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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析真系列(5):再反思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之长期效果?——当代阳明学深义:重新审定人文学术之“国际标准”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幼蒸 点击:2493次 时间:2017-12-21 23:00:35
【概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正面效果(在现实学术域)明显,无需论证,而其潜在的长期负面效果(尤其在宏观视野域)则鲜未世人认知。因为学界仍然不习惯于“结构性地,解释学地”分层、分域、分方面、分时效地思考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如果仅只将几年间的留学生涯视为回国后继续进行正常努力之基础,自然就不会有任何负面效果问题。但如留学博士自返国后即在目前主客观两方面现状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文学术商业化发展的总局势下,功利主义地“顺流而为”,那么在人文科学和精神文化建设事业规划的“战略层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民国初年留学文化中尚不会产生的一种整体性的负面影响。后者足以干扰中华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潜力。对此宏观视野领域内的人文学术战略性问题,则不可能根据当前“国际标准”加以认知,也不可能从学人对西理话语的“逻辑美学吸引力”感受上悟解。新阳明学的最深时代作用即在于切入此一全球化历史阶段中的时代性大课题。本系列文经常谈及“宏观视野”和“现实学术”此对比式的实践学认识论两范畴,因学者对二者的“参与”方式,也决定着学者个人对于现实类别、课题类别、理论类别自发感兴趣的程度。两种治学观立场产生了两套不同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两套不同的关注与爱憎范围(今日“幼、小、中、大、研”诸阶段的共同“应试主义”[ 论文写作和核心刊物刊载,都是变相的应试主义 ] 反映出当今学子多么欠缺“宏观视野”兴趣!为什么?应试主义的本质在于:学子受动于“唯私利本能”!有了“宏观视野”气度,物质利益方可被视为“身外之物”,而相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前途的貌似“玄远”问题,反而可成为“身内之物”。古代大文豪,大思想家无不如此。而人类历史上惟今日才把“物质财富”问题看作人生第一要务!本人在湾区度过整二十年,每日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理财之道;房价,股价遂成为第一重要资讯(其次则为影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琐事)。人,今日真地普遍成为了经济动物(并为此而自得)!那么,物化是否即是异化呢?时当全球化时代大部分人文学术已蜕化为纯粹职场营生活动时,本系列文自然仅只可能为当前及未来业内业外少数真正有志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所关切。本系列文的假定读者,甚至于是二十年后的有心读者,如果人在与机器人和准机器人的未来“较量”中仍然残余下“有识之士”的话。(机器人之“知”自然会与日俱增,但永远不会获得“良知”;良知乃人之本质,良知者,伦理性之知也。技术人员只有“功利之知”,其所设计者岂能超越此层级?)真正的画家直抒胸臆,根本不考虑其“买家”问题,吾辈献身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难道却要曲意迎合“现实买家”之趣味来作为立身行事之标准吗?什么叫身内之物,什么叫身外之物?精神世界之乾坤岂非由之而定是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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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在读一篇“欧美游记”或“留美日记”时可能并无多少新鲜感觉,而今日重读百年前、八、九十年前的同类文字时,却仍感津津有味。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或以当时语境为读解背景,或以当前语境为读解背景;二者的“意义效果”是不一样的,虽然“语境换挡”按钮都存在于一心之内。换言之,读解态度的选择,决定着读者“利用”文献的效果。对于今人阅读古籍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批评有些国学家有“泥古”倾向时,就是指他没有处理好“语境换挡”和“态度换挡”等思考合理化前提问题。新时期以来,新青年一代在思考与企图重建中国新时期文化、学术、思想新方向时,曾经(其实至今依然如此)主要采取将目光直接返归于二十世纪头半叶的思想文化史,并将那时的“黄金时代”及其前后三十年视为最贴切楷模,并以该历史经验作为今后文化学术重建的主要参照基础。这一“角度和方向选择”的社会学现象,反映了两桩历史事实:其发生的现实合理性缘于“十年全面失学”导致了新时期青年看待“头半叶”有如“思想新大陆”一般,什么都是值得关注、反思和效法的(主要实践者多来自中文系和传媒界);而其发生的“不合理性”在于青年一代(出生于“后半叶”者)欠缺对当时的“新语境”为何之直观体验?(它不仅应当包括那时属于全然未知的世界文化现状,而且也应包括抗战以来流逝的相关历史过程本身)虽然“开放”迅速引进了世界新知新学新理资讯,但读者除了“眼花缭乱”和“盲目趋新”之外对之并无恰当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因此也就根本不能将其视为自身读解思考文化学术现实之有效语境。(后来的“以译代研”和“抄袭学术”均根源于此)反之,一方面由于本国语言、文化、历史的自然牵连性,另一方面由于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难以及时消化性,于是上世纪头半叶的文化史自然易于成为新时期不少关心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者的“当前适用语境”(此“适用性”观念,当然主要是相对于身边新现实环境定位的)。与此同时,为了深化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认知,留学潮流加倍、加速发展起来,以迄于今。此一新时期的文科留学大潮遂成为对于民国文化和现代西学加以统一化认知的“具体实践性渠道”。此一新时期的开放之举,由于语言和知识的双重限制性,首先就被纳入了一个“人为窄化”的渠道:海外华人文科和西方汉学。由于台湾几十年来的学界观感已将“华人汉学”视为“炎黄子孙”的当代最高成就标准,大陆新时期人文思想家的“有效语境”也就被纳入了“广义汉学语境”,从而人为地松弛了创建新认知语境的应有“眼界”(眼界;即在前诸系列文所说的“宏观视野”)与势头(此一文科治学观的自我窄化,部分地源于语言的方便,部分地源于急功近利学风,部分地源于对民国时代文化史的自然亲切感,部分地也源于身处的新现实条件)。新时期以来的此一主要“汉学式文化观”,由于汉学在西方具有的“学术主流隔阂性”特点所导致的知识理论范围局限性,反而使其易于在学术实践上“联接于”民国时期的“文化观”。简言之,由于“战后”世界历史格局的巨变,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地华人文科学术呈现出普遍的“理论思维迟滞化”倾向(此处不谈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世界功利主义蔓延及其主要“工具——科技工商”势力的逐日攀升所导致的人文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然边缘化),
 
随着新时期留学文化的全面展开,文科留学人员的逐渐回国,以及现代西理知识的大量输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华人人文学界对于现当代西学理论的兴趣和知识也在不断深广化发展中。然而,和充分适应世界功利主义潮流的科技工商现象及其命运完全不同,在此世界局势下,人文学界的有效发展正经历着难以阻挡的萎缩倾向。其中既有世界文化学术的共同根源问题,也有中华文化区特有的局部性问题。学界渐渐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学术眼界不能因昧于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的成就而继续自我窄化为“传统中华本位观” 。【海外一些学术思想投机运动,意图利用广大科技工商人士不熟悉历史与人文科学的环境,并利用“泛宗教类信仰至上观”,大肆宣扬“传统封建主义”的博大精深,通过对欠缺(人文)知识熏陶的大众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以制造自身的国际社会名声为能事,其“思想上争名夺利动机”的副作用则极其显著。可以说,此与中华文化学术思想现代化事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可视之为另类“文革后遗症”现象;一如八十年代的“泛气功热”和“泛神道观”实属“文革后遗症”表现一样,因此类“特异功能类和超自然类”忽悠,在几千年历史上无代无之。而根本不懂中华历史的西学主流对此则同样一无所知!反而简单化地将其纳入当代认知范畴,不理解同一名称之古今异义性。其貌似“高深理论话语”反而成为掩盖其“思维幼稚单薄”之工具!】然而,如我多次指出的,此一本来极其正当的文科西学留学文化,固然在“战术层次上”必有其积极贡献,而人们却普遍忽略了其在“战略层次上”今日及未来所带来的负面性的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包含着两个部分:由于时代功利主义所导致的“持久性舶来主义学术观之效果”,以及由于舶来主义导致的对于“被舶来方学术理论”效能与方向的“高攀式的”利用。这两个方面其实源于同一学风背景和心理态度:世界风气下难以纠正的急功近利人生观与治学观。对此本人近年来可谓不避時讳地曾不断予以指陈。所批评者也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现实学术”实践中的学风及其效果方面,以及由于欠缺正当“宏观视野”和身处制度化无远弗届环境而导致的眼界与抱负的自我窄化,从而弱化了中华精神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潜力。
 
于是,本文的主题重点再次凝聚为:不可盲从于世界人文学界主流之方向、方式、作风中形成的当前人文学术认识论和实践论之共同趋向。对于中方学者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者是与西方学者应共同分有的关于西理主流的得失问题,而另一者是中方特有的身处“崇洋媚外”环境中自然会有的“二度盲从”现象。为什么此处要用这个不免夸张的词“盲从”呢?我用此词特指人文学理的职业制度化文化的一种特质:今日学者只能按照学界制度规定的方向、方式、目的治学(所谓合乎“国际标准”)。其最自然的效果就是尽量“精准地”顺从既定的规范和程序来进行个人的人文学术实践。是的,我们时时听到西方教授强调的“创造性”态度,但此所谓创造性的“价值”仍然须衡量以同样的既定规范与程序系统,验证以同样的学术市场“价格规律”。文科留学生,相比于本国生,其机械跟随性倾向自然又加重一层。对于中方西理研究的特有学风问题(如以译代研,山头主义,党同伐异等),已属人所共知,本人也多次对之予以(尽管是无效的)批评,此处不须赘言【为什么必然是“无效地”?因为历史上传承的一种“好官我自为之”人生观:即利字当头的实惠观也主宰着人文学界】。本文主要再次从“宏观视野”角度指出:当前国际人文理论主流本身问题重重,绝不可视为现成的“人文学术之当然归趋”。此一普遍趋向自然含有诸多历史性、学术性、认知发展性等等因素,但今日理论发展最直接的“窒碍原因”却是属于外在“学术社会学”性质的: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功利主义精神”形成的“职业制度化压力”,后者造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制度性僵化”倾向。中方学者由于专业范围的自然局限性,可能还不易即时把握此一须跨越好几个思维层级才能悟识到的人文学术实践论关键问题。这也是我在本系列写作最初提出的将“宏观视野”作为“认知性工具”的主要理由之一。而且重要的是须注意:不是出于泛泛提倡人文学者应该“思想宏通”之意,而是要强调所说的“宏观视野”与个人具体“现实学术”之间关系之有效性或适当性的问题。我们又进而将宏观视野要求与所谓新阳明心学观“挂钩”,这也是出于同一种动机:人文理论家,无论从长远看还是从眼前看,都应建立一种经由“吾日三省吾身”故训以返归“良知”的心理习惯(良知是相关于是非善恶的,而非相关于利害得失的。后一种反思人们从不欠缺),以便不仅能够扩大“认知语境”,而且能够随境而异地适时调节语境,以对研习对象进行更合理、更完善的认知。
 
人文学术的现代职业制度化生态,完成了一个学术认识论上深刻的“时代性转变”:即从(各类)“对象现实域”转向“职场程序域”。前者直接引生的“真理理性乐趣”(除了其所带来的功利收益外)遂演变为后者的“技术理性乐趣”:学术话语制作的规范性、程序性、效率目的性所产生的“泛逻辑技术性成功”,自然产生了“战术层上的”理智性成就感。不期而然地,古典的(朝向于现实的)真理性判准,也就演变成现代的(朝向于职场规范的)所谓“学术性”判准。此“学术性”不再直接与“各类现实”挂钩,而是与规范及程序的“学术系统”挂钩。同理,学界的“思想性”也被等同于所谓“学术性”了,古代所谓的“博闻强记”之“两义”遂可再现于现代人文科学领域。该成语的正面意思是“博学多才”,其负面意思则是“书呆子”(有识而乏思者)。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尽管其在诸多方面含有的时代科学进步性,但也日益显露出一种用制度化的“学术性”取代创造性的“思想性”倾向。作为西方大学体制外的观察者和交流者,我本人几十年来的独特亲身体验越来越增深了一种对于世界人文学术规范的“怀疑论态度”:“学术性”能够等同于“思想性”吗?【九十年代我对海外华人媒体上的“思想表达者”们的主要观察是:其“学”与“思”的不相匹配!“好思者”不喜理论学术,“好学者”不善切实思考,并将此一观察表诸于台湾报刊文章。但那时对于西方人文学界的深层情况所知尚浅。对此问题,在本文最后将再论之】一种直观的认知性激发来自不知多少次冲突性经验:西方优秀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的“博学”和“成就”与其本人的“思维能力”不是一回事!有时二者间还相差甚巨!于是自然产生的衍生之问是:那么其学术性成就究竟意义何在呢?记得西南联大毕业的逻辑学者周礼全先生在湾区对我说:他觉得他一生具有的个人特殊经验(当然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验)使其自信有某种来自特殊历史经验的判断力优势,此即:与海外学人相比,在现实判断力方面,此一“优势”可相对地“抵消”自身对于现当代西理认知的不足或欠缺。此类自信自然也来自他本人对于西方哲学家的类似观察。此一看法有其合理方面,自然也有其“自我安慰性”方面。【如同不少“十年误学”者的类似言论具有的两面性一样】其合理性方面即与我此处的说法一致。我曾经举我最尊敬、最喜爱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为例来说明这类问题。读者对此不必再次“误解”:此一问题根本不是出于“比高比低”动机【其实最坏的“心术”就是老要和(他)“人”比高比低,而不是认真和“己”比高比低!】其合理性方面主要由于发觉书本“博学者”并不一定是善于现实判断者。我个人的经验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者与周先生所说类似,学问多的(书读的多的)不见得(甚至于很不见得)就是善于思考和判断者,另一者是周先生尚体会不到的:专业职场内的理论学者(主要是文科理论专家),甚至于由于其专业化严格训练,反而最终成为易于失去其“认识论辨析睿智本能”者。因为他们往往将自己“专业”内习得的理论知识直接当成了其进行思考判断的权威性“根据”和合理的“方式”,遂往往表现为;用“本人理论”并非适当地取代了“应有理论”(各种各样的理论范畴之误植,在人文学术领域比比皆是)。这样,专业化学者不仅颇易成为教条主义思维者,而且可能易于成为认识论上的“自欺欺人”者:其论其思并往往表现为用局部的观察取代整体的认知,以及用此一局部论题取代彼一局部论题,如此等等。之所以人文学界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正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模子系统“训练”(模塑)出来的,都带有其职业化格局中产生的“专业技术化原罪”:一方面是“专业”限定了眼界所产生的对象域狭窄性,另一方面是职业化支持的竞争性实用主义——职业性的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意识,可能定向地误导着其人之论证思路。
 
什么叫做“人文理论”及其特殊价值所在呢?【这个重要的符号学课题,当然不是海内外“符号学界”学者们有能力思考和处理的,因为今日国内外所谓符号学学者大多数已经蜕化为人文学界的“边缘儿”,不仅大面积失去了对主流学理界的影响力,而且其学术实践甚至于根本违反着“符号学精神”而不自知。】在海外不断听到人文学者抱怨社会忽视人文学术的重要性,但他们从来也不先反省一下自己的“学术重要性”究竟何在的问题?人文文教事业受到科技工商主流“排挤”为一事(此乃市场经济时代之逻辑性自然,非人为地特意对其加以打压之效),而人文科学自身的“不求真正的进步”则为另一事。真正的“进步”和职业行为上的“成就积累”(著作等身)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是今日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有几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因为人性普在弱点:虚荣心和功利心使其下意识地倾向于“自欺欺人”)实际上,大多数人文学者都被职业化的竞争主义观念左右着,在科技工商赐予的“自留地”上“互争狭小地盘上的名声之大小”!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今日世界人文学术职业界在其治学观上已完全以“求利”取代了“求真”的时代现象(此与古人所说的“义利之辨”道理完全一致)。【一个深刻的观察是:狭窄专业内的技术性“求真”行为,在解释学上可能正相当于在人文学理世界整体内的“求利”行为;同理,技术性的“严格”也就会在职场内被误认为即是思想上之“求真”意识强烈】一门可能的“人文理论形态学”(应当是理论符号学的新分支)会显示,今日人文话语的“理论制作机制”,某种意义上可比喻为“理论术语组合术万花筒”,即可将历史上积累的各种“理论修辞术话语”任意搭配,以造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类“言之成理”效果不是根据于真正的“科学理性标准”实现的,而是根据于其学术思想市场上的一时“可接受性”确立的。某种“理论形态”一旦获得市场“使用价值”即成为专业职称上有用的“学术工具”,不仅达至一次性“学术的成功”,而且可成为继后“成功”之基础!不同学派、不同专业的学者专家们的彼此“争议”,表面上在进行“学术辩论”,实际上不过是各自展现着“理论形态”的修辞学吸引力大小。【当德里达和罗蒂等在人文理论界力排客观真理观后,修辞学之成效遂被视为最终(真理)判准,而此一倾向则进一步导致将此“准科学话语”演变为“准文艺性话语”,以使其更便于(更“合法地”)发挥纯粹修辞学吸引力竞争功能。这类思想方式之本质是,企图彻底断绝思想与社会文化客观现实的认识论关联性。】
 
正是由于提升了我们的(相关于价值观与认识论的)“宏观视野”层次,才可能对于“现代西理”采取合理的态度;由于区分了战术层的技术性理论价值和战略层的思想性理论价值,我们才不至于由于前者的必然长期处于较低层次而产生的研习忠实性之必要,而误以为在后一领域也必须对之亦步亦趋。也正是由于此一战略性思考的(仁学)智慧观,我们也应重新调整在“现实学术”规划或学术战术层内对待西理知识研习规划所应有的“适切性”,后者尤其表现为:不必按照西理现行制度化规程拘限我们自己在西理知识习得上的深广度。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许多著名经典中的西理成就都仅只是该学者阶段性的、尝试性的、甚至于已证明为具有偏差性的一时性完成的作品,因而在对之进行研习时首先应有一个相应选择性和程度性安排的合理限制意识。这样,我们可不至于由于盲目“崇敬”或“误判”而以为任何经典都应当像原作者或西方学界同行一样程度地进行介入和运作。此一“西理介入”的合理性设置,应当在我们的总体规划(这就要求你先有一个总体规划观,也即先有一个独立养成的宏观视野)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的删减”,也即不可随意陷入西人某些理论文本(特别是那些对于原作者也是显然尝试性的)之艰难复杂的”思惟泥淖”而不可自拔,甚而会以为这样的“忠实跟随原本”是严格治学所必需者。我们的“诚学”观必然是讲究关注全局性、协调性、实践可行性以及长远目标性的。在此意义上应该明确,对于同一西理课题对象,西人专家的自我合理要求与中方相关学者的合理自我要求不必完全一致。(因此就不须时时处处被所研习的西方专家之技术性深度所“绑架”,或者为其技术性艰深所“震慑”:并不是一切技术性的sophistication 都是对我们“有用的”,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用上看)此间,对此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在中西精神文化传承史上本来就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因此正当的实践法应该是彼此取长补短,分工合进,因此在各自专攻的方面和程度上也应该体现这种“课题分工”、“思考类别分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例如,对于某些过于抽象的人文理论思考课题,我们应清晰地辨识出西方同行可能具有的真正“优越性”,并满足于获取其在先的或擅长的理论化创新成果。同理,我们也有自身的学术思考方式的真正“优越性”,或可供西人借鉴研习。(至于他们如因“狂妄无知”而轻忽这种反向学习的需要,那是他们的损失,与我们的学术建设事业没有关系。)
 
为什么直到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才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一世界人文理论发展的主要倾向呢?“全球化”今已渗透到社会文化的一切角落。多元文化论这类肤浅文化观更有助于人文理论自由主义之泛滥:只要职场成功,就是“学术真理”使命之完成!这是一个人文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商业主义等被彻底贯彻的时代。此三大主义今并有效地体现于、运作于文教学术高度标准化、制度化的情势中,(职场内)“求成”标准取代了(认识现实的)“求真”标准,而只有后者才可能促成学术界朝向根本和方向问题的反省意识和批评意识。求成取代求真的过程则体现为(前已反复论述的)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求严”标准来取代思想性和识真性的“求实”标准。人文学术理论思维遂被普遍地加以技术化了【在认识论大方向上表现出的“文艺化”和“机械科学主义化”,在具体课题实践中表现出的“技术性标准化和严格化”】。专业技术性的理性化产生的“逻辑性美感”形成了一种“真理相似性外观”,此一技术性层面产生的“逻辑美感”及其相关规范性限定,共同产生了一种学术实践过程中的附带心理满足效果,后者成为一种附加的专业化实践动力学的支持性因素,它足以导致业者在职业制度化功利主义大方向下获得一种客观上稳定的实践行为惯习。于是人文学者理论家们可习惯性地安稳生活于“职业大家庭”里,并解决了职业化带来的实用需要满足。此种双重“超稳定性”(职业化智性生产规程限定性和学界专业化技术性的成就感)虽然有效地解决了“生活的问题”,但并非同时就自然解决了“科学的问题”,现代化的人文理论家们于是生存于此一自瞒性的双重价值观内:自以为在充实精神性真理思考事业,实际上却不过是在以此事业作为自身谋生之实用手段而已。
 
如果我们扩大了观察和分析的“眼界”(语境)和方式(如在伦理学、符号学和解释学层面上)就会有意识地“洞识”到当前许多西理学者的此一相关的实践学“两面性”:专业技术性的积极成就的实用性和观察、思维、判断方式的呆板性。本人最新尝试提出的一个判断是:除了上面指出的优缺点外,人文理论家们,由于其制度性规范及程序的“长期固化性发展”,其对于学人的专业研究成果为一事,其对于学人的“一般思维性向”产生的系统化限定性为另一事。换言之,专家们趋向于“定式化、制式化思维”,即不仅是按照其专业既定规程进行思维,而且由于此规程本身的限定性和规则性,其“眼界幅度”及“测试方法”也自然而然地趋向于 “轨道化思维形态”。【有如“泥法者”观察判断事务仅以规定的法条为“语境”和方式进行断案,却可能脱离了相关具体现实社会环境;也有如“泥教者”离开了人性本能和生活现实而处处按照“教义”条文对思考对象进行“衡量”或“吹毛求疵”。后者或将此教条主义比喻为有信仰或信仰坚定,其信仰之坚定与否不论,而此“信仰至上论”往往掩盖着其信仰赖以运作的背景操作功能之隐形存在】当你和一位理论家谈论他的专业时,他自然会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可谓学术专深。但此类专业式的“文本化专深”能够成为人们在不同语境内进行现实判断的认知工具吗?当然不能!所以“教授”也可能不是“见识高超”的代名词,而仅是“专业文本熟悉者”的代名词。【符号学本质为理论性跨学科的道理即在此:单科知识未必能充分处理该专科内的问题,不要说处理其他专业和整体领域的问题了。】
 
按此经验我们再来看中华学界西理学术或文教方向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大量现当代西理知识,却并没有区分“熟悉字面”和“掌握理论”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由于上世纪“中叶50年”(即抗日战争开始年起)的两岸四地与现代西理知识的全面的或局部的疏离化,我们对于人文西理的认知,除了自然科学理论方向(此为英美学界擅长者)的人文理论研究外,大体停留在“熟悉理论字面”和“欣赏推论艺术性”的层次上。对于此种现象,业者一般视之为当然,因此种程度已足以应付国内、界内的职业化需要,因此均不以之为意。此种实用性“满足感”还牵连到对于西理原本状态的绝对信任,回国留学生们在世界人文学术舞台上甘居次要地位,固必以“导师学术”为自身治学之标准和根据,以之作为自身学术其来有自之标榜。我们以前常常说,舶来主义治学观的一个结果是:这预示着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人文科学部分将永远属于国际学界“二等公民”。本文则进而透过此一国内现象直指其“本源”自身的问题,以期试图消弱对于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前途认知的一种“二度盲目性”。即我们的宏观视野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正视”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世界的“真相”为何?中方人文理论学者于是面对着的是(如前所述)双重的(而不仅是单一的)认识论/实践论挑战:一者为(独立)深研西理知识,另一者为(与西人一道)批评改进西理知识。如此加重对于学界趋向的挑战性程度,正是要纠正学界青年的一种盲目“自信心”【由于个体自身欠缺“宏观视野”而易于形成于学界现实职业圈内的、并因受到专业圈内集体性认可故可稳定被接受的、一种“集体治学自信心”。而当身处职场被人为地加附上等级性“高端”标签后,其自欺欺人性并可加倍膨胀。其实,人文学理之实践学质量,与职场等级(哈佛耶鲁之类)规范性根本没有关系!人文学术职场的“权贵化”是阻碍精神思想学理发展的最大障碍。职场上的公认“权贵”其实恰恰是阻挡自由理论思维之主要“关卡”】。与此相反,有效的宏观视野,一来可有助于青年学者超越国内学界情境而真实地认识自身学术的实情,二来进而可超越“现行中西学术关系格局”,以直视国际主流理论学界之实情。前者属于“现实学术”实践范围,后者属于“宏观视野”的远景参照范围。心目中有了后者,才知道如何调节前者,即用批评性的“理念”作为职业性“现实”的学术战略性层次上的标准。此一说起来不难理解的观点,按照百年来的文科留学生文化生态,其实并不容易达到。不是此一认知本身有多深奥,而是今日海内外的功利主义导致留学生们在观念上“不敢”并不愿越雷池一步。不敢,因长期以来留学生们的“做好学生”的治学传统,使其自觉按部就班地随大流前进已足;不愿,因几千年“读书做官论”传统意识使其毕业后宁愿将其“洋导师学术”奉为圭臬以作为本人在国内追求毕生职业化发达之护身符。今日“致良知”口号的深刻意义在于:期待其有助于人文学者能够超越功利实用主义而回归于“心术本源”,从而可重新规划和建构自身学术实践中的战术与战略。为此,唯有具“良知初心”冲动者可为之。我们在此是指,历史上在大多数读书做官论的腐儒之外仍然代代出现过真正的“读书种子”,他们不以学术思想作为职业化谋利工具为足,而是亟思提炼心身修养以便毕生或可大有作为。(至于历史上看,他们大多数最终卒难真有作为一事,则属另一历史性现实问题。此处我们所论者仅相关于其“心术境界”本身)。从中华精神文明史(这是和封建主义儒教政治史不同的另一平行展开的精神文化史)经验看,历来均有少数“读书种子”勇于不甘其世俗性存在,此正为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的“历史基因”,故可有理由期待其于今日复杂性倍增的环境内仍可继续传承下去。
 
由于本文开篇提到的今昔“综合语境”不同,如前所述,今日读解历史文籍时应该有一个“语境换挡”(此即我所说的“历史解释学”方法之一)意识。民国头二三十年的文科留学文化的意义和当今文科留学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根本不同。今日我们对于文科留学文化的作用应该增深思考其多方面的功能与效果,不可再沿袭百年前、七八十年前的社会文化情势进行直接类比。(此一现代化教育学问题此处不拟深论)总体而言,如前文所述,对于同一专业,理论上说(当然排除了学术外的社会因素言)文科留学的价值与国内研读相比,差别已经不大(从理念上说,甚至于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在新时期初期最先获得留学机会后回国者因一时具有的外语优越性(这些“优越性”还带有文革后新时期初始国内“外语训练班”特有的实用外语方向性),不久之后即会减弱或消失【如已故吾友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君当初即力言,据其观察,就文科理论翻译言,出国镀金者的翻译能力实在难以恭维,这不是什么翻译技巧问题,而是原文理解问题。而按我今日的理解,此一现象的要点在于:西学理论的把握功底主要在于“研读原本”,而非在于“口头听讲”,而前者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此一趋向,随着中学生的外语能力的提升,必将日复一日成为国内研读世界人文理论的主要方式】。但是本文着重提出的重新反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得失问题,还不是从这些实际方面着眼的,而是涉及到一个基本治学观的问题,此即如何免除“二度盲从洋学”及“崇拜权威意识”的心术学问题。我发现,今日反思这个留学文化心术学问题,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中华精神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我们是要充分独立自主地认真追求中华精神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与提升,还是满足于仅仅要将西理知识作为职业化工具加以利用或作为自我装饰?西理研究文化的功利主义必然易于导致盲目高抬国际主流权威的地位,遂仅以成为变相西方学术成品推销代理人自足【“学术买办”乎?勿谓此一比喻粗鄙,二者在功能上岂非相类?不过是一为物质财,一为学术财罢了。此一现状还远远未被充分体认,因为时至今日大多数人文学者尚难以在研读原本基础上做学问,故对于能够“翻译原典”者含有某种自然的“崇敬心”,而不知“以译代研”实为一相当容易的功夫。此一业绩与人之知识程度及思考力关系其实甚小,而产生的误导性甚大】。(所谓“全盘西化”者,其失不在于其方法,而在于其心态,此心态不仅必导致其“甘居下流”,而且导致其[为了竞争取胜而]进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我们再进而深入此种学术实践生态的心理背景看,此种学理舶来主义者最易不知不觉间养成一种“学术实践势力观”。正如新时期以来不少“知识精英”初具外语条件后即纷纷探寻海外“名人名著”之“品牌商标”,以便借其名势而分享其国内的“次级名利价值”,此种动机并可发展为留学之后建立国际交流渠道之方便,即借洋人之“名势”作为壮大自身国内学界山头之方策。如果仅只如此,亦属人情之常,后果还不至于过于严重,不过是“沾光”而已。可是在此我们遇到了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现象中的另一侧的相关问题:对方不是“吃素的”,可以说不少人正在窥伺主要由留学生们所形成的的国内市场方向带来的机会。这个“机会”指什么?不是简单地像物质商品交易似地指去寻找市场获利机会问题,而是指欲将本身学术理论带入一个现代人文学理认知尚不成熟的他国学界环境后所导致的次生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总体效果问题。后者则直接影响到中华精神文化的发展大方向(具体言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大方向)。而按照文科留学文化生态,这样的趋势并非难以成为现实:因为对方有此意愿而我方有此环境,二者岂非一拍即合?这是人文学术崇洋媚外风气的直接学术性效果。现在我们再来看本文开始陈述的当今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的发展困境问题,就不难把握本文的旨意所在了。如果洋导师方的自身有缺欠的学理知识及偏颇的思考方向,他们却意图利用中土弟子方学界的崇洋媚外大环境,而将其学大幅度地“移植”于中土人文学界,此种学术思想移植之效果将可在后者的特殊环境内连续“自动增值”。为什么?因为人文学理的非科学化发展使其易于成为各种“功利主义”运作之工具,此类舶来品将不一定以其内在的学理价值,而是以其经过“土洋共同运作下形成的”使用价值之决定机制,在功利主义环境内发挥其永续性的准支配性功能。为什么?因为各方都着眼于其所增附的“名势价值载者”的功能,而非“真理认知传布”的功能。此类学术功利主义因为运作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语境内,必定以其“国际标准”作为衡量之手段,以服务于此“买卖双方共治之名势产品扩张目标”。此时学界仅能按照参与者在职场内“势力”之大小“论价”,功利主义学界则可进而导致洋导师方的五大优势(人种,国籍,学历,成就,名誉)所支撑的此所谓 “国际标准”成为中土学术山头营建的前提之一。
 
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国际人文学者人人以推销自家学术思想(学术商品)为其参加国际交流之目的,并视中方绍介洋学的工作为“弘扬西方文化、文明”之贡献,迻译者和介绍者被视为因崇尚其学价值而为彼国文化传播尽力。这样的学术“本国主义观”实际上主导着各国国际学术交流政策的方向。【我于九十年代在德国获得德国多年慷慨的科研资助,从“现实角度”看只有对之感激,而从德国哲学倡导的“理念”层次看,其学术资助政策本应采取“国际主义”或“人类主义”,即用德国的资金支持人类共同的学术事业,而非用此本国资金具体地支持本国诸个别教授的私利。自然因此与之发生意见冲突。幸而最后在赢取基金会出版编辑费问题上,我毕竟以我采行的“人类主义观”说服了他们最终继续为我提供了出版编辑费。】在现实学术层次上,从效果看,翻译和绍介彼国学术的确是客观上在“弘扬”该国学术。但从“动机层”上看,我们译介彼国学术理论其实纯粹出于自身的学术思想建设需要,而并不是“为了协助彼国弘扬其文化”。作为当代法国理论率先和系统地中国译介者,我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中华学区和我本人求知的需要,虽然客观上获得了法方学者的“感激”,但如果他意识到我这样做最初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先是为了我们自己,之后是为了人类整体学术事业)而学习和推荐此国彼国学术”的,西方学者应该如何看待呢?西方学者,特别是当事人,是同样高兴呢还是减少了“感激之情”呢?如果按照学术为天下公器理念,当然应该是前者,但现实学界人们往往表现为后者。再如我在译出老外理论书时,从他们的感谢致辞看,他们多多少少将我的行为看作是“对其本人及其学术做出了贡献”,此工作是“为了他”而完成的,而实际上选择并完成翻译该书可谓百分之百是为了自己及国内之需要(甚至于是:利用其人之“成果”以丰富自家之知识;如反过来从他们的角度看也完全应该如此)。那么这是不是含蕴着另一种自私主义呢?按照仁学,不是的。我们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建设需要而工作,而选择,而奉献的。之所以说是为了“自己方”,那是“学为己”之意,因为认为我们特别需要补充己所不知者,正如老外如需要而欲补充他们所不知者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热情给与协助一样。
 
在此让我们再进一步剖析此微妙心理:译介某人作品之“效果”有二,而非仅为一。他如想到此一工作给他带来了较多利益,他当然感谢你,但如当他认为你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知识收益从而有可能在同一领域与其发生“对峙”,他就会立即产生某种微微“不合算”感觉或“警惕”心理。特别是当作品本身是相关于第三人之思想之时。这是当今学术个人主义最荒谬的表现之一。只有亲身参与此类“中西理论”交流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触及此类心理波动现象:当思想原创者不是该作者时,即当他和你一样是研究该第三人原创者时,你的翻译过程当然也是向此作者和原创者同时学习的过程,而后两人在此交流关系中的“思想贡献比例”却大为不同,作者当然比翻译者花费了更多功夫来克服理解原创者作品之困难,而翻译者则因该作者之此种在先“解释性成就”而方便了对原创者理论的掌握。此时,当作者和翻译者在面对着同一原创者作品时,显然是翻译者因作者之在先劳作而受益良多,而此“益”是指读原创者理论的掌握深度。在此过程中,正是作者的劳务帮助了翻译者,对于掌握原创者理论的目的而言,显然是翻译者成为最大获益者(如作者花费多年研究原创者作品的成果,可被翻译者短时间内“获得”,而“所获得者”主要是指原创者之成就,而非主要指作者之成就。该作者可能主要相当于成为了翻译者获益之“拐杖”!这正是该作者可能突然感觉“不爽”之微妙心理原因。我们从中可以深切体会到这种“私利本位心态”)。而如果此最终效果(导致翻译者“增知”)还特别有助于翻译者在组织日后自身另外的其他研究计划上受益,该作者的“自我利益得失感”将进一步复杂化。那么此种微妙关系是如何“暴露”的呢?例如,正是当该作者觉察到翻译者的个人计划与思想方向与作者甚至于相互对立时。秉持个人主义的作者会顿时感觉到“有所失落”:因为1) 两人的研究对象相同,翻译的效果主要是弘扬了原创者思想;2)但 正是该西方作者的辛苦在先研究之成果导致此翻译者增加了对于原创者成果之掌握程度,而该西方作者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竟然是有助于中方译者发展其与作者思想方向相反的一种研究方向;这样一来,作者岂非在跟自己“过不去”呢?(此项知识之传播最终反而有助于翻译方发展与西方作者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当此作者感觉到译者及中方读者最终仅只将他看作一个也是他人思想的读解者或绍介者时。作者岂非也就被视为对于原创理论之某一技术性解释的供给者。此例发生于三个个体学者之间,三人是:西方原创者A,研究A思想的西方作者B,以及对于同一西方原创者A进行研究的中方翻译者C;例子内容是:C翻译了B的研究A的作品,但后者的内容是关于A的思想理论的。如将此种微妙三角关系扩大到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间的学术思想互动关系来看,随着“学习方”自身眼界和目标的不同,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谁向谁学,谁从中获益,其中还涉及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技术性利益和思想性利益等含混复杂的“算计心理”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衡量”中方译介者的“适任性”时,此适任性不仅相关于译介者的西语及知识程度,而且相关于中方学者的“学术实践方向”。如果彼此大方向不同而仅只在一阶段性计划中相互一致,西方学者对于彼此合作适当性方面的“犹豫心态”可能产生于:“我犯不上帮你成就你个人未来的其他独立学术计划!我犯不上帮助你‘利用’我自己的思想成就来满足你的阶段性知识需要?”西方专家当然要“物色”全心全意在中土以传播其本人思想成就为志向者。
 
以上一段关于中西学者学术互动关系心理的推测性判断看似“琐碎无聊”,其实可从当代学者内心深处察觉知识分子心态的时代性演变: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商人式的得失算计,从而也可间接反映其学其理构成之动机及方向问题。按此我们可更细致地体察当代人文理论话语制作之肌理及功能为何。我在此将西方学者的这种“算计心理”视为战后人文学术功利主义精神膨胀的结果。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结合,遂成为阻碍他们像战前西方思想家那样较能朝向纯粹真理世界前进的关键性因素。但是我们的文科留学文化生态如何呢?其导师方岂非就是在将他们视作传播其个人学术思想的“更为适任的媒介”?学界“职场伦理”会认为弟子方应该“忠实于”导师方的学术思想传播。而我则主张,我们应该批评地研读一切重要国外主流典籍,包括导师的学术思想,目的是为了完成我们自己的“学为己”目的。然而,留学生文化必然广泛受到所谓国际规范的影响和规定,包括对于当前世界人文学术界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人生观的影响。如果在回国后通过自身在本国占据的官方授予的优势地位而将该“国际标准”和“学术风格”传布于国内学界,既作为巩固本人在国内占据业界权威地位的手段,并作为参与巩固和强化国际学术权贵间的学术市场营建,中国未来的人文科学事业努力必将大大减少其正能量。
 
更深入一步看,此种根植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化本身,并在全球化时代(在科技工商“兢利逻辑”全面扩散下)又进一步强化、深化了的“学术个人主义”,自然有其来自本身的历史文化中心论的背景和土壤之滋养。在其战略层上,此一文化本位主义固不必言,而在其战术层上,与此文明-文化本位主义“在运作术上”相配套的即是个人主义——实践者个体(个人或团体)的学术成就追求的人生观。后者包含着两个方面:在三千年连续发展的思想史基础上进行的个体自身继续的创新以及此创新成就的全球性影响的推进。这是两件事:一者为学术内容的实质性“成就”,这是被认为只有在其本域基础上才能有效完成者;另一者是此成就的“被承认、被信仰”效果在量上的无限扩张。要点是,后者的相关“参量”并无关于他人对其成就之有效掌握和正当运用,而是实质上主要相关于对其成就的“认定”和“崇敬”。换言之,当其思想理论“传播”时,真实的(也许仅是下意识的)目的仅在于产生“认定和崇敬效果本身”(自然包括对其“原创性产品”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应用”以及从而产生的“名利收益”)。其个人主义(可比喻为私人企业家心态,请按此比喻对此学术交流关系的性质进行“真实的想象”)的运作战略必定包含两部分:“自身制作方略”(企业家对于产品制作的“商业机密”;他当然无意于,甚至是防范于此一“机密”被竞争者或消费人掌握)和充分积极有效的商品推销术。如同学者的独创性理论的推广,但其中隐在地包含着[至今大部分藏于潜在状态]一种担心:难道他真地希望他自己的所谓“独创思想产品”的“处方”,“蓝图”被“受学者”掌握,甚至于因此而导致此潜在的竞争方[也许最初仅是“徒弟”]有朝一日以此获取自他的“智慧结晶”来发展另一种足以与其本人的思想产品竞争或抗衡的“新产品”吗?再举例看:古代作坊师傅对弟子“传承”手艺时,为什么要“留一手”?因为其手艺人人生观中的“自利主义”永远要处理一个“辩证矛盾”:既要“传承”[相当于学术传播],又要防止徒弟威胁或超过师傅。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师傅生前要防范弟子技艺可能超越师傅本人,甚至于要防范弟子于师傅死后可能超越师傅!个人主义的“师傅”可能还须对其本人之身后“万世名”进行生前布置呢!竞争主义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治学人生观吗?
 
为了解决上述比喻中的学术实践之“辩证矛盾”(洋学既要传播和不断扩大影响,又要防止其“效果”引生异文明地区“受教方”可能因此研习成为而有朝一日自身理论之有力“挑战者”),在几十年的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中,洋方(已被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自利意识浸透心灵者)也渐渐积累了其“国际交流战术性智慧”经验:理想方案即首先寻找(找对)自家产品国际推销的“适任推销员”。这个合格推销员须具备:a)对自身产品的基本领悟力(语言+知识)和忠诚度(实为知识上对自身的客观依赖度);b) 但此领悟力不可达至足以与其抗衡的程度,其信任度不可发展至明确的心态独立性;c)  此一源自在先“师徒关系”的继续推销代理关系,必须符合代理推销者的本人私利(学术“买办”在其本国之名利收益,必以持续高颂此“洋背景”之权威力为基础);d) 推销区应有长期稳定的“自卑意识和高视老外的历史环境”(实为:权威者需要特意高抬老外以实现其在国内“拉大旗”以自强之目的;“高视之”其实是为了“利用之”)。
 
按照以上例解,读者即会想象到(此意我几年前已经谈过,而如今之认识又进一步强化了)为什么我会关注“文科留学文化”(主要指理论性专业;本文所说的“文科留学文化”为广义泛指,其实包含一切国内“西语界出身的人文西理学者”)中掩埋着的一种“集体潜台词”。上述四点岂非全部适用?其中关键者为我一贯指出的两点:平均研学程度的“必然低层性”(这是“文科”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中的固有现象,当然不是缘于文科留学生本人的责任)以及回国后普遍受制于“职场功利主义逻辑”之制约。二者的“合力”即反映为上述四条件之合力。结果,海外学术产品制造者和海内同一学术产品推销者,由于都采行时代个人主义-自利主义治学观,彼此必然成为天然理想的“合作伙伴”(partners)。如果按照仁学伦理学的治学观,此类问题根本不应存在。【留学文化和外语背景本应成为积极学理实践及提升的“方便”,本应是最为正面的正向治学的条件和能力,现在却在百年来历史变化环境下,却大有成为以之率先进行名利实惠追求的“方便”!这是一种难以为人发觉的时代文化之“隐秘”!因为,何处不是他们看似最具“优势”呢?此一“辩证表徵”又岂止是关乎个人学风问题的“小事”,而是成为了一桩关乎中华精神文明前景之“现代史大事”!他们自己对此并无意识,因为他们身处的海内外“优势环境”遮蔽了他们的深层睿智。当秦家懿和余英时等在几十年前港台大陆综合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对于自身得以任教于西方学界边缘学科)如此的学术自信与自傲时,其经验主义的“眼界”之自我窄化,岂非可代表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价值观局限性?其“国学造诣”并未触及人类精神文化之前沿为一事,其“人生志向”满足于在西方校园获一席之地为另一事。】只有仁学价值观才会真实坚守学术思想为“天下之公器”的古训,其所谓“学为己”原则,正符合于“为真理而真理”原则。个体之人文学理努力必然应视之为人类共同精神思想史努力之有机部分;所谓“有朋自远方来”正是出于为了共同分享“人类真理”之“道”的心理,怎么还会在学术交往中计较“谁占了谁的,谁沾了谁的”呢,而今日在此领域内的“智慧产权”观中岂非潜存着一种“反天下公器观”?我们须从此全球化时代的全新历史文化格局中重新思考中华精神文明重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问题。所以才会进而辨析说:我们认真积极研习他国文史理论的“目的”主要不是出于为了协助他国弘扬其文化的动机,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发展的目的。因此我们必然要按照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最恰当的方式来研究他国学理。而当老外为此可能责难我们岂非怀抱另类自利主义时,他们又发生了误解。其实我们坚持的独立自主治学观(它必然表现为对于洋学洋理的批评观)正是符合人类共同真理追求之目标的。正是他们的个人主义在违反这个地球村时代更应发扬的普适人类主义标准,我们是为了坚持这个(仁学人本主义的)标准才需要与他们保持合理的“实践观距离”。其实我们更为深刻的“大公意识”(以我长期与西方人文理论家来往的经验,他们今日最为欠缺的就是这种人类一体的人文学术实践观意识)在于:正是出于人本主义和人类主义的仁学伦理观,本着“当仁不让”的士精神故训,我们才需要不顾任何一种现实困境而能如此积极地研习人类全体知识成果,但根本的目的正是在于使之继续朝向正确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发现了今日国际人文理论主流的“危机”状态,我们才更须加强“中华士精神”之力度,此一民族精神意志力强化的表徵正在于(老外对此全然不解):正因深识民族历史现代化以来自身知识的缺欠所在,才勇于从基本做起。(阳明学之本质即是:“回归此基本的基本——良知与知行合一意志论”)
 
此一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的危机绝非区域性的课题,而是也同时反映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危机。西学理论的危机之本质可验证于:尽管二十世纪以来其活动形态历史上空前地丰富化了,却越来越暴露出欠缺实在的科学理性潜力以面对人类历史新阶段出现的特大问题:人类精神的唯物质主义机械化新趋向问题!更准确说,所谓理论危机实指其文明传统上的总体精神力资源——科学学理和信仰体系的“精神文化合力”——之疲软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该总体精神资源内涵的人本主义(科学)和超自然主义(信仰)之间形成的张力,从结构上瓦解着、弱化着其综合理性能力及精神行动意志力。
 
以上关于中西人文理论互动关系问题是根据于当前国际学术深层现实所做的“未来演变之推论”,其衍伸的论域不仅涉及到中华精神文明前途方向问题,也涉及到全球化历史新语境中的学术实践学的策略学问题。它首先涉及到如何运用符号学思维重新蠡定各种相关“思维单位”问题【之所以说北美式符号学不是真正的符号学,正因为他们的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使其难以进入此一重新蠡定思维单位的认识论阶段;我们之所以老要谈此一“实用主义根源地”,因为百年来大多数文科留学精英都是受训于那里,他们势将长期利用此一“个人历史渊源”以在中土经营其整体的精神事业特权,从而将并非属于世界最前沿的人文学理成就广布于中土,以作为自身维持该假定特权之土壤】,来重新思考和规划中西精神文明互动事业。这是不断制造着一波波技术性飞跃的科技工商精英们没有能力处理的领域,虽然他们以其“科技性傲慢”根本意识不到此事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们在“文明学”层面上是应被纳入广义法家-马基雅弗利人生观大方向的;因此,他们当然是属于“物质财历史过程”的。简言之,自此以后,我们必须从功能上区分“产生者”和“效用方”二者,因而须对“你、他”与“我”的相互关系重新规定,并清晰认识到:凡我可加以对我有效利用者,即是“我的”,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的扩大版观念。在实践学层面上的单位定义与在发生学层面上的单位定义,应该严加分离。如举例极言之,“现象学”明明是西人之创造(发生学事实),但此一事实无关于对此事实之有效利用方的身份问题。不论谁一旦掌握了此“发生学事实”,此事实即被使用方所“分有”;不,甚至于是“全有”。对此问题,与实际思想创造者仅属“同国籍者”更无权利妄自“独占”其“同胞创始者”之“创始权”,何况在人文思想领域此“创始权”根本不等同于“所有权”。一切身份认知混乱都是源于对于“所有权”一词内涵的歧义性加以自私自利乱用之结果。在精神文化思想领域,我们不必盲目跟随科技工商的商品世界的功利主义交易性规范与法则,来规定人文科学发展的“正义性”概念。当然,在此重新蠡定思维单位、身份定义和所有法权时,正当的实践学态度中当然要同时分清不同实践学层面上的不同“划界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发生学层面上的合理定义妄自改换为“使用学”层面上的合理定义,否则即为“思想盗窃”或“作品剽窃”。同理,发生学上的创造者或“与创造者同国籍者”如果企图人为地限制他人、他国人合理充分利用其“本国产品”,其想法和行为亦属“垄断”或“霸道”,因其将“思想品”物化为了“买卖商品”,以期将人文思想活动变异为个人谋私利之工具。这两种倾向当然都是错误的。【此间当然也涉及到一个实际的“得失盘算”问题:如果,慢慢地,洋人意识到了一种“不平衡关系”,即我们的“思维主流”越来越可把握其精神产品之精华或本质部分,而他们则很难在相反的实践中为之,于是在实践者的总体“思维运用资源”上,西方将可能有朝一日低于东方,那时彼此的精神思想事业上的“高低关系”将翻转过来。他们的文明骄傲心将被迫做根本性调整;这就是:西方文明本位主义必须以新人类文明本位主义来取代;历史上的“高低势位”亦将抹平。那么,这是什么观点呢?岂非这正是仁学伦理学之观点?仁学就是“人之学”,就是“人类伦理学”,就是“为人者”必应视之为时空普适之人际义理学!】
 
以上所论的事态与相关逻辑关系,虽然自信十分清晰,但仍然很少会为学人所充分理解或接受。这就牵扯到本文以及在先之文都曾一再涉及到的文科理论家的“治学偏见”问题。后者的误区在于不能在认识论上辨析历史1 (社会物质性发展)和历史2(精神文化性发展)二者的人生价值观和实践逻辑学上的差异性,以及与之连带地不能辨析现实学术与宏观视野的思考层次与角度的差异性。前者的偏差表现在学人不能区分两类功能不同的“课题系列”,后者的偏差性表现在不能区分职场制度内的“客观要求”和伦理价值观上的“主观要求。”二者分属不同的心理关注层级,而全球化时期的职场文化必然是朝向于“实用利害”的(当然,无人否认:连“柴米油盐”这样的最低层物质性对象都不能排除,当然更不可能排除解决学人生计问题的职场文化关切),而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即使在未来大部分劳务将由机器人承担的时代,即使在未来由于大部分人口的“惟技术化训练”而纷纷成为“准机器人”时代),人之所以为“人”,仍然不可能摆脱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生存需要(这是机器人和准机器人永远不能取代的)。而此一“成人学”(成为“人”之学)即仁学,它永远不会从属于任何“物学”。可以说,人学与物学,彼此“术有专攻”,不可彼此取代。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在职场规范之外构思和营建真正朝向精神文化世界的目标。所谓宏观视野的必要性,也即古人所言“取法其上仅得其中”智慧的深化版。你心中如无此“上”,那么何来其“中”呢?既然为求得“达中之上”,自然仅需视此“上”为高悬之“法”(人类伦理理性),其“建设”涵义在于其方向定位、目标意识和渠道有效三向度。此三向度之“高要求”不须混同于任何职场实用主义格局限定的具体要求,因此这是好学者(即“好仁者”)在理念信仰上可以达到的人生精神实践内容,它们并非属于虚无缥缈一类的幻想世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教导含蕴着多么深刻的朝向理性主义的民族性真理意识!此一“民族精神密码”预示着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内在科学理性基因之历史性存在)。
 
以上所谈,绝对不是出于什么国际间的争强斗胜或意气之争之念,而是基于对中华精神文化与人类共同人文科学齐头并进发展的理性思考。【可惜洋人的制度性、结构性个人主义使他们普遍地欠缺了此种伟大的仁学治学精神,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劝勉,[因为:他们都已成为“法律人”或“制度化思考者”,故只相信并遵从既定之“客观法则”!] 而我们所能够关心者为:不能因为百年来的崇洋媚外人文学术环境和建立在留学文化基础上的“学界权势跨国垄断局势”而阻碍了中华精神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潜力。】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以及百年来形成的崇洋媚外环境,使他们分辨不出你对其学术在某技术层面上的重视和你对其学术在其他方面的保留(甚至于批评)态度的合理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文化认识论的严重挑战面前——中方既需要长期追赶西学知识并在此实践中必然长期处于“学生”地位,而另一方面又须继续超越西学认识论-实践论框架并克服其缺点,以便营建自身未来的独立治学方向——,两千多年前的仁学人生观和学习观为今日我们预先准备了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指南”,此一人本主义伦理学方向的学术理性指南,可有效“插入”或“介入”以现代西学为主流的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战略之中。秉持着此一中华精神世界(非指其物质世界)独有的仁学伦理学价值观,我们遂有合理的“智慧”克服此一认识论- 实践论矛盾:即在战术层次上诚心研读西学人文理论知识,而在战略层次上“合理跳跃性地不囿于”西学之整体格局。这是一个相关于学术实践学辩证法的问题:一方面在战术层维持“可相对满足实际需要的”认知西理程度,另一方面在战略层上依靠仁学伦理学提供的“宏观视野”理念来超越西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藩篱;换言之,如前已述(本人几年前在西北师大讲演时提出的“西学理论实践三原则”,今已无数次重提过),在学术技术性层面上要保持研读的忠实性,而在学术思维大方向上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今日海内外对此二者无不认为是二为一体,以为必须使二者保持实践学一致性,而我们的实践学辩证法则要将二者加以智慧性、合理性的分离,并在此合理的“距离化”实践中构思我们的全局性“宏观视野”。所谓宏观视野观念,可以个人或集体为本位设想,也可从民族文化传统整体发展角度设想。而更深一步看,此一中华精神文化发展的新仁学观,实际上具有其内在的人类全局性,因此最为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文思考需要。因为全球化今日,中华精神文化的发展前途,与世界精神文化发展的前途,应该是充分一致的。也只有因为具有此种中华与世界的一致性,我们才可能有效地谈到中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有效影响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中华传统本位的全球化人文科学发展观,可能为受到国际人文学术训练的留学生们理解及采行吗?为了在国际面前显示其兼顾中西的规模,他们自然地会采取现成的泛汉学路线,和国学界的“走向世界派”同样采取与西方汉学合流的途径,即以中华传统学术的资料性积累配合以装饰性的西学理论补充,以便仍旧可以因符合“国际标准”而被纳入国际人文学界。而我们提出的宏观视野立场则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努力与国际标准一致,但在思想性层面上则须与“国际标准”保持合理的分离性,甚至于价值观独立性!为了贯彻这样的理性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重建事业,第一步的第一步(形成有效宏观视野的第一步)则是“学术良知”意识的培养和践行,这是一种中华历史特有的实践学的“心学传统”,而不是由西方文明创造和带动的自然科学之“物学传统”。新仁学和新阳明学之所谓“新”绝非暗示要改动此传统思想本身的内涵和结构,而是要调整其现代“运作域”范围和充实其现代化方法论内涵。此种中华文明本位的新思考已经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汇通后的产物。(不过,此一中西汇通组合方案与由西方专家们规定的国际流行的方案不同)那么这个“第一步”具体指的“心术”是什么?应该是仁学本位的学为己人生观,其外部表现主要是绝不趋炎附势!包括国际人文学术主流之“大势”。中华精神文化体内的新“士观”,因人类历史之巨变,将难以再体现于社会活动界,而是必然转化入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艰难和急待解决的世界精神文明与人文科学建设界。所谓“士精神”就是一种“抗势精神”(此为孟学之核心),在古代此精神可部分地体现为社会政治军事实践领域(那时社会制度化演变尚处于低级阶段),而如今(当一切均须法制化的当代)它自然转而挺进入正陷入价值观和认识论僵局的世界人文科学领域了。面对国际学术主流之“势”的压力(此一势头大可方便地利用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期间形成的普遍崇洋媚外氛围加以有效扩散),独立自主的中华精神文化实践者首应不为其势所屈。(买办式学术文化的特征则必是处处趋炎附势,正如传统上大家之所以揶揄“买办文化”,首先即因其必具的趋炎附势心态)在深入读解“原始论语文本”时,我们发现所谓“孔子思想”的第一风格性特征正是其言谈举止不含些微势力观。(而与之对立的法家思想的第一风格性特征则必是“仗势欺人观”。)此所以历史上法家成为儒教社会政治成功的主导思想(历史1 ),而仁学成为中华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历史2)。因此正是后者才可能与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发生逻辑性关联。前者则与封建王朝一道永远消失于人类过去历史中了。【先秦仁学和秦后儒教之学今日之所以应该分离,正是中华精神文化史融入现代人文世界时所需的历史认识论转换之肯綮。】
 
本文最后,我们再一般地谈一下学与思关系老问题,因为这是几千年来作用于人类历史生活中的最切己的问题。根据我们对于西学理论态度的二分法(技术层面上的忠实跟进,思想性层面上的批评反省),我们于是看出了其学术成果本身的价值两面性:对在其专业渠道内部的明确技术性成就的基本肯定,不等于将其专业技术层上的(理论)成就视之为可作为任何课题研究与判断的现成认识论根据。同时发现,二者的混淆正是西学理论拙于现实分析判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似乎是一种“生存于”特定“话语系统”中的“自圆其说者”。正是按照我们“修正过的”符号学和解释学观点我们才进而发现,理论分析误植的结构性原因,即在于大家忽略了新时代的人文学理革新要求:人类精神学术文化到了大力全面开展横向的、综合的跨学科理论汇通时期。而该人文学界因囿于职场制度化窠臼(其“发力点”表现在学术权威准山头 [称之为独立的学派和独创的学说] 的存在和权力把持)而难以完成此一时代人文学术史上的“战略性转移”。于是,各种各样的“理论”都自以为可作为解释某种“现实对象”的逻辑工具,实际上其“证实”过程只不过实行于其“人文学术自留区话语圈内”而已。当代国际人文科学具有的“理论成就”之名势(它主要关联到学科本身制度和学术市场运作)与“现实认知”能力(它应相关于社会文化各类现实)的普遍分离性,来重新看待本人思考了三十多年的“学”与“思”的辩证关系问题。其实人所共知,学思分裂或分离为当代社会文化现象中的常态,特别是从越来越朝向深广发展的泛媒体世界中容易发现之。一方面是媒体界擅长于“根据现世经验”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则擅长于“引经据典”,诉诸于学术知识。表面上看,似乎是媒体界更为合乎理性要求(他们常常嘲笑书斋专家的固步自封,脱离实际和自以为是),但知识界也不难发现,媒体界所擅长的经验性认知往往停留于现实之表层,故欠缺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广方面的认知,从而其所谓“现实判断”往往在面对着历史复杂性局面时顿时失效。不过,特别是就西方人文理论界来看,专业学者的确倾向于“准教条主义”式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其所据之“学理”与其现实性推断之间往往欠缺充分的逻辑性、合理性关联。然而由于“理论话语”往往可发挥某种独立的“逻辑美学式的”忽悠作用而可示人以道理上更为“专深可靠”之印象。这类纷纷昙花一现的“理论忽悠”在现代史上真是比比皆是。于是人们似乎又颇有理由怀疑人文科学理论的固有价值。(如今西方世界近年来显著消减人文学术的规模和意义即为证据之一)而按照本人的符号学-解释学立场,相关结论是:这些人文学术各科专业理论知识仍然都具有其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但它们不是可以脱离学科本位范围独立发挥作用的“完整理论武器”。如果将其进行跨学科的革新改造,理论的有效性,或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此一相关性当然须结合与现实更为靠近的社会科学知识才得以较好贯彻),就会大大改善。同理,媒体界的现实关切性,则可通过相关科学理论认知而深广化其观察和分析实践。因此,学术界和媒体界正应该开展积极有效的互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非各自为追求自身的职业化利益而怯于识认自身之短。
 
广义媒体界和广义社会活动界的“现实贴近性”,其实涉及到诸多不同的“现实因素”,并非即指其更接近一个笼统而言的“现实”。由于此类思想活动含有较明确的功利化动机和目的论意识,其关注的所谓“现实”尤其包括其诉诸的受众对象(大众)之“现实”:即后者之社会条件和知识条件。其所谓关注现实就包含着更强烈的“影响”受众认知和意愿的动机,此种影响他人之动机遂与自身增进知识之动机非常不同。当二者表面上汇聚为同一“现实认知”时,此一认知之性质,与受众方的上述“条件”直接相关,特别是与其知识条件相关。(媒体界关心的必须是受众“喜闻乐见”者)而当当今世界人口之百分之80(知识分子的百分之90)都是科技工商教育背景的时,要对这些基本欠缺(其中少数人例外)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大众进行“人文社会类别的认知引导”时,其有效宣表言论,岂非内在地,结构上地,必然止于通俗化程度,因而其言论本质上欠缺着深度正确认知的可能性?【传统上的误区正在于:世人以为,自然科学须待专学,社会人文问题人人可经验性地直观处理。】世人一贯把“任何一种社会人文谈论”与“对社会人文现象进行的科学性分析”混为一谈。而广义媒体界的急功近利者则偏偏要利用此种“认知范畴混淆性”来从中“取利”(如前文所谈的通过“理论修辞学”进行的“聚众忽悠术”)。例如,今日海外华人世界由于日复一日趋于科技工商化,大众对于高端精神文化日渐失去兴趣,此一现象乃是我们强调严肃人文科学绝对不能追求“媒体效应”(点击率,知名度)的实际理由之一。【此一课题与人文科学的发展关系极为复杂,须待日后专门论述】
 
【现举海外台湾系报纸《世界日报》为例说明。二十年来本人作为长期订户,年复一年地眼见其逐年删削精神文化性的讯息的作为,更不要谈,其周刊专栏中今日更无些许社会科学或精神文化方面的资讯[其所谓“精神文化”仅指风水、灵异、法师、运势一类迷信八卦。此地“老板们”大概都将“五四时代”视为迷信者,视之为“心灵鸡汤”了!]自今年起干脆将周刊的仅有例行的三小篇“时论”也取消了,以充分适应海外华裔大众的俗气至上“趣味”。与此同时,必然增加的是各类“星讯”以及各种“迷信”。这种逐年加强的“去高端文化化”倾向,正可反映着科技工商人士的“低端文化趣味”广泛地支配着文化知识市场。“畅销书”的出现亦与此有关。不过这些“抱怨”可能均属本人自身之实质上的“蒙昧无知”,不知今日世界已然根本改变。因时代的新的生活、教育、工作方式已然彻底改变了人之“心态结构”;人正朝向“准机械人”境地系统地演变着。媒体文化不过是在适应此新的社会文化现实而已。如此,倒是我们这些要求“正视现实者”在自我矛盾了!“不敢正视”此“新现实”的岂非正是我们自己!等到现代“半机器人”将来在面对“全机器人同伴”时又该如何呢?“人”将不复“为人”乎?】
 
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人士的现实分析能力则受到现代职业化-分科化的阻碍学术领域与课题间自由沟通值得限制。对此我们已经多次谈过。在此仅只补充一点。人类社会文化现代化历史以来,“学问方式”,“教育方式”,“思考方式”等趋于规范化,格式化,效率化,其市场受取性也受到普遍的制度性因素之约制。一方面此类文教制度化方式固然增加了专业内的技术性严格化和判断力统一化,但另一方面,此种全球现代化时期无处不在的“系统性训练养成法”之实践,导致学人之思维方式也不知不觉地与其“受训练之格式化”挂钩,无形中形成了“专业本位倾向的制式化思维之特征”。这是我们在国际人文学术活动中不难发现的思维方式有效性“问题”。但因各专业人士都生存于、活动于、交流于专业圈子内,所以也制度化地形成了业界统一的“格式化语言”(包括术语,推理方式,判断标准,价值等级等)。其“现实关联性”方面的必然“片面性”(=专业化)使其极易以偏概全,是己非他。在此,我们尚未继续发挥前面提到的基于各种专业本位主义的职场功利主义因素的“实用主义限定性”呢(对于后者,“做学问”就是“求利益”,其具体目的首先即是追求 “无限扩大知名度”——社会制度性认可!)
 
如果一种思想或信仰体系目的仅在于向“大众”宣扬社会、文化、人生价值观,仅在于最终追求“接受者”或跟随者的人数(点击率等),实用性手段自然多多,但均与社会文化人生的科学性研究无关,而二者在国内外均被普遍混为一谈。如此最易引发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话语范畴混淆”:在信仰宣导和科学认知之间。前者面对大众,后者面对专家,二者截然不同类却使用着不少共同的“术语”,如“真理”,如“信仰”,如“善恶是非”等等。这些各类不同思想类别使用的共同词语,已流传千百年,可谓根深蒂固于人间,却一贯地起着混淆世人认知的有效作用【世人大多数欠缺社会人文科学知识故必然欠缺有效相关判断能力】。实际上,几千年来经验告知,“信仰”是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向任何教育程度的人有效灌输的,只要“灌输的背景和渠道”有效于人性内在的“受动可塑性”即可;此一数千年存在的人性“起信心理术”正有待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今后认真加以研究。但将“起信方术”和“理性信仰”混为一谈,是一个国际上至今分辨不清的问题。我们至少不能使此大众认知混淆活动妨害了我们的小众人文科学的理性传播活动。
 
此外,当职场学术专业学者在判断现实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基于其专业本位功利主义立场从而难免影响到其判断的客观性时,媒体界以及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活动人士则普遍在其自身目的论的功利主义驱使下系统地将其现实判断与其活动目的意识杂糅一起,使其现实思考和活动设计融为一体,遂可使其现实分析与判断的“修辞性话语”作为其功利主义目标实现之工具。当然,“学科专家”更须防备的本位主义,还不是功利主义性质的,而是认识论片面性的:误以为其专科理论知识即应有资格作为进行现实判断的“理论基础”,也包括这样的“自以为是”:迷信于自身学科内受取的“专业训练”,但不进而考虑该专业与相关现实问题间具有多大逻辑相关性?我们不妨据此推测,为什么西方人文学界,特别是那些本应更具有分析判断能力的理论家们(在此再次提醒区分文科理论中“偏于社会科学的”和“偏于人文科学的”必要性),为什么其现实判断能力如此普遍地“孱弱”而不自知(其时代人为加封的“职称荣誉感”蒙蔽了他们的“认识论良知”为原因之一)?其中尤属不堪者,当为载有古代最高荣衔“哲学家”者,之所以称之为“不堪”,恰因其具有的“自以为是的肤浅心态”和“负面影响力之显著”此二突出特点。这是我决意在2014年告别国际符号学学会时发表的论文对之加以公开批评的理由之一。为什么我从最初如此崇敬其学而最后对其加以最深警惕?因为西方理论家们受到“形上学-本体论”的逻辑美感蛊惑,未能按照“当代修正过的解释学-符号学”观点识认出:同一学科名称“哲学”,其古今社会文化功能已经几十倍地演变了。试看,今日该领域内哪里还有一哲人之“风度”可相比于柏拉图-苏格拉底时代人的?当然,也不是其人本身之过,而是时代环境几百年来已经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出于方便沿用至今的各类名称,都应该辨析其古今所指的不同内涵!这正是我们提出的“国学符号学”的主要旨意提出的因由之一。
 
当我们必须迫使自身避免自我矛盾地真实面对“真实的现实”时,岂能忽略此最直接的“现实——时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素质”?岂能忽略两类“脱离社会文化深度现实性”:一类是欠缺社会人文教育的科技工商人士及其媒体界代表之以实用性“浅现实观”取代“深现实观”所导致的结构式“一般人文现实疏离性”;另一类是由社会人文人士及其媒体界代表由于制式化社会人文教育而导致的“深层人文现实疏略性”;二者并在统一的职业化平面上共同受制于功利主义实惠观所主导的“实用现实关怀性”。在人类具有的这些现实观环境内,各种怀抱着“夺众聚势”的团体可以随意创造各种“相关于现实的理论观点”,彼此必然相互冲突(如今此类人际冲突的可能性可类比于商家产品品牌间的必然相互冲突性),或(有心人)必然意在制造引发冲突以取胜的理论话语,而世人由于上述各自具有的必属片面性的现实认知,遂自然地成为纳取不同“教义或理论发明品”的人众渊薮。【历史上,为什么同一信仰系统中总是出现不同的相互争斗的分支?因为它们都要通过某种标新立异策术以“利用同一系统内之共同资源来战胜同派内其他分支”;而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却永远要打着该分支比它分支发现了更多“真理”的高尚口号,此一趋向至今依然如故。其成功的共同方略为:使信众以为,因皈依于此“同中有异”新派系而即可使自身在生存意义上“高于”同类的肤浅虚荣心。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新教义宣导成功之共同“秘诀”是:其修辞学胜义含有的潜台词是:可使信者以为仅须一步之遥的努力,即可在自身生存价值上超越同类!无论是于观念上的现世还是于事实上的来世。此种大众信仰习得的轻易性,遂导致几千年来出现了如此多的大小“信仰派系”,人们并易于将任何一种“派系信仰”类比于人文科学所说的科学理性信仰;把任何一种唤作“真理”的“信仰观流行”,混淆于科学理性所说的“真理”。同一“名称”承继的几千年歧义性,遂成为狡黠历史弄潮儿加以充分利用玩弄之手段。】
 
 
【2017年12月12日完稿,两三周来“课间”叠积而成的另一篇笔记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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