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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的人文光谱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劼 点击:536次 时间:2013-04-12 13:18:14
 小引
  
  不同于中国《山海经》神话故事或《尚书》里残存的史官辑录,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将历史叙事直接诉诸人神共舞的想像。那场因情爱而起的战争,犹如儿戏,但双方的浴血奋战却毫不含糊,惊天地泣鬼神。即便天上诸神都为人间的厮杀而反目较劲,饶有意味的是,《伊里亚特》作者荷马却并没有是非立场。阿喀琉斯是英雄,死于英雄剑下的赫克托耳,也同样是英雄。史诗的叙事维度,不仅高于交战的双方,而且还超然于不甘寂寞的诸神之上。一场场酷烈的厮杀,非但没有影响史诗作者的叙事立场,反而将超然物外的叙事视角,衬托得格外醒目。荷马史诗之于西方世界的影响,不说其它,仅以人们非常熟悉的美国近代小说及其改编电影《乱世佳人》为例,都可以看出其聚焦于人性人情而不关注谁胜谁负的超然。如此超然必然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超然,美国的战争墓地,通常会向战争双方的将士表达同样的哀悼和尊重,诸如独立战争中的美英将士或者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北军将士。这样的历史叙事,之于中国史书的历史观念和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参照,尤其是考察汉语文字各种版本的历史叙事背后的人文光谱时,更加不可或缺。
  是为引子。
  
  上篇、《史记》《汉书》以降的历史叙事
  
  一、独尊孔儒版
  
  司马迁著史,直承孔氏《春秋》。先前的微言大义,到了《史记》变成妙笔铺陈。要不是后来《竹书纪年》的发现,世人会误以为中国历史就应该像《春秋》那么编排的;要不是西方历史著述的翻译引进,中国人会误以为历史都是像《史记》那么撰写的。这种历史叙事的特征在于:大凡政治人物,都被诉诸道德评判,并且按照孔丘的礼本标准加以褒贬。因此,人们无法从《史记》中读出政治的演变过程,诸如伯禹世袭,成汤改朝,周公建制、管桓称霸,全是一笔糊涂账。能够读到的惟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褒贬,对尧舜禹汤的滥情称颂,对夏桀商纣的肆意鞭挞。一部历史,庶几成了一本明君昏君、好人坏人的儿童读物,毫无实质性的政治嬗变内容。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也只能在那篇《货殖列传》里稍加辨认。
  《史记》另一个叙事特征便是,先秦诸子,独尊孔儒。因为司马迁自认是自周公、孔子以降、五百年出一个的圣人,所以但凡涉及先秦诸学,惟孔儒是认。除了无法绕过的管仲、难以回避的老子外加从儒家学派里生发出来的所谓法家权术家之外,其他诸如稷下学派、庄周学派、杨、墨学派,名辩学派,等等学派,通通删除。以前曾说,孔丘变成高山乃是历史地表下沉的结果。这里再补充一句:同时也是删除了其他诸学的一家独大。
  稍后的《汉书》,基本上承继了《史记》的儒家叙事,并且更加夸张,竟然编造《天人三策》的谎言,伪造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君臣对话,以此强调独尊儒术是天降的命定的历史必然。但《汉书》同时又在《艺文志》里无意间披露了先秦诸子的许多信息,只是后世学者大都被孔儒一叶障目,不愿由此参照出《史记》之于诸子百家的惊人偏见。
  《史记》、《汉书》的独尊孔儒,不仅影响到后世的历史观念,也给后世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方式提供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孔儒的思维方式和道德理念观察和讲说历史。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
  
  二、人间悲情版、《孔雀东南飞》
  
  与史书承继孔儒观念相反,汉代乐府诗歌,依然残存着《诗经》痕迹。比如著名史诗《孔雀东南飞》。相比于《诗经·国风》里展示的清纯浪漫,《孔雀东南飞》无疑哀婉沉郁。仿佛男女双方突然长大了,从而不得不面对情的凝重和爱的艰辛。当年春意盎然的吟唱,变成了伤心凄恻的悲叹。相比于同时代的史著,这首史诗提供的乃是无论在《春秋》抑或在《史记》、《汉书》里都找不到的审美内涵。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后来的《西厢记》、《牡丹亭》一脉相承,同样也是《红楼梦》叙事的一个先导。这种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在男人主宰的历史上,画出一道以女人为主角的人文风景。男人的世界是争夺江山,女人的天地是情爱的歌咏或哀挽。
  
  三、枭雄逐鹿版
  
  一部二十四史,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副本,演义,紧紧相随。二十四史是给帝王将相读的,诸多演义则是讲给黎民百姓听的。介于史书和演义的过渡是民间说书,而在理念上主导说书的,则是介于朝廷翰林和底层社会之间那个源远流长的乡绅阶层,并且还多少间杂市民趣味。通常由硕儒框定的伦理观念、道德标准,经由乡绅们的努力,渗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演义,是这种努力最见成效、深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汉语文本。先是口耳相传,后是文字书写。孔儒伦理道德,就在这样的传递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老百姓自觉恪守的信念。其中,当数《三国演义》最为深透。
  截然不同于荷马史诗那么超然那么混沌苍茫的历史叙事方式,《三国演义》道德先行,忠奸分明,所谓汉贼不两立云云。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念,经由民间说书变成了演义的精神内核。先秦的春秋无义战,到了《三国演义》却成了诸多枭雄仿佛不是为了逐鹿天下而是为了表演忠义。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掩护底下,才是韩非当年所说的力气相争。这既是滕力勇武的较量,也是心术权谋的博弈,由此制作出一连串的偶像。文有孔明,武有关羽。
  《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在于,士子读忠,百姓读义。忠字在确定刘备为正统的同时将曹操钉死在权奸的位置上,从而与孔丘当年梦见周公和非议管仲遥相呼应。刘备因为与皇室沾亲带故,有了周公式的正统性。与管仲相类的曹操,却被演义扔到道德审判席上。而又因为刘备是忠字所在,是忠字象征,所以义也跟着刘备走,与曹操无关。刘备既有桃园结义,又有赵云之义,黄忠之义,外加孔明之忠。忠得理直气壮,义得煞有介事。仿佛政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忠义竞赛。一部枭雄逐鹿,硬是被写作了忠义表演,既愚民,又愚士。
  当然了,历史上的枭雄人物并不受忠义观念的愚弄。他们从《三国演义》中习得权谋,知晓如何长袖善舞如何翻云覆雨如何争夺江山。这是《三国演义》始终风行的又一秘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玩政治,夺天下,不需要多少学问见识,只消把《三国演义》烂熟于心便可。一部《论语》治天下是骗人的,然而,凭着一部《三国演义》得天下却是靠谱的。《三国演义》庶几成了中国政治的教科书,其影响远在《资治通鉴》之上。
  
  四、草莽英雄版
  
  在《三国演义》里的政治游戏,仅限于诸侯豪强,草民造反被排除在外。一旦出现,各路豪强马上联合起来无情镇压。底层草民如何能够像豪强那般进入政治游戏?答案写在《水浒传》里,历史叙事的草莽英雄版。
  一百零八将水泊梁山的故事,讲说了改朝换代的另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由朱元璋实现的,但由此衍生出来的英雄传奇,却成为家喻户晓的另一个逐鹿天下版本。并且同样以儒家的忠义为精神导引,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牧师,率领着一群不愿做家禽的虎狼。
  在《水浒传》里,与刘备相类的忠义角色由宋江扮演,与孔明相类的智囊人物叫做吴用。孔明是儒生造型,吴用是道士打扮。至于那群英雄好汉,鱼龙混杂,身世各异,心思也不尽相同,虽然都号称是以义气相聚的。事实上,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者,惟林冲、鲁智深。除恶惩凶,不及妇孺无辜。武松杀嫂尚且情有可原,血溅鸳鸯楼过于血腥。至于李逵的排头砍去外加将小衙内脑袋一劈两半,更不像英雄行径。此处依然是个男人世界,只是更加粗鄙;妇女也更不被当人看,一不小心,就会被一刀挥作两段。
  《水浒传》提供了一个以招安作结的造反版本,与叫化子朱元璋的改朝换代,正好遥相对照。从此,王朝更迭除了宫廷政变、诸侯发难、豪强逐鹿以及外族入侵,又多了一层江湖造反因素。就正史而言,这个因素后来构成了二十四史之后的第二十五史。
  
  五、人欲醒世版
  
  《圣经·旧约》里的上帝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做成了夏娃。有个号称兰陵笑笑生的文学顽主,从《水浒传》里抽出一段情节,写成了《金瓶梅》。乡绅气息间杂市民趣味的说书传统,因此上升到了名符其实的文人创作。在二十四史里看不到的历史内容,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生动的展示。《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更是因此变得洞幽烛微。
  这样的历史叙事,毫不掩饰欲望的蓬勃和嚣张。男人世界籍此从战场转入床笫。宋朝人的故事,被作了明朝人的讲说。正如清朝风行鸦片,明朝从皇帝到市民、上下一起吃春药。这部小说屡屡写到春药,不仅深具隐喻意味,而且小说本身,就是一剂浓烈的春药。一个男人整天在女人身体间厮混,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演义里,都是令人不齿的,但在《金瓶梅》却乐此不疲。小说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命名,虽然还不曾抵达颠覆历史的地步,但也足以让男人的历史尤其是让主宰其历史叙事的孔儒伦理,极其难堪。这部小说距离伟大的《红楼梦》仅一步之遥。只消将欲望上升为灵、梦、情的境界,几千年的历史就将得以全部重写。
  六、女子忠勇版
  倘若说《金瓶梅》开启了写女人的先河,那么长篇史诗巨作《再生缘》则是女人写。史诗既有《木兰诗》的巾帼气,又有《孔雀东南飞》的沉郁味。只是在《孔雀东南飞》里的悲剧,到了《再生缘》被改写成了大团圆的皆大欢喜。虽然结局很世俗,但女人写的历史叙事却是即便在荷马,都难以想像的。这就好比《伊里亚特》的作者,突然改换成了女主角海伦。
  女人写的《再生缘》讲说的是个女扮男装的故事。因为女扮男装,故事可读性大为增强。也因为是女扮男装,其叙事再女性,其故事内涵却只能遵循男人世界的游戏规则。《金瓶梅》是将男人拉进女人堆,《再生缘》是将女人推入男人的战场男人的博弈。结局是喜庆的,过程是异化的。皇恩浩荡之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女人的叛逆性格,最后成了在皇权面前的撒娇本钱。花木兰兮兮的女主角,最终不得不出演了一场男人的忠勇戏。不要说《诗经》里的天然,即便是《木兰诗》里的那份清纯也都变得极其遥远。《再生缘》的再生,并不好看;《再生缘》的缘份,亦非超然。惟有《再生缘》的叙述过程,因为那位才女的才情,文采飞扬。
  
  七、大荒无稽版
  
  男人的历史是由男人颠覆的。《红楼梦》从女娲补天起笔,一笔批出四个字:大荒无稽。说是庄子再世,却少了庄子独有的飘逸,多了庄子没有的犀利。有道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史记》里有的故事,演义中有的传奇,在《红楼梦》里是找不到的。有如从污泥里摘取一朵莲花,《红楼梦》从一部男人主宰的历史中挑出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以史为鉴在这里成了以少女为镜,映照出男人世界的种种血腥和污浊。为官的刻板如贾政,好色的下作如贾赦,炼丹的走火入魔如贾敬;念佛的王夫人冷酷如魔鬼,软语温言的薛姨妈世故得像个官场老油子。不要说女扮男装,即便是沾上点男人世界的气息,女人都会难免权力的冷血和三纲五常的肮脏。
  《红楼梦》经由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世界,达成了寻找童年的努力。一个民族的童年记忆,通常隐藏在该民族的神话里。从女娲起笔,乃无心插柳之举,但一部可疑的历史却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以往的历史叙事连同叙事内容,得以重新审视。这与其说是历史批判的深刻,不如说是审美观照的天然成果。一部由权力崇拜和等级观念合成的历史,最经受不起的,就是审美的观照。美是无用的,正因为无用,才使有用的权谋事功、道德理念显得极其可疑。以无见有,从大荒无稽反观逐鹿天下,再悲壮也只不过是喜剧。所以情种贾宝玉会嘲笑文死谏、武死战的荒唐。
  因为贾宝玉的天真懵懂,致使西门庆式的欲望得以缓解或消散。异性相吸被诉诸两情相悦,而不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于身体与身体的肉搏。潘金莲的叛逆,被升华为林黛玉的才情。李瓶儿的温存,被转化成薛宝钗的老于世故。对比于春梅的俗气,晴雯的心气比天还高。叙事维度的提升,导致整个男女情事全然改观。由此可见,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原来是怎么写。倘若《史记》能有《红楼梦》的叙事维度,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变成另一幅人文图景。孔儒式历史叙事不说是荒谬的,至少是低维的。这应该是《红楼梦》之于以往历史的更深一层颠覆。
  
  下篇、《红楼梦》以后的历史叙事
  
  八、遗民悼亡版
  
  《再生缘》是才女写巾帼,《柳如是别传》是遗民作悼亡。因为亡国之民的了无前程可言,自然也就避免了让柳如是男扮女装博取功名的俗套。更不用说,柳如是本已卑微,不需要摆出大家闺秀的端庄,同时也免除了担当木兰从军般的家仇国恨义务。无论就《史记》的正史传统还是就演义的传奇视角而言,柳如是都不过一个风尘女子而已,卑贱且无用。王昭君有和亲之用,貂婵有离间之功,柳如是除了侍伴夫君,对男人世界的功用几近于零。 哪曾料想,如此卑微女子,居然会获得八十万言别传的殊荣。
  明末,一个王朝的落幕时代。内乱外患之际,风云人物蜂涌而至。然无论高墙宫闱还是边塞沙场抑或讲经论学之地,哪怕荒江野老般的著书立说,似乎都轮不到柳如是成为一部传记的主角,并且由一代绝学执笔。这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悲悼。仿佛是从历史极其隐秘的某个角落里拽出一个可怜女子,柳如是黯然登场。整个叙述方式不是文采飞扬的,而是字斟句酌的;有如一次耐心细致的考古,轻轻地拂去一重重尘土,最后呈现出一尊相当古朴的女性雕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足喻其貌;载驰大家,悲愤咏絮,不足喻其才。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不说其他,即便她身边那位文坛领袖钱谦益都在其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柳如是别传》显然不是什么大众读物,而是一个壁立千仞学者的遗世心迹。该传以王朝末年为题,凭借一位“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写出一篇悲叹千年文化的悼亡之词。其立意之高,直追《红楼梦》。其用心之良苦,百年之后才为世人所读解。
  
  九、逢迎进身版
  
  不要以为《红楼梦》以降,历史叙事全都具有灵梦情的维度,全都像《柳如是别传》那般苍凉。历史的沉沦有多么污浊,历史的叙事便有多么不堪入目。书写不再因为存在,而是出自生存的需要。历史叙事不知不觉地成了政治投机,谋生手段。逢迎进身,成为书写者难以启齿的潜在动因。以下仅举几例,便可窥见一斑。
  同样以才女为主角,《蔡文姬》的舞剧(项庄舞剑之转意),却是意在替曹操翻案。这并非作者真心认为曹操有如何了不起,而是写有“魏武挥鞭”诗句的圣上对曹操情有独钟。舞台上演的是蔡文姬和曹孟德,舞台背后晃动的身影却是在向圣上奴声奴气发嗲的郭某人。所谓的君臣相悦,莫过于斯。其情形一如得知圣上于唐诗独爱三李,郭某人赶紧献上《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
  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连朝廷都忙着躬身反省,文人却得了机会替圣上排忧解难。那名堂大义凛然得不行,叫做《胆剑篇》。在《韩非子》里作为权谋典型提及的勾践,略去卑躬屈膝的牵马尝糞,在《胆剑篇》里成了卧薪尝胆的英雄。仿佛那场大饥荒,不过是悬挂在万民头顶上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苦胆,只消品尝过后,前面就有酒足饭饱的美好前景。
  不过,《蔡文姬》也罢,《胆剑篇》也罢,还不算最无聊。《李自成》一出,两作失色。按照三突出原则写就的《李自成》,完满解释了农民起义是历史动力的造反有理。与这种历史叙事相应的,无疑是《艳阳天》或者《金光大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层层的拔高之下,李自成终成高大全。这部历史小说由此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笑谈之一。不提不好笑,多谈却嫌太乏味。
  
  十、小农眷恋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个话语空白的时代。世人茫然若失之际,白头宫女话玄宗的故事复活了。一说便说出三部系列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完全是民间说书的叙事方式,只是由于乡绅阶层的消失缺如,变成了小农之于万岁爷的依依不舍。乡绅讲说历史,通常要摆一摆孟轲民本之谱,对皇帝指手划脚一番,然后再表达一下内心深处的忠诚和思念。但小农却没有这种民本意识,一味抒发思念皇上之深情。津津乐道于皇上的日常起居,挤眉弄眼地揭示宫廷秘事,有滋有味地讲说圣上如何玩弄权谋,如何驾御群臣,如何治理天下。号称当代作家,却像昔日奴才,殷勤地引领着游客参观主子爷当年君临天下的林林总总。
  当这几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将不少国人给弄疯掉了。仿佛到处都在学请安,唱诺说嗻。男人都拿皇上腔,女人再徐娘也格格。早知如此,逼人家清室退位干什么?弄得后世想要祭奠一下康乾盛世都找不到牌位寄托哀思倾诉衷肠。据说作者最后得了个姚雪垠奖。听上去恰如其分。
  
  十一、书生忧患版
  
  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是在一片康熙乾隆声中脱颖而出的书生忧患之作。赤地千里,饥殍遍地。触目惊心的景象,不说隐喻也人人心知肚明。更不用说,当那位朝廷命官面对群情激昂的场面,索性一屁股坐到民众当中,令人浮想联翩。
  该剧根本不用特意标明,观众都会自然而然想起范仲淹的名句:居高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该剧中那些拖着辫子的满清众生的蹒跚身影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莘莘学子的模样,依稀可辨。彼此全都怀有共同的情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剧中的皇帝是个什么人,根本不重要。因为该剧的份量不在于皇上是否英明伟大,而在于士子该做什么样的承担。这是该剧的主要亮点所在。
  
  十二、清官死谏版
  
  《大明王朝1655》点亮的是一盏孟轲的民本之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该剧的重心与其说在于担负天下兴亡,不如说在于清官死谏。全剧之于海瑞形象的聚焦,使该剧有意无意地成了当年《海瑞罢官》的一个历史回声。有趣的是,海瑞形象同时又被作了道家学说的阐释:国之利器。仿佛生怕观众看不懂,该剧还让嘉靖皇帝临终之前使劲嚷嚷着替海瑞定位:国之神剑!又是利器,又是神剑,君臣之间的双簧戏唱得高潮迭起,仿佛比干再世,恍如《离骚》新谱。有劲哦,有劲。
  其实,这部历史剧的真正看点,并非在于清官死谏,而是在于官场政治的淋漓尽致。嘉靖皇帝在道家学说上的修为,并没有该剧演的那么神乎其神。此君在采阴补阳上化的力气,远甚于领会老子思想。明明是疏于政事,却找了个无为而治的藉口。至于嘉靖皇帝差点被十几位宫女缢死的后宫丑闻,该剧讳莫如深。史书记载,那个由叫化子开国的大明王朝,不曾有过贤明强干的皇帝君临天下。汉有文景,唐有贞观。宋明两朝,皇气衰败,名臣迭出。嘉靖年间,徐阶、胡宗宪、张居正,皆为一代良臣。即便是骂名甚重的严嵩,二十年宰辅也并非只是贪腐而了无作为。从尔虞我诈的官场政治之中,推出一群有所作为的良臣形象,该剧已经大获成功。至于海瑞与嘉靖之间的打情骂俏,虽然史实俱在,但被上演得有些夸张。或许是因为那个饰演嘉靖皇帝的演员过于抢戏,或许是因为该剧编导痛感于现实官场过于腐败,故意突出海瑞的清廉如水和刚直不阿。其心可鉴,其剧可圈可点。
  
  十三、人物风情版
  
  光是从下列篇名上,就可以看出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所在。《胡雪岩》,《李鸿章》,《八大胡同》,《风尘三侠》,《萦缇》,《李娃》······人物风情,琳琅满目。这与其说是作家写作风格有异,不如说是台湾与大陆的人文关怀有别。当大陆学生还在唱语录歌的时候,台湾校园里已经开始流行诸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小路上》那么清新隽永的民歌了。早在大陆样板戏时代,高阳人物风情版历史小说已经风靡台湾。
  高阳历史小说没有帝王情结,没有天下野心,没有忠孝观念,没有兼济意识。朴素的文字,坦荡的性情。恍如《三言两拍》的某种延续,又像《木兰诗》的作者改行小说叙事。历史在高阳的笔下,与其说是一出出传奇,不如说是一个个日常人生。喜怒哀乐,不过人之常情而不必夸张出豪言壮语。风云际会,只是芸芸众生的磨肩接蹱而并非就是改天换地的功名机遇。读大陆出产的历史小说让人感到沉重,读高阳历史小说让人感觉轻松。倘若以西方歌剧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高阳历史小说的风格有类于《风流寡妇》那样的轻歌剧。旋律相当优美,咏叹也缠绵悱恻。朴素的叙事,照样可以造就出美仑美奂的阅读效果。
  
  十四、江湖政治版
  
  据说,金庸最想写的是历史小说。不过,当年以政治评论著名的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已经做了历史叙事。与古龙武侠小说完全飘忽于历史之外不同,金庸武侠之于历史的对称,比一些演义还靠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武侠是对《三国演义》历史叙事的一个补充。倘若将两者对照阅读,不需要再读任何教科书,便足以对中国政治了然于胸了。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历史叙事,忠义观念无疑淡化了,但隐含其中的现实政治批判,却十分强烈。仅就小说的历史叙事而言,可谓成也政治批判,败也政治批判。在大陆磨难过来的读者,每每看到那样的细节,都忍不住会心一笑。一旦时过境迁,回首那样的讽刺搞笑,不免感觉有失夸张。
  金庸武侠于历史叙事的深刻,不在于影射现实政治的夸张搞笑,而在于籍江湖,写庙堂。江湖有如庙堂的一个倒影,江湖纷争与庙堂权斗,一币两面。金庸小说对江湖的透视,使《水浒传》显得浅薄。倘若说,水泊梁山的故事仅仅停留在义气层面,那么金庸小说则从义气背后,发掘出诸如野心、欲望、心机、权谋之类的阴暗。江湖政治堪比庙堂官场。正如清官不多,真正的侠客也极为稀有。其情形就像从那群好汉中能够筛选出的英雄,不过林冲、鲁智深而已。
  金庸武侠小说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也是生命的别一种修为。至于那番修为究竟抵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从韦小宝形象上可以得解。萧峰的豪放、令狐冲的潇洒、虚竹的空灵,段誉的多情,最终通通归结成了韦小宝的油腔滑调。韦小宝就像金庸修为的舍利子。金庸功成名就之后的晚年言行,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尾声
  
  最后坦陈一下区区三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叙事方式已在小说自序中言明:独取女性视角。无论是一个男人与数个女人的故事,还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恩怨,都立足于女性的立场,付诸女性的眼光。女性视角以审美为主导,不关心男人的功名,而在意男人的性情。婚姻或许需要功名支撑,相爱却源自性情的有无。就男人而言,面对所爱的女人,经常会陷入选择功名还是恪守性情的困扰。
  三部历史小说完成之后,回首叙述往事,突然发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叙事视角,悄悄地蛰伏在小说叙事里。稚童的目光。这目光在《吴越春秋》里来自越女,《商周春秋》有伯邑考、妲庚,《汉末党锢之谜》则交织着雪儿、木香以及荀珂,三种不同的孩子眼神。既是浑沌未开的审视,又是局外人的旁观。就作者而言,这个视角全然是下意识的,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原先并不曾设置过,完成后才发现原来如此。
  归结起来,区区小说的历史叙事,基于三个维度。一个是历史本身的维度,一个是女性审视的维度,一个是局外人的旁观维度。
  至于区区历史叙事所受的前人影响,除了《红楼梦》之外,其审美渊源应该是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卡夫卡《城堡》,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加缪《局外人》。潜意识里可能还有乔伊斯小说的影响痕迹,比如《尤里西斯》,《芬尼根的觉醒》。《汉末党锢之谜》的叙事方式,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花园》。当然,写作之际,绝对不曾想到博氏小说。
  就说这些,成败自有读者评说。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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