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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领域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庞学铨 点击:5325次 时间:2010-06-25 00:57:09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学派林立,但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归为两种方向:一是以科学和逻辑为基础的方向,如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等,代表这一方向的哲学家大多是专门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其主要特点是他们几乎抛弃了传统哲学讨论的问题。二是以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方法为标志的方向,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学、诠释学、社会批判理论等。进入70年代以来,以所谓“后工业社会”为背景,西方哲学又流行具有人文倾向的所谓“后现代哲学”,它涉及科学和人文两大学科,展现了哲学研究的新角度新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间,现代外国哲学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大多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对各种哲学思潮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扎实的研究工作。从90年代中期(1995年)以后,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
    与此同时,国内哲学界对现代德国哲学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尼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这些哲学家代表著作的翻译,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然而应当指出,尽管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对现代德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于少数几位著名的哲学家,除了像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这样极少数哲学家生活于20世纪后期外,其余的都属于20世纪中期以前。而在我们对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翻译与研究的这几十年间,当代德国的哲学研究同时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新理论新思想,出现了不少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哲学家。国内西方哲学界因多种原因,对这些哲学家及其著作和思想,关注不多,翻译很少,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我们应该拓宽视野,重视开展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及其著作的翻译和思想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哲学研究新的主要倾向和重要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传统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
    (1)范畴史研究成果丰硕。范畴史的研究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深入的重要标志。德国哲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有专门的范畴史研究杂志,还出版了多套多卷本的范畴史、概念史和问题史著作,如《哲学基本概念手册》(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 München, 1973—1974)(6卷)、《伟大哲学家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 der groβen Phlosophen, GB6Q605.JPGttingen, 1972—1992, 13卷)。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应是《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B6Q605.JPG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5, 12卷,另有一卷索引将于2006年出版)。该词典有1500余位学者参与编写,共有3670篇文章,由美茵兹科学与文学研究院负责,得到联邦研究与技术部和柏林科学、研究与文化评议会的支持,历时35年完成,被许多学术机构和杂志誉为必将对未来的精神科学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2)哲学史研究视野广阔。哲学界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兴趣经久不衰, 斯多亚学派和西塞罗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德国的希腊罗马哲学研究之全之深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开辟了新研究角度;二是立足于新的哲学观点进行诠释。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蒂宾根大学的克雷默(Hans KrB6Q605.JPGmer)教授,其主要著作《柏拉图及其形而上学》(Platone e i fondamenti della metafisica. Milano 1982,到1994年已出第5版,有英文等多种译本)开创了所谓蒂宾根柏拉图学派。他们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对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详细表述,除此之外,在柏拉图对话背后,还有一种被隐藏起来的秘密学说,这主要应从其它的古代口头文学上流传下来的材料中去破译。克雷默教授曾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不无自豪地说:“如果人们认为,今天德国有创造性的柏拉图研究都没有离开蒂宾根学者所确立的柏拉图新形象的范围,这恐怕不是过分。”克雷默的观点引起很大轰动,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研究论据不足,包含了很多夸大成分。后者则是当代德国许多哲学家研究希腊哲学的基本方式,例如新现象学理论创立者赫尔曼·施密茨(H. Schmitz),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学说》(Die Ideenlehre des Aristoteles, 3Bd., 1985);《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Aristoteles und 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 1992);《对象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Gegenstandes, 1988)。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许多人非常重视研究德国的启蒙思想,讨论它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启蒙运动中对当时天主教和封建王权提出了强有力的抨击,启蒙知识分子摒弃了传统的束缚,在各个思想学术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推动西方历史进入近现代社会。康德就是其中理智上最深刻最有成就的代表。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思想在战后的德国,已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理所当然的财产,它的基本要求在当代及未来社会中仍有存在的价值,并将发挥特有的作用。著名社会、历史哲学家吕勃(H. Lübbe)对启蒙思想及其影响作了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如:《作为方向问题的进步》(Fortschritt als Orientierungsproblem, 1975),《启蒙运动后的哲学》(Philosophie nach der AufklB6Q605.JPGrung, 1980),《启蒙运动后的宗教》(Religion nach der Aufkl? rung, 1986),《启蒙运动后的政治学》(Politik nach der Aufkl? rung, 2001),《启蒙运动后的科学与宗教》(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 nach der Aufkl? rung, 2001)。
    (3)关注形而上学的意义和可能问题。“拒斥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终结”的论题早在19世纪就提出,但在德国,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到20世纪50年代才较激烈,60年代才为哲学界多数人所接受,70年代以来这种倾向仍在加强。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在科学、社会高度发展的当代所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哲学革新”道路的企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乎又出现对它重新评价的倾向。贝克曼(J. P. Beckmann)1988年9 月在汉诺威作的题为《形而上学的纲要和存在论的责任——二十世纪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演讲中指出:当代一些学者对西方哲学出现一种形而上学回归的现象表示忧虑,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的形而上学与古代不同,它不是以关于对象的论述和证明,而是以方法为摹本特征的。至少自康德以来,形而上学已不是关于永恒真理的独断论的科学,而是对现实性及其认识的可能条件的一种批判研究。当代形而上学的形式有二种,对基本的存在的构想,对存在论责任的语言分析,二者不可分离。当然,今天对形而上学的讨论,不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去,而是要对之进行改造。1990年9月德国哲学大会上,阿佩尔(K. O. Apel)作了《现代还存在一种第一哲学的后形而上学范式吗?》的报告,认为,今天仍应追求某种第一哲学,但这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或其变种,来自现代科学主义及形而上学批判中的“还原主义”,对哲学研究的威胁比传统形而上学更危险。
    二、出现多元化与科学化的倾向
    多元化指的是哲学研究吸取其它学科的方法,哲学各专业摒弃门户之见,加强交流、对话和合作,也不再以学派标准来评价不同观点,不再赋予某个学派以优先地位,多元化倾向的出现是与当代多元文化的状态相适应的。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哲学多元化,大会在组织形式上就改变了以往做法,不是以不同哲学专业安排小组讨论,而是使各学派、各学科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围绕大会主题进行自由讨论,大会主席施奈得巴哈(Sehnadelbach)教授在开幕式上指出:“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多元化的宽容造就了德国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所谓科学化是指哲学与专门科学的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哲学分支或研究方向。近年来在这方面便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心理哲学和精神治疗学、哲学治疗学。
    心理哲学用某种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解释心理现象。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布格(M. Bunge)和阿尔蒂拉(Ardila)合著的《哲学心理学》(Philosophische Psychologe, 1987年),特雷斯(Tress)的《语言、个人、疾病》(Sprache、Person、Krankheit, 1987),格林鲍姆(A. Grünbaum)的《心理分析的基础》(Fundament der Psychologische Analysis, 1984)。心理学家布格作为一位唯物科学主义者,主张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心理现象,认为,思辨形而上学已失去了存在的权力,科学的形而上学则将精神活动与大脑活动、与神经过程看作同一的活动与过程,思维活动过程并且可以用计算机显微图像和脑电波明白显示出来,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外现性(Emergentismus)概念,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使心理现象像物质及其活动一样,以物质活动的方式展示出来。特雷斯赞同日常语言哲学的观点,认为事物的意义同语言一样,与环境的变化和它的用途紧密相联。他不赞同外现性理论,而用行为主义的方式在纯粹计算机程序化的意义上来了解人的思维活动及认识的意向性,同时还用程序化来解释人的思维能力,认为人具有程序性、交互性、相互性和特殊的自我意识这四种思维能力。而格林鲍姆则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要求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心理的、精神的活动。
    精神治疗学、哲学治疗学,从广义上说也属于心理哲学。其目的是革新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新的哲学的角度解释医学心理学现象。在这个领域,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密切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由著名心理学家佩措尔德(H. Petzold)和利施(G. Risch)主编的《革新的心理治疗学和人的科学》(Innovative Psychotherapie und Humanwissenschaften, Paderborn)丛书,到1998年已出60余种著作,内容涉及身体和精神治疗,心理学和医学,人的知觉、情感、意志和思想各方面。其中施密茨的《身体和感情》(Leib und Gefühl, 1992)一书提出的“哲学治疗学”思想,引起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界很多人的重视,被认为是给从身体方面理解精神病的现象和把握心理治疗带来了“真正的革新”,并为“医生和病人的合作活动提供了许多可能性”(见该书编者前言)。
    三、向社会—实践方向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可以称作“实践理性转向”。这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存在论的关系等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是实践哲学的复兴。这一转向在当代德国表现也十分明显,并且是德国继续成为哲学思想创新之源的重要原因。
    这种向社会—实践方向的哲学转变,集中表现在要求人们关注现实、研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人及其生存的环境、人自身的创造性活动、生存意义及现实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所以,实践哲学的复兴与繁荣,其原因在于:(1)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各种问题和内容相互渗透, 需要从哲学上对它们作最一般的分析,研究它们的基础问题。(2)需要对各种问题的价值提出评价的标准,作出评价并提供论证。实践的需要推动着实践哲学的繁荣。
    哲学的这一转向首先涉及关于哲学在当代的命运问题。一些人悲观地认为,哲学已经衰落了。汉堡大学勒维特(K. Lowitth)称“今天已不再有真正的哲学了。”但许多哲学家持相反态度,哈贝马斯曾指出:哲学的最主要职能是批判,德国哲学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批判的潜力。著名技术哲学家伦克(H. Lenk)教授认为,当代哲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使人们超越具体科学界线, 对普遍的问题感兴趣,形成关于一般的观点;(2)使哲学家成为一个敢于不断探索的专家;(3)训练人们在讨论问题时严格的逻辑思维规则;(4)使人们对现实作出批判性思考;(5)哲学永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具有建设性价值;(6)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各种挑战,哲学家能够也应当采取适当的态度。
    伦克教授提出了关于当代实践哲学和哲学家任务的十个纲领性论题:(1)实践哲学可以承担起哲学的一般任务;(2)哲学必须依据社会生活及其变化, 提出道德标准、评价道德规范,而不能提供道德系统的最终原则;(3)今天哲学研究不能完全与专门科学及生活实践分离,必须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4)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渗透,有助于纯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5)审查和批判性地讨论哲学基本前提,对于哲学的特征和思潮的长期起作用是必要的,对其它意识形态摆脱危机是必需的;(6)在追求世界最后根据的形而上学希望落空以后, 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充分表达关于社会的指导观念和结合实际的纲领;(7)哲学有必要负起新的社会和公众义务,提出新的纲领性观点,创建专门领域如经济、计划、技术等哲学;(8)哲学要为科学提供一种超越经验科学的方法,描述科学、 价值和规范领域的基础问题;(9)哲学家之间要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10)哲学家需要进行一种新的公众工作,去除晦涩的学院式语言表述和德国式的深奥论证。
    德国哲学实践转向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自然是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哈贝马斯,同时还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
    四、推荐几位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笔者几年前曾向一位德国教授请教他眼中的当代在世德国著名哲学家,他认真地列举了若干哲学家及其代表著作,除了公认的哈贝马斯、伽达默尔(2002年逝世)外,其余的这些哲学家还基本上未进入我们的视野,对他们的著作及思想的译介、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这里我想特别推荐几位哲学家,期待引起学界的重视。
    (1)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图根哈特193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父母亲均为犹太人。1938年,他们一家流亡到瑞士,1941年赴委内瑞拉。1946至194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古典哲学。随后于1949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继续哲学学习,并拜海德格尔为师,195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在蒂宾根获得大学授课资格。1966年至1975年间,在海德堡大学任哲学教授,之后在施塔恩贝格(Starnberg)从事马克斯·普兰克研究所的一个关于探讨科学与技术世界之生活条件的课题研究。1980年至1992年,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1999年开始担任蒂宾根大学名誉教授至今。图根哈特被认为是当代德国语言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图根哈特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探讨诸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死亡意识、宗教与神秘以及区别人与动物的不同“自我”等一些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语言结构阐述其生存及行动之理由,也即在于人具有实践理性。从1976年开设《语言分析哲学导论》讲座起,他就把语言哲学视为哲学的基础学科,并致力于用语言哲学把传统的存在论问题引向形式语义学。他同时从语言哲学出发探讨伦理和宗教问题,认为人具有的实践理性能力反过来又成为制造人自身烦恼的工具,而烦恼是痛苦之源,宗教与神秘主义的根源正是痛苦。他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探索神秘主义,肯定神秘主义能够改变人的自我理解,比宗教更具有哲学人类学的意义,又以神秘主义来突破哲学探索的框架,阐述了神秘主义也是一种应认真对待的哲学立场。
    (2)吕勃(Hermann Lübbe)。吕勃1926年出生于东弗里西斯地区的奥利希,是当代独具特色的重要哲学家之一。自1947年开始先后于哥廷根、明斯特及弗赖堡学习哲学、神学和社会学。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在埃尔兰根取得教授资格,先后在埃尔兰根、汉堡、科隆、明斯特和鲁尔大学授课,其中1966至1969年同时作为国务秘书供职于北威斯特法伦的文化部。1969年转入州总理的国务秘书部,并被聘为新成立的比勒菲尔德大学社会哲学教授。1970年放弃国务秘书的职位,受聘苏黎士大学哲学和政治理论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之后成为该校名誉教授,2004年被授予埃森大学“资深研究员”荣誉称号。吕勃曾兼任过许多学术职务,获得过很高的学术荣誉,如1975—1978年间任德国哲学协会主席,是国内外很多科学协会的成员,1996年荣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吕勃的研究涉及范围广阔,著作等身(据统计,共发表包括各种重版、译本在内的著作、论文、评论达1800余种),从主题性的到方法论的,其中贯穿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将自己的学说与现实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在时间—历史维度中进行具体的哲学思考。他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哲学问题,在这一领域他代表了一种启蒙传统的自由立场,既批评极权主义理论,也反对技术统治论的假定。他强调常识的意义和传统道德对政治判断力培养的作用。为了驳斥政治实践中技术统治论的观点,他论证了决断(Entscheiden)概念的合理性,这个概念被称为“最终自科学和真理问题中解脱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为中(无论理性还是描述性地)从未被完全阐明的因素”,而它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通过多数决议得到了实现。吕勃研究的另一理论重心是历史哲学。他批评卡尔·波普尔的历史至上主义,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历史哲学模式,主张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历史主义观点。在他看来,历史叙事总是由意向性行为和非意向性遭遇及其附带后果组成的复杂集合体,因而其过程无法依据一般的法则来预见,而只能按其不同因素的份额及其后果中作回顾性的叙述。历史叙事主要是作为“体系的个人化过程”而进行并存在的。吕勃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教化诞生及发展的特征在于它具有不断加速的改变的活力,而传统的导向性在现代则越来越失却其地位与作用,这种情形也表现在博物馆化、纪念碑保护等现代历史意识的其他表现形式中。
    (3)鲁曼(Niklas. Luhrnann)。鲁曼1927年出生于吕纳堡(Lüneburg)。1945年因曾作过德国空军辅助人员而被打入美国战时监狱。1946年至1949年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法律,1954年在纽伦堡高级法院任职,1955年至1962年担任下萨克逊州文化部行政管理员。1964年出版第一篇社会组织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形式组织的功能与功效》(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1966年以此为学位论文获得明斯特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任新建立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鲁曼并没有毕业于正规的大学社会学系,但长期的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他献身于社会系统理论研究的生活和学术基础,并因其对现代性社会系统特征的深刻分析而被视为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主要代表。
    鲁曼重新全面地研究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力图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以抽象的哲学理论形态描述当代社会文化的复杂结构,形成了以功能结构论为核心的社会系统理论,这是他在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他认为,社会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当代社会是一个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正是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和专业化,使它形成复杂的系统,其中每个功能系统的自律性又决定了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基础,使之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同时各个功能系统又互相密切地联系着,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存在样态极为复杂,所有人都生活于这个复杂的系统之中。这正是当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根本区别。鲁曼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建构了奠基于其系统观上的社会本体论。他批评现代哲学中流行的主体建构论、主客同一论,认识过程本身只发生在主体范围内,社会系统独立于认识系统,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系统,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在参与社会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才能对系统的存在和运行发生影响。社会系统又是外在世界的组成部分,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世界是包括了所有系统的极其复杂的集合体,是一切可能性的总和。主体建构论既夸大了主体意识的有限能力,又低估了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因而混淆了意识活动系统与作为各种系统统一体的整个世界之界限。可见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具有反主体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意义,并表现出“技术主义”的特征。在主张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上,卢曼还企图用人的主观“意义”来解释社会系统,为其官僚决策的政治理论提供论证:人可以有选择地去认知世界的某些部分,这些认识构成了一些意义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系统是某些选择性认识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只是一些特殊的意义系统,而且有可能排除了许多有意义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社会角色也愈趋分化,同时又更加彼此联系,个人越来越难以认识更多的意义系统,从而也更难以把握自己的角色,因而社会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只能由官僚阶层作出决策而经民众同意这样的程序才能产生出来,至于民众的不同意见,在“合法性”问题上是无足轻重的。那种由协商、说服来建立合法性的想法,忽略了主体极端复杂多变性的本质,决策在现代社会中必须在行政体系中完成而不是通过理想规范来实现。哈贝马斯要为社会生活奠定一个理想规范的基础,鲁曼则为现实中官僚决策提供合理性证明,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政治实践问题的对话与争论,其成果便是1971年出版的讨论文集:《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什么导致了系统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这场争论对后来的法和哲学、法与伦理学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4)赫费(Otfried HB6Q605.JPGffe)。赫费生于1943年,1964年至1970年先后在明斯特、蒂宾根、萨尔布吕肯和慕尼黑等大学学习哲学、历史、神学和社会学。197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1971年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担任哲学教职,1976年至1978年任杜易斯堡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至1992年任瑞士弗莱堡大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兼任该校社会哲学和政治学国际研究所所长。1992年至今任蒂宾根大学教授。曾任德国《哲学研究》杂志主编,现任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及德国海德堡、美国哈佛等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客座研究员。由于其在法哲学、法伦理学领域的突出成就,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获得了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著名哲学家的很高评价。1980年以来,德国、瑞士及法国的一些权威杂志、报纸、电视台、电台对其理论和思想作了大量报道与评论。无论从其著作的数量、内容的创新及其影响看,赫费都称得上是当代德国法哲学和法伦理学领域最著名的哲学家。
    西方从古代到近代,法学、国家学说和哲学三者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和国家伦理学是哲学也是法和国家的科学共同的研究任务。近代以来出现了哲学与法和国家理论的分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人的努力,哲学又重新对政治和社会合理性的理论感兴趣,但形而上学“基本贬值”的状态依然如旧。赫费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和国家理论,致力于消除哲学与法和国家理论以及法和国家理论与伦理学这种双重的分离,认为哲学的法和国家伦理学的核心是政治的正义性,它指的是法和国家的道德观念,因此也是法伦理学;法和国家伦理学研究是一种具有总的哲学性质的哲学,是基础哲学,而不是特殊的哲学规则,他由此称自己的理论为“作为形而上学的法伦理学”,有些评论也称他在当代德语世界里是“最先使法学、国家理论和哲学三者重新结盟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最富有成果的开拓者”。这也是赫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赫费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实现了正义论证范式的转型。传统契约论通过利益冲突基础上的契约合作的论证模式展开正义问题讨论,罗尔斯提出了分配正义性的理论,其论证虽然也不同于强调集体幸福原则的传统功利主义模式,但他基本上是在探寻一种经验的正义理论,而没有去解决正义性的根据,属于基础论证的缺失,其所论证的个人权利原则仍没有离开追求人的幸福,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功利主义。赫费设计了一个正义问题讨论的新思路:在法和国家实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之间找到一个可调和的点,同时在基础哲学的层次上建立与功利主义相反的正义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的论证,在方法上,从语义角度来思考正义问题开始,在内容上,以自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由此提出了交换正义性思想。交换正义性并非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涵括了所有的交换形式,特别是涉及精神利益方面的交换正义性,如保障、权力、认同、自尊、行为自由等。这的确是一种既具理论价值又富实践意义的观点。赫费还把他的交换正义性理论运用于研究国际问题、文化间的共存问题,形成了所谓“世界共和国”的观点,在他看来,依据交换正义性原则,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甚至不同制度都可以和平共处,并组成和谐的“世界制度”,从而真正实现“世界大同”。在种族歧视、恐怖主义等已成为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局势下,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5)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施密茨1928年出生于莱比锡,1953年毕业于波恩大学,1955年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基尔大学系教授、系主任直到退休。四十余年的讲坛和书斋生活,与书为伴,至今发表36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代表著作五卷十册近五千页之巨的《哲学体系》(Die System der Philosophie, 1964—1980),以独特的语言、概念和思路,构建了一个新现象学的体系。可以说,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像施密茨那样试图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哲学家已是凤毛麟角了。
    西方哲学自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以来,形成了心理主义—还原主义—内主观化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造成了西方哲学的二大基本特征:一是心物二元论,主客体对立论,二是理性居于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推进了哲学认识世界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损害,将未失去自然形态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排除出客观世界,使之离开哲学的视野。恢复这样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在哲学探讨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成为施密茨新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所谓未失去自然形态的生活经验指的是无意识的生活体验,是在日常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象领域,其基本构成是通过人的身体知觉和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原初的情绪震颤状态(affektivesBetroffensein),以此现象领域为哲学基本研究对象的新现象学,也叫身体现象学。施氏称这是从传统现象学中脱胎出来的现象学的第二种理解”。施密茨从自己设定的问题域出发,用经验描述的方法,几乎对传统哲学所涉及的全部重要问题都作了新的思考,特别是通过对主观性、当下、现实性、情景、身体、情感、空间等这些具有主导意义的论题之研究,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难题,诸如主观性、心身关系、情感本质、主体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等,提出富有创见的解答。在施密茨看来,身体(der leib)和躯体(der korper)不同,身体是指在躯体上发生的并被整体性地感知到、又超越具体的躯体位置和界限的感觉与情绪震颤状态。正是身体这种基本的震颤状态,实现着主观化和客观化的互相依存与不断交换,体现着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使主体性将主观性和客观性内在地统一和融合于自身。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它使主体超越于此时此地,不断展开和发展自身,与此同时,它又使作为主体性的主体与此时此地相联系,表现为在场、当下存在。人的成长、成熟过程也就是这种超越和在场相统一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展开并发展主体所遭际、所适应的环境,即客观世界。施密茨认为,身体现象学的这种基本原则,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哲学用清晰的理性或含糊的意识去解释世界的困难,消除了肉体和心灵的二元结构。应当说,新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新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西方哲学中从身体的知觉和情感来研究人,施密茨当推为第一人。新现象学理论已引起了德国及美、法、日等国哲学界、心理学界和包括精神病学界在内的医学界的重视,成为人们了解研究现象学思潮的三个主要倾向(经典现象学,法国现象学、新现象学)之一。1992年成立的德国新现象学协会到今年已连续召开了13届学术研讨会,协会同时在柏林Akademie出版社编辑出版新现象学研究丛书,现已出版数十种研究著作和论文集。
    以上简要介绍的内容,显然不能涵括近几十年来德国哲学研究的全部新倾向和新成果。仅是这里所概括的状况,虽然有的已引起国内哲学界少数人的注意,例如,高宣扬著有《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赫费的著作已有笔者的二本译著,据了解,另有二本也在翻译之中;笔者也译有《新现象学》一书,发表了若干篇新现象学的研究文章。但总的看来,当代德国哲学出现的新状况,产生的新思想新理论,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宽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关注这些新思想新理论,促使我国对当代德国哲学研究呈现出更活跃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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