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交往方式不外两种：共识性交往与非共识性交往。共识性交往中又分信仰性共识和非信仰性共识，前者主要指超验的宗教，后者包括以"真理"、"权力"、"货币"、"情爱"、"艺术"等做沟通媒介的交往领域。它们是社会学家的社会理论必须关注的正当而重要的构成对象，连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也开始接纳宗教领域了。
非共识性交往，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范畴，不可交往的交往，不可理解的理解，即另类也有其存在空间与合法性。它的范围相当广泛。大至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语言之间的不可比较、不可翻译、不可同一的差异性或"剩余物"。这些并不失为理性与意志的常态类型的"变乱与分裂"，正是圣经中"巴别塔"（Babel）所象征的。小至同类语言的日常生活、专业生活中之不同感受和理解的平行、错位、隔膜及其陌生化。这都还属于理智层面的非共识性交往，更难的就是那些被理性排除在外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另类现象，人们为解读这另类现象而不得不寻求"深层解释学"和"断层谱系学"。虽然少数社会学家如卢曼曾给予极大的重视，但仍然想在悖论的偶在演化中"招安"它们，即把它们从不确定的复杂性通过偶在语式（Kontingenzformeln）转化为可确定的复杂性，从而剥夺了它们的自在形式。只有不多的几位哲学家或哲学家式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才真正懂得它们的自在性和正当性。尼采、德利达、卡夫卡、福柯、德勒兹就是如此。
非共识性交往与共识性交往并不是两个并列的领域或层面，它们其实交错渗透在一起，就象无意识与意识的关系，甚或就象可说与不可说、确定与不确定的关系。
这里，我恰恰只想在熟视无睹的常识中说一些常识下的断裂现象，先从西方哲学史上几种著名的对话方式谈起。
首先是被伽达默奉为"经典古风"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一般认为苏格拉底对话的风格是"反讽"式的。的确，苏格拉底总是从无知开始，即总是从承认对方的定义开始，然后再沿着有利于对方论证的实例一路问下来，使对方不断增强信心的自我肯定，可是到最后有一个突然地翻转，陶醉于明智的对方眼睁睁地看到，完全按照自己心满意足论证的结论竟然变成反对自己定义的结论。从形式上看，这的确是最典型的反讽。但是，从目的上看，反讽不过是先见者成竹在胸的递归逻辑，一如倒退着的百川归海，只是它隐含在表面的迎合对方的演绎论证中，二者正相反错，一方所失乃一方所得，而且对方的得本身就是失。总之，"海"的预设是既定的，它就是作为本体的属神的"普遍理念"。这是苏格拉底对神的承诺，"拯救现象"，万物归源--"普遍理念"。我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叫做"本体论反讽"或"同一性反讽"。
其次是伽达默的对话逻辑。按伽达默的说法，对话双方在对话中"只有弃置自身，才能赢得自身"。也就是说，对话双方进入对话就是要放弃自己的主体性，从而使对话成为没有主体的主体间者。作为主体间者的对话呈现出这样的逻辑，一方说出的话不是对另一方的指令，而是期待，即向对方敞开了许多未曾说出的东西，使对方获得了更多说的自由。虽然一方的话语不能直接成为另一方的共识，但是，不断接纳而共生的对话，即便不是当下兑现双方的认同共识，却能在对话展开的将来兑现双方的认同共识，因为对话本身成为双方共同思想的辩证运动。所以，伽达默不无自豪地说，他的对话逻辑是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驾齐驱"的。伽达默不同于苏格拉底的地方是，将不平等的对话转变为平等的对话，代价是放弃了反讽；此外，把当下兑现的认出共识许诺到将来兑现，但毕竟保证了归根结底的同一性。
显然，它们两者都属于"共识性交往"，只是体现在过程中的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而已，一个是佯装无知有不平等引导式反讽，一个是平等投入的共生。在两者之外，我想引入第三种交往方式，即"非共识性交往"。《缺席的权利》中"五个交谈"，可以说都是它的实例。这里我只指出主要的方法："例外提示"。
所谓"例外提示"，是当对方的观点出现普泛化他律性强制倾向时，这种方法就是提示例外。我用的是"提示"，不是"揭示"，表明这种方法不是剥夺性的，即不侵入对方的话语中，而是平行在外，或用自我陈述的方式把对方的逻辑模拟成外部的同类逻辑，试探其各种失误的可能性；或者自我陈述一个例外的事实或另一种理解的可能。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自我审视同一性或他律性的"限度"，同时又不落入是非对错的二值判断中，仍不失为思想自由的尊严。也就是说，对方仍然有不接受其限度或作另外引申的自由。无庸讳言，这种"例外提示"也轻含反讽，但它是"非同一性反讽"，因为它只依据偶在论打开前提的封闭性，并不归一，并不剥夺，而是启发你自律选择。
如果苏格拉底的对话是贵族式的，伽达默的对话是平民式的，那么，第三种对话则是自律自由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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