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学术研究-文学-“概念的旅行”与“历史场域”——《概念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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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旅行”与“历史场域”——《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导言

来源:网络转摘作者:胡亚敏点击:42次时间:2015/9/1 9:29:08

　　概念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石，核心概念或关键词更是彰显理论特色和理论贡献的标识，正如英文“Keyword”的前缀“Key”所寓意的那样，“Key”既可看成打开奥秘的钥匙，又可解释为关键或核心。20世纪后半叶，关键词研究成为西方文坛的热门之一，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一书有开启之功。其后，西方文论关键词研究呈兴盛之势，中西学人相继出版了多部有关文学与文化理论关键词的著述，其中既有汇集众多词条的辞书版，又有一词一书的系列丛书。这些著述站在学术研究前沿，对关键词作了梳理、介绍和评述，并注意到这些关键词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和发展。

　　不过，关键词研究这一领域仍有改进和扩展的空间。有些著述词条较多，限于篇幅，很难具体深入地阐述关键词发生发展中历史和系统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在翻阅这些条目时往往有语焉不详或意犹未尽之感；单个关键词研究又像一部理论专题史，读者仿佛被带入一条深深的隧道，里面虽然幽深，但却无法确定该关键词在理论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术语的关联；并且这些著述大多立足于对西方文论关键词本身的阐释，未能进一步考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文坛的接受和变异。这些问题特别是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文学批评关系的缺失成为我们编撰《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一书的缘由。

　　《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以下简称《概念的旅行》)中的“旅行”一词受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启发。“旅行”，顾名思义，是一个行进的过程。赛义德指出理论或观念的旅行存在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抗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1]138-139《概念的旅行》一书正是因循传播的路线来考察西方文论关键词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异和交融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中西文学批评对话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可行路径。

　　《概念的旅行》一书精心挑选和集中研究了20世纪后半期即1978年以来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10个西方文论关键词：话语、文本、叙事、文学性、反讽、隐喻、延异、意识形态、身体、他者。入选标准有两个：一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理论深度且又有待进一步澄清和阐发的概念；二是须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带来了新质。也就是说，这些概念不仅被国人接纳和运用，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与相关著述相比，《概念的旅行》挑选的关键词不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编撰者感到与其泛泛而谈，还不如集中研究几个核心概念，在深挖和阐释上下工夫，通过重点突破，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成果的创造性。

　　书中每个关键词的结构大致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所选西方文论关键词作溯源研究，主要考察这些关键词在词源学和文献学上的意义以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第二部分辨析这些关键词的各种含义和核心要素，具体包括揭示这些关键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内涵的扩展，并梳理出这些关键词的区别性特征；第三部分研究关键词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探寻它们在中国的接受、挪用和改造的轨迹，以期获得有价值的理论启示；第四部分考察关键词与中国批评理论范式的重构问题，同时发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性，并做出相应的理论反思。书中各篇大致按照这个结构框架展开，因每个关键词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关键词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书中10个关键词依次排列，每个关键词都可视为入口。读者既可按顺序依次阅读，又可挑选其中某个感兴趣的关键词加以细读，每个关键词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也可供读者选择阅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每个关键词都有自己的谱系，但这些关键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处于互为他者的批评理论系统之中。事实上，话语、文本、叙事、文学性和反讽、隐喻、延异以及意识形态、身体、他者这10个关键词在凸显各自特定涵义的同时又互相渗透和互相参照，有些关键词还被不同批评流派加以利用和言说，形成了一种具有差异性、交融性和对话性的网络结构。这些关键词一方面展示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因其观点体系的差异而形成对文学的多维观照，犹如不同光束照射到文学文本的不同侧面。透过关键词研究的多棱镜，我们将看到文学文本丰富的意蕴和绚丽的色彩，看到文学这座海上冰山水面下的博大世界。

　　在研究方法上，《概念的旅行》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总体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探索与前行，即突破线型的历史观，将关键词视为一个动态的、多维的乃至异质的发展过程，努力发掘和阐释关键词语义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多样性。同时，又以开放的民族主义为基本立场，采用跨文化视野来探寻关键词在不同民族和语境中的变迁，考察和总结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流变与组构。

　　在关键词研究中，《概念的旅行》并不致力于确立关键词的定义，而是注重其历史回溯。一方面，沿着历史的长河，追寻和勾勒每一词语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建构这些术语本身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又注重考察这些关键词与西方文化传统及当时社会的关联，了解西方学者在创造和运用这些概念时所持有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挖掘相关学科的思想家对这些关键词的表述，揭示其意义在不同语境中的转换。在探寻的过程中，《概念的旅行》不是把这些关键词视为统一的、同质的总体，而是将其视为被逐渐建构的知识对象，突显关键词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从不同侧面把握其复杂的语义。在对相关史料的搜寻和考辨上，我们还特别注意发现历史缝隙中的遗迹，挖掘和整理此前研究中相对忽视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力求更为立体地把握关键词所蕴含的意义张力。当然，在强调关键词多元和异质的同时，也注意梳理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和内在逻辑。每个关键词虽然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其语义不断增衍，但毕竟有其区别性的核心要素。换句话说，一方面，每个关键词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蕴含和滋生出多种意义，另一方面，每个关键词也都有自身的规约，不可能漫无所指。

　　对关键词的考察并不止步于概念史意义上的审视和厘清，鉴于已出版的关键词著述主要限于对西方文论关键词本身的阐释，而对中国本土的接受、变异研究几乎阙如，因此《概念的旅行》进一步把目光投向本土，将西方文论关键词置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整体文化语境之下，搜集整理这些关键词在汉语语境中的译介和传播等相关资料，分析中国学人在运用关键词时的扬弃和变异。因此，研究这些关键词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是《概念的旅行》与其他关键词著述的又一重要区别。在考察过程中，《概念的旅行》不仅具体辨析了我国学人在关键词接受和运用上的错位和创造性误读(例如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多种理解)，而且通过分析关键词在不同语境下的运用，发现中西文学批评在文化和学术传统诸方面的差异。同时，《概念的旅行》还将关键词作为一种“他者”，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相似思想资源加以比照和相互阐发，激活传统思想资源(如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言外之意”、“正言若反”与西方反讽的映照等)，并通过这种对比和对接，寻找中西文学批评比较和对话的契机。而跨文化研究的根本指向是考察这些关键词给中国批评理论范式重构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当代建构离不开异质文化的融入，西方文论关键词所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和探索性的异质活力，构成了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挑战，并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更新。

　　如果说《概念的旅行》一书在理论建构上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历史场域”的提出和细化。“场域”(Champ)是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社会生活中相对独立的不同空间及其内在关系。布迪厄指出：“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对任何与整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2][38]《概念的旅行》将这个概念借用到关键词研究中，并注入历史内容，将其改造成不同时空中流动的复数的“历史场域”，作为考察关键词演变的重要范式。

　　关键词的诞生虽然有其特定时期，但一种思潮一个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有前驱者，也有后继者，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视域中具有不同的内涵”[3]24。在关键词研究中，我们将“历史场域”细化和拓展为四个相关联的阶段，具体包括初始场域、生成场域、延展场域和本土场域。首先要考察的是西方文论关键词产生的初始场域，这主要指西方文化的母体即自古希腊乃至古希伯来以来的文化传统。在关键词研究中，《概念的旅行》把笔触伸到历史深处，从根基上探讨关键词的学理渊源。无论是反讽、隐喻还是叙事、身体，大多从古希腊谈起，以发掘这些概念的原初涵义。第二个为生成场域，即关键词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出现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有些关键词作为语词的历史很漫长，但成为文学批评术语则是20世纪的事，因此生成场域要探讨的是它们作为文学批评术语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其三是延展场域，即作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带来的语义增衍。延展场域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发展演变，即不同批评流派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概念出现以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和詹姆逊等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补充；二是文学批评术语向其他学科蔓延，如“话语”概念就经历了从列维-斯特劳斯到阿尔都塞再到福柯的发展演变。第四为本土场域，或称接受者场域，主要指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与前三个场域相比，这一场域在空间和主体上都发生了变化。西方文论关键词的出现是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哲学背景以及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为了解决自身问题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尝试。这些关键词一旦被引介到中国，作为域外之物的关键词和中国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程度不等的张力，因此要充分关注关键词在中西不同场域下的差异。同时，接受主体自身“语境”(如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和主体的知识结构等)的制约也需要认真对待。此外，本土场域还要顾及由于语言体系的转换而导致在翻译、阐释和使用这些关键词时出现歧义等问题。

　　“历史场域”作为一个范式体现了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融合，“历史场域”不仅实现了历史和空间的融合，而且也尝试内部与外部的结合，即既立足于语言分析又充分考虑其外部条件。并且就其形态来说，“历史场域”既具有理论探讨的性质又是一种批评实践活动。

　　在追随关键词的旅行中，我们不仅领略到多样的历史文化风景，而且这种旅行也成为反思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关键词研究带给文学批评的启示具有学科史上的革命意义。

　　首先，关键词的跨学科特征使我们对文学批评的学科性质有了新的体认。在概念的旅行中，词语在不同语域间的流通已成为常态。有的关键词起初属于其他学科，后来被借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因其异质性而构成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挑战；有的关键词从文学批评中走出去，成为其他学科和思想领域的词汇，如“叙事”一词被多个学科所使用；有的术语则从来不存在某个固定的场域，它穿梭于哲学、文学批评乃至政治、心理等不同学科之间，如“他者”一词就涉及哲学、心理分析、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相关领域，“隐喻”甚至超越了人文与科学界限，成为更为广阔的跨学科的概念，而“身体”则直接进入日常生活。关键词在不同学科的自由运用促进了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的兴盛，并导致文学批评以及哲学、历史等学科疆界的扩展和消弭。由此可以说，就文学批评而言，也许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文学批评的边界是模糊的，跨界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研究的另一启示是：给关键词下定义只是一种有限的本质探寻，追求完美的定义可能是一个陷阱。关键词的意义从来不是(Never)固定的、静止的，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界定这些关键词，而对其意义的认识是不可能有终点的，它们的含义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向未来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4]351。每个关键词的定义只存在于其特定的语境(即用法)中，事实上，《概念的旅行》这个书名就是对语言表达稳定意义这一观念的质疑。关键词研究是一种立足语境的动态的陈述方式，它不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定义的确定性，而是诉诸历史性的理解，不断实践的过程构成了关键词意义的丰富和延展。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力求认识关键词的历史和现在，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展望关键词的未来。

　　每个关键词都有它的命运。即如德勒兹所说，“任何概念都无例外地有一部历史”[s]223。在完成这部关键词的旅行后也许对这句话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并且，只要有人阅读，概念的历史就不会完结，各种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冲突将促使关键词的意义向各种可能的阐释开放。

　　本文为《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的“导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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