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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位置与批评的空间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方维规 点击:18813次 时间:2015-04-22 12:17:18
受杨慧林、耿幼壮之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西方文论”教学团队最近完成的十卷本“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而举办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西方文论在中国学术语境的空间和张力”。陈剑澜为《文艺研究》邀稿时的要求是,以座谈会之会题为提示性主题,各自在大题目下做小文章,从自己的视角谈具体问题,在关键问题上不惜笔墨,力求写出深度来。这个看似宽泛的要求,其实亦属“命题作文”,要为这一题旨写下一些文字,并非易事。我的小文章谈论几个由此命题而想到的问题,或曰若干与此相关的现象。有些问题是早就想过的,另有一些是写文章时想到的,并未深思熟虑,因而不敢指望深度。
我所谈论的问题,与文学理论的一般发展和现状有关,但主要不是在“理论之后”从文论内部展开讨论,不完全从学理到学理,而是更多关涉文学理论和研究的生态变化。我所理解的西方学界动向以及文论在其本土的境遇,有些在中国不很突出,有些说法不一定符合中国状况。然而,论说文学理论的空间和张力,离不开世界大势。当然,相似的论题早有不少论述。但是读者将会发现,我谈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或者困境和危机,更注重文化和社会因素,同样注重学术上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批评的关系,或者批评与研究的关系。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回答有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只想呈现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思路。同样,我也没有能力就某些“病症”开药方,更不敢大胆预测。本文的一部分内容,是想在概念和范畴上厘清一些东西,它们显然也与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有关。
文学、理论及其贫瘠的生态环境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从克罗齐到韦勒克、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从卢卡契到伊格尔顿,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谁都想对文学作品做出新的解读。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历史困境中文学创作的不同反应形式。它们有其合理成分,可是也充斥着矛盾;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和语言危机的征候。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奇特现象:文学理论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至少是那些大牌理论家,其风光程度并不亚于著名文学家。这也是一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当代理论之特色,时常旨在证明其自身,试图让人觉得那是自明之理、合情合理。至于理论是否能够用于实践,仿佛是次要的。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到中国。现今的文学爱好者,面对如此纷繁的文学阐释方法,大有不知所措之感,甚至迷失了通向具体文学作品的路径。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认为我的这种看法忽视了多元文学理论的益处。当然,我是很赞同多元方法的,只是想要在此强调一个事实:从事文学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民主自由、纷然杂陈,视之为理论过剩或膨胀也不为过。多少年来,时常听到文学理论的死亡之说,或者认为理论大势已去,但是理论还活着,不少学者以其具体研究、特定方法及其成果来显示“理论”。以往的宏大叙事或大理论,被名目繁多的小理论所取代。
几百年来,文学作品的真正读者基本上不会在乎美学、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理论中关于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诸多命题和质疑,他们不会为文学定义或作家意图多费心思。“阅读文学作品,往往是在非常实际的具体关联中,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修身养性,娱乐散心,逃避现实,寻求慰藉等。也就是说,读者是根据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的需求而阅读的。”[1]我还是坚持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这一看法。然而用于此处,自有其用意;至少,我的倾向显而易见,这是对理论之功能的怀疑;既不是“反理论”,也不是“后理论”。诚然,文学理论主要是为专门读者或者从事创作的人而写的,但是文论危机亦即它所遭遇的冷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何为文论?文论何为?这是不少感到理论疲劳的人会提出的问题。或许只是一种讥刺,发问者不一定对答案感兴趣。
反思文学理论之现状,会有危机感;而危机感不是没有来由的。德国文学理论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的倡导者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早在1993年就已宣称,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将被完全边缘化。此说出现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没过多久,文学理论被各种思潮冲击得支离破碎。不过,整个人文科学也已是危机重重。嗣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越来越多,美国的不少比较文学系科更名为比较文化研究;而按照传统划分,文学理论正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梵·第根、韦勒克:总体文学[2])。
要谈论当代文学理论,离不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大环境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显而易见的变化:
(一)已经发生变化的是文学及其运作的大环境。新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人们对体育、流行歌曲和异国风味的浓厚兴趣,已经剥夺了文学曾经拥有的特权地位。在各种艺术中,文学不再首屈一指。西方曾有一种说法:田径是体育之王,诗亦即文学则是艺术之王。而在当今这个没有贵族气息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在与(新)媒体文化的角逐中,这两个年事已高的君王不再容光焕发;尤其对于纯文学,公众似乎只有厌倦之情,外部社会需求锐减。如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人们更热衷于体育、音乐、电视、电脑、手机。或者说,文学同时尚、肢体语言、运动等其他符号系统没什么两样。
(二)技术是我们的命运或曰宿命,它也通过媒介技术来影响甚至操控文学的发展。文学正面对一个窘境:人们期待它搬出自己的老宅,也就是走出书籍,迁居到新媒体中去。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已经吞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以及不少辞书和百科全书;不少科学期刊已经纯电子化,教科书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很难说文学作品的出版能够躲过这一命运。当今的阅读习惯,已经很能显示人们对电子产品的青睐。所有这些变化缘于信息技术,它为公众提供了轻松、简单的参与可能性。
(三)传统的文学观念,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础上;作家也同葡萄酒农一样,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文学生活中才会出现文学批评这一重要机制,其任务是甄选和评价。常听人说,19世纪的俄国文学之所以了不起,在于那个时代拥有大批评家。其实,批评并不能造就伟大的文学,但它能够且应当揭示和阻止劣质作品被看做佳构,或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毫无疑问,批评具有导向作用(包括误导),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在当今这个花哨而浮躁的社会,各种文化产品同时并存,人们不再坚守挑选、提炼和升华。轻便地借助遥控器来挑选电视节目,在手机上下载和翻阅趣闻,人们已经无暇根据批评权威的观点去选择和品尝文学作品。
 
文论与批评的尴尬处境
 
30年来,中国或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都要多得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万花筒景象。西方文论多少年来在中国可谓“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文论教学和研究的重大变化,为我们的硕博论文提供了诸多论题。我们不但译介了由于长期闭塞而未曾听说的学说,我们在“补课”之时还及时翻译了不少外国时髦理论,给人众声喧哗之感。我的感觉是,西方文论在中国不但有空间,而且空间很大;但是张力如何,的确不敢恭维。我所理解的张力,是理论的运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变或引发新的思考方式,否则只是译介而已,是理论的转述。另外,我们常能看到由于译介滞后而出现的一种现象:某一理论在其发源地已被冷落,遭到质疑、抛弃甚至“清算”,我们却如获至宝、津津乐道。对于张力的怀疑,有内外原因,也有语境因素,而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文论本身的境况。这里说的不只是文论在中国的情形,而是它在世界范围的尴尬处境。
此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声誉,从来就得归功于其研究对象的声誉。评论和解析上乘之作,自然也会给评论文章增添光彩,或者显示其重要性。我不会完全把文学批评看成文学作品的寄身物,但也没有采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没有谁依附谁的关系。他所理解的阅读,不是揭示和阐释作品意义,而是创造意义;文学文本与批评没有主次关系,二者的创新亦无高下之分。常有人问“为什么要文学?”这里指的当然是纯文学,即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还知道其他那些诸如消遣文学、通俗文学、消费文学的种类。其实,我们无需提出“为什么要文学?”这个问题,谁都知道文学为何存在。可是,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同于50年或100年前。
文学的当下境况如何呢?令人失望的结论是,文学的整个社会价值和地位在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一趋势似乎还将延续很长时间,文学还在继续丧失其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出理查德·罗蒂之“走向文学”的预言,是需要非凡的胆量和想象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文学家乃自由社会或未来时代之英雄。[3]在“理论之后”的沮丧和无奈中,有人提出“回归文学”亦即理论走向文学的主张,并认为已经看到理论界的文学性写作(融汇理论与文学的新型写作),这样可以避免理论之抽象和晦涩难懂的弊病。[4]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尚且如此,有何理由相信理论的出路是文学或者文学性思维呢?目前还很难看出这条路是否可行。就当今状况而言,不是文学生活机制或者文学的表现手法阻碍了批评家的精到评论,而是公共领域显然对文学批评不感兴趣。有人或许会说,大众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从来不感兴趣;我只想补充一句:今日更甚;并且,专家学者也未必有多在乎理论和批评。通俗文学或消遣文学的销售,不取决于批评对之采取的视若无睹的态度或毁灭性评判;而对严肃而艰深的文学作品的赞誉,也不必然有助于对它的接受。无论如何,文学经典和当代杰作之日益微弱的反响,使得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声誉也必然受到相应折损。理论家和批评家从前享有的荣耀和地位,一直在慢慢退色。
就西方学术语境而言,一些古老话题正在逐渐隐退,一些理论“死而不僵”或“借尸还魂”,还有一些理论“起死回生”,例如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等。新的元素还在不断渗入文学理论,例如情感研究(the study of affect)、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若说理论就是思考和推测,或是对思考的思考,那么新近理论的一大特色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这便导致跨学科问题和命题的不断提出。而跨学科本身是一种方法,很少拘囿于纯粹的理论。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但是边界时常很模糊,这是当今常见现象。文学研究的一些论题,原本似乎与文学毫不相关。然而,文学理论总是身处理论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论也时常会涉及文学。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常被用来阐释文学,这里有视野融合,也有误解误用。另外,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或硕博研究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并不亚于专攻哲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当然明白,哲学是人文学科的知识根基。新近的一些西方理论,基本上不是源于文学研究,却吸引着文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这或许就是所谓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吧。所有这些,都涉及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空间和张力,不管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
 
文学批评的衰变
 
“文学批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诉说自己惨淡经营的境遇,而不是自鸣得意。报章短评、读者书评、自我炒作、明星膜拜、追逐时尚等,早就使传统文学批评一再受到威胁。批评家身处自我要求(即批评之品味)与读者期待的角力场中。自我要求缘于批评的理论高度,期待则来自出版社总编和经理,来自作者、同事和读者。文学批评自己设定了一些要求,忽略了有些应有的要求,另有一些强加于它的要求。时代变了,批评也变了。如同大牌批评家难求一样,上乘批评亦不多见。文学批评危机重重,不过它好像时常处在危机之中。同样,围绕批评之现状的争议,或哀怨批评的衰落,仿佛与批评一样悠久。
文学批评能够生存,已经是其功绩所在:它要为公众在新书或再版书中做出选择。不过,大部分图书无需批评家的推荐或诋毁也有其读者。换句话说:在出版社精心策划营销策略与文学生活之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即便一部作品遭到非难,出版社亦可能以“颇受争议”之名而成功销售该书。有人把批评家视为文学公共领域之极具影响力的操纵者,另有人则把整个批评行当看做图书市场之多余的、可有可无的摆设,与图书销售量没有多大关系。对于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可靠的调查数据为凭证,不同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去甚远。对于文学批评与销售效果之间的关系,迄今还没有系统研究。批评的调节功能,未必见之于对某部作品的态度,而在于选择某部作品这一事实,即所谓“他写我,我才出名”。如此看来,批评的能量并不在于评价本身,更多地见之于筛选和选择:“什么算,什么不算。”
在西方学术用语中,“批评”源于希腊语крíνειν (krínein),表示“区分”、“决定”、“判断”等。谁要做出区分和判断,就会努力判别善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批评多半是对新近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介绍、评论、诟病或归类。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的公开交往形式。莱辛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之德意志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他所倡导的批评态度,常被看做批评家之最高行为准则:“[……]对于新手,和气并且恭维;对于大师,带着钦佩怀疑,带着怀疑钦佩;对于俗士,吓唬却带着善意;对于吹嘘者,可以嘲讽。对于心术不正者,尽可能辛辣尖刻。”[5]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文化景观和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出版物与新的大众信息渠道,例如电视或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也在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批评的功能。批评处于时代特征、社会总体条件、参与者的不同角色和个人特点之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因此,考察文学批评,总是意味着解析它的危机与强调其重要性相结合。
50年前,韦勒克在其论著《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中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做了区分,同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实,英语和法语中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critique litteraire),如韦勒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65)中所强调的那样,亦包括文学理论和诗学。随笔性的文学批评,在英美属于“书评”(Reviews of Books)范畴。研究与批评的连接点,显然在于评判文本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选择和解析文本时必须具备的。
尽管韦勒克认为文学文本的复杂性会使阐释带有模糊性,并且总是体现于评价,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区分不着边际的阐释与说得过去的阐释。面对新批评的没落,他认为人们可以就如何解读哈姆雷特而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但是肯定不能把哈姆雷特说成女扮男装者。因此,他提出研究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从艺术作品的具体分析与文学研究的成果中提炼出明确的文学理论、原则系统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他依然深信“本质”和“原则”,以及文学所体现的普遍价值观。在《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中,他区分了他那个时代之文学批评的不同方向:
(1)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       文学的语言和风格批评;
(3)       一种新的、注重文本肌理的形式主义;
(4)       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与荣格心理学思考基础上的“神话学批评方向”;
(5)       一种新的、受到存在主义及其相关世界观影响的哲学化文学批评。
对于文学批评的这种归类,能够让人清楚地看到,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选取的视角。与之相关:问题的提出,决定批评的方向,往往也决定解释问题的可能方法,并直接影响最终答案。人们还能看到,批评不再是单一视角,而有多种视角。并且,每种视角都认为自己才是至关紧要的。
韦氏《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与《现代文学批评史》问世不久,德里达于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不仅是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理论的解构,也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悄然登场。在后来的发展中,新理论、新方法层见叠出,批评的视角也更为丰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论翻新或所谓“创建”,固然与新的时代格局有关,与人们对“本质”和“真实”概念的厌倦有关;但是同早先的理论一样,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流散文化理论、酷儿理论、生态批评等新潮理论,同样是历史困境中的社会和语言危机使然。尽管有些学者为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而得意,但是个别仓促而简陋的理论,是不少西方(尤其是英美)左派学者所热衷的“讲政治”或“政治正确”的产物。在伊格尔顿眼里,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是遥远的过去,创造那个时代的大理论家也已过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再是性感的话题。目前的性感话题就是性。当代文化研究争先恐后地扑向性的主题,活像一个禁欲了半辈子的老光棍。[6]无疑,这只是文化研究之民粹立场的一个截面。
 
批评与研究的颉颃
 
亚里士多德是理论家,圣伯夫则是批评家;世存文学批评,亦有文学研究。同文学一样,不管是批评还是研究,假如从业者既不是为自己而写,也不是为读者而写,只是为讨好权贵或某种意识形态而写,那它产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批评与研究关系密切,前者的一些功能,也得到后者的关注。二者探讨同一对象,却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其共有的功能上,两种形式体现出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例如“导向功能”、“甄选功能”、“推介功能”,以及有助于反思和交流的“启发功能”。然而,批评对文学生产者的“告诫功能”,却是注重史料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它所分析的作家,多半已经离世。文学研究也没有漫笔或随笔性批评时常具有的“消闲功能”。研究论文之严谨文字与批评家的随笔风格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能够跨越这条鸿沟。
尽管许多批评家同时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批评和研究还是有着诸多区别,至少总体上如此。首先从媒介和机制上说,文学研究基本上与大学和学术出版社发生关系,批评则与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的随笔和文化栏目编辑部打交道。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出版媒介上,体现在其发挥作用的场所。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很明显。其次是专业化程度:研究者一般接受过写论文的科班教育,专业化程度较高。批评家多半也有科班背景,但其批评作业没有或很少受过专门训练。接着是论者与其考察对象的时间距离:文学研究与其论述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较长,它不像批评那样承受着紧迫感和时效性的压力。不过,这一距离在晚近几十年中逐渐缩短,一些研究者也探讨当下文学。就总体而言,亦由于事物的规定性,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多半从事文学批评。最后还须说到读者:研究者主要是为研究者而写作的,批评则有着更大的读者群。不少读者对文学感兴趣,却不谙研究理路,因而较能接受批评的文风。一篇可能只需三天就能写成的批评文字,往往通俗易懂;而一篇像样的论文,可能需要三个月。
不同读者有其语言习惯,这会见之于不同的语言、描述和表达形式。批评主要采用记叙文体,尤其是书评、作家肖像、采访和随笔,这些文本无须顾及论著形式或格式。这里涉及语言规范和语言行为的角色。批评与研究的写作规范,亦可视之为角色规范。研究者和批评家都是作者,但以不同的角色从事写作。区分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是在区分作者的角色。谁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谁就在扮演一个角色,并知道他人有着特定期待。同一个人有时可以作为研究者,有时作为批评家,有时作为诗人或小说家从事写作,这种角色交替并不鲜见。一些研究者间或也从事批评或文学创作,这并不等于他的写作活动界线的消失,界线是由不同角色及其相应对象给定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究,还会发现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其他一些区别,比如批评要比研究的评价空间大得多。批评时常凭直觉或艺术感觉,传播感受胜于传授知识,生动但随意性较强。于是,我们常能看到妙笔生花,但也常见不着调的评说。尽管评价与科学的对立,即所谓不科学的批评或不批评的科学,早就被证明为靠不住的观点,探讨文学时尤其如此,但是批评显然比研究更喜于评价。另外,批评与研究的主要功能也是不同的。批评家在“值得阅读”与“不值得推荐”之间进行选择,研究者同样也在是否值得阅读和流传之间挑拣,可是这种区分形式在研究者那里是次要的。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际区别,也使二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张的关系,这种对立并不亚于时常见之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敌意和伤人之言。查考研究与批评的相互看法,便会发现一些相当稳固的成见: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批评通常是仓促的、肤浅的、主观的;简言之,文学批评是不科学的。而对批评家来说,反应迟钝的文学研究过于学术,不通世情和现状,远离大众和公共领域,缺乏社会影响。除此以外,文学研究的语言过于抽象、艰涩。两种机制长期处于复杂的竞争或曰名誉之争中,带着文人相轻中的睥睨和无法说出口的嫉妒。
无论人们如何期望研究与批评的互动,或把二者看做文学生活中的分工形式,二者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纵然存在多种叠合之处,它们各有自己的任务、规则、习惯和活动空间。勾勒二者不可逆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相互接近和互惠的可能性。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依托于尽可能广博的文学史和方法论知识,也就是系统知识。尽管批评是不依附于研究的独立机制,但是文学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只有充分认识语言艺术的发展和特性,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评论一个思潮或一部作品。当然,批评也可以为研究服务,例如通过挑选和评价新的出版物,或对文学发展的早期预测来启发研究。另外,那些对文学研究感兴趣、而对其术语和理路所知无几的读者,也可能借助精到的批评来获得相关知识。在此,我们能够看到文学生活中的某些运作机制的空间和张力。换言之,理论的空间和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生活本身。
 
注释:
[1]方维规:《“文学作为社会幻想的试验场”——另一个德国的“接受理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47页。
[2]第根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总体文学主张,另参见其《比较文学》中的相关论点(Paul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Armand Colin, 1931)韦勒克和沃伦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文学理论》,探讨跨国理论和方法,依然堪称“总体文学”的代表作,可参见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的第五章“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49页)。
[3]参见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1页。
[4]参见卡勒:《理论中的文学》(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pp. 36-37)。
[5]《莱辛文集》卷五,“信笺第五十七”,莱比锡:G. J. Göschen1841,第586页(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d. 5, Aus den Briefen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 Siebenundfünfzigster Brief, Leipzig: G. J. Göschen, 1841
[6]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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