理病人。
1980年4月15日晚，萨特进入弥留状态，他紧握波伏娃的手，断断续续地吐出最后的话语：“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波伏娃的绰号）。”当萨特的手在波伏娃的手上轻抚的时候，无意中触摸到波伏娃手指上的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很冰凉，萨特知道，这是另一个男人给予海狸的定情信物。
萨特逝世后波伏娃陷于深深的痛苦中，他思念亲人，忍痛握笔撰写《永別的仪式》，回顾萨特生命中最后十年与她相处的日日夜夜。同时又出版萨特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其中包含萨特给她的大量情书。可惜的是“海狸”(波伏娃)致萨特的信笺没有收录其中。
“他的死将我们分开，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聚。就是如此。我们能在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已经很好。”在《告别仪式》中波伏娃这样写道。她和萨特一样，是个唯物论者。他们两人在生前都有意把上帝和天堂的神话忘却了。
而当此时，死神将暖热的黑色斗篷笼罩下来，又合拢起来，要抱着她飞去的时候，她也许感悟了，也许反悔了。人不可无宗教，尤其走到人生的末路，教堂顶楼轻摇的钟声，能把生命中最后的摇篮曲吟唱。也许宗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善意的谎言，既给孤寂的灵魂以体贴的慰藉。
也许宗教是一个梦境，但却是七彩的梦境，能给临终的人们忘记畏死的恐惧。也许宗教是一个杜撰，编造了彼岸的世界，但去到美丽的彼岸，却可以找见心爱的人儿。这时的波伏娃是否会想，毋宁要神，要天堂，要一座云霞里的伊甸园。她要神来接引，渡她去天堂。
萨特在天堂的台阶上迎她，带她去伊甸园，满园都是玫瑰的芬芬。她也许会问萨特，在这个天上的世界，你还要不要坚持人间的主张，依然不肯结婚，再做一世的“情人”。她在萨特逝后的第6年去世。她留下遗言，要与萨特合葬。她追随萨特一生，愿死后依然与他相伴。
成千上万的人为她送行，前面是灵柩，载在车上，缓缓驶向蒙巴纳斯墓地。她安卧其中，轻合双目，身穿红色晨衣。那一年她也是穿着红衣，穿过树林，跨过小溪，像轻风掠过带露的草地。她奔跑着要去见他。看到了，她的情郎，正在前方不远的麦田里，向着她来的方向，使劲地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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