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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论诗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梁实秋 点击:16909次 时间:2015-08-10 22:43:06
近读胡适文存中有关论诗之作,我觉得胡先生的意见前后几十年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坚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个例证,一有所见,便终身以之。胡先生最初倡导白话文运动时,即很注重韵文这一方面的理论与实验,引起争论最多的也是这一方面。他所谓的“八不主义”,即①不用典,②不用陈套语,③不讲对仗,④不避俗字俗语,⑤须讲求文法,⑥不作无病呻吟,⑦不摹仿古人,⑧须言之有物,皆可以施用在诗一方面。而且他根本不承认“诗之文字”的存在,他说:“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尝试集自序》)。这些见解引出了下述的论点:
(一)诗当废律,即不能废,亦当视为文学末技。
(二)要充分采用白话的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句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
(四)文学的美,其成分有二,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象。
以上是胡先生在民国六年至九年间的见解。
到了十一年,胡先生评康白情的《草儿》说:“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评俞平伯《冬夜》说,“艰深难解”。为汪静之《薰的风》作序说,“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评诗的标准依然是着重在诗之是否“明白清楚”。换言之,即所谓诗之“可懂性”。
《尝试集》以后,胡先生自己没有多少作品,即使偶有所作,也不离《尝试集》的作风,论诗的标准也依然未变。可是在《尝试集》(八年)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新诗的风气已有了改变,“可懂性”已不复是唯一的标准,而且有些人还故意的走向晦涩之途,有人说是受了晚近法国诗派的影响。这一现象是胡先生史料所不及的。他极力主张打破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没想到五言七言的形式固然打破了,可是又来了洋式的精神上的束缚。在形式上打破传统是比较容易的事,在这一点上胡先生是成功的;在诗的内容方面诱导诗人走上白居易的路线,而不走上李商隐的路线,则比较难,胡先生似乎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一二十年间,胡先生沉默了。这沉默不是屈服。他仍然不变他的“明白清楚主义”。二十五年一月七日,胡先生有一封信给我,其中有一段如下:
周岂明有《二十五年贺年》打油诗,我戏和他一首,写给你看看: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
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
羡然知堂老,萧闲似散仙。
前些时读小说《豆棚闲话》,其中载有(明)末流贼时民间的一首《边调歌儿》,……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我们如何做得出像最末两句的好诗!
从这一封私信也可窥见胡先生所谓的“好诗”的标准毅然如旧。
民国二十四五年,我在北平编《自由评论》,我批评了林徽因女士和梁宗岱先生的诗,胡先生特写了一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他说:
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旨远是意境的问题,言近是指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仅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须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
胡先生第二次到台湾来,我曾约他到师范大学来演讲一次,题目好像是“中国文学的演变”,所说的仍然是他的那一套,读过《胡适文存》第一集的都不觉得有任何新的材料,只是谈起律诗时他的口气加重了,他一再的咬牙切齿的斥律诗为“下流”,使得一部分听众为之愕然。我事后曾替胡先生解释,此“下流”非“下流无耻”之“下流”,乃是“文学末技”之意。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所谓“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费有用之精力于细微纤巧之末”,即是此意。但究竟胡先生之所以言重,仍是由于他的多年见解之牢不可破。
近读余光中先生对胡先生的批评(《文星》九卷五期十二页),我认为很深刻而公道,他说:
他对文学的要求仅止于平易、流畅、明朗。这要求太宽了,太起码了。这些性质原不失为文学作品的美德,可是那应该是透过深刻的平易,密度甚大的流畅,超越丰富的明朗。
我猜想胡先生对这一批评未必能完全心服:第一,胡先生一方面承认“可懂性”为起码条件,另一方面他对于“明白清楚”也自有他的一套理论,并不是一味的放宽要求,他说过:
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故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级: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蕙的风》序)
这一番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到深入浅出,我们要知道,浅出固难,深入亦不易。先深入,然后才能谈到浅出。一般人的大病在于入得不够深,欲求其不浅出而不可得。胡先生作诗,眼高手低,有时也自承有“浅入而浅出”的毛病。可是胡先生深入浅出的见解确是不错的,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道理不谋而合。第二,胡先生提倡白话诗,是针对当时文学状况而发,有时不免矫枉过正,有时不免忽略细节。例如,胡先生反对五言七言,未尝不可,但如胡先生所说“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这就有点过火。作诗本来就不能和说话一样。再例如,胡先生说作诗要讲求文法,这也是很笼统的要求,“绿垂红折筍,风绽雨肥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都是胡先生所欣赏的句子,其中可有什么文法?西洋诗比我们中国诗要注重文法些,但是诗人也有特权违背文法的格律,至于句法之颠颠倒倒以及字之省略更是常事。中国诗的特点之一便是不讲文法,像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般,一点一点的补缀起来自成印象,句中往往没有主词或动词,前置词更不必论,这是中国文字(单音字)不可免之现象,是优点还是缺点似乎尚未可一概而论。胡先生特揭文法之重要,亦不过力反堆砌之病而已。所以胡先生特别一再强调平易通畅的性质,想来也是有感而发,并不一定只认这种性质为诗之极致。只是胡先生认定这一点不肯放弃,并且以后没有作更深刻的有关诗学的解说,遂不免令人感觉胡先生的诗论一直停留在这启蒙的阶段上了。
胡先生的“明白清楚主义”,其初步的假想敌是中国旧诗,五七言的律诗,他的理由具见《胡适文存》,其第二步的假想敌乃是模仿象征主义等等的所谓现代派的诗,在这一阶段(约从二十五年起),胡先生没有积极发挥他的主张。可能胡先生以为他在民八所发表的主张已经足够抵抗这新兴的现象。如果他真是这样想,他是过于大意了。因为现在所牵涉到的已经不是诗的文字的问题,而是诗的实质的问题。不是深入浅入或深出浅出的问题,而是入到哪里去出到哪里去的问题。照传统的想法,诗写的是人类的的情感想像,亦即普遍的永久的人性;照现代派的想法,诗写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片刻间的感觉,乃至于下意识的感觉。所以现代派的诗,不可能明白清楚,先天的“浓得化不开”,根本不可以令人“懂”为目的。我曾想,现代派的诗也许有一点像是禅罢,直指人心,当下即悟,否则无论怎样参究,终归是门外汉。
胡先生研究佛学史,对禅宗的历史背景颇有研究,但是胡先生一点也不信禅宗那一套想法。有一次我和他谈到日本的铃木所著的禅宗论文集,因为我对禅宗是有一点爱好的,胡先生低声问我说:“不要信他那一套,那是骗西洋人的!”胡先生是实验主义主义者,当然不能体会到禅的境界,所以讲到诗,胡先生的欣赏范围也自然有一个界限,他喜欢老妪都解的白居易,不大能领略杜甫《秋兴》一类的作品。这有关各人的性格。我个人也是喜欢平易近人的作品,从前读一些带神秘色彩或宗教气味的诗如“玄学派诗人”的作品,便常不得其门而入,如坠五里雾中,既读不懂当然谈不到欣赏,近年来读到许多朋友们的现代派诗,也常觉得不知所云,实不敢赞一词。不过,我想,诗的范围很广,种类也很多,我喜欢这一种,你也可以喜欢另一种,我尝试这一种,你也可以尝试另一种,并不需要统一,也无法使之统一,“讲到品味,那是无法争辩的”(De gustibus——)。在文学批评里,也需要容忍。有人愿意走坦途大道,也有人愿意走小径,更有人愿意钻牛角尖;有人愿意迈方步,也有人愿意翻筋斗,更有人愿意堆罗汉。只要各得其乐,也就罢了。胡先生提倡白话诗,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一座大门,让大家进去游赏。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白话可以入诗。不过,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这是在历史上争辩了多少年也不得结论的问题,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结论的。胡先生喜欢引述“善未易察,理未易明”这一句话,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美未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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