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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通论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锦堂 点击:25300次 时间:2014-12-05 14:12:20
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文学,其发展过程,是先有诗歌,然后有散文的。而诗歌中,则又以民歌为最早。黄櫄(chun)说:“有天地,有万物,而诗之理已具;雷之动,风之偃,万物之鼓舞,皆有诗之理,而未著也。婴孩之喜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fu鼓槌)以蒉(kui盛土的草包),鼓以土,籥(yue古代一种乐器,形状像萧)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谣,元首股肱之歌,诗之义已备矣。”如此看来,真可谓无地而不有诗,无人而不可作诗了。所以方友石说:“诗情原自充满两间,无以感之,则寂而不动,有以触之,则文而成声。”此外,金圣叹也说:“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昏夜半莫不有之。”他又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这都足以说明诗歌的产生,最初是始于民间歌谣的。基于此种因素,我们若要讨论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就非得先要从这部古老的诗经入手不可了。一般文人的传统观念,总离不了四书、五经;可是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与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一样,都是讲个人思想的哲学论著,虽然各有其不朽之价值,但却无法把它们纳入纯文学的范围,所以萧统文选序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再就五经里面所包含的几种典籍来说,大多数是与史有关的。如尚书是当时政府的公告,多属于官样文章,同时又有今古文之争,到现在还是争辩不息的问题。崔东璧曾说:“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晋宋之际,遂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及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本亡,尚书之旨遂晦。”易经是一部学理高深而不切实用的卜筮(shi古时用蓍【shi我国古代用它的茎占卜】草占卜)之书,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孔子教学生读诗书,却不曾教读周易,就是孟子称引诗书,也没有说到周易。礼记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崔述语)例如现存的大小戴的礼记中,就都掺杂着许多非二戴的学说。春秋是一部重褒贬、道名分,含有微言大义的纲目式的史书。由于文句过于简短,有许多地方,隐晦不明,因此被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这样说来,五经中只有诗经是一部最可信、最完整的纯文学著作,从它里面,不但可以看出周代的民情风俗和政教设施,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历史资料,对我们研究史学和文学,都有莫大的裨益。在其中所收存的诗,本为三百十一篇,但在小雅中的南陔(gai)、白华、华黍、由庚、由仪、崇丘六篇,皆为笙诗,有声无辞,所以现存者只有三百零五篇了。这三百零五篇诗,我们虽无法考证出每篇的作成时代,若就其全体而言,约起于西周初年(西元前一一二二年),止于春秋中期(西元前五七〇年),共代表着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作。从其内容的叙述上看,绝非一人一地,或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由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慢慢搜集累积而成。它里面包含有民间歌谣,士大夫作品,以及祭神的颂辞,因而蕴藏着丰富的古代语言学和社会史的资料。若就全部诗经而言,其中最古的是周颂,其次是大雅、小雅,再其次是商颂、鲁颂、国风和二南了。时代愈晚的作品,文字愈是美丽,描写愈是逼真,叙述愈是细致,形式愈是整齐,音调愈是和谐,社会的意识与个人的情性,也愈是丰富而复杂。因此,二南和国风,可说是在诗经里面最精彩动人的一部分。但若就单篇的诗经而言,最早的作品,大约要算豳(bin古地名,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也作邠)风中的《破斧》一诗,其中明显地说到“周公东征”,那是公元前一一一四年前后的事。《破斧》的创作,可能就在这时。其次有确切年代可考者,只有小雅十月之交一篇,诗中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这是指日蚀的时间而言;据现在天文学家的推算,应该是周幽王六年,相当于公元前七七六年。阮元《研经室集》有《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一文,可以参看。至于最晚的作品,年代比较明显可信的,要算陈风中的《株林》一诗,这是陈国人民讽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的作品,在《左传》宣公九年、十年中都有记载,相当于公元前六〇〇到五九九年。当然在诗经中,还有比《破斧》更早,及比《株林》更晚的诗,但我们无法考见其确切年代,只好不强作解人了(参看金开诚著诗经)。
诗经以外,还有许多逸诗,如在宋代王应麟的《玉海》里,就已收录了很多,接着有明人杨慎的《风雅逸编》、冯惟讷的《风雅广逸》、《诗纪》前集卷十古逸里,也保存了若干。后来又有郝懿行所增辑的《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到百篇。综观以上各书所收录的诗,有神农时的蜡辞(见《礼记》的郊特牲);有黄帝时的弹歌(见《吴越春秋》),以及焱氏颂(见《庄子·天运.),海游诗(见王嘉《拾遗记》);有少昊时的黄娥歌(见《拾遗记》),白帝子歌(见《拾遗记》);有唐尧时的击壤歌(见王充《论衡·艺增》),康衢谣(见《列子·仲尼》);有虞舜时的卿云歌(见《尚书·大传》),以及南风歌(见《孔子家语·辩乐解》),虞帝歌(见《尚书·益稷》);有夏代的涂山歌(见《吴越春秋》),五子之歌(见《尚书·夏书第三》),夏桀之歌(见《尚书·汤誓》),夏人歌(见《韩诗外传》;有商代的盘铭(见《礼记·大学》),桑林祷辞(见《荀子·大畧(lue同略》),商铭(见《国语》);有商末时伯夷叔齐的西山之歌(见《史记·夷齐列传》)等。但这些诗,往往是零章断句,又多出于后人的追记或伪托,我们无法完全相信,故远不如诗经的重要。其次,还有些散见于易经中的歌词,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又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甚至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第九)“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枯杨生稊(ti),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屯(zhun)如邅(zhan)如(迍邅zhunzhan形容迟迟不进),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舍尔灵龟,观我朵颐。”(颐初九)“鸿渐于磐,饮食衎衎(kan快乐)。”(渐六二)等,其创作年代,或许要比诗经为早,但仍然是零零碎碎的材料,不能和诗经相提并论。
二、诗经的名称
在解释诗经的名称之前,古人对于作诗的意义,究竟何在?不可不知。我们采摘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纲》(汪馥泉译)及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两书中的意见,不外下列四端:一是想借诗歌吐露胸中的愁闷,如:“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又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二是想借诗歌,把自己的意志,诉诸公众,如:“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又如:“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三是想借诗歌以赞颂别人的美德并即赠诸其人,如:“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小雅崧【song同嵩】高)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蒸民)四是想借诗歌以谏讽君王,如:“家父作诵,以究王訩(xiong同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我们既明白了古人作诗的宗旨,其次再看历代学者对“诗”与“经”所下的定义如何?先看“诗”字。
“诗”这个字,原作“詘”(qu同诎,言语迟钝),但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就是在易经中也找不到,仅在今文尚书中见过两次,一为尧典的“诗言志”,一为金滕的:“于后(周)公乃为诗以詒【yi诒,同贻】(成)王,名之曰鸱鸮【chixiao鸟类的一科】。”尧典晚出,已成定论,这个“诗”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及至战国以来,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是荀子赋篇中的佹(gui)诗,首云:“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诗,究竟是什么样的?邵雍的论诗吟云:“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这些综合了古人对于诗的解释方法。其次我们把前人说诗的文章,摘要录在下面:
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
诗以言志。(襄公二十七年《左传》)
诗以道志。(《庄子·天下篇》)
诗者,是其志也。(《荀子·儒效篇》)
诗,志也。(《说文》)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子夏《毛诗序》)
另外,自唐宋以来各家的说法还很多,恕不俱引,但从以上诸家的意见看来,诗的作用, 不外是吟咏情性,以言其志罢了。吟咏情性,固然是诗歌的本质,但所谓言志,在古代是与政治或教化有关的。因为远在春秋时,赋诗的风气很盛,一般做官的人,为了美化自己的语言,普遍熟读诗歌,以备在外交场合的宴会里,各国的使节彼此谈话之际,如有某些顾虑而不便直接表达时,经常是指出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歌唱,在所唱的诗里,便可表示出甲国对乙国,或这人对那人的一种感谢、愿望,甚至责难等,都从诗篇中断章取义而来。所谓的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思,而是在一章中拉出一两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正如卢蒲葵所说,引诗时只断取某一章,我只取所要的,何必认识诗的原意(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其文云:“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由于这个缘故,因而诗歌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例如襄公二十七年《左传》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ang赠送)。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子展赋革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赋鹑之贲贲(bi装饰得很美)。赵孟曰:“床笫(zi)之言,不踰(yu逾)阈(yu门槛,界限),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产赋隰(xi低湿的地方)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
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子石)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孙段(子石)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教,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ren庄稼成熟,一年)者,夫子之谓矣。”
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亡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赵孟请大家赋诗的目的,是想看看大家的心志,其中除伯有外,都志在称美赵孟,联络晋郑两国的交谊。例如子大叔所赋的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为:“野有蔓草,零露溥(pu广大,普遍)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而子大叔只截取了末两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之意,上文的意思说什么,便可以不管了。其次说到伯有,因他和郑伯有点私怨,所赋的诗里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显然是借这两句诗来骂郑伯,而把上下文的意思也就不过问了,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又有一次,在左传昭公元年,那时因郑国处在晋楚二强之间,虽经受两国的欺凌,同时也受两国的拉拢。当晋国执政大夫赵孟到郑时,郑侯设宴款待,郑大夫子皮便即席赋野有死麕(jun麇,古书上指獐子)之卒章。该诗本为描写男女幽会的情歌,卒章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shui古时的佩巾,像现在的手绢)兮,勿使尨(mang长毛狗,即狮子狗)也吠。”这是暗示晋国,不要感我之帨(指侵我边境),不要使狗(指楚国)咬你(言引起战争)。赵孟一听,就很明白他的用意,于是立即赋棠棣以答。因在棠棣中有两句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是暗示说,晋侯、郑侯皆姬姓,是兄弟之国,郑应亲晋。赵孟又解释说:“吾兄弟比以安,尨也(指楚)可使无吠(无理由干涉)。”这显然失去了诗的原意,但在外交界,却普遍地引用着。近人雷海宗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一文中说:“赋诗有时也可以发生重大的具体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郑伯背晋降楚后,又欲归服于晋,适逢鲁文公由晋回鲁,郑伯在半途与鲁侯相会,请他代为向晋说情。两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篇,义取侯伯哀恤鳏寡,有远行之劳,暗示郑国孤弱,需要鲁国哀恤,代为远行,往晋国去关说。鲁季文子答赋小雅四月篇,义取行役逾时思归祭祀;这当然是表示拒绝,不愿为郑国之事,再往晋国一行。郑子家又赋载驰篇之第四章,义取小国有急,想求大国救助。鲁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鲁国过意不去,只得答应为郑奔走,不敢定居。又如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五〇六年,是最晚的一次外交赋诗。)那时因楚国遭受吴国大将伍子胥的入侵,几乎要灭亡了,楚国申包胥便跑到秦国去求救兵。秦哀公推脱不肯,申包胥设法,乃倚在秦国宫庭外大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他的忠心感动了,就为他赋无衣,因为在无衣诗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话,鲜明地表示了秦国愿意出兵救难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由此可见赋诗的目的,除了言志外,还有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作用,例如《韩诗外传》八曾说:
(魏)文侯曰:“中山之君(名撃【击】,魏文侯子),亦何好乎?”(赵仓唐)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鴥(yu形容鸟飞得快)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于是 文侯大悦……遂废太子訢,召中山君以为嗣。
这个故事很著名,早在西汉王褒的《四子讲德论》及刘向的《说苑》卷十二《奉使》篇中,就已经引用,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说:“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这些材料,都可与上引赋诗见志的事相互印证。在《左传》里所引用过的外交赋诗,凡二十八见,学者可取原书参看,这里不再详列了。
这种政治上赋诗见志的风气,到了后来,大都用在日常知识分子的宴会中,作为酒令一类的应对句,例如张鷟(zhuo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的《游仙窟》一文,曾记述他与美女崔十娘、王五嫂三人见面时的问答道:
崔十娘(女主角)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张鷟(男主角)云:“南有樛(jiu树木向下弯曲)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
王五嫂(媒人)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可。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
王五嫂又云:“不见复关,涕泪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卫风·氓》)
崔十娘复云:“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卫风·氓》)
张鷟复云:“榖(ke壳)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jiao纯白,明亮;清白,清晰)日。”(《王风·大车》)
在这一大段对话中,所表现的是崔十娘最先看中了张鷟的人品才学,十分想与他交往;而张鷟本人则恐攀交不上,引以为憾。王五嫂听到他们的彼此对答,很愿意出来做媒,并且说只要男方答应,女方是不成问题的。接着女方又恐男方爱情不专一,提出质询;男方遂表明海枯石烂,此情不渝。于是崔张二方,便结了秦晋之好。这样的问答,非得要把全部诗经读得非常熟了,然后才能应对自如,随意撷取,有左右逢源之乐,否则便会在人面前受窘的。
到孔子时,赋诗言志的事,已不再通行了,然而孔子却仍然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拿诗来讨论为学做人的道理,例如《豳风·鸱鸮》的:“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原诗是以鸟自言,意思是说他的巢室已经弄坚牢了,现在你们巢下的人类,岂再能够随便捣乱吗?而孔子却曾赞美他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乎?”(见《孟子·公孙丑》章上引)又如大雅抑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在《论语·先进》篇中说,就因为“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这是由于南容爱诵此诗,而孔子以为他慎于言之故。又如《卫风·淇澳》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愿意是说治玉的工夫,切了又磋,琢而复磨,孔子在学而篇中,却用来教训他的学生子贡,以为做学问的规范。又如《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后一句今本诗经已佚)本来说的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当她一笑一盼时,旁观者因过于紧张而眼花缭乱,便把她身上的素衣,竟然看成了彩绘的服装,十足地形容出她巧笑顾盼的魔力,但孔子在八佾(yi古代乐舞的行列)篇里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然后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见《论语·八佾》篇)。实际作画还是比方,他真正说的是文化,以为人最初是朴野的,像一张白纸一样,以后慢慢进展,开始有了文化,就如白纸上画了图画然。这个文化,必须要经过种种修养的工夫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又如《论语·泰伯》篇说:“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余足,启余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战战兢兢三句,是小雅小旻中的句子,是作者借以形容自己痛苦的处境和心情,原因是抱怨国君不用善人和良谋,恐惧国家的危亡。可是曾子却把这三句抽出来单独使用,作为自觉遵行的修身格言来看。这种情形,和前面所说的“赋诗言志”,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诗义的运用上却不同了。那便是诗不再有表达思想的实用功能,而是变成一种行动的教条了。孔子一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再则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篇)可见把诗用于教化,是从孔门开始的,其最终目的,是在培养“温柔敦厚”的品格。由于孔门的如此解释诗经,所以就影响到后来的儒家们把诗尊为“经”的基本观念,遂以《诗三百》为人人必读的日用教科书了。
庄子和荀子,也都说到“诗言志”;这个“志”究何所指?袁枚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小仓山房尺牍》十《再答李少鹤书》)可见作诗言志,范围广,品类杂,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所以像孔子那样零章断句的运用,若是从整个一篇诗去看,便大为不同了。方右石的《诗经原始》说:“诗多言外意,有会心者,即此悟彼,无不可以贯通,然惟观诗学诗引诗乃可,若执此以释诗,则又误矣。盖观诗学诗引诗,皆断章以取义;而释诗,则务探诗人意旨也,岂可一概论哉!”方氏的这种见解,我们是大致同意的。
以上是关于“诗”的解释和作用,其次再论古人关于“经”字的看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说:“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知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可见诗三百篇,最初是不称为“经”的。究竟什么是“经”?请看以下的引文:
经者,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刘熙《释名》)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
经者,常也,法也。(孝经序疏引皇侃)
经者,不易之称。(《玉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注)
可知诸家对于“经”字的解释,皆以为皆以为“天不变,道亦不便。”遂以为“经”是古代圣哲的言行,永远不变的典籍。所以《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但在《论语集解》的序中却有“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缣(jian细绢)半之;论语八寸”的话。因此有人以为“经”是官书,所以竹简特大,故称为“经”。按竹简的长短,古代获有定制,犹如我们现在所称图书版本十六开、二十四开一样,有大有小;但把特大的官书,为什么一定要称“经”呢?则又难以解释了。另外像《内经》、《难经》,则皆为医书;荀子常引“道经”,贾谊新书又提及汉儒谈礼的“容经”,甚至如《马经》、《禽经》、《茶经》、《相鹤经》、《相牛经》、《相儿经》之类,这些经既不是官书,也非圣人之书,万无不变的常道可言,但为何都叫他为“经”呢?因此以上的解释,实不能令人满意。惟章太炎先生以为“经”是以丝编缀竹简成册的通称,犹如印度佛经称修多罗经(Sutra),翻译的梵文佛书,也都称经一样。依章氏之说,“经”之一字,本无神秘性可言,原系书册之通称,因后人尊“经”之故,方成为一特殊之名词。按之《说文》:“经,织也。”经,是纵的丝线;纬,是横的丝线。所以《玉篇》说:“经纬以成绘布也。”可见“经”字的原意,是指织物的“经纬线”而言。织物如无经纬,便不能造绘成布;推之于治理天下,千头万绪,自难于措手,先得立下纲领,行事才不会混乱,正如织布的要有“经纬线”一样。因此“经纬以成绘布”之说,便可借为“经论天下”之意。易经屯卦:“君子以经纶”,这显然是由“经纬”借为“经纶”的最好证据。所以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作为“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存典籍,而又能垂范后昆作为法则,并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且常用之而无所不宜的,我们便称它为“经”了。
“经”之一词,始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乘桴”。在《国语》以前的典籍中,未尝有“经”字出现,但这里所称的“经”,是指兵书而言。惟《礼记》有《经解》一篇,其所称述者为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后世“六经”的名称,即始于此。所以《史记》便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除此六经外,在《庄子·天道》篇中,又有“孔子繙(fan)十二经以说老聃”之言,即是从“六经”以外,再加上“六纬”,便合成了“十二经”(本释文)。礼记经解篇,和庄子天运、天道篇,我们还不能确知作于何时,但据一般学者的见解,天运、天道,最早不会超过战国晚年,而经解一篇,大约为西汉之作。《孟子外书》有《说孝经》篇,蔡邕《明堂论》曾引述魏文侯的《孝经传》;但《孟子外书》,汉人赵岐,以为“其义不能宏深”,认为并非出于孟子之手;至于今本《孟子外书》,乃明人姚士粦新作,更属伪中之伪。魏文侯的《孝经传》,学者亦多指为赝品,不足凭信。若仅根据此二书以证明“经”之一词,在战国中叶以前已有,恐怕是很危险的论断。虽然管子戒篇有“泽其四经”一语,但所云“四经”究竟是什么?还难断定;而且管子之成书,据一般学者的研究,大约也不会早到战国中来。
可是《庄子·天下》篇说别墨:“俱诵墨经,而倍谲(jue欺诈)不同。”《吕氏春秋·察微》篇有:“孝经云: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云云,此数语见今本《孝经·诸侯》章。就《天下》篇的叙述,各学派还未曾有秦汉间的色彩看来,可知证知其著作年代,当在战国晚年;而《吕氏春秋》,是在秦八年(公元前二三七年)完成。根据这两段记载,墨子和孝经,在战国晚年,或秦代初年,都已有了“经”的专号。另外又根据《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这里所谓的“经”,当然是指的诗、书、易、乐、礼、春秋而言。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把诗书礼易等书之称为“经”,是在战国晚年,似乎较为可靠些。
诗、书、易等,虽然自战国晚年,已被尊之为“经”,但就后世所称的十三经来说,除了孝经之外,当时尚未把“经”字分别加在诗、书、易等诸名之下而称为诗经、书经,或易经等单独使用。虽然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及《汉书·艺文志》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等类的话,但那两个“诗”字,是指的书名,“经”字是指的文章,不应该混在一起而称为“诗经”及“诗经二十八卷”的。又在《晋书·束皙传》里,曾记不准在汲郡发冢事,谓有“易经”二篇,“卦下易经”等语,可是那绝非竹书上原题的名字,可能为唐人修《晋书》时的称谓,即使此称谓为旧有,也不会早于西晋以前。这里虽然说明为“易经”,只不过是在文辞中的叙述,并没有把经字连在书名之下而作为专书之名。以经字连接在诗、书、易之下而为一专名的,据吾师屈万里先生的《诗经序说》,认为以宋人廖刚的《诗经讲义》为最早。廖氏之书,约成于南宋初年,到了元代,“诗经”二字,便渐为人所常用;明代以后,诗经、书经、易经等,几乎是人人所习知,人人所习用的定名了。
总括来说,在全部诗经的三百零五篇之中,除掉商颂五篇为宋人之诗外,余皆周代之作。如果我们要用确切的名字,应该称它为“诗三百”、“三百篇”,或“周诗”才好,不应该叫做“诗经”的。至如有人本韩愈《进学解》的“诗正而葩”一语,竟然称诗经为“葩经”者,按“葩”字的意义,与花、华同,考说文段注:“诗正而葩,谓正而文也。”既然称诗为“葩经”,同样也可叫它为“花经”或“华经”,当然有点牵强了。
三、诗经的来源
关于诗经的来源,有献诗说、采诗说、删诗书三种。先说献诗。献诗之说,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国语·周语》上说,在周厉王时,推行暴政,民怨沸腾,厉王大怒,“得魏巫,使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邵公曾经劝说道: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gu眼睛瞎了)献曲,史献书,师箴(zhen古代文体的一种,内容多是劝诫的话),瞍(sou眼睛没有瞳仁,看不见东西)赋,矇(meng眼睛失明)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鼓史教诲,耆艾辞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又晋语六云:
(范文子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以术也。
文中所谓“在列者献诗”之“列”,韦解云:“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之。”
缪钺《诗三百篇纂辑考》云: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
除此而外,尚有下列的几条间接的史料,可以与之印证: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
狄人……灭卫……卫之遗民……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闵公二年)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左传闵公二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zhen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
以上各条,在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中也曾引到。文中所说的“人”,是泛称;朱东润的《读诗四论》,以为这几个“人”字,往往指的是在位的大夫君子,因而所谓“卫人”、“郑人”、“国人”等,自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诗序以“郑人”为公子素,更可为此说作注。“赋”是自己歌唱,或“使工歌之”;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载驰篇要歌给戴公听,清人篇要歌给文公听,黄鸟篇要歌给康公听,这不是献诗是什么!另外又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其次,在《国语·楚语》上有记述左史倚相的一段话: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氏,苟在朝者,无谓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在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也。
引文中所说的“祈招”是逸诗,“懿戒”,照韦昭的说法,以为就是大雅中的“抑”诗,因为“懿”可读作“抑”的。这两个春秋以前的故事,虽然都出于转述,大致不似作伪。我们又在春秋时代宴子谏齐景公的一段话中,也可找到同样的材料,文云:
宴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者乡有焉。国人望宴子。宴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宴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何为止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
从这些资料里,直接或间接地都可看出,在春秋战国时代,献诗是相当普遍的事。杨公骥说:“当时的士大夫,或者是为了说动人主,或者是为了危言耸听,折服敌国,于是便有目的地采集民间诗歌,企图从民间诗歌中,学习人民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以补助其政令的,或外交的辞令。当时的诗歌(书写的或口头流传的)便被搜集起来,作为训练口才的语言课本。”这段话,很值得我们的参考。崔述的《读风偶识》(卷二)说:“盖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通论十三国风)崔氏所谓“文学之士录而传之”,即上面所引到的邵公、卫人、郑人、国人、宴子,以及为了劝谏或自戒而作诗的祭公谋父和卫武公等,都可说是诗的作者和传者。把那些从旁人口里听来或自己作成的诗,献到公庭以后,再为人汇集起来,谱入乐曲,以便歌唱,于是就成为现在的这一部诗经了。元人吴澂(deng)说:“风,因诗而为乐。”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而言。
看完献诗之说后,再讨论采诗之说。采诗之说,起于汉代。《礼记·王制》篇说:
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东巡守(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太师所陈的诗,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说: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以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又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
“遒人”以木铎徇以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这里所说的“行人”和“遒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据何休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由此可知《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行人”及《左传》所引《夏书》的“遒人”,即何休《公羊传解诂》中的鳏夫和寡妇,这些个无依无靠的鳏寡之人,既由政府拿出钱来养活他们,使之在各地振木铎以采诗,担任自有专门的人负责管理,所以《汉书·艺文志》里说: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孔丛子的《巡狩》篇说:
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
引文中的“官”与“史”,似乎都是诗歌的功臣,由于他们努力奔走,然后把各国的诗歌,才能够收拢在一起,作为执政者参考。但关于采诗之说,古今学者,颇多非议,如刘歆、许慎、顾镇、段玉裁、桂馥、王绍兰、崔述等,尤以崔氏之说,最为有力。他说:
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bei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鄘(yong周代诸侯国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汲县东北)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案:(武王)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平王)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之臆度,无疑也。
崔氏以为采诗之说,出于后人之臆度,是相当合理的。这种臆度,一则是从国语邵公所说的“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句附会而来,再则是从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上推想而来。他们以为汉既如此,周亦依然,却不知道这种臆度,在《春秋》和《左传》里,却找不出一点根据的。
据我们的推测,国风的全部分,和小雅的一部分,大约是由当时各国的乐师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因为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其所以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犹如宋元话本,是由当时的“说话人”所搜集保存下来的一样;汉人不解此意,便想当然地认为全部诗经,是由采诗官采集而来,自然是为人所诟病了。
最后,我们再讨论删诗。删诗之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中,他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ren栣,衣襟;睡觉用的席子)席。
司马迁的意思,以为古代所收存的诗歌,共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竟然删去十分之久。这个说法,后人颇多疑惑,议论纷纷,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下列三条:
    1,孔颖达说:“按书传所引之诗,见(现)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郑氏诗谱序孔颖达疏》)我们就依孔氏之言,拿史传里称引诗经的数目来作一比较,以资印证。据《左传》所引用过的诗,现存者还有一百五十六首,散佚者有十首。《国语》所引用过的诗,现存者有二十二首,散佚者只有一首。《礼记》所引用过的诗,现存者有十首,散佚者仅有三首。由此看来,三书所引的诗,今存者总共有一百八十八首,已佚者共为十四首。散失的数量,仅占现存诗的十三分之一;可见孔颖达的话,较为可信。
2,方玉润说:“夫子返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邪?”(《诗经原始》卷首下《诗旨》)方氏所谓“前此言诗,皆曰三百”,是指在《论语》中的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又说:“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孔子在《论语》中,既然屡次都说诗三百,从未提到“三千”、“删诗”等字样,可见诗三百篇,必是当时所通行的定本,而且战国诸子言诗,也都是举三百之数,例如庄子曰:“孔子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墨子曰:“儒者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又荀子曰:“诗三百,中声所止。”甚至在《孔子家语》中哀公问郊时也说:“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方氏之言的佐证。
3,屈万里说:“鲁哀公二十四年(周景王元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左传》记季札在鲁观乐所见的诗,已和今本略同;所不同处,只有《国风》的次第,以及对于颂,没说到有周、鲁、商之分。那时孔子才八岁,自然不会有删诗之事。可见删诗之说,不足凭信。”(《诗经释义》)从以上三家的话看来,删诗之说,自不可信,但孔子曾经对诗经下过一番整理的功夫,当为事实。犹如朱子所说:“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而且孔子自己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这里所说的“乐正”,指的是“正乐”而非“正诗”。但既说“雅颂各得其所”,自然是把“雅”和“颂”的次第,加以整理,所以方玉润说:“必雅颂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诗经原始》)这话是大致可信的。另外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an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皿)随笔》也说:
阮亭司寇池北偶谈,谓孔子正乐而并未删诗,其论云:论语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家语载哀公问郊,亦曰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知古诗本有三百,非孔子所定也。又左氏列国卿大夫燕飨赋诗,率皆三百篇中,多在孔子之前,其非孔氏删定,了然可见。然其说亦未尽有通者,如茅鸮(xiao猫头鹰一类的猛禽)、河水、新宫、辔之柔矣等篇,独非赋诗也乎?今则全篇逸去。其他“以为绚兮”一句,“唐棣之华”四句,见于论语。“兆云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句,“祈招之愔愔”六句,见于左传;“昔吾有克正”五句,见于小戴记缁衣篇;“鱼在于藻”六句,见于大戴礼记用兵篇;“周有大命”三句,见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无词,貍首亦然,则谓三百篇外,绝无删动,亦未见其允当,大约或篇或章,均系旧逸,而单词骈句,尚错杂于简端,孔子定诗时,则删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如谓古诗三千,而删存止乎三百,则马迁传闻之误,前人辨之祥矣,其说殊不足信。
梁氏所引论的这段话,以为孔子所删去者,只是残缺不完的零章断句,并没有把整篇或整章的诗删去,可说是折衷派的意见,同时也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归纳以上三点,我们的结论是无论采诗、或删诗,都有可能,然而不可全信。所谓采诗也者,是指当时全国的乐师们在各地所搜集保存下来的诗篇而言,但却没有设立过采诗官这个制度。所谓删诗也者,是指孔子在编订诗经时所删去已经残佚不全的零章断句而言,犹如欧阳修所说:“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这是非常合理的论断,并非如《史记》所说,是把古代的三千多首诗,由孔子删削为三百多首的。所谓献诗也者,是指当时的贵族或官吏们,为了达到其某种劝谏的目的,把他们从外面所听来的歌谣,或自己所作的诗篇献给统治者。例如那些歌颂和讽谏的诗,很可能就是公卿列士所献,甚至有些诗里,还特标出作者的名字,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又《大雅·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个吉甫,就是西周有名的贵族尹吉甫。又在《小雅·节南山》中,“家父作诵,以究王讻。”按家是姓,父是号,是周朝官。再从全诗的口气上看,恐怕还不是一个小官。另外在诗经的小序中,揣摸原诗本义和历史背景以及典籍上的记载而定的作者,如:
绿衣:卫庄姜作    燕燕:卫庄姜作
日月:卫庄姜作    终风:卫庄姜作
柏舟:共姜作      载驰:许穆夫人作
河广:宋襄公母作  渭阳:秦康公作
七月:周公作      鸱鸮:周公作
何人斯:苏公作    宾之初筵:卫武公作
公刘:召康公作    洞酌:召康公作
卷阿:召康公作    民劳:召穆公作
常武:召穆公作    荡:召穆公作
抑:卫武公作      板:凡伯作
瞻仰:凡伯作      召旻:凡伯作
桑柔:芮伯作      云汉:仍叔作
江汉:尹吉甫作    韩夷:尹吉甫作
驷:史克作
以上小序所定诗的作者,如果可信,他们都是在政治上颇有权力或地位的人物,当然是属公卿之列的。其次如祭祖、宴客、出兵、打猎等所用的乐章,可能是巫史或有关的职官所作。另外我们再根据刘向所序(卷七),二子乘舟为卫公子伋传母作,黍离为卫宣公之子寿作,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棠棣为召穆公作(按国语则以为周公作);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大雅文王为周公作;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周颂时迈为周武王作(按国语则以为周文王作)。还有一部分诗,是出于统治阶级低级公务员之手的,如小雅巷伯诗中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所谓寺人,乃宫内小臣。又像邶风北门篇的作者,是一个“终寠(ju贫穷)且贫”的小官,从整个诗篇中,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作者的身份以及他的不幸的遭遇来。这一类的诗,是个人抒情泄愤之作,既非奉命,又不是有意进献;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太师手里的途径,大约和歌谣差不多。孔子因为是个“敏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人,他唯恐把前人流传下来的诗,因岁久年湮,残缺失次;由于他懂得诗歌的音乐性,所以重新作了一次整理工夫,俾人便于诵读罢了。
这部由孔子所整理的诗经,经秦人而至汉初,传者有三家,即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这三家所传的诗,都是用今文写成。所谓今古文,是历来学者在探讨诗经书时的争论点。今文也者,是指汉人用其当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古文也者,是指秦以前所流行的古文字写成,包括自孔子壁中发现的先秦简书,和侯国及民间流传的古本。然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现在所见的申培诗说,为明人丰坊所伪造),我们已无法知其详情,仅只能从后人所集的“遗说”里,得其一鳞半爪而已。韩诗到唐宋时还保存着,以后也就散佚了,现存者只有韩诗外传而已。在此三家诗中,齐诗多掺杂阴阳五行之说,不免离奇怪诞,所以亡得最早;鲁诗是据春秋大义,采先秦杂说以立论,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怪异之言;韩诗和鲁诗比较接近,但又多空泛内容。总括来说,三家之言,见解并不尽同,多借诗经来发挥各自的政论,穿凿附会之处,自然难以避免。(祥下节诗学的演变)
齐、鲁、韩三家以外,后来又加上古文的毛诗,便与今文的齐、鲁、韩三家并传,成为西汉人说诗的四大家。齐鲁以地名,而韩毛则以姓称。毛诗主要在解释诗经本文,甚少空论,最为可信。三家诗既然相继亡佚,自宋以后,便只有毛诗独行,以至于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谈的诗经了。
按《汉书·艺文志》,在叙述三家之后,接着便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河间献王,名刘德,是汉景帝之子;所谓未得立者,是指未得立博士而言;因为今文经,早在汉文帝(刘恒)时,已立了博士,如申培公与韩婴,都是诗博士。其后历景帝而到武帝(刘彻)时,已经有了五经博士。然而古文经,自武、昭、宣、元、成、哀诸帝以降,直到平帝(刘衎)时,始立了左氏春秋、毛诗、仪礼,以及古文尚书等四种经的博士。在《汉书·艺文志》里,著录了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训诂传三十卷,谓为《毛公左传》。这个训传,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见之本。毛公究为何人?说者不一,兹引录以下诸书之说: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汉书·儒林传》)
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关雎正义》引《郑氏族谱》)
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苍子,薛苍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名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立于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诗谱畅》)
依据以上所引的资料看来,可知为诗经作诂训传的,是鲁国的毛亨,而非赵国的毛苌;但《后汉书·儒林传》却说:“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因而也有人据此以为诂训传乃毛苌所作。如果我们把“传诗”,解作传布毛亨之诗,则《后汉书》所说,与陆玑的话暗相吻合。所可疑者,当班固作《汉书》时,仅知道有有一个毛公,但未列名。到郑康成时,虽已知道有两个毛公,仍未举出名字。及至陆玑,便说明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与陆玑同时的徐整,虽所说毛诗传授源流与陆氏略有不同,但也认为有大小毛公。惟所疑者,时代愈晚,知道古事愈详,恐怕还有商酌的余地。然而在尚未得到其他更为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只有暂从陆氏之说了。
诗经除了毛传以外,还有大序、小序的问题,大序好像是诗经的总论,主要在说明诗的教化作用;小序每篇一样,好像是诗经的分论,主要在以史来证诗。郑氏诗谱说:
大序子夏(卜商)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公更足成之。(经典释文引)
这显然以为诗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又陆玑的《草木鸟兽虫鱼疏》说: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首。
这又是说子夏序次三百篇,而卫宏作毛诗序。在《后汉书·儒林传》里也说卫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除此而外,王安石以为序是诗人自己所作,程颐以为大序作于孔子,小序作于国史,康有为以为诗序是刘歆和卫宏合作。各持己见,聚讼不决。究竟是什么人作的诗序,迄今尚无定论,和诂训传一样,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加以毛诗序所说各首诗的大意,可信者很少,故自北宋欧阳修以后的学者,常常非议其谬误。如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朱熹的《诗序辨说》等,把诗序攻击得一无是处。从此以后,除了少数好墨守家法的人以外,比较开明一点的学者,不再全部相信诗序之说了。因而,研究诗经的态度大变。朱熹说:“今欲观诗,不若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彼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篇无题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朱子全书》三十五)崔述说:“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别有朱印套版。余年八九岁,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意,而颇爱其抑扬婉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后,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又数年,始见诗序,而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于诗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读风偶识》)方玉润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愿序,不愿传,亦不愿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正,……盖欲原诗人之始意也。”(《诗经原始》)从此,我们研究诗经的途径,一方面在欣赏文辞,一方面在整理史料,一方面在考订语言。在欣赏文辞之前,必先要了解内容,究竟是说些什么?便又不得不在语言和训诂上解释清楚,然后充分地利用两汉以来学者探讨的成果,站在客观的立场加以判断,于是就必须:
    第一,在每一篇诗里,尽可能把难字难句,解释清楚,取舍之间,还应该兼顾到各家的异文和歧见;充分地运用就本文以求义的态度,来寻求今本诗经真面目的所在。加以我们更可利用近数十年在地下所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无论在字形、字义和语法构造方面,都有丰富而可靠的材料作为参考,较古人研究诗经,要方便得多。
第二,字句解释清楚了,还得要从头到尾,把前后句子,相互衔接起来,弄明白整篇的意思,既不涉义理,也不谈政治。朱子曾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这话的意思,以为诗是最精粹的语言,作者在构思时,把其中的许多闲言闲语,能省便省;因而要读者“晓得文义”,已经不易,若要“识得意思好处”,那就更难了。正因为这样,我们讲解一首诗的时候,先得要把那些已省去了的字句,重新找回来;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上下似乎不太联属的诗句,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稍不当心,这个桥便会搭错,彼此逗不拢,甚至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马嘴,是要闹出笑话来的。宋人程颐的《程氏外书》(十二)引上蔡语录说:“伯醇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缀地念过,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又说:“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唯恐讲诗的人,只泥于字句,或拘于义类,而不从整篇诗中的意思去推求,当然就不易弄明白了。
第三,不但要把整篇意思弄明白,并且要从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各方面的知识,寻求确凿的资料,来与诗经内容,相互印证;务须洗净冬烘头脑,廓清道学迷雾,站在客观的立场,以探求三百篇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下一结论,这首诗是为何而作。
第四,作诗首在押韵。诗经里除了三颂多不协韵外,其他风雅部分,差不多都有韵,惜因年代久远,加以古今语言的转变,及南北方音的不同,若拿现在的国语去读诗经,可说大半无韵。如果把以上三项完全了解透彻了,再从声韵学上,利用语言学材料,读古字,识古音,一步步地循序渐进,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例如关雎章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二句,“得”字和“服”字,如何可押为一韵?草虫章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观止,我心则降”诸句,“忡”字和“降”字,又如何押为一韵?再如燕燕章的“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四句,“南”字和“心”字,又如何可押为一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读诗者不可不知。
孟子曾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说,解释读经的人,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而对诗句加以曲解,也不应拘泥于诗句而对诗的本意加以曲解,要从自己的体会出发,来推循作者的本意何在,方能获得真正的理解。这话说得极有道理,很值得我们的参考。
四、诗经的分类
关于诗经的分类,前人讨论者颇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依照全部诗经的三百零五篇来看,计:
1.国风: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共有一百六十篇。
2.小雅:鹿鸣之什(其中南陔一篇,有声无辞)九篇,白华之什(其中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五篇,皆有声无辞)五篇,彤弓之什十篇,祈父之什十篇,小旻之什十篇,北山之什十篇,桑扈之什十篇,都人士之什十篇,合计八十篇,除去有声无辞的六篇,实得七十四篇。
3.大雅:文王之什、生民之什各十篇,荡之什十一篇,共得三十一篇。
4.周颂里包括清庙之什十篇,臣工之什十篇,闵予小子之什十一篇。鲁颂凡四篇,商颂凡五篇,共得四十篇。
以上诸诗,周南、召南中的诗篇,主要产生在南方,如周南汉广中的:“汉之广矣”及“江之永矣”,汉是汉水,江是长江。又如汝坟中的:“遵彼汝坟”,汝就是汝水。再如召南江有汜中的:“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汜是指由长江主流分出后,再又会合的支流,渚是指长江水中的小洲,沱是指长江的支流。这说明二南作品的地区,是包括了长江、汉水和汝水流域,即在今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一带的广大地域,在十五国风中是最靠南方的了。
邶、鄘、卫三国,实际上是属同一个地区,也就是以前殷商的首都所在地,所以把它放在二南之后,王风之前。由于武王伐纣,曾把殷之幾(ji国都四周的地区)内,分封为三,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但封后不久,邶、鄘二国,即并入卫国,所以这三国之风,也就是卫国之风。有人以为是由于它的篇幅太多,所以才把它分开在三个名下的。其地在今河北的磁县、东明、濮阳;河南的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
王风,是产生在周平王东迁以后国都所在之地,当时叫做洛邑,包括今河南洛阳、孟县、沁阳、偃师、巩县、温县等地。
郑风和桧风的产地相同,因为郑风的郑,原为宣王弟友之封邑,在今陕西省华县境。周室东迁后,郑也跟着迁到现在的郑州、新镇、荥阳、密县等地区。但这些地区,原为桧国的所在地,相传为祝融之后。由于郑国的东迁,桧为郑所灭,因而郑风和桧风应该合在一起说。
魏风和唐风,同属晋国之风。所谓魏风的魏,是古魏国,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它和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在地理上是相同,在时间上,却有先有后,不可混为一谈。古魏国是姬姓的领地,后来并入晋国,晋又分毕万于古魏国之地,这才是战国的祖先。唐是晋的前身,在今山西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区。
秦风和豳风,主要都在陕西省境。豳就是现在的旬邑县和彬(邠)县,其地乃文王以前周之旧壤。周人为了追溯王季之所由来,故称为豳诗。秦的都城,最初在今甘肃陇西及天水一带,后来屡屡迁徙,于是便转移到陕西省境内的周之旧壤了。
齐风,即今之山东半岛一带,乃太公之封地,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县。其地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以泰山与鲁交界。
陈风的所在地,包括现今河南淮县、柘城,以及安徽的亳县。武王克商后,封帝舜之后于此。
曹风,在今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县、定陶县、曹县一带,是周武王弟叔铎所封之国。以上十五国风中,前人以为二南是周初的作品,其实并不尽如此。然整体而言,大都是平王东迁以后之作。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者,即在颂里有商颂、鲁颂,何以在风里却没有宋风、楚风及鲁风?宋风之所以不录,据郑康成说:“问者曰:列国政衰,则变风作,宋何独无乎?曰:有焉,乃不录之。王者之后,时王所客也,巡守述职,不陈其诗;亦示无贬黜客之义也。”这话对于宋风的没有,勉强还说得过去。其次楚风,或许也可以说是因为那时楚国的诗歌,是属于异族的荆蛮之风,不受时人的重视,所以没有录进去。吴讷的《文体明辨》中说:“诗无楚风,然江汉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实为风首也。”又据张其昀先生的《中华五千年史》说:“诗经无楚风,楚地实不是包含于二南的境界。汉水流域,原有周之移民。左传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僖公二十八年)盖自春秋时代,楚国强大以后,江汉流域,始尽为所有。”(西周史)这是从地域方面推论,自然别有卓见。至于鲁国,乃周公封地,为公侯上国,难道反不如其地的郑、卫之风吗?郑康成以为:“周宗鲁,巡守述职,不陈其诗。”这话显然于理不合,鲁是孔子所住居的国家,他对于本国的风土人情政教得失,当然要比其他的国家熟悉些,何以孔子在整理诗经时,未能像编集春秋一样,把鲁风加进去,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顾亭林曾说:“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这话未必可靠,但今传鲁颂四篇,其体确与颂不同而兼风雅;或许鲁颂,就是鲁风(详后)。
大雅和小雅,多为王朝士大夫之作,因为大半是产在西周和东周的首都地区,即在西安(镐京)和洛阳(洛邑)。又大雅约作于西周前期,小雅各篇时间拉得最长,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都有。
在三颂中,周颂产生最早,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其地区在镐京(西安)。鲁颂是春秋时期的作品,产生在鲁国的首都,即今山东曲阜。商颂是宋国的作品,宋的首都,在今河南商丘。因为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所以春秋时期的宋国臣子,便把他们所作歌颂宋襄公的诗,遂以“商颂”名之了。如《史记·宋世家赞》中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这话是不错的。
诗为什么要分成风、雅、颂三个部门,这个分法,由来已久。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孔子还只有八岁的时候,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鲁国的乐队,就已经按照风、雅、颂的次序演奏给他听了。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样分?有的人以为是体裁上的原因,有的人以为是内容上的关系,有的人以为音乐上作用;直到现在,还很难下一个明确的结论。盖在事实上,国风和小雅的界限分不清,小雅和大雅的界限分不清,大雅和颂的界限分不清。若勉强说来,以为是体裁上的原因者,如毛诗序云: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序的意思,以为“风”,就是“讽”,即不用正言,而以微辞托意的方法,来感化或讽刺别人,所以又称为“谲谏”。所谓“谲谏”,即是用曲折而巧妙的方法,以达到劝谏、讽喻的目的。雅是正的意思,和谲谏相反,是用正言来述说政治的兴废得失。又因为政治事有大有小,所以便有大雅、小雅的区别。颂是容的意思,即是用以形容统治者的“盛德”,而把他的功业,告之于神明,所以引申来说,又有歌功颂德的意思。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在风中,也可以看到正体,在雅中,也可以看到风体。还有说到雅又有大小之别,恐怕更不合理。因为在大雅中,所表现的,未必全是大政;小雅中所表现的,也未必全是小政。至于谓颂是容,是站在宗教的功利方面立论,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就体裁上言,既然得不到完整的解答,请看在内容上的关系,据朱熹《诗集传》的序说: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辞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也。
朱子的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风、雅、颂三部分诗篇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但仍旧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国风中虽然大部分是民歌,但也有一些事出于所谓“圣人之徒”(即统治阶级)的作品;同时在小雅中,同样也有劳人思妇的“里巷歌谣”,如小雅中的黄鸟、正月、我行其野、谷风、甫田、大田、何草不黄,以及大雅中的行苇、既醉等是。而且有些还是宗庙的乐歌,如大雅中的文王、下武、云汉等等。至于在三颂中,也不尽为郊庙乐歌,其中有一部分篇章如泮水、閟宫、殷武等等,都是阿谀时君之作。因此朱子的说法,也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只有求之于在音乐上的作用一项了。因为在古代,“诗”与“乐”的关系最密,根本上是不可分开的。关于在声音方面的立论,季札在鲁观乐,就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其后晦庵论六艺,曾说:“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近人王国维也说:“窃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音求之。”现在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例如陆侃如说:“雅为乐器之名,既见周礼(春‘笙师掌教歈……雅’句)郑司农注,则以小雅鼓钟雅南籥三者均为乐器之说,实较旧解为胜。美中不足者,在尚未能证明颂与风,亦为乐器。”(《中国诗史》)按魏张揖的《广雅释器》云:
风,羽也,羽者何?诗邶风简兮曰:“左手执籥,右手秉翟。”
王念孙的疏证云:“翟,翟羽也。籥,笛也。”又《礼记·文王世子》篇云:“秋冬学羽籥。”郑注云:“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静之时学之。”另外《礼记》卷三十八乐记又云:
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郑注曰:“八风从律,应节至也。”这里所谓八风,是指人所吹奏八种音调而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三篇下“风”字注云:
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郑曰:“八风从律,应节至也。”左氏隐公五年传:“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服虔注:“八卦之风也。”乾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巽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阊阖。
这段文字,在王筠的《说文句读注》注中,也曾引到。段氏本服虔八卦之风的原则,以“匏、土、革、木、石、金、丝、竹”的八种古乐器,来说明所发声音之不同,因而可以证知“风”之一字,最初或为笛、籥一类的乐器名称,以后才又转变为音乐声调的名称,所谓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不同的声调,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就如同我们说“陕西调”、“陕西调”、“河南调”一样。近人郭沫若在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上册释南里,以为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南”字,是钟铃一类的乐器,并且说:“诗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当亦乐器之名,孳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之类耳。”这些话正好作为我们以上所说的佐证。我们再就季札观乐时的情形来看,因为季札是南方的吴国人,鲁乐工便先唱周南、召南,表示尊敬客人和客人的乡土之音,然后再唱本地的歌曲邶、鄘、卫(因鲁辖有鄘地之一部),再其次唱各地的歌曲,而以京调王风为首,继之以鲁地邻近的郑、齐,次序的安排,是经过一番考究的。
说完“风”,其次再看“雅”。雅是“正”的意思,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郑康成说:“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刘台拱说:“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如此看来,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雅乐,犹如周人的官话叫雅言一样。依照王引之《读书杂志》卷八的说法,因为“雅”和“夏”古音相近,往往通用。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把这两段话对比一下,可知“雅”就是“夏”。所以说文说:“夏,中国之人也。”盖“夏”是文化较高的黄河流域一带之地,乃中原正声之所在,故把那些地方人所说的话称“夏言”或“雅言”。换句话说,各国的国风,既然是各国所流行的土乐的腔调,雅就应该是指流行中原一带而为王朝所崇尚的正声,犹如现在的陕甘秦腔、河南梆子,或山东大鼓之与平剧一样。
但再要深究一层来说,所谓“雅”,原来也是一种乐器的名称,如《周礼》卷二十四《春官·宗伯下》云:
笙师掌教歈、竽、笙、埙、籥、箫、篪(chi古代用竹管制成的乐器,像笛,有八孔)、篴(di)、管、春牍、应,雅以教祴乐。
贾公彦疏云:
雅,状如漆筒而弇(yan覆盖,遮蔽)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挽之,有两纽疏画者,此皆约汉法知之而言。
又《礼记》卷三十八《乐记》云:
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此古乐之发也。
郑氏注云:
“雅”亦乐器名也,状如漆筒,中有椎。
由此可见“雅”这种乐器,是属于古乐之流,而古乐又是中原一带人所崇尚的音乐;因此把它称为正声,这才是“雅”字的本意。
至于雅又有大小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毛诗序以为是“政有小大,故有大雅焉,小雅焉。”显得太抽象,有点不合逻辑。《朱子诗集传》以为“正小雅,宴飨之乐,正大雅,会朝之乐……词气不同,音节亦异。”这样说来,小雅用于燕礼,是士大夫之乐,大雅用于享礼,是朝廷之乐。说得似乎有理,但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此外,严粲的《诗辑》以为“纯乎雅之体,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为雅之小。”又章如愚的《山堂考索》以为:“风体语皆重复浅近,妇人女子能道之,雅则士君子为之也。小雅非复风之体,然亦间有重复,未至浑厚大醇,大雅则浑厚大醇矣。”我们也同样得不到可信之点。另外惠氏诗说驳诗之说云:“观乐记师乙之言,左传季子之论,知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美不存乎大小也。”近人余冠英以为:“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汤(?疑为余)氏的这段话,虽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可寻,但颇合情理,因为《乐记》曾这样说:“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者又何也?’”文中所谓的“古乐”,可能是指的大雅一类的诗歌,而所称的“新乐”,可能是指的小雅一类的诗歌。犹如清代人把昆曲叫做正声雅乐,作为国剧的代表一样;但到民国以后,昆曲渐渐不流行了,其地位由新起的京剧起而代之,于是乎我们又把京剧作为国剧的代表了。但我们必须声明者,在古代唱国风的一部分诗歌如郑、卫之音,或者也是用新乐配合的,所以上引《乐记》之文有“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云云。
此外,国风和大小雅又都有正变之说。在许氏说文支部里:“变,更也。”《淮南子·汜论》篇:“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高诱注:“变,改也。”《荀子·不苟》篇:“变化代兴。”杨倞(liang)注:“改其旧质谓之变。”这是变字的通义。为什么诗经也会有变呢?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仪废,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康成的《诗谱序》也说:“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zen诬陷,中伤)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贵。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依照郑氏的说法,凡文、武、成王时的诗,皆谓之正诗;懿王以后的诗(诗谱所列无康、昭、穆,共诸王时诗),皆谓之变诗。换句话说,凡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叫做正风正雅,即指国风的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小雅自鹿鸣至菁菁者莪(e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边,花黄绿色,嫩叶可吃)二十二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而言。凡是产生在后代帝王如厉、幽等衰世的诗,叫做变风、变雅,即指国风自邶风至豳风一百三十五篇,小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大雅自民劳至召旻二十三篇而言。我们对于郑氏的这种见解,实不敢苟同,从他所定的时代上看,大半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加以在今本诗经中,正变的界限,并不那么显明,就是强为分别,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很可能是他认为在风雅中的一些爱情诗和讽刺诗,都与诗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正统不合,所以便编造出“变风”、“变雅”这些名词来,替“诗之正经”作辩护。
最后,我们再看“颂”字在音乐上的关系。郑樵的昆虫草木略序说:“宗庙之音曰颂”。可见送是宗庙祭祀的乐歌。阮元有释颂一文,见所著《研经室》一集,他以为颂“容”,所谓周颂,即周的样子,盖指“舞容”而言。但王国维在《说周颂》一文里,却反对这种说法,他以为三颂之诗,未必全是舞曲,并且又根据“颂”诗的不用韵,不重叠,及篇章短小等现象,指出它在音乐上的特点是:“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张西堂的《诗经六论》,更进一步地指出,其声调之所以缓慢,是因为用大钟伴奏的缘故。大钟,在古代叫做“镛”,而“镛”与“颂”,在古代是互相通假的,如《尚书·益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孔氏传曰:“镛,大钟。”又如:“镛,音庸。”又如《仪礼》卷十六大射第七云:
西阶之西,颂磐东面,其南钟,其南鑮(bo)皆南陈。
郑氏注云:
言成功曰颂……是以西方钟磐,谓之“颂”,西为阴中,万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钟磐谓之“颂”,古文“颂”为“庸”。
贾公彦疏曰:
古文“颂”为“庸”者……“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义也。
又《周礼》卷二十三眡(shi视)条云:
眡瞭掌凡乐事,播鼗(tao,同鞀、鞉,拨浪鼓),击颂磐笙磬。
郑氏注云:
视(应作眡)瞭播鼗又击磬,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
可见“颂”与“庸”、“镛”是一个意思,其本义为类似磬一类的大钟,后来解释成“歌功颂德”之颂,而作为诗经中一部分内容的名称,自然是从音节上得名的。《礼记·乐记》引师乙答子贡的话:“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又《尚书·正义》引孙炎之言曰:“镛,深长之声。”我们更可藉以证明前面所引王国维说的“颂之声,较风雅为缓”的话,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从此我们更加相信晦暗论六义时所说:“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见诗人玉屑卷十三引)以及王国维所说:“窃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音求之”的话。近读金开诚的《诗经》一书,和邝利安的《诗六义新诂》一文,也是专门从乐器的解释上,说明风雅颂的不同,与我们前面所说,大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颂里包含着周颂、鲁颂、商颂,其中以商颂为最早。商颂的作成时代,郑玄以为是:“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然今按其作品的内容,多为武、成、康、昭盛世的作品,所以郑樵反驳道:“周颂者,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非也。颂有在武王时作者,有在昭王时作者,必以此拘诗,所以多滞也。”这话是很中肯的。
周颂之诗,按时代言,以清庙为最早,维清诸篇,便作于武王时;最迟者为执竞,乃为昭王时作。可见周颂的时期,前后有一百余年,正当西元前十二世纪末至十一世纪末的时代。加以多为无韵的诗篇,而其文辞又很深奥,在三百篇中,当为最古之作。近人高亨有《周颂考释》,见《中华文史论丛》,颇有参考的价值。
鲁颂只有四篇,一说是史克作,一说是奚斯作;无论是什么人作,但都不是庙堂祀神的歌辞,其体实兼风雅而与颂不同。鲁国的故地,在今山东曲阜县,周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于此。《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既卒……成为乃命鲁得郊(祭天),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也。”又郑氏《诗谱》说:“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治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二王之后。”朱传也说:“成王以为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居,亦谓之颂。”可见这四篇诗,是颂人而非颂神,盖全部作于鲁僖公在世之时,约当公元前七世纪之间也。
商颂,照毛诗序的说法,以为是周代乐官所保存下来的殷商乐章。他说:“微子至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史记·宋世家赞》中也说:“(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孔子七世祖)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另外朱传却说:“商,微子之后,七世至戴公时,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如果朱子的话可信,那么早在周易以前的卜辞时代,就已经有商颂了,这在文字历史的演进,及文学思想的发展上,绝不可能。《史记·宋世家》之说,则颇具理由。近代学者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屈万里诸先生,更从诗中的地名、国名,以及文句的形态与历史的背景等各方面加以研究,都得到商颂是宋诗的确证。例如殷武一篇,即为宋襄公之作。其他各篇,虽其真确时间,还很难断定,但说它是公元前八世纪之间的作品,大致是不会错的。甚至有人怀疑也都和殷武一样,是作于宋襄公之时,因为宋襄公修行仁义,称霸一时,而又自念为王者之后,所以制礼作乐,以仿有周,因而作了商颂,在情理上来讲,是大略相符的。
由于商颂产生,比起周颂来,在时间上要晚那么多,在文字的技巧上,又因受了风雅的影响,较之周颂,自然是进步一点。从其内容与实用功能上讲,虽仍属于宗庙的乐章,但在文字的发展上,已失去了周颂的时代性与重要性,就是再好,也不过是周颂的拟作而已,同以后那些转相摹拟的汉魏郊祀宴飨的乐章,是大略相同的。
不过我们要在这里还得附带说明一下,即周、鲁、商三颂之诗,本是一国之君,在祭祀时歌颂神灵,或赞美祖先的乐章,然而其中的鲁是侯国,宋是亡国之裔,他们的诗,何以竟然与王朝的周颂并列,一视同仁?而且如鲁颂的驷和有駜(bi)两篇,绝不类颂而像国风;又如其中的泮(pan)水、閟(bi)宫,以及商颂中的殷武等篇,同是阿谀时君之作,而非祭祀颂神之诗,与颂诗的意义,大相径庭;论其体裁,也类雅而不类颂。把这些诗也都编入在颂里,原因何在?不能使人无疑。据吾师屈万里先生《诗经释义叙论》中的看法,以为春秋于鲁僖公三十一年,开始书“卜郊”,这是以说明好大喜功的鲁僖公,可能有称王的期图。孟子引孔子的话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话说得那么严重,推其原因,似乎不仅是因为庶人不应该操褒贬国家政治的大权,而必有更重要的意义。屈先生以为公羊家“新周、故宋、王鲁”之说,恐怕恰好搔着了痒处。这样说来,孔子把鲁诗编入颂,以资与王朝的周颂等量齐观,正合春秋的意旨,商颂作于孔子七世祖正考父的说法,虽非确论,但说它们是宋人的作品,则绝无可疑。加以孔子曾说:“丘也,殷人也。”(见《礼记·檀弓》)那么把这些“亡国之裔”的诗篇,高抬至和王朝的周颂并列,站在孔子的立场而言,也是人情之常,因而孔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恐怕也涉及此事。
以上我们把有关风、雅、颂的各项问题,大略地都谈过了;可是《周礼·春官》太师职说:
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诗序就根据这条材料,便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月颂。
六义次序的先后,为什么要在这样排列?据孔颖达的《毛诗大序正义》说:
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此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颂亦同之。
孔氏虽然在这样强作解释,但不若按照风雅颂、赋比兴来得更为清楚些。因为风雅颂,是指诗的作法说;而赋比兴,则是指诗的体裁说。而且孔氏的《毛诗正义》也曾经解释道: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同称为六义,非别有篇卷也。
朱熹又本此而更为之解释道:
太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三经是风雅颂,是作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故谓之三纬。
其实所谓“六义”,是一个不通的名词,宋代大诗人杨万里的《庸言》说:
或问诗有六义何焉?杨子曰:此说诗者失之也。诗之体有三,诗之作有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此诗之体也。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此诗之作也,何义之有?
可见风雅颂、赋比兴的分类,于“义”字无关,但历来讲诗经的人,多拘泥于旧说,不敢稍作进一步的分析,因而延误至今,大为憾事。关于风雅颂的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谈一下赋比兴的问题。
赋的意思,本是唱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如郑康成所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太师》郑玄注)《朱子诗集传》也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是开门见山的作法,比较简截了当,没有什么其他花样。例如《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这是直接针对着鸡的鸣声作诗,而不假借其他事物来作陪衬。又如《小雅·巷伯》:“彼谮人者,谁适于谋?取彼谮人?投畀(bi,给,给予)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诗人要把深恶痛绝的“谮人”,直言不讳地要送给豺虎,连豺虎都讨厌他而不肯吃,便又送到有北的不毛之地;但有北一带,也同样不欢迎这种“谮人”的践踏;最后没法,只好送之于莫测高深的有昊之天。这真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赋体之作了。在雅颂中尤多用这种手法;至于国风中以赋见长者,如七月、溱(zhen,qin见于地名)洧(wei见于地名)、狡童、褰(qian撩起,揭起)裳等皆是。比与兴都是政教的比喻,也就是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主文”,是不直陈而用比喻的意思。“谲谏”,是委婉地讽刺而不明说,说的人虽然不会招致什么罪过,但听的人却有了警戒之心。诗经里许多诗篇,就在比喻的看法下,被前人断章断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
再说“比”字。郑康成说:“见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类以言之。”可是在诗中关于“比”体之作,却并非都是“见今之失,不敢直言”之比,它的范围,似乎不仅限于不敢直言一方面,所以《诗集传》解释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较之郑康成的说法,似乎较为通达些。这个“以彼物比此物”,可以分作两方面讲,一个是暗比,一个是明比。例如《豳风·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全篇借用一只母鸟的口吻,苦诉她遭受的迫害,自然是别有寄托,由于作者不便直说,只有在这里转一个弯,语气才比较缓和些。又如《邶风》的《新台》:
渔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这是拿下网捕鱼,却捉到了个癞蛤蟆来讽刺卫宣公不该强娶他儿子姬伋的新娘,诗中把卫宣公比作和癞蛤蟆一样的丑陋。再如文公七年左传,有这样一段话: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lei藤,缠绕)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葛藟是王风之诗,诗曰:“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乐豫之言,以为作诗者之意,是借葛藟之能庇其根,以比喻人的应该亲切其宗族,不可任意杀戮。因之所说,是属于暗“比”。还有明“比”,如小雅斯千:“如跂(qi抬起脚跟站着)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hui,飞,古书上指五彩的野鸡)斯飞。”次如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又像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丽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qiu qi)古书上指天牛的幼虫,身长色白)齿如瓠(hu瓠子,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果实圆筒形,嫩时可吃)犀,螓(qin古书上指一种像蝉而比蝉小的虫子。螓首,指美人的头额,宽而方,像螓一样)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都是十分传神的写法。希腊诗人荷马(Homer),曾在《伊利亚特》(Illiad)中,用了一百八十个明比,可算是用明比最显著的例子。
至于“兴”字,郑康成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也。”此说未免太显狭小,依照《诗集传》的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似较郑说为妥,但仍然不十分确切。据我们的看法,“兴”字的最基本的含义,无非是先借其他事物开一个头,然后再联想到主题上去,犹如“山歌好唱起头难”的“起头”,便是“兴”的意思;它本来与全诗可以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例如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殽(yao通淆)。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在这首诗里,我们很难看出前两句,与后面几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它在诗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衬托出下面的韵脚,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下文,使诗歌显得委婉动听,不致使读者有突兀之感,话虽如此,但是诗歌的创作,是一种艺术活动,作者在构思时,必然有选择和润色的机会,因此“兴”的起头,即使与诗意无关,但它仍旧是诗人有意或无意选择的结果,所以在国风中有许多“兴体”,都含有“比体”的成分在内,这就是以前学者,常常把比兴连称的原因(参考北大修订本《中国文学史》)。例如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gou公室深密处)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按此诗明言“比”义,但在《诗集传》中却说:“兴也。”朱子所谓“兴”者,实兼有“比”义。陈奂的《毛诗传疏》曾说:
曰若、曰如、曰喻、曰犹,皆“比”也。传则皆曰“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作诗者之意,先以托事于物,继乃比方于物,盖言“兴”,而“比”已寓焉。
由此可见“比”与“兴”的难以识别了。如果要把它们截然划分清楚,实在不可能,因此二者都是一种联想,都具有一定的比喻和象征作用。就像周南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你说它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好,你说雎鸠是“鸷(zhi凶猛的鸟)而有别,生有定偶而不相乱,用来比附君子淑女” 也好,总之,二者都可以讲得通,所以有人说这首诗是“兴而比也”。另外也有一些兴体诗句,是有象征的作用,如周南夭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中前两句写出春天桃花开放时的浓艳气氛,和后两句写的结婚,在情调上是有共同的地方。
据我们的统计,在诗经中注明“兴也”的有一百一十六篇,占全篇三分之一强;全部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篇;全部小雅七十四篇中,有兴诗三十八篇;全部大雅三十一篇中,有兴诗四篇;全部四十篇颂里,有兴诗两篇。钟嵘《诗品序》说:
(作诗)若专用比兴,即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zhi被绊倒,比喻事情不顺利)。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这是说明专用比兴,或专用赋体的毛病,如何选择,如何运用,只有靠作者的匠心了。全部诗经只有在“兴”的地方标出,然不标“赋”、“比”,可能因“赋”的意义容易看出,而“比”、“兴”虽是曲折成文,但“兴”的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把它特别标出了。
诗经的分类,除六义之外,还有四始之说,这个说法,两千年来,在学者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论辩,其实都是庸人自扰,据《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这段话,本来是记述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部分开头的一个篇名,虽然说到了四个“始“字,并无深意可求,也没有特别标出“四始”这个名称。四始之名,最初是见于毛氏诗序,因为诗序在解释风、雅、颂之后,便接着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假若没有史记孔子世家那段文字,相互参证,则诗序的话,几乎使人无法加以理解。诗序是否卫宏所作,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因而其说是否袭自鲁诗,现在也不敢任意断言(史记当本鲁诗说)。至于所谓“诗之至也”的“至”字,论者多不解,我以为包恢的《敝帚稿略》二《答曾子华论者》的一段话,颇值得参考,他说:“古人于诗……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我们若拿包氏此说去评论诗经,可谓无一字不合,无一句不宜,无奈诗序的作者,把“至”字与“四始”连起来加以总评,所以就容易引起人的含混不清了。此外,齐诗也有“四始”之说,据翼奉、郎顗等人所述,我们知道齐诗以“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鸿雁”在申为“金”始(诗纬讯历枢)。鲁诗及毛诗之说,对于诗的本身,均无关宏旨,讲也可,不讲也可,而齐诗则根据五行立论,支离怪诞,愈弄愈模糊,使读者莫知所云,我们只有弃而不讲,以免执此以误人。友人糜文开先生有《齐诗学的五际六情》一文,见《大陆》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二期,读者可取以参考,这里恕不具引了。
五、诗学的演变
诗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在中国文学演进的过程中,自古迄今,其本身的重要,以及对于后代的影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足以和它抗衡的。在它里面,包含着恋爱、婚姻、农业、畜牧、田猎、祭祀、祈祷、宴会、政治、军事,以及风俗的记载和历史的陈述等,在这么多庞杂的范围内,其表现的态度,是随作者当时所感触到的不同而有种种差异,有歌颂,有咒诅,有表扬,有抨击,有悲伤,有深刻的讽刺,有大胆的暴露,因此它变成了我国最古的一部生活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金美玉。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和注解诗经的学者,数以千计,而且有关诗经的文献,真是“出则汗牛马,入则冲栋宇。”诚所谓洋洋大观;然而汉代学者董仲舒早就说过:“诗无达诂”。刘向也说:“诗无通故”。这是由于说诗者各自受其时代环境和本身阶级观念所限制,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或纯文学的立场去研究,结果只是适应于短暂的某一时代,而不能成为颠扑不破之论,因此他们的那些著作,在现今具有科学头脑的学者看来,大半都是凭借诗经,以达到其本身传道说教的目的,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只有在诗经字句的解释上,纵然异常繁难,却是一个正确的门径。我们在没有正式讨论到诗学的演变以前,请先看孔子对于诗经的解说,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小戴礼记经解)这是孔子说明人们读了诗经以后的效果,也就是诗经内容,对于受教者所发生的良好影响。所谓“愚”,即是说专会读死书而不能把诗中的意思,应用到做人处事各方面去,因此便会发生这种流弊。如果有良好的效果而无其流弊,必是深于诗的了。一般学者,往往误会“温柔敦厚”四字,以为是孔子指诗经本身的性质而言,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又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
关于“思无邪”一语,即《史记·屈原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意思。按《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以为,“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又说,“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以无邪之思观之,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王安石曾依照字的构造上解释说:“诗者,寺言也;寺为寺人(《周礼·天官》: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所居,非礼法不能入,故曰思无邪。”又按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卷十三引陵阳发明思无邪之义条说:“仆尝论为诗之要,公曰: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室中话)这些说法,带有浓厚的道学气味,并没有说出“思无邪”的真义所在。三百篇中,也不尽是所思皆无邪或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言的。如云:“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为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童》)又如:“野有蔓草,零露瀼瀼(rang)。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郑风·野有蔓草》)又如:“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鄘风·相鼠》)又如:“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北山》)又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大雅·瞻卬》)此类的例子,在诗经中多不胜举,其情爱之思,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还能说它是思皆无邪,或仁义道德之语,高雅淳厚之言吗?朱子便因吕祖谦之言欠妥,曾为之回护说:“彼虽以有邪思之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又说:“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辩驳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但仍然离不了说教的口吻,不能使人无疑。因此依照我们的意见,思,即情思,也就是诗人作诗的本质。无邪,即真切,也就是没有偏激、诡随(鬼祟)的虚妄之言。孔子以为诗的本质,在于情感真切;情感真切了,所有喜怒哀乐之情,都可发之于诗,始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又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軻(kanke)常苦辛。’(古诗十九首)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这是非常确切的话。我们再读诗经中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shui古代妇女系在身上的佩巾,类似现在的手帕)兮,无使尨(mang长毛狗,即狮子狗;杂色)也吠。”(《召南·野有死麕》(jun同麋mi)又如:“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郑风·将仲子》)这些诗,何尝不属于“淫鄙之尤”,然而孔夫子并不以为是淫词、鄙词者,也就是由于情感真挚的缘故。孔子又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篇)
什么叫兴?即引物以连类,而藉以感发意志的意思,所以重在体会,重在玩味;因为诗是用文艺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自然会有引发、感染的力量(见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能使人读诗以后,产生另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启发。例如《后汉书》六九(列传二九)《周磐传》说:“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汝坟是属召南,其卒章为:“鲂鱼赤尾,王室如燬(毁)。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在章怀太子的《后汉书注》引韩诗薛君章句说:“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又如《诗集传》说:“晋王裒(pou聚集,减少)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蓼莪)至哀哀父母,生我劬(qu劳累)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晋书》八八孝友传),诗之感人如此。”此外如子击好晨风、黍离而严父感悟(见前);裴安祖读鹿鸣而兄弟同食(《北史》三八列传二六《裴骏传》)等,都可说是兴于诗的了。游酢的《论语杂解》曾说:“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这话一点也不错。又《近思录》(十一)引程伊川的话说:“古人于诗,如今歌曲一般,虽闾巷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但现在我们读诗,就很不容易达到兴于诗的地步,其主要是由于古今语言的不同;古人的口语,变成了今日的文言,古人的俗语,变成了我们的雅言;所以程氏又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教得学者!是不得兴于诗也。”这就是我们何以不易了解孔子所谓诗可以兴的最大原因。
什么叫“观”?即“观风俗”,“知盛衰”(郑玄注)的意思。因为诗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从它所叙述和描写的内容里,可使读者正确地去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而藉以“考见得失”(朱熹注)。如吴公子观周乐,为之歌周南、召南,乃知其“勤而不怨”;为之歌邶、鄘、卫,乃知其“忧而不困”;为之歌王风,乃知其“思而不惧”;为之歌郑风,乃知其“民弗堪”;为之歌齐风,乃知其“国未可量”;为之歌豳风,乃知其“周公之东”。其次歌秦而知其“大”,歌魏而知其“婉”,歌唐而知其“忧之远”,歌陈而知其“不久”。歌小雅而知其有“先王之遗民”;歌大雅而知其为“文王之德”;歌颂而知“盛世之所同”等是。又如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于是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bi装饰得很美),子西赋麦苗,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赵孟便从他们各自所赋的诗里,藉以观察出他们的民风政情,以及赋诗者的心志来。明人李空同的《序九日宴集》一文说:“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为欢者也,情者所为言者也。是者科有文武,位有荣卑,时有钝利,运有通塞;后先长少,人之序也;行藏显晦,天之界也。是故其为言也,直宛区,忧乐殊,同境而异途,均感而各应之矣。至其情,则无不同也。何也?出诸心者一也。故曰:‘诗可以观’。”(《空同集五十八》)这是很有见地的话。
什么叫“群”?即是“群居相磋”的意思,因为诗是集体生活的产物,所涉颇广,适宜于大家相互研讨,如诗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读了以后,能达于“贫富之间。”诗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子贡读了以后,能悟于“礼后之说”等是。加以在春秋时的风气,每有朝聘宴享,凡参加的人,都必须要赋诗,当然也是合群的表现。另外,“可以群”的“群”,也与音乐有关。张其昀先生说:“诗可以群之义,盖指有声有色之歌舞而言。……歌诗奏乐,载歌载舞,手舞足蹈,轩昂奋发,其所以团结民心,纠合民力,培养群策群力之精神者,定可于潜移默化中得之。周礼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春官)成均为古代最高学府,犹后世之大学。大学之法,何以掌于乐官?于此可见礼乐实为中国教育哲学之中心思想。群治有赖于诗教,‘诗可以群’之要义在此。”(《中华五千年史》)此说极有价值,为历来学者所不曾道,故特录出,以为参考。
什么叫“怨”?即是“怨刺上政”的意思,因为诗是民众的呼声,它的创作,与人类现实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假使人民对当代政治不满或心中有所不平,便藉诗以宣泄、讽刺,如卫风的新台、墙有茨;秦风的黄鸟,鄘风的相鼠,小雅的北山、巷伯;大雅的瞻卬(古通仰)等是。可是就孔门的诗教讲,既着重在“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篇),自不宜有过激之言,所以朱熹便说:“怨而不怒”。另外,孟子告子下篇,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告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讥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这也是替“可以怨”作注。其次说“迩之事父”,如蓼莪见孝子之思养;四月,见孝子之思祭等是,能达此义,当然可以“事父”了。“远之事君”,如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羔裘,见为官者之崇尚气节,能知此义,便可以事君了。
至于说“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这也是事实。根据我们的统计,诗中关于草木的名词,共有一百五十四种(包括草本植物一百种,木本植物五十四种);关于鸟兽的名词,共有六十五种(包括鸟类三十八种,兽类二十七种);关于昆虫和鱼类的共有四十一种,总计在二百六十种以上,差不多把日常所能见到的各种动植物,都被诗人们歌咏到了。但我们必得要注意者,孔子所谓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并不是要我们去研究博物,这个鸟的身有多高?腿有多长?毛色有几种?或那棵树的叶子成什么形状?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而是要我们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就可以了。因此姚际恒说:“孔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予谓人多错解子言。圣人第教人识其名耳;偶因是必欲为之多方穿凿,以求其解,则失矣。如关雎,识其为鸟名可也,乃解之者为之说曰:鸷而有别,以附会于淑女,君子之义。如乔木,识其为高木可也,乃解者为之说曰:上疏无枝,以附会于不可休息之义。如此之类,陈言习语,凿论妄谈,吾览而辄厌之鄙之。是欲识草木鸟兽草木之名,或反致昧鸟兽草木之实者有之;且或因而误及诗旨者有之。”孔子又说: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欤!(《论语·阳货篇》)
“不学诗,无以言”并不是说一个人要学诗以后才会讲话,而是说学诗后,才会讲漂亮的话、动听的话、得体的话,尤其二南之诗,多为精粹的语言,优美的语言,加工的语言,富有艺术的语言,从它那里,读者可以学到许多精粹、优美的词汇,否则词汇不多,出言不雅,很难在社交场合中吃得开的。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孔子是特别注重言语词汇的优美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孔子又说:
论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外交界会盟赋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孔子之意,以为读了诗,要能活用,与人谈话,才会对答如流,外交才会办得好。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出国流亡,来到秦国,秦穆公准备设宴款待他,事先重耳手下的谋臣子犯对他说:“在外交辞令的修养上,我不若赵衰富于文采,让他陪你去吧!”后来,果然赵衰在宴会上很出色地帮助重耳完成了赋诗应对的任务。重耳赋逸诗河水,盖取河水朝宗于海(以海喻秦,以河喻晋)之义。秦穆公赋了小雅六月,盖以六月诗的歌咏宣王北伐,来比喻重耳必能还晋王国。于是宾主皆大欢喜。又在左传襄公十六年,既晋侯设宴招待诸侯,叫各国的大夫赋诗,其中,齐国的高原,因为赋诗不得体,竟使晋国的君臣恼怒起来,要联合与会的诸侯,一同讨伐齐国,吓得高原连忙逃跑了。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庆丰访问鲁国,和鲁国的叔孙一道吃饭,因为他的举动有些不合体节,叔孙就赋相鼠。因为在相鼠一诗里,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话,用来骂他不敬。可是庆丰并不了解其含义,白白地挨了一顿骂,这是因未能熟读诗经,运用诗经的关系,在外交场合,只有吃败仗了。总括以上所论,我们可以归纳为下列五点:(参考屈万里先生《诗经释义叙说》)
1,         藉诗感发意志,以为处世之用。
2,         藉诗增加阅历,以为常识之用。
3,         藉诗涵养情性,以为修身之用。
4,         藉诗练习辞令,以为应对之用。
5,         藉诗考见得失,以为从政之用。
从孔子以后,到秦始皇以前,谈诗者大致不出以上五个范围;可是在那时还不曾有专门研究诗经的人,也没有看到专讲诗经的书。至于毛诗传授源流说孔子传子夏,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毛公。毛公作河南献王的博士,从此诗经便一直流传下来。这是根据唐人的说法,其中属于先秦部分者,自不可信。
以研究诗经为专业者,是从西汉开始。当时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传“今文经”,在西汉武帝时,已列于学官;毛诗传“古文经”,直到东汉平帝时,始立于学官。
齐诗,由于齐人辕固生而得名。《汉书·儒林传》,说他在景帝时,因研究诗经而做博士,曾与道家的黄生,讨论过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黄生以为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打倒商纣,这都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行为,而辕固生则根据孟子的观点来反驳他,认为汤武革命,是顺天应人,没有什么不合理。另外,他又曾因推崇儒术,贬低道家而得罪过窦太后。这些事实,都是说明他还不失为正统派的儒家,可是齐诗的后学,如夏侯始昌、奉翼等,都西谈论阴阳五行,把诗经和谶纬杂说混合在一起,这本来是西汉讲经学者的坏习气,而齐诗学派,则感染得比较严重些,例如奉翼说诗有所谓六情、五际之类,实在过于怪诞。所以齐诗在西汉时期,虽然也曾盛行一时,但在三家诗中,失传得最早,就是这个缘故。关于齐诗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
鲁诗,是出于鲁人申培公。据《汉书·楚元王传》说,他曾受诗于齐人浮丘伯(荀子门人)。又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他在汉文帝时,做过博士,后来返鲁家居,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后来汉武帝时因要建造明堂(即太庙),特别又把他招到京师来,向他请教明堂的体制,由此可见他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何崇高了。因此他所传的鲁诗,威信较高,传授最广。关于他的著作,汉志中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但他往往好以诗来证周代的礼乐,和典章制度,率多采取春秋大义及先秦杂说,乃以诗作为礼的说明,不为魏晋人所满,而渐趋于亡佚了。
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据《汉书·儒林传》,说他在汉文帝时做过博士,景帝时做过常山王太傅。他为了推求诗人作诗的本意,作《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数万言,对于诗的解释,与齐诗、鲁诗虽然有些不同,但最后还是归于一致。据说他为人精悍,处事分明,在汉武帝时,曾和大儒董仲舒当着武帝面前,展开激烈的辩论。以董氏的博学多才,也难他不倒。关于韩诗的著作,汉志中载有韩诗故三十六卷,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韩诗说四十一卷。在东汉以后传世的,还有韩诗薛氏章句,汉侯苞韩诗翼要等著作。然韩婴的缺点,好用先秦引诗的办法,断章取义,割裂诗句,以作自己论文的注脚,因而也就逃不了散佚的厄运。
毛诗的传授源流,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研究它的著作,在东汉以后,越来越多,影响后世颇大。但它与齐、鲁、韩诗三家,对于一首诗,各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关雎一诗,毛诗序认为是美诗,曾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又说:“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意谓是赞美后妃的贤淑德性,而齐、鲁、韩三家,则皆认为是刺诗,如齐诗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夫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晏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意谓原诗的主旨在劝诫,但较偏于刺。鲁诗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又说:“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又说:“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喻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这明明是说为了讽刺康王沉迷女色,而致晏起不能早朝所作的诗。韩诗说:“关雎,刺时也。”又说:“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这又以为关雎之作,意在刺时。可惜这三家诗,相继亡佚,我们不能一窥全貌,只有毛诗独传,所以研究它的人比较多。毛诗主要是对于经文字句的解释,而很少有对于整篇诗的意旨的解释,及作诗的时代背景之叙述。即令间有关于此类的解说和叙述,但又不脱汉代书生说教的习气,以为所有的诗,不是赞美天子、后妃、诸侯,便是讽刺某国或某人。这种说教式的解释,其实早在左传和国语的记载中,已经有了端倪,不过在西汉时更盛行罢了。后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结果便有人(或云卫宏)起来,根据毛诗,作成毛诗序。它的专门任务,是以史证诗,把说教式的解诗,运用到极点。以为每一篇诗,都有其特殊意义,离不了赞美或讽刺。它这种美刺的说法,影响后世的文学观念极大,其在风、雅的各篇序中,明言美者,二十有八;明言刺者,一百二十有九,不可谓不多,所以朱子曾反对说:
大率古人作诗,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讽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说,对诗人意旨尽穿凿坏了。
朱子这些话,说得极合情理。卫宏以后,汉末大儒郑玄(康成),作郑氏诗谱和诗笺,把毛氏的传,和卫宏的序,融合在一起,仍主张以史来证诗,而加以充分地发挥;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乃编成诗谱一书,差不多替每篇诗确定了时代,并且在诗笺中,尽量地说明了各篇诗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是颇有权威的著作。其他说诗者,如杜抚的《诗题约义通》,赵晔的《诗历神渊》,谢曼卿的《毛诗训》,郑众的《毛诗传》,贾逵的《毛诗传》,马融的《毛诗传》,甚至如以后刘祯的《毛诗义问》,荀爽的《毛诗传》等,都在郑氏势力的笼罩下销声匿迹。虽然后来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书;蜀李譔作《毛诗传》,他们都攻击郑笺,但把郑氏笺在诗学中的地位,却未能动摇。及至南北朝时,学者崇王(肃),崇郑(玄),各执己见。后有孙毓作《毛诗异同评》,是评郑王之异同,但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说,此起彼伏,无分轩轾。直到隋唐时,纵然反对郑氏和王氏的人都有,可是崇毛崇郑的人,毕竟占大多数,加以唐孔颖达起来,把毛、卫、郑的学说,都加以详细地解释,修成《毛诗正义》那部巨著,因之毛传郑笺,从此定于一尊。而且孔氏的这部书,后来又被收入官定的十三经注疏中,其受人重视,于此可见。在唐朝,只有成伯玙的《毛诗指说》一卷,及《毛诗断章》二卷,尚能以自己的意见说经,而不专门依傍毛郑,实开宋人说诗一派的先声。可惜成氏在当时,因人微言轻,引不起学术界的注意而已!
由于汉唐以来的训诂学,束缚后人思想太甚,到了宋代,引起许多学者的不满,形成了空前的剧烈转变,他们多具有独立的眼光,主张自由研究,不拘守前人注疏而勇于疑古。在经学方面,每因自己的主张,求古人之精神,纠正了以往不少的谬说,如欧阳修的《毛诗本义》,苏辙的《诗解集传》,都能独抒卓见而不迷信旧说。接着有程大昌作《诗论》,王质作《诗总开》,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等,他们对前人著作,都加坦白直率的批评与责难,于是把毛郑原有的势力,几乎完全推翻,例如郑樵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在《诗集传》中,便摒弃诗序而不录,都可表明他们所持的态度来。他们疑毛诗,疑郑笺,疑小序,乃至自古所信之六义、四始、大小、正变等说,无一不疑。朱子乃就当前的材料,本毛传郑笺的说法,为了折衷去取,撰成《诗集传》一书,议论稍定。到他死后,《诗集传》大行。经过元、明两朝,几无人敢与之论争,而成为说诗者的绝对权威。如《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的提要说:“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这几句话,足以说明《诗集传》之所以盛行原因。但在南宋时,尊信毛传而比较重要的著作,则有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以读诗记为主,而杂采众说,又时出以已意的,则有严粲的《诗缉》。这两部书,都是研究诗经者的重要著作。此外有王柏的《诗疑》,其书不独攻击毛郑,并且删削经文,可谓是疑古一派的过火之作。另有王应麟的《诗考》,采集三家诗的遗说,汇为一编,存古学而并不专佞其说,可称杰出的著作;同时在辑佚书方面,它又是开山之祖,因此更值得人们的重视了。元明两代的学者,因受朱专的影响,很少自立门户者,如元代的许谦、刘瑾、梁寅、梁益、刘玉汝、朱公谦等,他们所作的《诗集传音释并图》、《诗传通释》、《诗缵绪》等篇,大都是本朱子之说以立论。明永乐间,又敕胡广等撰定《诗经大全》,备当代举业参考之用,然其书仍然是羽翼朱传,并无新意。至于攻击朱子之书者,则有郝敬的《毛诗原解》。以小序的首句为主,而参用旧说的,则有朱谋玮的《诗故》。分诗篇的诗次,而用史实来证诗的,则有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这都是朱传以外,比较著名的书。
到了清代初年,研究诗经的人,多不专主一家。康熙以后,一般学者,因鉴于宋明理学的空疏贫乏而有一种专门讲究校勘、考据、声韵、训诂的朴学大兴。如果把这些工作弄不好,宋人的义理,就会成为空谈,因而复古派便标起汉学的旗帜,处处攻讦(jie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宋学,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直到清代晚年,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清政府曾下令把朱子的《诗集传》当作国定教本,仍旧供士子研习举业的参考,但却不能扭转那时疑古的洪流。关于诗经方面的重要著作很多,卓然可取者也不少;其专主传而功力最深者,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阎若璩(qu古代指玉环)的《毛朱诗说》,毛奇龄的《白鹭洲主客谈诗》,以及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等。他们大都非难朱熹之说,想要把诗经从朱熹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诗、笺之旧。尤有甚者,如段玉裁又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诗笺,要把诗经从郑玄的解释里脱出,重归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至于兼申毛郑而不拘于家法门户之见的,则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
除此以外,以后的学者,本宋代王应麟蒐(sou打猎,搜的异体字)辑齐、鲁、韩三家诗的遗范,以补苴(ju大麻的雌株,开花后能结果实)王氏所未备并加以研究者,有魏源的《诗古微》,陈乔枞(cong冷杉)的《三家诗遗说考》,皮锡瑞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诗三家集疏》,迮(ze逼迫)鹤寿的《齐诗翼氏学疏证》,以及有人赖炎元博士的《韩诗外传考证》等。尤其是陈氏的《三家诗遗说考》,更进一步而不满意毛公的故训传,要把诗经从毛诗中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的旧观。
其次,非说诗专书,而在其中涉及诗经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惠栋的《九经古义》,王念孙父子的《经义述闻》,以及近人王国维、闻一多、杨树达、于省吾等,也都有很多精辟过人的见解。
总之,研究诗经者所谓的汉学派,他们对于经书的解释,其长处在精于训诂,明于古谊,但因一味墨守家法,不知通变,乃又产生两种流弊,一种是泥古太过,一种是信古太深。泥古家中,又分为两派,一派是迷信古人,一派是迷信古书;迷信古人者,不问古人学识是否完美,理论是否正确,凡是古人说的话,一律崇拜,竭诚卫护。迷信古书者,不管此书的真伪如何,价值如何,只要是古人所作,他们便盲目推崇,明明有作伪的地方,也不敢稍事惑疑;明明有后来胜过前人的地方,他们却坚决排斥。至于在信古家中,因其尊崇过深,字字寻出处,句句言考证;往往因一字之争,一句之辩,连篇累牍,唠唠不休,甚至抛弃本意而不讲,专门在一草一木,鸟兽虫鱼的解释上字斟句酌,因而把一部纯文学的诗经,弄成和尔雅、博雅一类的字书了(参见许家成《诗经新序》)。所谓宋学派,其长处在不受古代经师的束缚,专就诗经的本文以求诗意,但其短处,在疏于训诂,昧于古谊,专好凿空立说,望文生义,往往失之离题太远,把诗经的解释无形中变成了主观性的臆测和说教。现在我们试举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看看所谓汉学派与宋学派解释诗经的真面貌。例如召南鹊巢一章,有这样几句: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汉人的毛诗序以为此诗是:“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shi)鸠:古书上指布谷鸟),乃可以配焉。”郑玄又据此说,便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二句,解成:“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室,德亦然,室燕寝也。”此诗究竟与国君之功,夫人之德,有什么关联,我们找不出一点理由。其后到了宋代欧阳修,则说:“今人直谓之鸠者,拙鸟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间或于树上架构树枝,初不成窝巢,便以生子,往往坠鷇(kou新生的小鸟)殒雏而死。鹊作巢甚坚,既生雏散飞,则弃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鸠来处彼空巢。”朱熹的《诗集传》,则又说:“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维鹊有巢,则鸠来居之;是以之子于归,而有百两迎之也。”在这样解诗,愈解愈不明白,越说越使人扑朔迷离,谁知道在这短短的四句诗里,却包含着如许正心、修身、齐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专静纯一之德的大道理呢?因此弄得人望而生畏,不敢随便开口解诗了。后人受了他们的影响,便产生许多类似的说诗者,例如杜甫所作《和贾舍人早朝》诗:
五更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拥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诗人玉屑》九“托物”条,便引梅尧臣之说解释道:“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像这样解诗,真可谓无中生有,显然是“离言而求象”的办法,所以黄庭坚的《大雅堂记》论杜诗说:“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也。”(《山谷全集正集十六》)这样的说诗法,在《诗人玉屑》中引得很多,大都是穿凿附会之说,我们不必具引。这种风气,即在词里也不难找到。像苏东坡的一阙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魂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龙辅女红余志》说:“惠洲温氏女超超,年及笈(ji书箱),不肯嫁人,闻东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听公吟咏,觉则亟去。东坡知之,乃曰:吾将呼王郎与子为婣(yin姻)。及东坡渡归,超超已卒,葬于沙际,公因作卜算子,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然不大,但对于苏词的本身,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乖谬。其后此词被张惠言收入他的《词选》里,引用鲖阳居士的话,乃以诗序美刺的办法,把它逐句解释起来,如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者,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匪夷所思,就连苏东坡本人读了,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因其受诗序影响太深,所以在不知不觉间便犯上了这种错误。比较头脑清晰,思想开明一点的学者,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崔东璧(《读风偶识》),龚橙(《诗本谊》),方友石(《诗经原始》)等,他们对于诗经的解释,都能采汉宋两派学人之长,而弃其所短,往往有其独立的精神,和明确的卓见,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王国维先生曾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余闇(an同暗),于书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徒弟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二)
王氏是一位大家所公认对于小学极有根底的学者,以他那样的学力,犹觉读诗解诗之不易,其他一般人,便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诗经,虽说眼前有许多新材料可供参考,可是仍然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只好有待于将来了。
六、诗经的评价
诗经的价值何在?只要我们细心读过全部作品以后,就可得到完满的解答。《诗人玉屑》卷十三引《晦庵之论》,谓学诗必本之三百篇,其言云:“诗之为经,人事浃(jia湿透)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学诗者当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德性显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于此也。”现在我们再汇集各家研究的成果,简单地提出下列几点,以为学者的参考。
1,是当时诗歌的总集。诗经是我国产生最早,价值最高的一部北方文学总集。在其他古书里,虽也有引及当时歌谣的,如庄子所说:“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焉?”(《外物篇》)又如左传所引郑舆人之诵:“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见襄公三十年)《国语》所引晋人之诗:“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niu因袭,拘泥),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见《晋语》三)《论语》所引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见微子篇,又见《庄子·人间世》篇,但篇幅较长,不具引。)《古今风谣》所引的齐人之诗:“东郭有犬,崖崖日兮,欲噬我猳(jia)。西郭有犬,崖崖日兮,欲噬我猳。北郭有犬,崖崖日兮,欲噬我猳。”(《东郭谣》)左传所引宋国的皇国父为太宰时的民歌:“泽国之皙(指皇国父),实兴我役。邑中之黔(指子罕),实获我心。”(见襄公十五年)《战国策》所引齐人讽刺田单的诗:“大冠若箕,修剑挂颐。攻齐不下,垒于梧丘。”(见《齐策》)左传所引宋人歌讽华元兵败于郑后还得意洋洋地归来时的诗:“睅(han)其目,皤(po白色,大)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见宣公二年)《吴越春秋》所引伍员逃关时,在江边遇到渔夫,渔夫作歌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以及孟子所引孺子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离娄》篇)此外尚有《穆天子传》中天子谣(一称白云谣)、黄池谣、黄竹诗等,再加上我们在第一节引言里所提到的那些逸诗,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能够反映着五百多年中,许多地域或国家中的各阶层的社会情况,使人可以窥见当时的文学成就的,就只有这包含着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了。
2,是后世诗人的典范。在诗经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后人凡论到韵文的体制,都从那里去找根据,因而它对于文学创造方面的影响,至深且巨;换言之,凡是有成就的诗人,都曾接受过它的洗礼。例如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便曾深受过它的感染,所以《后山诗话》说:“子厚谓屈氏楚辞,如离骚乃效颂,其次效雅,最后效风。”又据王逸的《离骚章句》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
通过美人香草,良禽恶鸟的等等刻画,深深寄托了诗人的爱憎,因此后人便以风骚并称了。其次像荀卿所作的“佹(gui乖戾,奇异)诗”,首先就说:“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很坦然地说明他有意用诗来讽时。再此像汉代的许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乐府民歌,无疑地是继承并发扬了诗经那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扩大了它的影响,汉魏晋各代的有名诗人,如韦孟(讽谏诗及在邹诗)、东方朔(《诫子诗》)、韦玄成(《自劾诗及戒子孙诗》)、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傅毅(《迪志诗》)、仲长统(《述志诗》)、曹操(《短歌行》)、曹植(元会诗及责躬诗),乃至陶渊明(停云诗,时运诗、荣木诗)等人之作,没有不是受了诗经的风格的感化而成。甚至汉代的赋,与诗经的关系更密,班固曾明白指出,赋是“古诗之流”(《两都赋序》)。刘勰也说:赋是“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的(《文心雕龙·诠赋》)。除赋以外,其他如颂、赞、碑、诔、箴、铭等一类的韵文,一般都惯用四言句,这也都不免是受诗经影响而来的。
又如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而诗歌中的民歌部分,对唐诗的影响,便最为明显。初唐陈子昂反对六朝诗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之所以能轰动一时,就是以恢复汉魏风骨及风雅比兴为号召的,他说:
文章道丧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修竹篇序》)
大诗人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中,赞叹元结的诗时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我们再从他的“三别”(《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等伟大的作品中,也可看出他在现实主义精神方面,与诗经有着密切关联。又如他的《兵车行》:“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即诗经《鸨(bao一种像雁而背上羽毛有黑色斑鸠的鸟,不善飞,能涉水)羽》:“王事靡监,不能艺稷黍”之意。又如《赴奉先诗咏怀》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又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即诗经《葛屨(ju古代用麻葛等制成的一种鞋)》首章:“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ji)之,好人服之。”及正月末章:“仳仳(pi夫妻离散,又特指妻子被遗弃)彼有屋,蔌蔌(su蔬菜)方有毂(gu)。民今之无禄,夭夭是椓(zhuo击,古代之宫刑)。哿(ge,jia)矣富人,哀此惸(qiong古同茕)独”之意。又如《后出塞》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即诗经《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斾旌”之意。又如《新婚别》的:“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即诗经《伯兮》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同时如诗仙李白,他自己也曾说过:“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本事诗高逸第三》)所以他的古风第一首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庆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夫玄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太白集》三)
到太白死后,他的诗集编订者李阳冰,也从这方面评价其作品,他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骋屈宋,鞭打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草堂集序》)另外,社会诗人白居易,在《与元微之书》中,说明他对诗歌革新的意见时,也是以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其凭借,他一再说到诗歌应该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洩导人情”。同时,更应该“为时而著”,以便达到“为歌生民病”(《寄唐生诗》)的目的。因此又说:
至于齐梁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疟也。
关于抒写情性,描绘景物,记述事理这方面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固不消说,即如我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诗经》里的《氓》,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程度的承传关系。至于每章四句的形式,各章复叠的形式,以及每句押韵,或隔句押韵的法则,在文人诗里,尤其在民歌里,直至今日还相当普遍地运用着。在诗中美刺之义,自诗序始作俑后,文学作品里,便相率成风,几乎作为后世诗人评诗、作诗的准绳。像白居易作了五十首新乐府,每篇都有自序,而这个自序,便是从诗序模仿而来。如在《七德舞》的序里说:“美拨乱,陈王业也。”在《西凉伎》里说:“刺封疆之臣也。”《蛮子朝》里说:“刺将骄而相备位也。”《新丰折臂翁》里说:“戒边功也。”《太行路》里说:“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等等。诗序之说,本来多不可信,但它却左右了将近两千年之久中国诗人们的头脑。
3,是艺术语言的渊薮(sou长着很多草的湖,人或物聚集的地方)。在诗经中的许多宝贵词汇,已成了中国人民文化生活里的山珍海错,精神食粮中的布帛菽粟。它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人,从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而成。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觉得新鲜、生动、活泼、有力;其中有许多精美的话句,在历来文人们的集子里运用了不知多少次,在口头上也说得烂熟了,谁也不再去追究它的来源,其实,如文言里的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见《邶风·式微》)、弄瓦弄璋(见《小雅·斯干》)、差池(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见《邶风·燕燕》)、劳人草草(见《小雅·巷伯》)、国事蜩螗(tiao古书上指蝉,螗:tang古书上指一种较小的蝉)(如蜩如螗,见《大雅·荡诗》)、中原板荡(见《大雅》板诗及荡诗)、琐尾流离(琐兮尾兮,流离之子。见《邶风·旄丘》)、一日三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见《王风·采葛》)之类,以及口头之不可救药、蒭(chu)荛(rao柴草)之议(见《大雅·板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见《小雅·隰桑》),殷鉴不远(见《大雅·荡》),高高在上(见《周颂·敬之》)、倾国倾城(见《大雅·瞻卬》),长舌妇(仝上),赠李投桃(见《卫风·木瓜》),未雨绸缪(见《豳风·鸱鸮》),秋水伊人(见《秦风·蒹葭》),执斧伐柯(见《豳风·伐柯》),螟蛉之子(见《小雅·小宛》),暴虎冯河(见《小雅·小旻》)。其次如桑梓、切磋、爪牙、踟蹰,乃至鹊巢鸠占,爱莫能助,发言盈庭,小心翼翼之类的惯用句,皆可说是从诗经中撷取而来;像这样富有艺术性的语言,都是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或贵族文人所创造出来的。其次如《柏舟》一诗,《诗序》以为是:“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以后的人,便拿“柏舟”二字,作为形容节妇的成语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诗,《诗序》以为是:“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此后,便以“小星”二字,成为侍妾的代名词了。又如《大雅·大明》中的“文王初载,天作之合”二句,以及“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二句,后人便以“文定”为订婚的代名词,以“天作之合”及“亲迎于渭”为结婚的象征了。这样的例子,真是多不胜举。只有让读者自己去翻阅,去欣赏,一定会有许多收获的。
4,是修辞炼句的先声。在全部诗经里,共使用了两千九百四十九个单字,但有些单字,是一字而兼数义;若以字义计算,大约有三千九百个之多。由于把这么多单字,经过细致的琢炼和巧妙的应用,便构成了诗中错综复杂的优美辞句,因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无处不有,就像汪洋大海一样,每一个同它接触过的人,多少总会受到一定感染。它里面没有苍白无力的形象,没有软弱无力的语调,没有黯淡无光的色彩,没有杂凑堆砌的句法。如仅以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单字就有按、指、抱、提、握、攘、拥、掺、挹、挟、拊、采、掇、拾、抽、拔、折、投、搔、揍、授、击、搏等五十多个。有时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把当时的具体形象,完全表达出来,如《周南·芣莒(fuju古代指车前草)》篇的“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拮之”、“薄言襭(xie撷,摘下,取下,用衣襟兜东西)之”,全诗三章,只更换了采、有、掇、捋、拮、襭六个字,而能把妇女采集芣莒的的全部工作过程,都明确生动地刻画出来,这是何等精炼的语言!而且在那时的词汇中,即使是同一样的东西,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形容法和描写法,例如一样写光,写烛光用晣晣(zhe)(庭燎晣晣),写星光用煌煌(明星煌煌),写日光用杲杲(gao明亮)(杲杲日出),写电光用晔晔(ye光很盛的样子)(晔晔震电)。一样写声,写虫声用喓喓(yao)(喓喓草虫),写雁声用雝雝(yong)(雝雝鸣雁),写鸡声用喈喈(jie)(鸡鸣喈喈),写鸟声用嘤嘤(鸟鸣嘤嘤),写鹿声用呦呦(呦呦鹿鸣)。写大车迟重之声用啍啍(zhun)(大车啍啍),写小车轻快之声用鄰鄰(有车鄰鄰),写砍琢之声用丁丁(伐木丁丁),写小儿泣哭之声用喤喤(其泣喤喤),写黄雀婉转之声用交交(交交黄鸟),这又是何等精确的语言!再如它的大量地运用巧妙的比喻,往往是由一种意象,联系到许多方面去运用各种不同的比法,而都能恰到好处,例如一样是比喻危惧的心境,《大雅·云汉》篇用如霆如雷(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小雅·小旻》篇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是比喻忧虑或忧伤的心境,《秦风·晨风》篇用“忧心如醉”,《小雅·节南山》篇用“忧心如焚”(意同燔fen),“忧心如酲”;《小雅·小弁》篇用“我心忧伤,惄(ni忧愁)焉如揍”,“心之忧矣,疢(chen热病,泛指病)如首疾”,《大雅·云汉》篇用“忧心如熏”。另外在人的形容上,以“良士蹶蹶”、“赳赳武夫”、“駪駪(shen众多的样子)征夫”、“老夫灌灌”、“小子骄骄”、“武夫滔滔”、“行人彭彭”、“硕人敖敖”、“温温恭人”等,形象地描绘了人的性格和举止。像这样的表现手法,就给后人以很多启示,尽可能用各种具体的形象,来比喻抽象的东西,进一步更用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事理了。后来的辞赋、诗歌,用这种表现手法的很多,虽然是由于艺术技巧逐步发展的结果,但在诗经里对这种方法的运用,为一个好的开端,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诗经里多得不胜枚举,詹安泰等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更详细的论列,这里不再备述。那些个优美的诗句,只有诗人们从实地生活中去不断地体会、观察,才能真正辨认出各种语言的具体特质,才能掌握着各式各样的词汇的特有功能,才能有足够的条件来选择适当的句子,表达真切的情感。
还有诗经中所用以助长音节之美的双声、叠韵以及叠字等连绵词,更是俯拾皆是,如参差、黽(mian)勉、玄黄、素丝;辗转、窈窕;赳赳、青青、悠悠等。像《硕人》末章,便连用了“洋洋”、“活活”、“濊濊”、“发发”、“揭揭”、“孽孽”等六个叠字句;在《鸱鸮》末章,也连用了:“谯谯”、“条条”、“翘翘”、“飘摇”、“哓哓”等五个连绵词,后世辞赋家,便多效仿,如《楚辞》之悲回风两段,凡用了十多个叠字;《九章》之首章,连用了十一个连绵词;十一章,连用了十一个叠字。宋玉的《九辩》,更是明显地取法诗经大量地采用了许多双声、叠韵、叠字进去,描写秋天的风物,有颜色、有声音、有感慨、有情调,实在是最成功的文字。到了末段的十四句中,他竟连用了十二次叠字,成为艺术上最高的表现。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曾说:“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王褒)、云(扬雄)、枚(枚乘)、马(司马相如)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唐诗人以杜子美为宗,其五七言近体,无一非双声叠韵也。”台湾大学教授杜其容君有《毛诗连绵词谱》一文(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九期),所收材料,比较广泛,读者可以参看。另外如王筠的《毛诗重言》、《毛诗双声叠韵说》,王国维的《联绵字谱》,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张寿林的《三百篇联绵字研究》,以及中文大学教授周法高的《联绵字通说》及Reduplications in the Book of Odes《诗经中的重叠字》等,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另外在诗经中用得最突出的还有重章叠句的歌唱法。重章有时是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如《王风·采葛》的第一章:“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到了第三章,便把“采葛”改为“采萧”,“三月”改为“三秋”;第三章,则又改为“采艾”、“三岁”。由“三月”而“三秋”、而“三岁”,其夸饰的程度,由小而大,表示想念的程度,久而更深,循序渐进,极自然,极动人。但也有只是为重叠而重叠,并不表示程度和顺序的,如《鄘风》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到了第二第三两章,又改“唐”为“麦”、“葑”;改“姜”为“弋”、“庸”。歌者所采的植物及所思的女子,名字都改变了。为什么要变?就是为了协韵,便于反复歌唱。而这种反复歌唱,乃是为了要加强抒情的效果。此类形式,在诗经中占大多数。东汉张衡《四愁诗》的重叠,就与桑中类似,自然是取法于诗经的了。又如宋代的市民叙事诗“连徧(同遍)”和“鼓子词”,也正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这种传统的文体,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五更传”、“四季歌”、“茉莉花”等口语文学的民谣,仍然是采用着复唱、叠唱的形式的。另外还有我们在山歌中常所见的对唱,在诗经中也早已纯熟地被应用了,如《齐风·鸡鸣》:“(女)鸡既鸣矣,朝既盈矣。(男)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女)东方明矣,朝既昌矣。(男)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这种手法,可以通过人物的对话,构成故事情节,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为后代的长篇叙事诗,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除了复唱、叠唱,和合唱的形式外,诗经中,时常还好用对比的手法,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氓》:“不见复关,涕泪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王风·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余不信,有如皦日。”《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尤其在《小雅》的《大东》和《北山》中,所用对比的描写更多。杨公骥在其所著中国文学的讲义中说,这种对比手法的出现,是由于现实各种矛盾在人认识上的反映和人们内心矛盾的流露。因此,这种手法,适于表现事物的矛盾及其因果。作者可以在对比中,设立不同的条件以深刻描写人的思想情感,可以通过对比的景象,经过联想,造成统一的气氛。因此,这种方法,可以强烈紧凑地刻画人的内心特征,可以集中地描绘事物。其后,汉诗和唐诗对仗句之所以形成,便是受了诗经的影响。我们若以上引诸诗为例,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第三句诗,是对前两句的转折。又如《卫风》的《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郑风》的《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两节诗的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这样的构造,很合逻辑,使诗的结构,为之紧密,可以有条有理地陈述思想强烈而多变化的表达情感,更能深入地描写事物;而且可以避免松弛、平板、枯燥的缺陷,使诗歌不断起伏,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印象。
从这种方法因袭下来,到了唐代的五七言绝句或律诗的章法构造,便作更进一层的发展和运用,普遍地成为作诗者的准绳。
5,是先秦史料的宝库。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可见,诗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士(Beneditto Croce)曾说:“历史之功用,与诗歌异似;诗歌使人胸襟洒脱,而免为情感所驱使;历史之要义,亦在使人能超拔于往事陈迹之覆辙而已。”在诗经里,有许多叙述历史故事的篇什,写得生动详尽,便成为后世史料的宝库。文中子上说: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废之由显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当。
因而,我们从诗经中获知周代自其始祖后稷,到灭商的武王,是经过一段非常复杂的奋斗过程;这个奋斗过程,在《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等三篇诗里,说得很明白。例如《生民》,可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后稷传。在那篇中,叙述了后稷的初生,及其如何从事农业生产的故事,最初由于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因踏着上帝走过的脚步印,心有所动,便怀孕而生后稷。但唯恐这样生下来的孩子不大吉利,就把他丢弃在野外,如云:“诞置之隘巷,牛羊腓(fei小腿肚子)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在这样简洁生动地叙述了后稷一生下来,总是历诸难而不死,是由于牛羊的乳他,鸟翼的护他,自然灵异不凡,于是得以养成。这显然是利用了当时的神话传说的素材,作为底本的。更神奇的是他生下来,就有会种植五谷的天才,一长成人,便倡导农业,于是瓜果豆麦,无一不备。诗中用丰富而多变化的形容词,描写了他所种农作物的茂盛和美好。后老就在有邰地方(今陕西武功县)成家立业,建立周民族的基础。而他自己,便成为周朝的初祖,农业的始神了。
后稷的曾孙公刘,是周民族中一位有名的英雄。据诗公刘篇中说,当他在邰地时,继后稷之业,努力生产,率领人民荷着食粮、兵器,向远方开疆拓土。最初是由邰到胥,经营耕种,异常发达。后来继到百泉,不久又到豳谷,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产业人口,日益繁盛,公刘便做了那个部族的领袖,开始建宫室,练军队,定田赋,成立了国家的规模。像这样很有层次的叙述,无疑地也是一篇公刘传;诗中颇能表现出群众的欢乐情绪和劳动精神,如说人民初到豳地的情况是:“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一片欢乐笑语的景象,宛然在目。后来又在帛诗中,说明到了公刘的十世孙古公亶父时,因受到戎狄的骚扰,便又由豳再迁到岐山下,即今陕西岐山县。据《史记·周本纪》上说,这次的迁徙,规模比较以前庞大,“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古公亶父,史称太王,是王季的父亲,文王的祖父。周民族自公刘以后,似乎有中衰之象,到古公亶父,才又逐渐复兴起来。全诗叙述他迁居到岐下,一直至文王受命的历史,也可说是一篇古公亶父传。因为周民族的强大,虽然是在文武之世,但其基础的奠定,则自古公亶父始。全诗共九章,一二两章,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到岐山下来,同姜女(太姜)结婚。三四两章,写他看见岐山下的肥沃土地,于是筑室定居,从事农业。五六两章,写他看见当时的情势利于久居,便下定决心,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打算在岐下创业了。七八两章,叙述他建国灭夷。最后一章,是说明文王受命。诗中如:“捄(jiu救)之陾(reng)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鼕(dong冬)鼓弗声。”把当时群众建筑的情况,以及在场上的热闹,被作者有声有色地渲染了出来,深厚地表现出浓郁的气氛及文学技巧。
此外,在《大雅》中的《皇矣》篇,是歌颂文王伐密、伐崇的两次战绩,同时也说到太王、王季,可说是一篇文王传。大明篇,是记述武王的灭纣,同时也说到他的父母及祖父母,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篇武王传,这些都是周代史诗的佳作。其次像崧高的写申伯,蒸民的写仲山甫,韩奕的写韩侯,江汉的写召虎,常武的写南仲等,也都是零星的宝贵史料。另外在《小雅》中也有记载当时战争的史诗,如《出车》篇,记厉王时南仲的征伐猃狁(xianyun我国古代先秦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采芑(qi野菜)、六月诸篇,大都是记述宣王时代,同蛮荆、猃狁、淮徐诸部落战争的事迹,比起《大雅》中的那些诗来,这些自然是时代较后的作品。如果把这些史诗,按照顺序排列,那么在东迁以前周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系统来;同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向来缺少叙事诗,现在就可拿这些篇章来增补了。
同时,在《商颂》的《玄鸟》篇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话,是指简狄因吞燕卵而生下商朝始祖契的灵迹。《鲁颂》中的《閟宫》一篇,是叙述太王(古公亶父)翦商,周公封鲁,僖公复周公土宇的事情,也都是富有历史性的诗篇。类似的例子很多,只要大家读过诗经,便会明白,这里不再细述了。
6,是后世音韵的始祖。诗经中所有诗篇,其形式虽大半都是四言,但其自一言至九言的句子,无一不备。成伯玙《毛诗指说》曾云:“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时杂二三五六七八言。意已明而不病其短,旨未显则无嫌于长。短非蹇也,长非冗也。”这是诗经的最大特色。因为诗经的作者,为了便于流传,不能不经常采用一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却又顾虑到固定形式会妨碍自己表达思想情感,因此常常会突破此种形式,创造出长短不定的自由诗句来。研究文学史的人,每谓三言始于魏高贵乡公,五言始于李陵苏武(?),六言始于谷永,七言始于魏文帝的燕歌行,但这是就通篇用三言或七言而论,假使以一句两句作为标准,便在诗经中早就有了。其后汉郊祀歌常用三言,碑铭常用四言,俳谐倡乐常用五言,乐府及六朝骈体常用四言六言,绝句律诗,常用五言七言。可谓每一种形式,都是由诗经开其端的。在音韵方面,也是一样,本来三百篇都是有韵之诗,因为要有调和的音节,才可与乐器配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意。”孔子自已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三百篇之发诸讴歌,播诸管弦是以声韵为其重点。说它是诗歌之祖固宜,说它为音韵之祖,亦无不可。
阮元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古文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文言说》)
至于诗经用韵之法,顾炎武的《日知录》二十一曾说:
“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兎(兔)罝(ju捉兔子的网,泛指捕野兽的网)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顾氏所谓“出于自然”,即陆德明所谓“古人韵缓”之意。又孔广森的《诗声分类》曾说:“今之诗,主乎文,古之诗,主乎歌。歌有疾徐之节,清浊之和。或长言之,咏歌之,累数句而无以韵为;或繁音促奏,至于句之韵,字有韵而莫厌其多。奇者不可偶,偶者不可奇;亏者不可缀,缀者不可亏;离不可合,合不可离;错之则变化而无方,约之则同条而有常。”孔氏此论,最足以说明诗经押韵的体例。此外,丁以此有《毛诗韵例》一书,虽稍嫌繁而无当,但对于初学颇便,仍然有一读的价值。
关于诗经音韵的研究,与字义的训诂,同时开始。最初的学者,只知道拿今音去读古音,是用“读若”的办法。叶德辉说:“东汉以前文字无直音,于是有读若、读如、读为、读曰、读与某同及当为之例。其传于今者,许君《说文解字》、郑君《三礼注》、毛诗传笺、高诱吕览、淮南两注,皆其最著可考者也。”(《说文读若字考序》)例如《说文》:“霣,读若昆。”这仅是说读若“昆”,但标不出正确的字音,假使读者连“昆”字也不认识,就无从读出是什么音来。此外又有直音的办法,如尔雅郭璞注:“诞,音但;訏,音吁;箌,音罩。”这种用直音的方法,是始于服虔的汉书音,但仍显得很笨拙,如果所注的那些同音字,像“但”、“吁”、“罩”等,也是不易为人所识的僻字,则此注音,等于不注。其后,到了南北朝,则进而为以今音来协古音,这就是研究诗经的人所谓的“协韵”说,因为当时的人,读起诗经来,觉得有许多地方的韵,不大谐和,于是他们便以某字该改为某音,以求谐和,像沈重的毛诗音,于邶风燕燕章:“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在“远送于南”的“南”字下注云:“协句,宜乃林反。”沈重的意思,以为周朝人念起“南”字来,应该读作“乃林反”,然后才可与上句的“音”及下句的“心”协韵。又如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为之人兮,逝不我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初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诸”字下注道:“诸,音古,此亦协韵也。”就是说,他们用自己的口音,来读古人的诗句,觉得某字不谐,就临时改为某字,因而协韵之说,人人可用,处处可通,自然容易风行起来。到了唐玄宗时,更变本加厉,不但改音以协韵,而且改字以协韵,例如玄宗有一次读到《尚书·洪范》的“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时,他觉得全文的“好”与“道”协韵;“恶”与“路”协韵,只有首二句的“颇”字与“义”字念起来并不协韵,便下令改“颇”为“陂”。他说:
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无偏无颇”之“颇”字宜改为“陂”。
(玄宗十三年敕)
由玄宗开始的这种改字以协韵的风气,到了宋代,仍然是很盛行。及至朱熹的《诗集传》出,便大量地采取前人的协韵说,如《召南》的《行露》第二章诗: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朱传以“家”字与其他几句不谐,便音“家”为“谷”,使之与“角”、“屋”、“狱”、“足”四字协韵;但在同篇第三章的诗中: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室家不从。
朱熹又以“家”字与其他各句的“墉”、“讼”、“从”不协韵,便音家为“各工反”,使之与诸句协,可是同样一个“家”字,为什么在前章音入声的“谷”字,而在后章便因为平声的“各工反”呢?显然是毫无理由,自相矛盾的说法,因而明人焦竑的《笔乘》批评说:
如此,则东,亦可以音西;南,亦可以言北;上,亦可以言下,前,亦可以言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
宋人戴侗的《六书故》曾说:“经传行,皆户郎切,未尝有协生韵者。庆皆去羊切,未尝有协敬韵者。如野之上与切,下之后五切,皆古音,非协韵也。”清人孔广森的《诗声分类》叙说:“读十五国、二雅、三颂,而律以唐宋官韵,未有不穷者也;或从而协之,昧其所有韵,而强韵其所无韵,又甚不通者也。”另外,姚际恒的《诗经论旨“,也曾讥笑协韵之说道:
诗韵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归……协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协他字之音也。盖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韵变音,强以求协而读之,此古韵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韵,乃于“天”字为“铁因反”,以协“人”字;“将”、“明”本同韵,乃于“明”字为“謨(谟)郎反”,以协“将”字,此不知古韵之本同而妄为其说也。夫同为一韵,奚协之有?且世无呼“天地”为“订地”,“明德”为“盲德”者。又既曰协,此协彼,彼宜协此,今试以“天”字为主,而改“人”字之音以协之;以“明”字为主,而改“将”字之音以协之,不知“人”、“将”二字,又当作何耶?不可通矣。
姚氏此说,极具道理。其实他所谓“古韵”之说,明人陈第,早已发现了古音的本质,知道了古今音的不同。他们这种发现,无论在诗经的研究上,或在文字训诂上,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其后又经顾炎武、孔广森、江有诰、夏炘诸人的继续研究,成绩更为精密,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难的问题。如陈氏的《毛诗古音考序》说:
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于韵。夫以果出于韵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毋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fu古代礼服上所绣的半黑半白的斧形花纹),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偪(bi),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何故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或谓三百篇诗词之祖,后有作者,规而咏之矣,不知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澌尽矣。
陈氏以为古代已有流行之古音,三百篇及上古其他有韵之文,莫不遵守此古音,以为押韵为标准,而且顾炎武等人,便以为这种古音的韵谱,就是诗经。当时作诗押韵,都是以诗经作韵谱的。但这种韵谱是从何而来,最初是由何人所定,顾氏并没有说明。近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以为此种韵谱,乃孔子删修诗经时所定。因为从各国采来的诗,音韵断无同一的道理,孔子将它来合于弦歌,有不协的,也将它改定,以后就成为通用的韵谱了,所以说“雅颂各得其所”。但此事断无确据,完全出于谢氏的臆说,我们对于韵谱的来历,只好存疑了。
关于研究诗经音韵的专书,并不多见,除前引陈第的《毛诗古音义考》以外,可供我们参考者,仅只有王夫之的《叶韵辨》,顾炎武的《诗本音》,陈奂的《释毛诗音》,孔广森的《诗声类》及《诗声分类》,刘逢禄的《诗声行》,苗夔的《毛诗韵订》,戚学标的《毛诗证读》,钱坫(dian古代室内的土台,用来放东西;屏障)的《诗音表》,江有诰的《诗经韵读》,夏炘的《诗经廿二部古音表集说》,以及林之棠的《诗经音释》等。
诗经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它本身的价值,并不止就这样的几条,我仅是提出比较重要一点的地方说说,作为大家研究诗经的借鉴而已。
——一九六五年九月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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