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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晓路 点击:31412次 时间:2015-10-12 21:07:01
   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是以文化学角度观察、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的批评方式,以此拓展固有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模式。文化批评的历史发生学与理论的社会性条件有关。由于全球化格局下的区域社会文化跨界蔓延,文本的形态和内涵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而学界依据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和文本特质进行了学理思考和理论调整。在研究范式上,文化批评在持续关注纸质、文字符号为主的文本的同时,亦将分析的对象扩延到社会文本范围,即关注对象化的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为表征的文本。与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所不同的是,文化批评将文本作为当代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之一,在分析其构成性要素的同时,着重考察其外部要素,包括文本环境、生产与再生产体制以及传播和接受,其重点是针对文本背后的观念系统。由于文化批评的对象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文本,因此,对这样一个分支领域,目前还没有清晰、严格的界定。但是,文化批评并非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彻底颠覆或背离,而是对其恪守文本中心的立场与静态分析模式的质疑和补充,是传统文学研究在当代的自我延伸和生成方式。文化批评发生较早,且与人文社科其他分支领域相似,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其特征是跨学科,主要借鉴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等理论与方法论资源。在这一点上,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重叠之处,但关注点不尽一致。文化批评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复数形式之一。

   自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逐渐确定和推进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群体的生活样态和交往方式,这一社会文化形态持续地波及到全球范围。阶段性市场形式和经济生活给传统的社会文化格局带来了深度冲击,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群体身份(identity)和动态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重叠在一起,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图景。支配性观念由此更为重要,并引发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及文化认同的持续思考。因此,文化批评兴起与现代性兴起的历史时段和社会文化症候密切相关,

   哈贝马斯将“文化批评”界定为18世纪新闻与公共舆论场所(咖啡厅、茶馆、沙龙或文艺辩论场所)的产物。不过,不太普遍流行但举足轻重的“文化批评”早在人类有书写与读者(或听众)时便已形成。……一般而言,文化评论是18世纪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产物,也是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兴盛时期的产物。(廖炳惠:49)

   而文化批评的延续以及在当代的发展亦与时代风貌相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化与最低成本化,二者构成利润最大化前提。市场靠消费带动,而多样化产品状态下的消费,必须实施观念引领。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当代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呈现同步化,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同质化趋势。由于观念使消费与身份直接挂钩,商品符号的价值由此获得极大提升。于是,资本支配者持续将消费置换为时尚,由此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形成观念、产品、身份、利益的循环。符号价值的消费形式持续地进入群体观念中,使消费等级象征性决定群体身份划分。其次,资本跨界引发了地方文化资源被挪用和转化的现象,文化资源重要性更为凸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产品的共享,社会文化现状使得一些传统命题的清晰界限开始模糊。加之技术普及带来的通讯及交往方式的持续改进,信息共享的渠道得以快速扩容,大量的社会文本极大地冲击了固有文本形态,传统的精英式文化表征形式在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下与流行文化形成社会符号的混合体。

   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这个发展非同寻常。(伊格尔顿,2009:25)

   对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状态,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模式显得相对乏力,学术界开始借用“文化”这一最为基本的通识性术语,赋予其新的内涵,并透过社会文化表象分析观念引导的方式、认知模式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命题。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日趋明显,并由此带来社会学方法论的滥觞和各分支领域的文化转向。

   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

   文化批评的当代发展也与理论条件有关,尤其与20世纪后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相关。理论发展与理论困境总是互为结构的。“理论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文学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所陷入的困境而引发的。”(伊塞尔:4)文学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方式和思想陈述方式,它通过文学文本对人与世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探求。迄今为止,文学理论试图在四个相关的领域梳理文学的功能,即模仿(imitation)、语言(language)、认识论(epistemology)及文学性(literariness),对此,亚当斯(Hazard Adams)《西方文学理论四讲》的论述最为集中。简言之,文学语言符号对于探索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别于其他符号的认知功能,这一思想方式对于纯客观的科学认知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弥补,其认识论作用不言而喻。文学性由此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对这一复杂的认知活动,人们始终在追求相对简明的分析和阐释方式,以直接洞悉文学和思想的对应关系。

   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之所以影响巨大,在于他在文论的发展线索中提出了“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分析框架。(5)但是,由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加之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其时代特征,因此对艾氏分析框架的批评也是自然的,其中利奇(Vincent B.Leitch)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这一框架为基本的理论发展、反映广泛的历史潮流,提供了一个异常方便的结构图形。然而这一著名的框架也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也有缺陷。其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它仅仅到现代主义就停止了:而后面接踵而至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均未得到反映。艾氏勾勒了从模仿、伦理、表现至形式主义发展,而近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向文化批评发展的。(5)

   由于新老问题的交织,所以,如何揭示与如何阐释这些问题使得“理论变得不可或缺,这一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的关键时刻,由于这一发展无法加以简单解释,因此有必要对历史进行回顾来寻找可能的原因”。(伊塞尔:1)文化批评的历史性与此密切相关。我们如果考察上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出版的重要的文学理论选集或工具书,就会看到文学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嵌入了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视角。如《当代文学批评选集:文学与文化研究》(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此选集分别在1989年、1994年和1998年的新版中抽换并增加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的篇幅。(王晓路,2000:146—49)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选集或工具书,如《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等,都增加了文化批评和研究的专门栏目或章节。(斯托里等:348—66)自上世纪末,文化批评已经悄然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书写方式之中,文学理论出现了空前的外部视角的扩容,因而人们看到了当代“‘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卡勒:4)

   值得提及的是,当代外部研究与传统方式相比,其重点并不一致。传统的外部研究以作家为中心,主要围绕其时代背景、思潮和创作等要素展开;而当代外部研究则集中在文本的生产与消费、体制、政策、技术与传播方式等,并不主要针对作家个体。关注对象的变化其实是历史中的常态,如文学典律的经典化和新文类的交替就是文学史中一直存在的现象。然而对生存状况的思考带来了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进而形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变迁。1948年,T.S.艾略特因其《荒原》揭示了人类文化状况和历史境遇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关于“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他关于“文化的最重要的观点,在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沃森:525)等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一些学人的文化批评实践也令人瞩目。利维斯(F.R.Leav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英语课程表扩展至包括广告评论、新闻学以及商业案例,以便帮助人们抵制我们现在称之为‘媒体’的影响”。(沃森:526)而作为上世纪“美国知识分子中最为重要的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研究主题“就是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其文化批评的主旨是确定自我界定的风格”。(Krupnick:13)而后,理论的发展又将艾略特、利维斯和特里林等人的传统颠覆了,“到60年代末……文化研究通过建立激进学术领域以理解当代文化的方式,颠覆了利维斯和《详细审查》以及艾略特的传统”。(Dworkin:123)所以,批评实践和观念本身均不是静态持续的。

   文化要素的介入方式也与人们认知图式的不断扩大有关。人们在结构主义之后所关心的并不完全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建构方式,即真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这一点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就是对文学观念本身的追问。所以,打破二元对立的实质是对知识谱系背后权力的追问,亦是学界对于社会文化现状的学理考量。这一时期的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以及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均与此相关。文本界限的蔓延和文学解释的扩充使得文学理论本身出现了裂变。所以,利奇在论证文学理论的新变化时特别指出:

   理论本身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质疑和分析模式(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Leitch:xxxiii)

   对于文学理论中的文化政治寓意,杰克逊(Leonard Jackson)的观点更为直接:

   当代文学理论具备其政治动议,这一点是人们达成的共识。它旨在摧毁阶级制度、父权制、帝制以及支撑这三者的西方形而上基础。……事实上,文学理论的雄心并不限于此:它也意欲改变人类主体性本质,或至少改变我们对人类主体性的观念。它旨在建立或至少辨别出一个“去中心的主体”,这个主体实际上是一组“文本性效果”。(12—13)

   不难看到,文学研究中所内涵的文化政治学指向达到了二战以来的高峰,对此,还不能简单认定为只是全球知识左派的推动所致。

   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资源

   文化批评关注的重点是文本背后的观念支撑方式,这一点亦是其试图综合考察人类历史境遇并提供思考方式的逻辑使然。在这一理论指向的路径中,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在理论与方法论资源的借鉴上有重叠之处,对于二者的区分,伯格(Arthur Berger)曾专门指出:

   文化批评是一项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泛学科(pandisciplinary)或元学科(metadisciplinary)的研究方式。文化批评家来自不同领域,也采纳不同领域的理念。文化批评涉及文学和美学理论与批评、哲学思想、媒介分析、流行文化批评、阐释学理论以及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传播研究、大众媒介研究以及其他使当代文化与社会成其为当代(又不那么当代)的种种方式。……而文化研究着力于媒介、流行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文学、符号学、性别问题、社会运动、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命题。(2—3)

   传统的研究范式主要依据纸质文本并对以文字符号为主要载体所呈现、所表征的文本进行分析,其重点是针对特定文化中的生活(life within a given culture);而文化视角切入的方式则集中于当下文化(lived culture),将鲜活的生活样态,尤其是历史时段中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置于该社会文化的结构中加以对象化,而后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一研究范式试图将研究方式从单一提升至综合,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a)基于生产的研究;b)基于文本的研究;c)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鲍尔德温:43)这一与传统方式有机结合的努力涉及几个相关的问题:对文化本身的再界定、确定新的探索领域可能包含的范围、对此探索所必须采用或借鉴的方法论,以及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可能的缺陷以及难以回避的问题等。(Hartley:8)人们对“文化”本身的不断界定和采纳实际上是力图说明并揭示出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延的学理性。因而,作为最具通识性的关键词“文化”,拥有了元理论的意义。这一时期以文化作为中心词的概念,如大众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地理学等相互关联的术语和范畴,形成了学术生产的重镇,这不仅使原有学科之间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互动方式,而且使得学术界的关注点发生了重大变化。(Rojek:30—36)其中,日常生活成为重要的关注领域,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弥漫着观念形态的引导,显现着物化产品、权力和文化领导权的交叉。至此,长期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现象受到学界的重视。“文化理论的另一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值得研究。除去一些有名的例子外,传统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伊格尔顿,2009:6)而文化批评的侧重点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6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从侧重大传统与经典研读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上……70年代以降,新兴的“文化批评”,挟着女性主义、少数话语、后结构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及社会关怀,对好莱坞的电影、新闻广播、电视连续剧、各种娱乐节目的各种观众、机构历史、生产技术、消费行为及其效果等,均加以仔细研究,在许多方面确实远超过阿多诺与霍克海姆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的成果,同时不再与大众保持批判距离。(廖炳惠:45—47)

   特别需要提及的,文化批评并非是一种泛化研究,而必须是一种具体研究。有趣的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与上世纪“客观”的新批评样式的盛行几乎同步。这两者似乎完全背离的方式在时间跨度上却产生了重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同时也说明研究范式的多重性值得重视。但是,若对更早发生的俄国形式主义进行考察,这种“客观”批评实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文化批评在质疑文学、美学、文化等固有的考察方式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背后的一观念系统,即依据何种观念看待文本和分析文本,较之观照和分析方式本身更为重要,这就使其内涵了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意图。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关键之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是惯例,或者依据文化研究所突出的,是政治问题。……对于符号,不同的群体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解释。”(Saukko:100—01)就文化政治学指向这一点,文化研究走得更远。杜林(Simon During)在其《文化研究批评导论》(Cultural Studies: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归纳性地指出:

   文化研究运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在其所观察到的蓄意的排外、非正义和存在偏见的层面。它倾向于将自身定位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即获取社会结构所提供的资源最少的群体。由此,这种“运用”是政治性和批判性的。其二,它旨在以分析某些繁多文化形式的娱乐性交际以及背后的社会支撑点的方式,来强化和赞美不同的文化经验。其三,作为与其他学术真正不同的标志,它旨在以非客观化方式将文化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文化研究本身渴求加入、并参与到世界之中。(1)

   由于当代人文社科领域依然面对资本主义当代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分析的诸多元命题重新获得了学界重视。伊格尔顿在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中着重指出,“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6—7)因而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文化研究的大多数经典之作都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进行了创新”。(Agger:14)而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研究依然凭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多么具有异质性”。(Dworkin:14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界有着类似的观点,“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出现和发展很难完全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分离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是大多数文化批评背景之背景,一些当代文化批评家也认为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Smith:350)实际上,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在今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战后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新的社会发展期,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元命题进行了发挥、修正和改写,以寻求新的解释方式。这一方式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显然有着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文化批评在学界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界定,这或许是学界为了保持该领域的开放性而有意为之的。但是,不确定并非是无重点。笔者认为,文化批评以学理方式关注由技术、法律、道德和艺术四类要素之间发展不平衡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关系,针对性地分析四组要素之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功能,其主要的兴奋点是历史中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状况。单就文化批评而言,它试图通过文本的生产至接受的历史性过程透视出当代文化的生成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评就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方法,而主要是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中借鉴而来的理论话语,而这一点恰好对传统的文学批评补充了新的视角。

   文化批评在中国内地的旅行

   各文化区域在历史进程中一般会出现类似的社会文化问题,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也蔓延到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Gibson:vii)传统人文社科各个分支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注入了文化视角。而这个貌似“新”的观察、思考和解释的方式得以进入中国大陆,也与中国内地在新时期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国内方面看,首先值得指出的是:19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陶东风,2006:27)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中国内地的历史性出场也和本土的社会文化现状有关。“中国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的兴起的确具有本土文化语境与西方理论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陶东风,2002:2)中国内地学界在1990年代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关文化批评的教材、论著和译著,为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旅行和发展起到了某种奠基作用。笔者曾在1990年代末对杜林《文化研究读本》进行了评述。(王晓路,1999)其他著述有陶东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2006)、王晓路等《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2004)、《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2012)以及曾军《文化批评教程》(2008)等以及大量的论文、译文和译著。若以文化研究为题的成果就更多了。(王晓路,2007:2—9)一些院校还新增了学位授予点或研究方向。文化批评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无疑给学界带来了新的资源和致思方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文化批评”为名进行观察和分析主要是出于理论话语的简洁性,因为这种观察和分析需要结合多种理论话语的形态和分析方式。由于以文化为名的分析和研究方式必然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关联的系统,所以其研究的范式一般为筛选一个时段的事实,确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对象或个案的分析,透视背后的问题,进而对一个阶段中的事实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有效的解释,即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对社会文化诸种现象做整体的把握。简言之,文化批评集中针对文化表征的“合法性”,由而形成对传统阐释方式的挑战:因为那种阐释忽视了文化的其他可能性……这些少数派的文化研究途径解构了传统文学研究话语的文化合法性,将其向不同的声音和阐释开放,这些声音和阐释来自白人文学经典体系之外,但却完全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Agger:11)

   然而一段时期,人们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困惑,因此,卡勒专门指出文学研究其实就是某种文化实践: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充满形形色色的、又相互结合、相互依赖的社团、国家权力、传播行业和跨国公司的时代里,文化产品怎样发挥作用,文化特色又是怎样形成、如何建构的。所以总的来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46)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批评依然是一种理论话语形态,而非是社会行动指南。这与欧美知识界在其体制下的生存合法性有关。中国知识界需要在借鉴理论话语的同时,注意整合中国本土资源,对问题的差异以及揭示问题的方式有清醒的认识,以此加强文化批评的学理性。

   人类群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亦会遭遇某些类似的问题,并能提供不同的答案。因此,在考察一个文化区域的话语形态时,也必须与其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其他区域联系起来考虑。“人类之动作,有共同的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家、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觇其异。”(柳诒徵:1)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的借鉴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也是一种必然。文化批评犹如其他西学资源一样,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译介和转述阶段。因此,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应该避免对象的泛化和分析的空疏。这正如文学研究必须基于对文本的分析而非概念的分析一样。亚当斯针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问题,指出未来研究的趋势:它要能匡正文化研究对于批评传统在建立文学文本属性以及结合形式与内容所作的努力,所采取的一贯忽视或诋毁的倾向。它也要能匡正美学分析造成诗从人类活动并思虑于其间的世界中脱离的倾向。……大体而言,文学批评历史是经由否定的过程推展的。(171)

   对于中国内地的知识界而言,在这一场西学复制与借鉴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形态、批评主旨进行学理性的甄别和深入系统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针对中国本土的问题性形成知识学层面的认知方式、实践方式以及理论生产的可能方式。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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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伊格尔顿:《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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