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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的变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锦堂 点击:31078次 时间:2015-06-14 21:41:16
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小说,最先必得要知道小说的名称,由何而来?然后再去探讨中国人对小说的评价。
谁都知道,中国的小说,一向不为文人所重视。其最大原因,是由于过去的小说,多富于寓言幻想以及神怪色彩;可是所谓正统派的文人,因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专门讲求实际,重视经验,不尚无根的空谈,《论语》中曾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注1)
又在《淮南子》中说:
孔子作春秋,不道鬼神。(注2)
王应麟也说:
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注3)
以下引录三个故事,与以上各节相印证。《大戴礼记》说:
宰我问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皇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注4)
其次,《太平御览》引尸子的话说: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出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注5)
又如韩非子云: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无甚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注6)
由于以上那些载籍的证明,我们知道孔子本着他那“口不语怪力乱神”的一贯主张,对前人流传下来类似小说的各种神话传说,便加以曲解,因为他的你最高目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注7)因此,在孔子以后的学者,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他们的学术水准,都是追求“大道”而鄙弃“小说”的。
按“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也亦远矣。(注8)
文中的“县”,与“悬”通,是高的意思,犹言高名。“令”是美的意思,犹言美誉。所谓“大达”。,也就是指的“大道”,与“小说”相对而言。这种“小说”,系指不与道术相关的琐碎之言,和我们现在所称的“小说”,名同实异。在荀子中也说:
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也。(注9)
荀子把 “小家”与“智者”相对而言,也就是指与正统派的学者相对而言;“珍说”,和后世的“珍闻”,或“奇谭”类似,也不是正式的学问。到了汉代的班固,当他写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时候,在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外,特别增了“小说家”一项,即所谓的“九流十家”,并且解释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亦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注10)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街谈巷语”,虽然与现在的“小说”有些近似,但也不过是旧日稗官采集的一般市井小民所说过的零碎之言,藉以考察当时的民情风俗而已,可是还没有具备现在小说的各种条件。至于什么叫做“稗官”?据如淳说:
王者欲知闾里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注11)
按“稗”,是小的意思,《广雅释诂》云:
    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注12)
从此,世人便以“稗史”为小说的异名,而为正史之支流了。以后“稗史”,“小说”两名,相沿互用;大凡不经之事,不合于大道之言,均以此名之。所以清人翟灏说:
按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子杂家之流,非若今之秽诞言也。(注13)
其次,在汉代人的著述里提到小说者,有桓谭的《新论》和王充的《论衡》。
《新论》云:
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语,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14)
又《论衡》云:
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说,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注15)
无论桓谭或王充,他们把小说家写成的小说,都称之为“短书”,而这种“短书”,都是属于残丛小语,俗说胤文。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把小说、笔记一类的书要称“短书”?因为古人所谓的书,往往因其内容的不同而有大小之别。蔡邕说:“六经之书,长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注16)换句话说,“短书”之谓“短”,乃由于它是与圣人六经的二尺四寸长相对而言,自然含有轻视的意味。
我们看了以上各家的见解,从庄子到王充,在他们眼中的小说,自非正统的产物,与圣贤的大道比较起来,简直毫无一点地位,所以扬雄说:“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注17)在这里正好为“小说”的“小”字,下了个恰当的定义。故凡属于笔记、琐谈、以及战国游说之士的寓言,古代的神话、传说等类的记载,因不能与圣人之言相抗衡,皆目之为异端而以“小”名之了。但是“小说”的“说”字,又作如何解释?为什么不叫“小言”?“小记”?“小语”?“小话”?“小议”?或“小论”?按在古代“说”字与喜悦的“悦”字通用,如《诗经》中的“我心不说”(注18)亦即“我心不悦”。又《论语》:“不亦说乎”(注19),亦即“不亦悦乎”。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因此所谓“小说”也者,就是指专门讲些不属于六经正统范围的话而能取悦于人,或动人听闻的意思。
基于这种理由,所以一向拿六经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学者们,对于小说,就基本存着轻视心理,避而不谈。不但汉代以前的学者如此,就是《隋书·经籍志》(注20),《旧唐书·经籍志》(注21),乃至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注22),它们对于小说,仍然深深地受到周秦两汉以来,文人轻视小说的影响,均弃而不录;同时,一般写小说的人,也自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怀着自卑心理,不屑轻易以真实姓名示人。
文人重视小说者,最先是始于三国时的曹植,《三国志》中说他:“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注23)曹植的哥哥曹丕(魏文帝),也是一个喜爱小说的人,据说《列异传》(注24),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是在那时所写的小说,只不过长则数十句,短则一两句的随笔杂录,距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实质上还相差得很远。
南北朝时,殷芸有小说三十卷(注25),这是以自己的作品直接称为小说之最早者(注26)。可是仍然为片段的杂录,并没有为中国的小说,建立起真正的规模。
及至唐代,由于社会风气及考试制度的影响,当时的人,对于“小说”的观念,开始转变,由前人残丛小语式的志怪杂录,进而为一完整而能独立成篇的传奇(注27),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短篇文言小说。明代胡应麟说:
变异之谈,甚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虚幻。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注28)
这“作意好奇”四个字,正是小说产生的最大原因。我们看唐人的传奇,不但意奇,而且文亦奇,为宋、元、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丰富了许多素材。宋人洪迈曾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悽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注29)这是毫不过分的话。甚至胡应麟还说:“唐传奇小传,如柳毅、陶岘、红线、虬髯客诸篇,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注30)而且在当时那些有名的古文家、诗人等,也都染指传奇,蔚成一种风气(注31),唐代小说,由此大为增价,不再为人所鄙视了。其次,在唐代又有所谓“市人小说”,系指市井说书的人而言,见段成式《酉阳杂俎》(注32)。这正如元稹诗“光阴听话移”一句的自注说:“尝于新昌宅,听顾复本说一枝花”是同样的情形。这一枝花,就是指白行简所作《李娃传》中的李娃而言,可见《李娃传》,在唐代已作为民间话本的题材了。
到了宋代,国人对于小说的观念又一变,在内容上,由“作意好奇”的写作,变为日常生活的叙述,在形式上由文言的短篇,变为白话的长篇。明郎瑛说:
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甚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人事以娱之(注33)。
这里所谓的“小说”,又不是我们所谈的小说,而是指宋代说话人所说内容的一种。按宋代社会,在茶坊酒肆间,流行说书,这种以说书为职业的人,称为“说话人”,他们据以说话的底本,称为“话本”。这种说话人所编的话本,大多数是精粹有趣的故事,情节复杂,描写逼真,为我国小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面貌,所以罗烨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注34)。
可见编撰话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话本的内容,要而言之,分为四种,一为小说,二为说经,三为说合生,四为说史书。小说,是简短的民间故事。说经,是以俗话演佛经中的故事。说合生,是先念意义为人所不大明白的两句诗,然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说的是什么,大都为讽刺时人之作。说史书,是讲历史上的事情,及名人传记,就是后来历史小说的起源。以上这四科,与后来小说有关的,只是讲史和小说。吴自牧解释这种小说道:
小说,一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赶棒,发迹变泰之事(注35)。
在这种情形下,先后产生了不少的单篇白话小说,如《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为后来的章回小说,立下了稳固的根基,于是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著名的小说,便活跃于元明两代的文坛之上了。
明代既然产生了那么多著名的小说,乃由于文字精美,故事动人,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一般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不得不变,而李卓吾便是最有卓识的一家,对小说有精深的见解与认识。据周晖说:
李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此即异日才子书所本。(注36)
李氏在评序《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两书时,不仅赞美其内容,具有激励忠义的功效,而且也赞美其文章特别优美,有古文家所不及的地方。他说:“水浒传为圣贤发愤之作。”(注37)并且在《童心说》一文中(注38)更云:“无一样创造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之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这种大胆的评论,真是前无古人,对小说价值之发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加以袁中郎、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因受了他的影响,对小说特别爱好,他们一致认为小说感应社会人心力量之大,实远甚于四书五经。例如袁中郎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注39)被后人目为诲淫的《金瓶梅》,诲盗的《水浒传》,他却视为逸典,与《五经》、《离骚》、《史记》诸书,并列书架,加以研究,加以赞赏。这在今日社会,并不算是一回事,可是在袁中郎的那个时代,就不免有离经叛道之罪了。
又如冯梦龙,几乎以一生精力,大加提倡、鼓吹;他以为小说可“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为“六经国史之补”。同时他还认为小说比《孝经》、《论语》,更能深刻地感动人。当他三十六岁那年,看到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在京城中抄得的全本《金瓶梅》,惊为刻画人情世态的杰作。后来又遇到李卓吾的学生杨定见(注40),在杨的家里,读到了李氏评点的《水浒传》,对李的评论,极为钦佩。他自己所主编的三言(注41),几乎是家弦户诵的读物,无碍居士说:
里中儿代疱而创其指,不呼痛,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孰真也(注42)。
又姚元云: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看三国志影戏(注43),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骂吕布之目。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帝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令枷示焉。乾隆初一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遗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此又熟读演义而更加愦愦者矣。玛法,国语呼祖之称。(注44)
这样看来,小说与民众的关系,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灵、行动,其宣传伦理,讲说道德,确实要比圣人的经典,更为有效,因为它不是板起面孔去教化人,而是用情力去感动人的缘故。另有凌濛初仿效冯梦龙的编刻三言,他自己写作了二拍(注45),近八十五篇之多,以数量而言,真可算是一位创作话本小说最多的作家。
凌氏除了写小说外,他还喜欢刻小说、戏曲,以及其他杂书,有时用朱墨套印,有时用四种彩色套印,并附加插图,极为美观。他所刻的《世说新语》、杂剧《西厢记》、传奇《琵琶记》、《绣襦记》、《南柯记》等,都是精美的刻本,为收藏家所珍惜。
三言和二拍,在中国小说界里,被人誉之为五大宝库(注46),以资与四大奇书并称。所谓四大奇书,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而言(注47)。此五大宝库,共收短篇白话小说将近二百篇之多,读者购求不易,加以所收作品,也良莠不齐,乃由崇祯末年的抱瓮老人选出其中佳作三十九篇(注48),另又从晚明平话丛书选本选了一篇《念亲恩孝女藏儿》共为四十篇,号称《今古奇观》。其中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是一般喜道乐闻的故事。
降及清代,金圣叹出来,更以为:“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右者。”(注49)接着他又解释道:“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非一代文物之林。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书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xue)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金氏所说的“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以为一个小说家,必须要对社会事态和人情物理,进行长时间的体会、探索。等到一旦真正了解了人情物理和社会事态以后,执笔为文,就能得心应手,抒写自如了。他这种见解,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立论,颇能折服士大夫之心,因此影响所及,几乎是家家水浒,户户西厢,伐为一种风尚,例如昭琏说:
自圣叹好批小说,以其文法毕具,逼近龙门,故后来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注50)另外在《归田琐记》中也说:“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圣叹又公然宣称:
天下有才子书六,而世人不知。所谓六者,一庄、二骚、三马史,四杜诗、五施水浒、六王西厢。(注51)
金氏又说:“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他这种不以传统的看法来批评古人的文章,可算是在李卓吾以后一人而已!水浒是小说,西厢是戏曲,都是旧日的腐儒们所不齿的,而他却与史记、杜诗、庄子、离骚相提并论,确为卓见!早在圣叹以前的刘献廷就曾说:
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注52)
刘氏是清代初年的大儒,为海内外士人所景仰,经他这样一说,无疑为小说张目,因此自刘献廷、金圣叹以后,学者们对于“小说”二字所持的轻视态度,不复存在,从前以读小说、写小说为耻者,至此乃以读小说、写小说为荣了。
清代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在天津《国闻报》创刊号中,有严复和夏穗卿合撰的《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长达数万言,为阐明中国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使爱好小说的风尚,更为普遍,如云:
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又问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吴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莲乎?杨雄、石秀乎?”必佥对曰:“知之。”更问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杨贵妃乎?而知张生乎?莺莺乎?而知柳梦梅乎?杜丽娘乎?”必又共应曰:“知之。”又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雄,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不大同。”至问以“唐明皇、杨贵妃、张生、崔莺莺、柳梦梅、杜丽娘为何如人?”则又无不以“佳人才子”对。……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三国)演义,而不传以陈寿之(三国)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孔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说部(小说)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注53)
其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认为小说对于转移风气,开导民心,抨击政治,宣传革命等有莫大的效用。他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用最锋利的文笔,从社会、人生、政治的种种意识上,大胆说明了小说的重要性;他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注54)
同时他又提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可以支配人心。意思是说,凡人读一本小说,日积月累在不知不觉之间,心神为之摇荡,意志为之所夺,就像烟熏东西一样,久而见功,这是“熏”的力量。当小说读完后,经过数十日,终不能忘怀,如读《红楼梦》,必有余恋、余悲;读《水浒传》,必有余快、余怒,就像水的浸湿衣服一样,一点一滴,便会沁透全身,这是“浸”的力量。有人读了小说之后,往往顿受其中情节之刺激,一刹那间,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例如读《红楼梦》,本来很高兴,但一读到晴雯出大观,黛玉死潇湘馆,便会突然痛哭流泪,这便是“刺”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人,因受故事内容之影响,常以书中主人公自居,如读《水浒传》,必自比宋江,读《三国演义》,必自比为诸葛亮等,这便是“提”的力量。以上“熏”、“浸”、“刺”三种力量,其作用都是由外而内,只有“提”,必须自内心而脱之使出,故曰“提”。而且梁氏又以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则“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反之,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亦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他又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非“圣于文”者,不能率尔操觚的。从此,使国人轻视小说、鄙视小说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
梁氏另外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曾提出小说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他说:“中国及近代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遁逃薮(sou),此确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确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如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此种看法,与金圣叹批评水浒、西厢时对小说持有的态度,更为严整。从此,小说之身价日高,小说之作用日广;使国人轻视小说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
王国维也颇具文学革命的眼光,以前不为人所看重的戏曲小说,他却加以精密而有系统的研究,彻底了解小说及戏曲的文学价值,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等,都是具有特殊见解而为人所不及的巨著,所以有人把他和梁启超两人,并称为“新时代的先驱者”,一点也不过分。此外如金松岑的《论小说与新社会的关系》,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影响》,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别士的《小说原理》等,他们一方面宣扬小说的实用功能,一方面鼓吹小说的文学价值,使国人对于“小说”二字的含义,不得不重新予以新的阐释,而于先秦两汉大不相同。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因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小说的声势益张,胡适先生说:
左氏、司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注55)
他又说: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
他更强调说:
今人犹鄙弃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jian)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正小道耳。
胡氏文中所谓的“我佛山人”及吴趼人,著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南亭亭长”为李伯元,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洪都百炼生”为刘鹗,著有《老残游记》等。他们都是竭力提倡小说、写作小说的人。胡氏以后所写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莫不时刻在发扬小说的功用与价值。
加以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更能鼓舞人心;尤其是鲁迅的书,正式在北京大学讲授后,风气大开;接着有马廉、郑振铎、孙楷第诸人,或大量收藏,或精心整理,或详密考证,因而使一般轻视小说的观念,完全肃清,与所谓正统派的文学如诗歌、散文相提并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建立的稳固的地位。另外如日人盐谷温对元代平话及三言的研究和贡献,长泽规矩也及神山闰次两氏,对历代小说版本的考证,都有卓越的功绩,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不过在这里,我想再举眷秋氏,在他的《小说杂评》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说:
余常谓著书至于小说,最为难事,必先十年读书,继之以遍游通都大邑。
名山胜水,以扩展胸襟,观察风俗,然后闭户潜心,酌定宗旨,从事撰述。不责程功之期,随兴所至,偶然下笔;虽至数岁,始得杀青,亦无不可。然后其书成,乃有可观。若今之作者,率尔操觚,十日五日,便已成篇。天机既已汨没,安有佳制!文字遗漏,错简百出,自夸其神速,而不知全属糟粕。(注56)
眷秋氏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的参考,他不但指出了一般写小说的人,为求神速而产生出种种的弊端,更使人必须提高警觉,不要以为小说容易而随便动笔。同时又为写小说的人,明显地指出应走的方向,不外是见事多,识理透,然后再以清新的文笔写出,才是上乘的作品!
 
注解
注1:《论语·述而》篇。
注2: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注3: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五引子思子的话。按王氏为宋人,《困学纪闻》凡二十卷,成于入元之后;全为札记、考证一类的文章,为宋人考订书中之最精者。
注4:《大戴礼记·五帝德》篇。按汉代戴德,传《礼记》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另有他哥哥的儿子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注5:《太平预览》卷七十九。按《太平预览》,为宋李昉等奉宋太宗赵广义之命所编撰,共有一千卷,其中所采用之书,有一千六百多种,后人多据以考证古籍佚文,价值颇高。
注6:《韩非子·外触说左下》,又见《吕氏春秋·察传》篇。按韩非,乃战国时韩人荀卿学生,与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为同学。为人口吃不能言,而善著书,有十余万言。秦始皇读之,大为赞赏,欲见其人而与之游,便立刻派兵攻打韩国,志在必得韩非。于是韩国便送他到秦国,秦皇大悦,但李斯却很嫉妒,设法以毒药害死。
注7:《论语·里仁》篇。这里的道,是指真理而言。
注8:《庄子·外物》篇。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是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好的名声,必不能大通于志道的。
注9:《荀子·正名》篇。
注10:这一段话,见《论语·子张》篇,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所说,并非孔子之言,班固弄错了。原文的意思,是说:就是小小技艺,也有它可取的地方,但唯恐过于喜欢它而耽误了大的事情,所以君子之人,不肯去干。
注11:如淳《汉书注》。近人余嘉锡有《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可以参看。
注12:尔雅,是中国最早的字书,其中有释诂一篇,相传为周公所作。释是解释,诂是古的意思。后来的广雅,便是根据尔雅增广而来。编撰者,是魏时的张揖,后来隋代的曹宪为之作音释,因避隋炀帝杨广的讳,改名为博雅,乃由于博广二字,声音虽然不同,但意思却是一样。广雅云云,见所引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按《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所撰,其中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注13:《通俗编》,是采集日用通俗成语编辑而成,共分为三十八个门类,材料极为丰富。
注14:《新论》一书,今已亡佚,此据文选李善注引。按《后汉书·桓谭传》:“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
注15:《论衡·骨相》篇。按王充,后汉人,因愤世嫉俗,乃作《论衡》,共有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其中对于文学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后世誉为中国理论家之第一人。骨相篇,是王充根据历代传说,讨论古人如黄帝、尧舜、周公、孔子等的相貌后,再加以自己的见解以论之。
注16:文选李善注引蔡邕独断。按蔡邕,东汉人,博学,好辞章,尤工八分书,曾以奏定六经文字,自书册立太学门外,为后学咸所取定。著有独断、蔡中郎集。
注17:扬雄《法言·学行》篇。按法言,是仿效孔子的《论语》而作,纯为儒家之言。有晋李轨注,及宋代司马光的集注。
注18:《诗经·小雅都人士》篇。
注19:《论语·述而》篇。
注20:唐代魏徵撰。
注21:后晋刘昫(xu)等撰。
注22:清乾隆时纪晓岚等撰。盖在乾隆时,开设四库全书馆,由纪氏负责主持,公开征求天下书籍,加以整理和编纂,历十余年始成,共十六万八千余册,另撰提要。后以提要仍嫌卷帙浩繁,于是又撰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注23:《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注24:《列异传》,是一本专记载鬼怪故事的书,见《太平广记》。
注25:此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梁书》,但依《隋书·经籍志》,则只有十卷。近人余嘉锡有《殷芸小说辑证》,可资参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在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也辑有一百三十二则。
注26:在甘肃敦煌所发现的唐代变文,有《秋胡小说》一种,宋人有《京本通俗小说》。
注27: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an)随笔》说:“(唐)裴鉶(xing)所著小说,多有奇异可以传示,故号奇。”又胡应麟的《庄岳委谈》,也曾提及。另外《陈后山诗话》:“范文正(仲淹)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尹师鲁讥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名也。”足见在唐宋时,以传奇为不甚典雅的文体,以别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
注28:见胡应麟的《笔丛》卷三十六。胡应麟,字元瑞,明万历时举人,以后久不得第,便筑室隐居山中,藏书四万余卷。曾以所作诗谒大诗人王世贞,世贞大为赞赏,由是得名。著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与《续稿》、《笔丛》,并行于世。
注29:洪迈《容斋随笔》。
注30:见胡氏《笔丛》。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李延寿曾撰南史、北史,有一百八十篇;又撰有(唐)太宗政典。
注31:唐人古文家而写传奇者,有韩愈、沈既济、沈亚之、陈鸿,以及诗人如元稹等。此外尚有牛僧孺、白行简等,都是在政治上也很有地位的人。
注32:《酉阳杂俎》,共二十卷,又有续集十卷。其中多诡诞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书名《酉阳杂俎》,是从梁元帝赋中的“访酉阳之逸典”句而来。按酉阳,即小酉山。《元和郡县志》“小酉山下有穴,中有书千卷。旧云秦人避地,隐学于此。”
注33:见《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按《七修类稿》,共有五十一卷,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个门类。
注34:见罗烨的《醉翁谈录》。罗烨,宋人。另外有宋人金盈之所著《醉翁谈录》,是记载宋代金城中的风俗之书,与小说不相干。
注35:吴自牧的《梦梁录》。此书是在宋亡后,追记钱塘盛况而作,共有二十卷。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为同一性质的书。
注36:周晖《金陵琐事》。
注37:见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注38:见李氏《焚书》卷三。
注39:《袁中郎集》,觞政。
注40:杨定见,明天启、崇祯间人,曾编有一百二十回的《忠义水浒全书》。
注41: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注42:见《警世通言》序。
注43:东坡志林六记王彭论曹刘之泽云:“途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泉,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跃畅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按此,则为讲说故事,并非看影戏,姚氏误。
注44:见姚元《竹叶亭杂记》。其实不仅武人如此,像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大学者,而他便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但此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中有之,别无根据,而王氏竟然不知。
注45:《初刻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
注46:日本汉学大师盐谷温,尝称三言二拍为中国短篇小说的五大宝库。
注47:清人李渔,以水浒、三国、西游及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注48:出于《喻世明言》者八篇,《警世通言》者八篇,《醒世恒言》者十一篇。出于初拍者七篇,二拍者两篇。其内容,有关春秋战国者三篇,汉代一篇,唐代六篇,五代一篇,宋代九篇,元代两篇,明代十八篇。
注49: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注50:见昭琏《啸亭续略》。
注51:廖燕《圣叹传》。
注52:见《广阳杂记》卷二。
注53:阿英《晚清文学丛抄》
注54:见《晚清文学丛抄·戏曲小说研究》卷。
注5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注56:见《晚清文学丛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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