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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鼎钧随感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达 点击:29152次 时间:2014-02-28 12:34:56
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中文作家。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读后感想各人不同,对我来说,读他的书,如一个久违年代突然走到面前。那些许久没有再听到的用词用语,激起童年回忆。有过那样一些人,不可测的智慧是在水下,浮出水面的冰峰在阳光下一闪一亮。那是我曾经很熟悉的氛围,却随着我身边最亲近一辈人的离去而离去。离去的是一个时代。如今在我远远的周围,可以看到许多同代学人,却风景迥异。

   我开始读到王鼎钧,是在美国,十几年前。

   当初去美国,想的不是去看一个国家,而是去看世界。实际发生的更有一点荒诞:我也是去看近邻,看台湾人。现在想来,当时大陆还足够封闭。离开大陆前,我只在广东认识过一个台湾人,是个彬彬有礼的工程师。记得他送我一包“冻顶茶”作见面礼,那是我第一次喝上台湾茶。那是八十年代末,这么说吧,如果他不送,我就不太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喝到冻顶茶,也不会知道那是台湾名茶。想想不可思议,当时文革结束、大陆戴上“改革开放”帽子已经逾十年了。

   如此封闭, 大家感觉却已经“很开放很开放”了,因为参照系是在此之前的十年文革。其实,九十年代初以前的开放,大多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开放,以前不能穿的,现在可以穿个,穿个牛仔裤留个披肩发;以前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个,就觉得开放狠了。曾经不准谈人性,现在人性突然爆棚,性善性恶,人性弱点和人性复杂性,都一勺烩了。一边有拘谨压抑的延续,一边有池内狂欢。最经典的,是曾经个个一无所有,却不准说自己一无所有,说出来就是不满现状,就可以是刑事罪行;而文革以后,大家还是一无所有,却居然可以说出自己一无所有,那是多大的解放。所以崔健喊一嗓子《一无所有》,足以降天下。

   开始可以了解世界了,但是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是片羽吉光。

   所以,在1990年,大陆人没有交上台湾朋友,对台湾和台湾人毫无了解的,十分普遍。美国是个小联合国,五彩缤纷下,刚到美国的我,对台湾好奇。他们没有经历简化字改革,还用着我们称“繁体”他们称“正体”的书写。此前,我只想到书写差异,没想过还有文字隔阂。我们这代大陆人生在1949年以后,是在政权文化的双重交替之间,我小时候,书架上父亲和哥哥的书,多为“繁体”。老师没有教,稀里糊涂也就会了。文革中,我周围的小朋友还有过一阵“繁体热”,感觉好看而时髦。大家被政府送下乡,收着天南海北来信,繁简两体夹杂。

   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哪怕在两岸隔绝年代,在两种字体之间,两岸并不对等。只要有碑帖有旧书,大陆孩子就一定有机会接触传统中国字体,而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可能真没有机会看到一本大陆文字革新之后的简体书。前两天,我对一个在德国生活的台湾小朋友聊家常,我说,这儿雷暴雨呢,小湖爆满,我正抗洪抢险修堤坝。她的回应却是个文字问题:“那个‘土’加‘贝’的字是什么?”。令我想起刚到美国,认识个酷爱读书的台湾女孩,她借了我的书去看,还书的时候一边说:“好看”,一边说,“就是有的字不认得。”她在纸上描画了“书包”两个字,问我:“那是个什么包?”得到答案她笑得岔了气。

   也是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对台湾人说“繁体字”可能是一种冒犯。认真的,会正色纠正:“不是繁体,这是正体”。在海外,来自两岸的人可以为字体优劣争得面红耳赤。我无意冒犯,赶紧对大笑的女孩说,“还是正体好看”,没料她说“昨天给妈妈写信,写了两个钟头,你写信可以省很多时间。”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更没有伊妹儿。

   我忽然想到,人对文字反应很奇怪。虽然英语也可以拆解析义,中文词无疑最可拆解。一个词义通常由两个独立字义叠加。可是,人有能力忘记本源,赋新词以超越本源新义,完成视觉感觉走向双重麻木的飞跃。在我们词典里,“先进”“革新”总是好词,“革命”更是当然。革、命,我们很少盯着这个词看半分钟,得到它直观的明示。

   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就有过一次短暂“文字革命”。1977年12月,大陆公布了“二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推出两批简化体共853字。没有征求知识界意见,“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表决。据说这是刚结束的文化革命遗风,文字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人尚在“臭老九”之列,无权置喙。写下这三个字觉得儿童不宜,这个称谓在当时是官方书面用语和儿童教育用语,还远不是最糟的语言。可以想象,一批“红旗下的蛋”,在这样的语言熏陶下出壳、长大,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需要惊奇。

   “二简字”中,“芭、粑、笆”都简化为“巴”,“葫、蝴、猢、糊”,兼简而为“胡”。于是就有“胡芦、胡蝶、胡狲、面胡胡”,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开始有了“舆论”,于是舆论哗然。最不被接受的,记得是“道理”的“道”字,“走”字边上,砍“首”换“刀”,众人愤愤然,说“提着一把刀去讲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第一批248字,一经宣布,就立即在报纸、刊物、中小学课本和书籍上,顶替了原来的“老字”。小学老师一阵手忙脚乱。后来在众人反对下又“停用”,但已经印出的书、教科书,覆水难收。“二简字”在十年后的1986年6月宣布废止。事情就过去了。在大家的记忆里,也就是一个闹剧,匆匆被抛在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

   直到最近,一个学人朋友,被指经常写错别字,他十分委屈。细究下才知道,他就是“二简字”一代。我也这才想到,“二简字”的后果,是还有一大批孩子呢。他们的老师教的、考试考的,他们一遍遍在作业本上描画的,就必须是“二简字”、也就是后来的“错别字”。这件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在台湾不会发生。能把误人子弟都看作小事,也是经历大风大浪的后遗症。如果活下去曾经分分钟都是问题,这些自然都是小事。同代人把“活着”当做人生成就的故事,被张艺谋拍成电影,获得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活着》还未能获准上演。活着就还是需要小心。

   我和一个70后朋友聊起,八十年代的开放快感,是和刚过去的文革对比。她却说,“我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与今天对比”。于是她提起于双戈案的公开审理。1843年率先开埠的上海,学习和捡回记忆都更快,尤其是被文人忽略的“技术层面”。文革刚结束三年后的1979年,恢复消失了二十二年的律师制度。在七十年代中,文革中的百姓私下悄悄流行对自己娱乐生活的精确总结: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看了整整八年。我记得另一个真实故事,在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末,我在一本所谓内部读物《编译参考》上,看到当时有个外国法律界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有多少律师。这厢回答是:八个。

   1987年12月19日,电视台首次即刻全程转播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蒋佩玲、徐根宝包庇罪犯于双戈、私藏枪支弹药”一案。上海人跟踪追看审理全程和律师郑传本庭辩,万人空巷。其后上海坊间流行语加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徐根宝是于双戈的朋友,蒋佩玲是于双戈的恋人,上海人称“女朋友”。徐根宝涉嫌窝赃包庇,蒋佩玲涉嫌资助于双戈逃亡。

   今天有人奇怪,1987年上海人有没有是非观,提起来,朋友把市民们对被告的好感归于律师的精彩庭辩。其实,这里暗藏民间对行去不远的文革联想的反弹:亲友检举背叛,株连九族,在文革中曾经是日常见闻。这个时候,小姑娘蒋佩玲一句“我已经是你的人,要死也死在一起。” 徐根宝不计后果的“兄弟义气”,令上海人在持续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铁面无私之后,至少体验了一点久违的是非曲直与亲情友情的纠葛、找回一点人性错综复杂感觉,有了一点人的气息。这个特定大历史背景和社会思维模式关联,需要历史体验,在这代人离去之后,再不会有人理解。

   朋友说,她对这个案子记得清楚,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小孩,因此有了律师梦。爱看热闹的上海人,也以为,从此可以在电视里看本国法庭大戏了,谁知,剧场关门。空等几十年,此景不再。郑传本洋洋洒洒在成千上万电视观众前展示律师行业光彩,只是昙花一现。近三十五年过去,今天律师纵有天大本事,再遇惊天大案,也不再有全程转播的屏幕大舞台。

   海外司法和媒体具体什么样的?在“很开放”的八十年代,大家几乎一无所知,也很少问这样的问题。

   到美国以后不久,有了朋友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还没有发达网络,所以,电脑只是个打字机,我懵懵懂懂,为得到一个新鲜玩具开心,没有去想,大家都已经走到了旧世界的悬崖边缘,那是世界享受最后安宁的黄金片刻。

   中文书都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家,又住在偏远乡下,那时候,偶得一张中文的《世界日报》,就很稀奇。就在那张报纸上,我第一次读到王鼎钧。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

   听上一辈讲故事,对比会有感触,触动很容易发生在两代差异和时代变迁之间。我这一代和前辈王鼎钧,还多了另一个隔阂,隔着大陆的文化断层。这个断层,我和自己的父辈一起经历。王鼎钧却和我从未谋面的叔叔、和父辈的另一批朋友们,延续了跨越海峡的民国,期间距离,何止一个海峡。1949年,两岸曾经是同一个起点,然后从差之毫厘开始,几十年一过,已经谬之千里。

   我想重读一遍王鼎钧,一开始读他的自传,忍不住想记下时时冒出来的一些联想和感受,可能写着就会离题很远。只是信马由缰,如同回到许多年前,在上海的湿冷冬天,和父亲一辈聊天,捧一杯热茶,多半只为了给冰凉的手取暖。心却一直是热的。

   果然,刚开始,就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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