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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法的角度而观文化研究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卓越 点击:23716次 时间:2014-01-22 17:15:01

由方法的角度而观文化研究

字体: [ ] 2013-11-09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1年第7期 作品作者:黄卓越
摘要:文化研究竟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文章基于文化研究方法的视角,通过对文化批评、民族志(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编篡学,文化理论等五种方法论的梳理与阐释,企图借助于方法论上的思考建构起适宜于当前文化研究的模式。
关键词:文化研究;方法
一、缘说
自文化研究引入中国以后,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将之作为一种“知识客体”予以考察与回溯,主要涉及“文化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以搞清楚这一携来之物的来龙去脉、理论构成等。二是将之作为一种“学术习惯”融入到对当代中国文化事象的分析、研究中,即不去刻意地寻探文化研究是什么,只是“做(doing)”自己的文化研究,由此产生了大批基于本土经验的文化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前者只是一种引导线,我们终究还是要归属到后一种研究模式之中,以验证文化研究的实际效益,并在此摸索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树桩(stake)”(霍尔语)。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事,使笔者感到,即便是在俯身于做文化研究的同时,仍然需要不断返回至第一个层面上去,从理论上先期解决一些学理上的问题,通过甄别线路、归纳经验等,更为有效地从事与推进文化研究的实践。第一件事即不久前某青年学者发表一文,其主旨是比较“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优劣,而这样一种思路等于是将文化研究置于与文化理论相分离的层面上,很容易造成对文化研究的一种误读,并有可能引起实践的偏差。再就是见到有些学者在“文学人类学”的名目下提出的一些看法,虽然其会基于不同的学科起点,但却与文化研究的表述与“做法”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也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能将这一富有启发的设想做更进一步的推演,或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文化研究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而这些,又都涉及到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既然所有的方法论选择都会与相应的知识实践目标有关,那么借助于方法论上的思考,或可从一个不太为后来学者注意、却又十分重要的角度来进一步解释: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甚至于它应当是什么?
 
二、方法的类例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最初的起事,即暗含了方法论的选择与突破。言其为“暗含”,是因为尽管初期的文化研究“三大家”(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已意识到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转换来建立新的坐系,即不是限于传统擅长的批评学的模式,而是借鉴批评学以外的如民族志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未及将这些方法系统化、条理化,也未将之提升为一种理论意识。因此直到现在,当一般提起早期三大家的方法,我们也主要还是通过他们的文本得以提取与概括。三大家的方法论模式,在后来被笼统地归纳为经验主义,这是参照结构主义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也表明随着结构主义的引入,方法论模式的意识始真正于文化研究中获得强化。当然从三大家各自发表的代表性著作到结构主义的出现,其间还隔着一段时间,有些早期已有的方法也处在进一步的理论化过程中,但大致到七十年代中期,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框架已经搭建成熟。这些方法在后期学者的一些回溯性著作也有描述(比如近年出版的米米·华特等所著的《文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理查德·约翰森等所著的《文化研究的实践》等)[1],但为对之有一系统与清晰的疏解,在下面我将之条理为五种主要的类型,并分别做出提要性的说明。
(一)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在英国具有长久的传统,并与文学批评有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前,一方面在文学批评中即兼含了文化批评的成分,此赖于英国的文学批评几乎未走形式化批评的路向(新批评主要还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而总是以某种文化标准作为其批评的严格宗旨;另一方面,文化批评虽然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说系统存在,但由于从事文化批评者多为饱腹文学之士,以故也会将文学批评的手段携入其文化批评中,如英伦早期最为杰出的批评家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的批评无不皆具这些特征。
英国的文化批评,在方法论向度上看,大致有两大特点,一是属从主体出发的观念性、社会性批评,即并不将之作为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而是试图通过某种选择性的观念定位对社会进行诊断与监察。利维斯于早期即因科学主义对大学教育的渗透,而表示出欲以批评拯救感性之泯灭的明显意图。这一方式在文化研究学者处得到了新的发扬,如论及批评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汤普森在评述威廉斯的著作时说的一句话便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如果他(威廉斯)主张社会‘科学’忽视了文化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而没有批评的设置,文化领域就是不可能被评估与解释的,那么我会站在他这一边而战”[2]。段中述及的批评与对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强调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文化研究经常讨论的一个议题,便是知识生产当如何与社会链接,成为一种批判性介入,而非将知识生产或“文化”的概念使用游离于社会批评与责任之外。也正因此,霍尔曾经称文化研究的愫抱是为一种“有机”的学术而斗争,以便能在更广阔的、非专家化的、非精英化的意义上反映出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功能。[3]在此倡明之下,这种批评也与随感性的Essay划清了界限,其中必然会包含有对社会的一种系统性的理解,并有可能向某种“理论”范型过渡。
二是以文本为批评的主要对象。这与文学批评的特征是相关联的。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都是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尽管不完全),尤经利维斯的阐发与实践而更趋显著,他甚至将自己所推崇的“细读”法运用到了对广告的文本解析中,由此而昭示了文本分析的多种潜能。5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如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最初也都是从文学研究起步的,如霍尔的学位论文做的即是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其后,像保罗·威利斯、托尼·本内特也都带有文学系出身的胎记,这些人中有些在后来转换步伐较大,有些则仍会在新的研究氛围中保留着比较明显的文学分析痕迹,这也使得文本分析能够很自然地延伸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之一。文本分析法在70年代后由于结构主义的援入而获更多运用的可能,当然文本的类型也在发生变迁,即从过去对文学文本的青睐而转化为对影视、摄影等文本的关瞩,这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发生着愈益重要的影响有关,而它们又多是以视像的方式来展示其文本特点的,如从更为统一的学术语言来命说它们的话,也皆可将这种文本分析称为是符号分析,或符号文本分析。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本的视角始终在媒介等的研究中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大约到年代晚期始,文本分析的符号学传统已在英国大学教育的传媒课程中被制度化了,而对文学文本的批评性研究也在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兴起以后以新的步式添加到文化研究“参差不整”的进路中。
后来,又出现了“社会文本”的提法,即将社会也视为一种类似于文本的对象,从而付诸类似文本式的分析。这种情况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对之予以辨析,这种分析仍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研究,其所借用的依然是文学分析、符号分析的方法,比如将社会的某个方面或某一事件长度视为一种文本框架,从而对之做符号学等的解析(比如对假日结构及其表征的分析)。如将之理解为一般的社会研究,也就超出了“社会文本”概念所规定的界限。
(二)民族志(或人类学)方法
民族志研究,在此也包括了另一个称谓,即人类学研究。关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说明,但也是不证自明的,似无需再做解释。英国的民族志研究起源于泰勒,至马林诺夫斯基而达于一个高峰,使从长期以来以文献为起点的研究有力地转化为对“活”的社会与文化的田野式研究。从该学科的发生看,似无法排除海外殖民的影响,与之同时,它也在20世纪前期与文学领域产生了某种交叉关联,关于这点,马克·芒格奈罗曾写过一本《文化,1922:文化概念的出现》(Culture,1922: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的书,将1922年看做是两种类型、两个系脉交汇的关键时刻,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知识与感觉革命。而艾略特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弄潮儿,是一个从文学家、文化批评家身份角度衔接英国人类学传统的重要人物,这不单因为他在长诗《荒原》中大量使用了人类学、神话学的材料,主要还是指他在40年代出版的《文化的札记》一书,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到对“文化”的概念性描述中,从而将“整体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的一个基础界义,日常生活由此成为早期文化批评的一个关瞩维度。
关于文化研究的出现,如果仍限于文化批评、文本分析,必然不可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民族志或人类学方法在其间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将之表达为是一种“人类学转向”,这主要体现在威廉斯与霍加特的早期著作中。威廉斯自己并未有过这方面具体研究的经历,但他的“整体的生活方式”(随后是“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概念,无论就其自己的表述还是其他学者的论证,都直接获益于人类学的启发。而霍加特则以其自身的经历与观察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对英国北方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民族志式的研究,虽然在该书中,人类学的研究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也未采用一种专业化的框架,但本书却一直被看做是英国文化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坐标,这应当没有太大的疑义。在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这就是——如果我们认定这些研究是与人类学相关的,那么,他们与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开始将观察对象从“低下”的民族转换成了“低下”的当代社会群体(尤其是城市化社群生活),这种转换与文化研究为自己设定的最初目标即解答当代问题的思想路径是相一致的。而不期而遇的另一个效果,便是同时也带动了作为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在80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种整体转型。
这一研究视角后在菲尔·科恩、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杰拉·默克罗比等大批文化研究学者的著述中得以延续、光大,并构成了一套成型的方法论丛结。相比较于文本式的研究,笔者认为可将这一研究特征概括为是“进入场所”,即进入到活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而不是与之隔着距离或凭借一些案头资料进行研究。这些场所大致包括三大块: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与文化消费场所。研究者带着问题到这些场所中,与生活中的普通人接触,从中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借之调正自己原有的看法。像威利斯为调查铁锤镇工人阶级“小子”们的生活,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后来成为伯明翰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它几乎是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进共生的。在此影响下,媒介研究也有明确的转向,这首先表现在达维·莫利与夏洛特·布伦斯顿(Charlotte Brunsdon)的研究中,莫利等通过将一集电视节目(《全国新闻》)播放给26个不同的观众小组,并询问观众对节目的看法,以此来检视文本意义的接受过程。此后多萝西·霍布森(Dorothy Hobson)将此方法做了更精致的推广,她不但与观众一起观看电视,做“非结构性的交谈”,而且也参加制作方的彩排、录影与会议等,通过广泛的调查来寻找综合性的结论。[4]不久,这类方法便在文化研究内十分兴盛了。
民族志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的借用,有助于克服文化批评或文本研究的主观性偏颇,为文化研究的客观性追求增添了一重要砝码,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研究”,而不是“批评”。即便是在较早的研究中,文化研究学者就已关心田野作业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斯蒂文·巴斯特(Steve Butters)在其70年代所撰《参予性观察的问询逻辑:批评性回顾》一文中,便讨论了田野研究中关系网的设计、研究计划的制定、如何掌控研究进程、数据分析等一系列问题。[5]不久前,安·葛雷所著《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更使我们了解到文化研究在这一方法论途径上所做的极为丰富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方法的普遍使用,使得该学派能够从传统的“文化批评”转折到“文化研究”之路上,尽管伯明翰学派创建的民族志方法依然需要将批评的取向包容其中(以区别于一般人类学模式),即在“知识生产”的同时明确地表现出一种“观念生产”的意识,因此在批评要素与科学定性之间必然会一直保留着某种张力与冲突,这也成为其自身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6]
(三)社会学方法
“社会”的概念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这在最初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即已获有力的阐明,《长久革命》一书则更显示了用社会观察方法尝试写作的意愿,从而是否拥有社会(学)的视角也被看作是文化研究与前期文化批评可事区分的一个重要界标。
就所采用的田野作业(也包括一些论域)而言,社会学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之间有很多重叠与相通之处,尤其是当民族志转向于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时,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中这两种方法的评述常常不做严格的细分。但不管怎样,尚不能将社会学分析手段完全归并到民族志形态中,这不仅在于社会学方法仍会有一些自己的规则与特点,而且也因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成员后来都出自社会学专业。
正如约翰·丢海姆·皮特(John Durham Peters)所述,英国的思想传统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中,而在美国,社会学自19世纪晚期以来即成为学院与机构研究的主导取向。[7]这在前提上便规定了,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会从对美国社会学的汲用与抗拒中探寻新的出路,这也在霍尔的多篇文章中得以陈述。从汲用的角度看,达维·莫利即已说过:社会学帮助抵抗“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化’——这经常使其所分析中的文化现象完全脱离它们的社会与物质基础。”[8]从抗拒的一面看,文化研究的质疑主要集中在美国社会学所自认的“科学性”上,以为它只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而内里却潜藏着对主导意识形态(如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等)维护的企意,也正如此,它的研究会必然缺乏一种“总体性”的关照即意识形态批评的维度。针对这一虚弱点,英国文化研究的涉入可谓开辟了一条以文化为焦点、以批判性解读为归趣的社会研究的新路径。
具体而言,文化研究在此方面的最初实践,或说其关注的两个重要领域是:亚文化与媒介社会学,并首先集中在对“异常行为”的研究,如斯坦利·科恩(Stanly Cohen)与约克·扬(Jock Young)所著的《新闻的制造》(The Manufacture of News)、伯明翰中心多人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等均是7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视角的选择不能不说仍与美国社会学此一时期的研究特点相系,80年代后这种研究由于融入了更多新的方法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总起来看,文化研究的努力对英美当代社会学模式的重构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与推动的作用,甚至于出现了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在《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与遗产》一文中所说的有将文化研究涵盖社会学的趋势或假象(从而也引起了社会学中保守势力的反抗)。但无论如何,我们依然不能将之置于更专业化的社会学系脉之中,以社会学的已有的规范来测定它,因为文化研究并不以模式化的社会学归属为己任,它更多地还是试图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来处理自己亟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也只是将社会学视为能将自己带向更远的一根拐杖。
(四)历史编纂学
英国文化研究之起源汇聚了多条航线,其中之一即汤普森等的历史研究,而据德沃金的考订,汤普森的历史研究又可溯自40年代成立的共产主义历史小组,对近代以来英国社会尤其是政治进程的考察构成了这一小组的主要工作。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项具有远大抱负的思想与知识的事业,是无法离开对历史学这一“王者之学”的青睐,文化研究也不出其外。
目前对英国文化研究谱系的确认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太确定的界义,如果我们越出狭义的范畴即围绕着伯明翰中心而形成的叙述,那么可以看到,与汤普森有更多关联、并处于中心以外的左岸史学研究,一直以来即活跃在文化研究的另一地带上,不仅论文发表的数量较大,而且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杰里·赖特(Jerry Wright)等都有杰出的著作出版,他们的共同兴趣均聚焦于对底层社会史或云“由下而上的历史”的关注上,从而为“新史学”这座大夏的构建铺下了坚实的地基。
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同样对历史编纂学研究投入了甚多精力,并开辟出一些新的方向,这主要表现在对欧陆理论的汲用,从而也引起了新旧二派文化研究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的部分资料可参阅理查德·约翰森等编撰的《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ies)一书,其中也反映了伯明翰中心历史小组对历史编纂学所做的一些富有创辟的构想。
历史学著述同样是文化研究知识生产活动中增长甚快的一个领域。早期的史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工生活与政治史范围,而后开始拓展出对女性生活史、通俗文化史、媒介史、阅读史、表征史、殖民商品史等的研究。一般对文化研究进程的梳理比较容易忽视这一方面,故有必要做些择要介绍。比如在女性史研究中出版的有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女性,反抗与革命》(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与《隐匿在历史中》(Hidden from History)、凯瑟琳·霍尔(Catherina Hall)的《家庭命运: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与女人》(Family Fortune: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女性:最长久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等。早期媒介史研究中最为著名的有斯密斯(A.C.H.Smith)等所撰《报纸的影响》(Paper Vioces),它也是中心较早规划的一项研究,对1935-1965年间通俗报刊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查。如乔治·佩里(George Perry)的《大英帝国图片展》(The Great British Picture Show)、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en)与珍·辛顿(Jean Seaton)的《没有责任的权力:英国的出版与广播》(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等,也是在中心影响辐射下撰成的媒介史著作。通俗文化史中可举出的有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有中译)等。80年代后此类著作的问世更是频繁,难以胜举,并对新文化史的创建与发展有直接或交互的影响。
对于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历史编纂学,既可视之为一种学科行为,也可判其为一种方法论策略,以后一方面而言,与文化研究学者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密切连带关系,又进而在有些学者那里被表达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范式。尽管这一方法的使用最明显地会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处理上,但我们却不能将之从文化研究的整个工程中割裂出来,而是务当将之与民族志、社会学方法所针对的“活”的生活研究衔接起来看待,从一种“整体性”视角来探知历史编纂学之介入文化研究的意义。
(五)文化理论
所谓的“整体性”也包含在伯明翰中心对一般性“理论”的追求上。理论的问题一直是文化研究内部存在激烈论争的一个话域,如果平实地看,任何一种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学派或思潮都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构建,即便是在早期经验主义阶段,理论也会暗含在各种经验化的表述中,甚至于像威廉斯等也曾直接使用“文化理论”的术语称说自己的研究(可见《文化与社会》前言,他处也有不少)。当然在文化研究中,“理论”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跨越于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与逻辑的构架。对于此种理论的吁求,自60年代始即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理念冲动引人注目地播散在各种论讨中。如佩里·安德森等在60年代即提出希望通过大量引入西马的文化理论,以填补英国经验主义模式的先天不足。稍后则有斯图亚特·霍尔对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的取用与辩护,由此而在一个时期中又在文化研究内部发生了所谓“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交锋。汤普森为此专门写了《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一书对“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抗拒性的批评,而霍尔则写了《为理论辩护》(In Defence of Theory)一文,与他的左翼旧盟友取一种针锋相对的姿态。” “理论的贫困”虽然意在指出理论的有限性、无效性,但这种提法本身却源于70年代以来理论业已于文化研究中成为一种显在性思潮的高度焦虑。因此从当时的情况看,显然不是理论太少,而是太多了,因此才需要汤普森等勇敢地逆风而上,宣布新一代学者行将遭遇的理论破产。
早期文化研究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要结,当然还在于理论为什么是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从肯定性的一面来看,霍尔等在为阿尔都塞进行辩护时即做了明确的回答,一是理论的引入可以克服经验的惰性,提供大量新的解释角度、方法与概念等,以使文化研究能够进行多次思想上的重新启程,比如文化研究中的“接合”、“多元决定”、“意识形态”等概念都已引起了对“文化”的重新思考,而这份受益的清单还可无限制地添加下去。其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理论能够提供一种社会观察的总体性视野。这可借助于两个对比看出,首先是相对于早期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而言,新的理论可以产生出对总体性的再总体性化,重新将社会联系为一个更为多样、复杂的总体,进而安置“文化”在其中的特殊意义。其次则可与一般民族志、文化批评(文本批评)等方法相对照,理论的总体性考量可以揭示出隐含在社会生活话语之下的一个更大的规定性结构,而不是像经验主义那样,将文化仅仅看成是“自发”的意识、或对社会的“反映”论式表达,流于表浅的乐观主义;或仅仅满足于民族志、日常生活等的表象打捞,不及对内在受控性权力与逻辑的深锚与分析。唯其如是,才能将文化研究发展为一种具有深度关怀的文化政治学,从而也将自己不可避免地推向了“意识上的乐观主义,知识上的悲观主义”。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理论并未贫困与破产下去,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持久地被嵌入在逐浪前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脉中,最初的一波是阿尔都塞(同时有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等),进而是葛兰西的文化理论,葛兰西之后有德里达、福柯、赛义德等等。以至于到了后来,干脆有学者将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混淆在一起言说,典型的例子有伊格尔顿、默克罗比、斯道雷等。当然,援入的理论,既有一些“整体性”的话语模式,或一些组构性的概念部件,同时它也包括一些内发性的思维运动,而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也不仅仅只会吸收与整合外部的理论,它也自身发明与创制理论,以能满足自身系脉的组构与扩展。
以上对五种方法的解说已可充分说明为何文化研究是一项“跨学科”、“后学科”工程,及其内在所具的某种统合性。除此五种主要的类例,文化研究的方法还应包含在下一个层次上出现的更小一些的“范畴”,以形成对前述主要方法的补充,同样也不可忽视。鉴于篇幅,仅择两则述之。
语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看,语境主义源自经验研究的延伸性规则如民族志的“场所”、历史编纂学的“时空”等,这同时也是由文化研究第一性的现实诉求所决定的。以此而言,它会直接构成对“理论”普遍性的消解或转化,从而将对理论的处理转化为“在”语境中的检验。在对结构主义的评述中,霍尔即警觉到理论的系统阐述会包含有高度形式主义的危险,因此提出应当在不脱离不同实践构成的整体条件下,对不同实践的具体性进行理论的思考。[9]这一思想也贯穿在文化研究的整个实践进程中,如中心对70年代“道德恐慌事件”、撒切尔“威权民众主义”、“新时代”转型等的分析无不都是紧扣其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展开的。有基于此,格罗斯博格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重心其实并不驻足于“文化”,而是“语境”,文化毕竟还属比较模糊的概念,而针对语境的批评则更可见出文化研究的每一项实践意图。为此,格罗斯博格还给文化研究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即“激进语境主义”。[10]以方法的维度观之,这样的判断有其一定的道理,可避免将一切研究都裹挟到“文化”这一概念中去,然而,这样的断论由于过于张大方法论的特征,也易造成对文化研究思想属性与意义连贯性的忽略。
话语,我们现在对“话语”概念比较熟悉的一种解释来自于福柯。以福柯的原意,话语是相对于“语言”而言的,即语言是最一般层面上逻辑,而话语则是在语言之下的一种更窄一些的言说区域,类同于具有相对分割化的段落。话语构造了话题(Topic),同时也界定与生产了知识的各种对象。文化研究后期也明显受到了福柯这一思想的影响,但在未接触福柯之前,实际上文化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将话语的模式作为其知识生产的手段,比如在处理亚文化、女性研究、种族研究等时,并非泛泛地套用一般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对之均进行了边界性、层次性的设定,以便考察一般意识形态在更小一些群体或阶级中的变异过程,这与威廉斯早年已提出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的观念似乎有关,威利斯也曾用“同族性”(homology)这一概念来表述对这一更小单位进行研究的法则。[11]而挪入到历史的境遇中看,则又类似于刚才已述的“语境”。
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关系也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两者首先不是一组对立性的事项,文化研究也容含着、叠加着理论或文化理论,在结构主义运动之后,我们几乎很难找出没有理论介入的文化研究。在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承认尚还存在着二者的区分,那么并不在于文化研究是不包含文化理论的,而只在于文化研究会随时将这种理论做语境化、历史化与实践化的降解,以适应于现实解释的需要。在文化研究那里,文化理论已经不再显示为“知识体操”的特征,而是直指真实的行动与历史的“这一时刻”,这既是由其文化政治的目标,也是由对上述多学科方法的使用所规定的。经过这样的梳理,我相信对于最初提到的那位年轻学者的误言,差不多已经可以澄清了吧!
 
三、文化循环与民族志方法的启示
文化研究引入中国之后,对多个学科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中国国内学科设置的特点,受到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文学系。近十年来,从最初的质疑、防守而至今日的门户开放,文化研究已经坚实地驻扎在这一学科的话语场域中,不仅许多学校的中文学科开设了文化研究课程,大量的学位论文也都倾向于在此领域中进行选题。这不仅缘于文学在广义上可被理解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在于文化研究秉承的现实锲入性,可以部分满足学院知识分子探求与应答当代问题的强烈期求。在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尚不发达的中国,中文系学者的研究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地界上的一个风向标(虽然此任务显得有些过于沉重),因此,对中文学科中的相关研究也尤为关注。当然,其前提还是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具有持续生长潜能的知识与思想构型。
但是,从以上罗举的方法类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单从方法论角度看,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仍有很大的差别。传统中文学科的训练特点,基本上是围绕着文本的考订、阅读、分析而进行的。然根据约翰森对文化研究模式的解释,作为一个概念总体,文化研究则包含了至少三方面的形态,即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与基于“活”的生活的研究。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在文化研究那里,“文化”体现在循环的过程中,唯其通过生产-文本-消费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显示出其确定的意义。比如我们要研究一则电视节目的文化意义,单单从文本入手还是不够的,需要同时考察文本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比如与之相关的各种媒介机构、中介公司等是如何介入其中的,甚至于还包括来自于管理部门的指令性介入,因为在一个节目播放之前,总是已经经过许多因素的配置与角逐,最后文本才是这样或那样地被“构建”出来。这些因素也可从意义类型上窥之,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等因素在文本构制或云“生产”中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消费,这还是一个狭义的说法,其实可笼统指称——“大众”——这一端,不仅在文本出现之前即已成为文化生产的潜在参考指令,同时它也是在之后作为文本意义判断的一个决定项,大众既是接受者,也是意义的选择者,文化/文本最后被怎样处置了,赖于我们对众多受众(而不是批评家)态度的了解,而受众态度的背后则蕴藏着主体与社会建构的意义逻辑。文学虽与影视有些区别,即传统的文学在生产这一环节上涉及的因素相对单一,但接受的方式与由此引出的问题却与影视相似,无非是将画面变成了文字。而在当代情况下,一方面,文学,尤其是流行文学的制作,也越来越受及文化工业的整合,另一方面则更频繁地被纳入到新的传播平台如网络、视频等上,从而进一步突显了文学的传播学特征,以致于需要从传播的角度来重新定义文学。由此看来,尽管在一项单一的研究中,学者仍然会偏向于某一形态的研究,但如想整体地把握与从事文化研究,则不能不进入到文化循环的基本设论,并借此重新反思中文学科研究中固有的一些局限。
在此意义上,笔者很赞同一些学者在文学人类学名义下所做的探索,比如在较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叶舒宪教授即提到了“传播情境”的概念,将传播进而是“过程”的概念引入到对文学的考察中,其中尤其以口传文学的交流特征作为对此的一种印证,并进而主张以民族志(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对应性的研究。[12]虽然人类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如置于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来看(尤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提法仍具明显的视野与方法上的开拓性,这首先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在几乎全部依托于文本材料建立起来的学科中,如何扩展理解与研究空间的问题,这既涉及到材料的空间,也涉及到方法的空间。如果不是限定在文本的意义上,而是更进一步将文学看作一种传播性的设置,将之放到文化概念的区域中来审视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将研究的视野扩至受众与生产等的方面,进入到对文化循环及其构造功能的考察。很显然,这也必定将带动方法的移位,即从单纯的文本研究扩延至对生产与消费的民族志研究。
当然,如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目前被一些学者所勾勒出来的文学人类学框架依然有其明显的偏向性,其研究基本上还是限定在古代文学与文化的考订范围,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人类学(民族志)模式最终还是被理解为一种以文献为旨归的研究。如叶舒宪教授于近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虽对前人的二重证据法有所突破,但在纸上文献、考古文献之后增加的跨文化的民族学材料、出土与传世的图像资料,也都还属于文案性的资料,而非通过田野作业、社会调查等方式获取的民族志资料[13],与文化研究所述的民族志在资料属性与获取方法上均有较大区别,也尚未进入到对传播情景的考察之中。这固然与文学人类学的“历史编纂学”定位有关,也与文学专业习以为常的文本主义思维模式有关,以致于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借助于民族志与人类学中的方法论精华去从事作业。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批评一种具有自身定位的研究取向,而只是触事有感,希望通过对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这一新的思考路径所做的理论引渡,去探索另一种实践的可能性,即,如果我们将研究的对象转换为当代文化或文学,那么就可以将已提出的文学人类学的设计范围做进一步扩展,使之也能介入对当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从而与我们所述的文化研究模式有所衔接与链接。如能这样,也就能使民族志的理念与方法确实地发挥出自己的效能,并达到改造传统中文学科训练中固有局限的目的。
以上还只是限于文学生产与消费范围内的讨论,毋容置疑,文化研究所触及的领域要远为广泛得多,对于更为广泛的研究对象,文本研究的限制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文化循环的视角看,在大量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如果不能超越学科的习则,回避或忽视对生产/消费、制度/大众等维度的具体考研,而仅满足于对文本或符号的单一解读,那么对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探入的层次就会是有限的,也无法籍此而去完成文化研究的自设性目标。当然,这种限制,并非仅仅因于学科的训练,也因于意识、学院制定位、环境的阻力等,因此也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我国人文学科设置的历史看,既延续了传统知识学的模式,也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形态构制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以文本差异的特征来分类与布局的,因此,在人文科学中的几乎所有专业,都打上了文本中心主义的深刻烙记,而社会学科又都受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目的的主导与牵制,少有从回应与解决社会问题出发的学科设计。这种与“活的”社会脱节的知识学导向,造成了社会需求与学科定位之间的巨大隔阂。尽管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日见其多,但由于受到学科定位与惯力的制约,使得一般的学术研究往往只能游离其外,而无从介入其中。另一方面,各种机构的内部运行又都存在着信息自闭的问题,“生产”过程被过度地设密化,这也造成学者的社会调查与经验分析总会面遇极大的困难。同时,对大众文化消费与社会心理等的调研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网络上的资料则又总是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不确定性等。正是在这些多重阻力的面前,使得当代文化研究往往从一开始就会折回到文本批评、理论解释、历史考订等相对简易的做法中,并主要是在文案的层面上取得证成。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做文化研究可能存在着的局限与难度,如何通过不断增强跨学科的意识去避免方法持有上的不足,则将成为再次置于我们眼前的一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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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史岩林,张东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全球化——美国格罗斯博格教授访谈[J].文艺理论研究,2011,(1)。
[11]Paul Willis.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M]. Polity Press, 2000.127-130.
[12]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3]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J].社会科学战线,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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