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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于语词世界的哲学概念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河 点击:3386次 时间:2010-04-14 04:58:02
一、对哲学概念的两种观察视角:逻辑的和语词的
    本文旨在讨论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这个讨论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即对哲学概念的“ 翻译”。但在传统的哲学平台上,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问题。这是因为, 为了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传统哲学家们总倾向于在应然的、理想的意义上使哲学概念 等同于逻辑化的概念。“逻辑化”的首要特征是形式化,它要求哲学概念具有康德意义 上的先验性根据;“逻辑化”的基本属性是“普遍性”,它要求哲学概念成为克里普克 意义上的“先天真理”(即像数学公式一样的真理),它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 ;“逻辑化”在语言分析中的基本实现手段是原子论的,它把陈述性语句当作基本的文 本单位,把对语句的成真条件的描述当作重要的处理手段。在此理解中,哲学概念应当 是“唯一的 = 普遍性的”逻辑语言。它属于一个单数形式的语言世界,即logic的世界 。单数形式的语言没有翻译的必要,逻辑如果是可翻译的,就不再成为逻辑。(注:美 国哲学家Micheal Krautz在谈到戴维森的“概念图式”时曾说,任何“概念图式”都是 不可翻译的。因为“概念图式”是自身融贯的(coherent)。假定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图 式”去翻译它,只能有两个结果:假定目标图式与“原本图式”具有相同的融贯性,那 就没有必要翻译;假定目标图式与“原本图式”具有不同的融贯性,也就无法翻译。这 被称为“选代性图式论证”。这一论证适合于说明逻辑与翻译无缘的理由。(参见Krautz))
    如果囿于上述理解,翻译的确不是探讨哲学概念的合适角度。因为它首先承诺的是复 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即与特定自然语言、理论制度和信念束(a stock of beliefs) 相关的logos的世界。然而,正因为从复数形式的“语词世界”入手,哲学概念的一个 长久被遮蔽的特性才可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哲学概念的栖身性”(dwellingness)—— 任何哲学概念或叙述总要栖身于特定的“语词世界”。
    以上讨论无非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但实际上,在20世纪许多西 方著名哲学家那里,翻译已经是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对“翻译”的研究使他们的着眼点 从纯粹逻辑立场转向语词关注立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语词”是个隐喻。它 既指解释学中一向考察的本文,也是奎因在1960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语词与对象》一书 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针对奎因的说法,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第四章中专门 探讨了“语词反对对象”(Word against Object)的问题。在那里,他特意将“语词” 与逻辑性的概念区别开来。此外,奥斯汀将他的一个重要文章命名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虽然中文通常将其译为“如何以言行事”,我却宁愿用笨拙一 些的译法:“如何用语词做事”。此外,库恩早期讨论的“范式”、戴维森所讨论的“ 概念图式”等,也大体涉及到语词世界的问题。
    “语词世界”就是解释学最为关注的本文世界。在伽达默尔那里,本文的基本存在特 征在于其“流传性”。而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又给本文存在加上了另一个特征,即 空间性的“流通性”。(注:参见布尔迪厄所著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其中第 一篇的主题就是所谓“语言交换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anguistic Exchange)。 (Bourdieu,p.37-40))无论是“流传”还是“流通”都受制于时间的、地域的等非超越 因素。在此语境下,“翻译”对于哲学概念或哲学本文的“持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人们一向期许着单数形式的理论形态,即philosophy, 但哲学理论总是以复数形式展现出来,即philosophies。
    Philosophy和philosophies的区别十分类似于翻译中的原本与译本的区别。人们心目 中单数形式的Philosophy似乎是一原本,而复数形式的philosophies则像是各种译本。 对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想原本的Philosophy与作为诸译本的philosophies的关系问题。假定将原本与译本的关系记作“原本-译本”这样一个二项 式,其中的关系符号“-”具有明显的“两可性”(ambiguity):
    其一,如果把“-”理解为“=”甚至“≡”,则得出“译本 = 或 ≡ 原本”。在这里 ,符号“-”象征着一座通达无碍的桥梁,只要采取还原的方式就可以从译本走向原本 的彼岸。显然,上述等式蕴涵着“原本中心论”的信念,它使原本对译本具有绝对的支 配和裁判关系。即使在现实翻译中这个等式无法成立,其责任也只在译本一方。
    其二,符号“-”也可被视为“≈”,并由此导致“≠”——这就是那个用以表达翻译 之难的表达式:OT(原本)≈TT1(译本)≈TT2≈TT3…TTn,但TTn(可能)≠OT。在此背景 下,“原本-译本”中的符号“-”就被改写为“/”,它包含着不可还原的差异、间隔 、中断、对峙等含义,意味着对“原本-译本”支配关系的解构。
    “-”的两可性是人们对哲学现象感到困惑的根源。有趣的是,中文中的“惑”字由“ 心”与“或”组成,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的思想在“或此或彼”状态下进行抉择的困境。 此外,“困惑”的“惑”也就是“诱惑”的“惑”,这样它就与哲学意义上的“惊奇” (wondering)接近了。如果说哲学始于惊奇,那么,当我们从翻译角度来看待“哲学” 自身时,由上述“原本-译本”的两可关系所表现出的“源始性困惑”就意味着一种“ 诱惑”。
    显然,一旦代入体现着“原本-译本”两可关系的翻译视野,我们就不可能仅仅关注那 种单数形式的语言——无论是《圣经》意义上的“神圣语言”,还是纯粹分析性的“逻 辑语言”。它要求重申现象学的基本立场:所谓“本质”总要栖身于具体的所予方式中 。这种“所予性”与上面所说的“栖身性”是一个意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固守住思 想的属人的权利:这里的人不仅是普遍的人,而且是生活在具体语词世界和传统中的人 。这一点恰好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想相背离,因为形而上学坚定地假定思想世界只有一 个唯一原本,那就是“存在”;思想只有一种有效的语言,那就是以逻辑为理想的概念 语言。
    “背离”以形而上学为理想的哲学是思考哲学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翻译如何是个 哲学问题”自动转换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翻译如何使哲学成为一个问题”,正 是后一追问使当代哲学再度成为一个产出大量启示的“问题”。这种“背离”并非外在 地抛开“概念世界”而纯粹地面对“语词”——因为logic毕竟不是与logos完全无关的 内容,而是为了让作为“语词”的logos不再受到无视,意味着不能无条件地用logic取 代logos。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
        二、“哲学基本语词”的翻译——概念无法逃避语词
    美国学者安德鲁·本雅敏指出,海德格尔的许多重要思路形成于对古希腊哲学中一些 基本语词的重译。(参见Benjamin,p.15;海德格尔,第13页)例如,他在《形而上学导 论》中指出,现代人的“本质”概念起源于用拉丁文natura翻译希腊语的physis一词。 physis对希腊人诉说着“生生”(to be born,birth)的含义,它是显现、持存和生成的 力量。但该含义在拉丁文译名natura那里失落了,后者表达的仅仅是静态实体的在场。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natura这类语词的流传,造成了西方两千年来对存在的遗忘,而 翻译对这个遗忘过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Benjamin,第1章)
    还是与存在问题有关,靳希平先生提到,早期中国佛教翻译曾将梵语中的Bhutatathata译为“本无”或“如性”,并把它纳入老子的消极无为的“无”的理解结 构。然而这个词衍生于Bhuta,而后者的词根则是Bhu。那正是海德格尔谈论Sein在印欧 语中的三种词源之一,意为“显现性的存在或自主性地出现”。当古代中国人基于道家 思想的“格义”将它译为“本无”后,我们或许就错过了从该词中领会“存在”含义的 机会。(参见靳希平,第11页)
    由上述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1)哲学概念在其语际翻译中十分容易被误译,而误 译的结果可能会改变思想史的发展方向。(2)海德格尔等人之所以谈论误译,是因为他 们心目中存在着一个原本,那就是physis在希腊语词的本义。虽然一些语言学家曾对海 德格尔的词源学考证提出质疑(参见Steiner,p.21),但这指责多半是不得要领的。因为 海德格尔对希腊语词所怀有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词源学兴趣,而是哲学的兴趣。他要在这 些语词中听到存在发出的“本真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他心目中的最终“原本”。( 注:我们从英文的本真(authenticity)、作者(author)和权威性(authority)这三个语 词的词形上不难观察到它们的语义关联,这种关联与对原本的承诺有关。德里达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对海德格尔的本真性概念提出质疑。)
    本文在此无意讨论存在的本真含义,但上述经验恰好提示了一个与“翻译”有关的重 要事实:概念无法逃避语词,概念必须栖身于语词。海德格尔为此提供了绝妙的注脚— —Das Wort“Philosophie”spricht jetzt griechisch(“Philosophie”——即哲学 ——这个语词现在讲着希腊语)。它的意思是说,存在的含义以希腊语的方式说出。当 这个希腊语词为拉丁语词的译名取代后,它就注定了“遗忘”。在这里,思想的命运系 于特定语言的语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Sein被译为英语的情况。英译本通常用Being and Time来翻译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有识者则批评说,Being这个动名词过于 “名词化”,它很难表达Sein所具有的生命性和流动性含义,比较恰当的译名或许是to be。但如果以“To Be and Time”来翻译海德格尔的书,就会在英文表述上显得不伦不类。实际上,有语言学家相信,德文与英文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动词控 制”(verb control)的语言。(参见Muir等,p.95)
    当然,上述翻译问题在西方语言和中国语言的差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仍以对Sein或Being等“基本语词”的翻译为例。套用语言学的说法,Sein在德文语境中具有特定的 “语义域”(area of meanings),这使它在原语共同体有大致确定的“语义联想”范围 ,也就是说具有与特定思想史相关的大致确定的“语义读入群”:从语法角度来说,Sein是系词原形,该原形的变化有时态变化和变位形式,它是日常语言中的大量语句所 不可或缺的;从逻辑上说,它承担着连接实体(主词)与属性(谓词)的功能,承担着表达 概念种属关系的解释功能;从哲学上说,它可以借助语句陈述来表达“关于存在的判断 ”或“信念”,不仅适用于谈论经验对象,如Es gibt或There is,即“存在着某物” = “所是”或“所是者”,也适合于谈论作为总体的“是自身”以及作为“其他所是的 根据”的那个东西。
    西语中的Sein或Being所具有的上述多种“语义读入”造成了汉语学界的翻译困惑。近 来有学者老话重提,认为像Sein这类词只应译为“是”,而不是“存在”。这种论证有 相当强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及中世纪逻辑学史的支持。(注:笔者特别欣赏王路先生 在《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中发表的《“是本身”与“上帝是”——“是”的存在含 意探询》。本文此处讨论主要是从该文引发出来的。)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讨论 ,本文对此可以作两点概括性的评论:
    第一,“是”这个译名代入的是一种强烈的逻辑语义联想。因此,我们对将S is P与S is中的is统统译为“是”,从而区别出“是自身”(esse)与“所是者”(id quod est) 没有任何意见。问题在于,由is这个词是否允许代入表达宗教信念、自然哲学或宇宙论 信念的存在语义联想?面对哲学或宗教意义上的S is或God is,将其中的is表述为“存 在”至少与其以逻辑方式表达的信念并不必然冲突。换句话说,is一词并不必然只具有 逻辑内的语义,它还可以代入或兼容于超逻辑或前逻辑的语用。正是出于这个理想,海 德格尔才对印欧语中系词的多重词根,如es、bhu或bheu以及wes或wesan等,展开所谓 词源学分析,以从“是”这个词的发生处找出“生命”、“显现”或“自出自驻”、“ 居住、逗留”等多种前逻辑的“语义读入”。他认为,这些含义恰恰是因为逻辑的泛化 而被人们“遗忘”的东西。
    第二,由于缺乏研究,我们无意于对上述翻译问题提出最终建议,但上述讨论显然提 出一个问题,即在翻译中,一个哲学概念的语词特性暴露无遗。作为语词,它在某一自 然语言中所获得“语义域”无法“原原本本”地进入另一语言中的哲学理解。哲学概念 的传播和理解受制于特定语词的限制。正因为这样,尽管哲学一再期许“超地域”、“ 超视域”的普遍主义理想,但我们仍可以追随德勒兹的说法谈论一下“地缘哲学”。
        三、栖身于“思想领土”的概念语词:德勒兹的“地缘哲学”
    1991年,法国当代思想家G.德勒兹(与加塔利)推出了其著作《什么是哲学》。该书以 对“哲学概念”的分析为线索,对“哲学”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只能挂一漏万地罗列 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是一项概念创造的活动”。(Deleuze & Guattari,p.8)
    第二,哲学创造的概念不是科学或逻辑意义上的“命题”:
    对概念与命题的混淆造成了科学概念在其生存中的一种信念,即将命题视为一个句子 的真正“内涵”。据此,哲学概念也好像是从感觉材料而来的命题。这种混淆统治着逻 辑并以此阐释着哲学在婴儿期的理想。概念是根据“哲学”语法来衡量的,而哲学语法 可以归结为从语句抽象出来的命题。……但概念决不是命题,它不是命题性的,而命题 也决不是一种内涵。命题由其指称确定,它并非指涉事件,毋宁说是指涉与某一事态或 物体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形成条件。这些条件所构成的不是一种内涵,而整个地是外 延性的。(同上,p.22)
    在这里,德勒兹强烈要求将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区别开来,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最终 找到了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分野。
    第三,哲学概念何以不是科学或逻辑命题,乃在于它把处于不同层面、不同临近区域 、具有不同来源的各种概念当作其自身的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开辟出新的思想视 域或“概念的可能世界”。所以“(哲学)概念是个异质体(heterogenesis)”,概念之 间不以逻辑自洽为前提。(同上,p.20、23)
    为说明这一点,德勒兹设计了若干例证。其中关于笛卡儿的例子表明,在“我思故我 在”这个“关于自我的概念”中包含着三个要素:怀疑(I doubting)、思(I thinking) 和存在(I Being)。通过引入“自我”,怀疑、思和存在这些具有不同来源的概念构成 了“临近区域”。而通过引入我的“完满性”的要求,“我在”又与另一层面的概念— —上帝概念建立起了桥梁。在这里,“自我”构成了笛卡儿哲学的第一概念或开端,这 是由笛卡儿为自己设置的独特问题决定的:
    自我所涉及的其他概念只是为这一概念的出现提供了准备,但并没有构成它,因为那 些概念在其他地方会陷入其他的问题。(同上,p.24以后)
    显然,德勒兹所说的“要素”各有其来源和生命,又可以针对特定问题以“临近区域 的方式”构成一个“缘聚整体”。这个缘聚整体首先确定的是概念的内涵,随后(不是 在时间意义上的“后”)才给出其外延。
    第四,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哲学概念,“概念”便显示出“语词”具有的特征,即“地 域性”。出于这一意识,德勒兹用一大章篇幅来讨论所谓“地缘哲学”(Geophilosophy )。(同上,p.83)
    “地缘哲学”中的“地缘”脱胎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但德勒兹赋予其强烈的 隐喻含义。它首先要由两个相关词语来注释,即“领土”和“大地”,由此引出所谓“ 去领土化”或“再领土化”的不断往复循环的矛盾:
    领土(territory)和大地(earth)是两个要素,它与以下两个区域概念存在着难解难分 的关系:deterritorrilization,即“去领土化”(消解一种领土的界限而回到大地)和 reterritorilization,即“再领土化”(从在大地上的活动中又重构一种领土界限)。 我们很难说这两个过程哪个在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问:Is Greece the philosopher's territory or philosophy's earth(希腊究竟是哲学家的领土还是哲学 的大地)?(Deleuze & Guattari,p.86)
    显然,“地缘哲学”观念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观察“哲学”的角度:
    其一,哲学如果只与中立性的、作为资源和对象整体的、客观的“大地”相关,那么 它必定就是形而上学。它只需有一个原本,注定要生存于一个普遍同一的“概念世界” 。德勒兹由此认为,将康德哲学称为“哥白尼革命”,这里已经包含着“大地中心意识 ”和“普遍根据”(earth即“大地” = ground即“根据”)的隐喻。(同上,p.85)
    其二,哲学如果作为具体的“概念创造”活动,就总要体现为“异质体”。这个异质 体不仅指某个哲学家的某一特定概念,而且指该概念所由产生的特定叙述和思想制度。 因此,如同一些低等动物总要以特定方式不断圈定自己的“领地”,作为符号动物的人 也总要以特定方式把大地分割为自己的“领土”,并在不断的“概念创造”中,对原有 “领土”进行“去领土化”或“再领土化”的解构和建构活动。哲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生活在“语词世界”中。哲学概念也可以被称为“概念语词”。
    “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使哲学的“领土化”特征凸显出来。它使我们 不能毫不犹豫地说:“哲学概念”是无条件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是无处不在的。经 过上述理论准备,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哲学吗?
        四、栖身于“思想制度”的哲学语词:中国有哲学吗?
    上文谈到对西语本体论语词的汉译困惑,它归根结底与“中国有哲学吗”这一问题相 关。这个困惑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先生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它 取材于中国思想史,但在叙述架构、范畴结构上充分借助西方哲学的叙述模式。可以说 ,其英译本是以西方哲学传统“格义”中国思想史的产物。而其汉语本又将这一“洋格 义”的结果重新植入中土,至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哲学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 种范畴转换是否合法?由此引出相当多的讨论。
    就笔者阅读的范围而言,我认为金岳霖先生1930年为汉语《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 查报告”至今读来仍觉豁人耳目。该文开篇写到:“对于‘中国哲学’或在‘中国’的 哲学,我是门外汉。”(见冯友兰,第1页)——将“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分 开,已经指明了“中国哲学”一词具有的“指称困难”,它至少包括:(1)以传统经学 方式治理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它虽然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但在接受西方术语之后,人们 也把它“视同”中国古代的哲学研究;(2)以西方哲学范畴或叙述方式描述的古代中国 思想史(包括西方“汉学”),应当是“中国哲学”一词最常见的意思;(3)20世纪以来 中国人对哲学的研究,既包括上述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更包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 的研究。在此语境下的“中国哲学”似乎可说是“在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的指称困难是现代哲学翻译带来的最大困惑。这是西方学者难以感受到 的。金岳霖先生对此并未深究,而是直接进入关于“欧洲哲学”的“架子”能否直接用 于中国的问题:
    欧洲各国的哲学问题,因为有同一来源,所以很一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 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 讨论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 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是一重要问题,要看写哲学史的人的意见如何。如果他注重思想的实质 ,这个问题比较的要紧;如果他注重思想的架格,这个问题比较的不甚要紧。(见冯友 兰,第2-3页)
    这里的最重要论点是说:要回答“中国是否有哲学”,全在于看待的方式是注重“实 质”还是注重“架格”。金岳霖将“思想的架格”称为“论理学”。他认为有两种论理 学形式,一个是注重“空架子”,即强调所有“论理”的共同特征,其表达式为:V1→ V2→V3→V4…Vn…
    假定V1泛指一切思想和理论,那么,从同属于“思想”或“精神活动”的角度来说, 中国先秦思想与欧洲哲学就没有什么重要区别,说中国有哲学亦无不可。然而“论理” 还有所谓“实架子”,这就是说,每一理论、每一地区的理论都有自己的特定形式和独 特内容,这就是在谈论“论理”的殊相,其表达式为:甲→乙→丙→丁……
    金岳霖认为,“实架子”的论理“可以是科学,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律师的呈文,可 以是法庭的辩论”,其差别是很明显的。回到“中国哲学”问题,他倾向于将“哲学” 作一种“实架子”来看待。(同上,第5页)所谓“实架子”即是指出,每一理论都具有 自己的特定形式和内容。而从一个地域性的理论史来说,该历史中的各种理论、概念都 有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性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思想制度”。所谓“思想制度” 是指使特定的观察、提问、论辩和叙述形成历史连续性的那些思想机制。在西方的历史 中,这些机制包括了宗教、哲学、逻辑和各门具体科学。这些机制之间、这些机制内的 各种理论之间都有呼应互动联系。海德格尔在谈到胡塞尔的“区域”概念时曾对此有十 分切题的论述。(海德格尔,第12-13页)
    上文谈到汉语在翻译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困惑,其实全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 在汉语思想史中,难以找到与西方相对应的“思想制度”,这是我们在翻译那些“基本 哲学语词”时无法带入相关语义联想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硬格义”的方 式将西方的“思想制度”套在中国思想史的素材上,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但其结果是,中国思想的大量固有特征又化为无形。
    因此,当人们说“哲学是西方人的专利”时,他们谈论的其实是一种“作为思想制度 的哲学”;当人们说“中国也有哲学时”,他们无非是在谈论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某种普 遍的思想品性,即“哲学性”,它通常被描画为“精神的超越性”。而当人们认为可以 将形成于西方思想制度的哲学“实架子”翻译为中国思想史的架子时,那就有所谓“翻 译暴力”或“思想殖民”问题。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值得说明的是,金岳霖先生特别指出“哲学”与“科学”的一个重要差别:
    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 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 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见冯友兰,第5页)
    至于这个问题如何复杂,金先生没有论述。但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前引的德勒兹的论断 :哲学概念不同于科学命题,哲学概念与纯粹逻辑不同。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哲学概 念栖身于语词,这与科学公理和逻辑命题并不相同。事实上,德勒兹也正是在“地缘哲 学”的话题下提出了“中国有哲学吗”这一问题:
    我们能否谈论中国的、印度的、犹太的或伊斯兰的“哲学”?如果就思想总是凭借图象 和观念来表达这一内在性层面来说,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这种内在性层面并不 确切是哲学的,而是前哲学的。(Deleuze & Guattari,p.93)
    总之,上述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已经表明,作为思想品性的普遍性与作为特定思 想制度的哲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哲学中的翻译其实与“哲学性”无关,它所涉 及的只是不同的“思想制度中的概念”之间的语词转换问题。进而言之,“哲学语词的 翻译可能性”问题已经转换为“普遍性的哲学概念是否可能”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1930年:《中国哲学史》下卷:“审查报告二”,中华书局。
    2 海德格尔,1987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等译,三联书店。
    3 靳希平,1996年:《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4 Benjamin,A.,1989,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Routledge Inc..
    5 Bourdieu,1991,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Deleuze,Gilles & Guattari,Felix,1994:What is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 Krautz,Micheal,2004,“Relativism and Conceptual Scheme”,载《世界哲学》第5 期。
    8 Muir,Edwin等,1959,“Translating from the German”,载On Translation.
    9 Steiner,George,Martin 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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