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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困境与出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建中,胡红梅 点击:23141次 时间:2015-10-12 21:09:21
   《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①,刘勰这里所说的“关键”和“枢机”,均为比喻。而本文所说的“关键词”,亦为比喻性所指,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几乎与轴心期的中华元典同时诞生,如先秦法家文化元典《韩非子》之“解老”、“喻老”,可视为最早的“老子关键词研究”。其它如南宋陈淳的《北溪字义》可视为“宋代儒学关键词研究”,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可视为“孟子关键词研究”,等等。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如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研究,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术语和观念研究,钱锺书《管锥编》对经史子集之关键词汇的考论,曾祖荫《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蔡锺翔主持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等等。

   本世纪初,受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国内学界兴起“关键词”热,先是《南方文坛》、《外国文学》等杂志开辟“关键词”专栏,继之是译介国外有关“关键词”研究的专书(如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安德鲁·本尼特等《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等),然后是以“关键词”为关键词的论文、著作和丛书时现坊间: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周宪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关键词丛书》等等。此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相关项目有:胡亚敏《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2007)、盖生《中国20世纪文学原理关键词论要》(2010)、赖彧煌《新诗观念史上的关键词谱系研究》(2011)、黄擎《“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中国的批评实践研究》(2011)等。

   关键词,不仅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对于中国学界的意义,不限于文化研究领域,而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提供了一种“关键词”研究法,也就是“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方法。雷蒙·威廉斯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研究文化关键词,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重视词义的延续、断裂,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注重关键词的开放性与流变性,重视其缘起、生成语境、基本理论意指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②。

   雷蒙·威廉斯的观念和方法,为本世纪中国学界不同学科或领域的关键词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并直接催生出国内学界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就后者而言,冯天瑜先生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冯天瑜倡导“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以关键术语和概念为研究对象,强调通过对概念作历时性和跨文化考察,探析概念背后的历史文化意涵,学术重心是在中西日三边互动的语境中探讨文化关键词的近代生成及流变。《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和《“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两部专著,以新语为窗口,透视汉字文化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尤注意概念误植的考辨,对近代术语作历史学、文化学和语义学的综合探究。冯天瑜主持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2005年8月、2007年4月,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日本京都先后联合举办两次相关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12月在武汉大学举办“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国内外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近百位学者,对汉字术语生成、演变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探讨。会议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刊载论文60余篇,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成果,其中有聂长顺《学名厘定与新学构筑》和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理论与实践》③。此外,聂长顺新著《近代教育术语生成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余来明博士后工作报告《“文学”的观念》(2009)也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则有周光庆《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9),周文从汉语词汇分析层面切入,对文化关键词研究的理论依据、复合目标和基本程序等提出构想。周光庆另有《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对“和”、“同”等中国文化关键词作出个案分析。

   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关键词研究还应包括中国哲学—美学范畴研究和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前者有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成中英《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汉学研究》1985.1)、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天道篇”和“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995)和蔡锺翔等主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百花洲出版社,2001)等,后者有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和笔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等。

   笔者的关键词研究,大体上有两大特征:一是用“关键词”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及文论。笔者治学三十余年,先后四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和重点项目,四个项目的主题词依次是“文心”、“文章”、“文体”和“文化”,这些也是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关键词。2005年10月,笔者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主持“中国古代文论关键词研究”专栏,并同时发表论文《文之为德也大矣——关于“文”的现代思考》。2009年至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编写项目的首席专家之一,笔者协助黄霖、李春青先生,精心策划并组织编撰以历朝历代文化及文论“关键词”为结构方式、以“关键词”之诠释为书写方法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材。二是返回轴心期历史语义现场,在先秦文化典籍中甄别、遴选和重释中国文论关键词。2004年7月,笔者在《文学评论》发表《反(返)者道之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角》,主张返回中国文化的滥觞之处以理清传统文论的“道”之动,从而为中国文化及文论寻根定性、溯源疏流。2009年12月,笔者在《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丛书》之“总序”中指出:处于前学科状态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及文论的核心价值和理论精髓主要以关键词的方式存在。后轴心时代的学者,只有回到先秦元典,回到元典关键词,凭藉对元典关键词的深度阐释,才能真正开启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文化及文论的“神”与“貌”④。

   毋庸讳言,所谓“关键词研究热”,“热”的时间并不长。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005年才有完整的中译本,而不到十年,“关键词”热已呈消退态势。进入2l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虽然还能见到一些以“关键词”为关键词的文章和专书,但是,无论是规模、气势以及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程度,都无法与本世纪头十年的状况相比。

   关键词研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趋“冷”亦即出现“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规模、气势上看,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也就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关键词”为题名的专著由2009年和2010年的每年30多部减少到2011年只有20多部,论文由2010年的1500多篇减少到2011年1400多篇,而且这两组数据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从观念和方法上来看,此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沿袭了前期研究者的套路,或采用分科治学的模式来研究某一具体学科的“关键词”,或采用辞典释义的模式即按音序或笔画编排的体例来对“关键词”进行切割和类分。以上种种研究,大多未能摆脱依经立义、经义至上的传统模式,从而遮蔽了这些“关键词”深广的文化意蕴和现代价值。就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关键词研究而言,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还是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美学和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下列缺陷和不足。

   第一,分科治学模式导致对研究对象的切割。

   包括五经和先秦诸子在内的中国文化元典,其关键词诞生于前学科时代,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古之道术”尚未裂变为“方术”的时代。而今人对元典关键词的研究,大多在某一特定的学科框架内进行,“各得一察焉以自好”,“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结果是“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⑤。比如,对关键词的类分,哲学学科的研究者以“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一分为三,文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者则以“文学本质、主体创作、文体风格、批评鉴赏”一分为四。将关键词对号入座,则难免方枘圆凿。比如“道”,是自然、人生抑或知识?比如“兴”,是创作、文体还是鉴赏?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范畴研究对元典关键词的分科阐释尚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而本世纪初直接受雷蒙·威廉斯影响而兴起的“关键词”热依然固守分科治学之模式,依然热衷于在不同学科的框架内诠释各自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则成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既不合于元典关键词“其备乎”的原生形态,亦不合于雷蒙·威廉斯“历史语义法”的跨学科视域和路径。

   第二,辞典释义模式导致关键词阐释的非语境化。

   就释词方式而言,既有的关键词研究不外乎三种模式:一是“标准答案、一锤定音”的辞典式,其中既包括各种版本和规模的文化辞典,还包括本世纪初新出现的冠之以“关键词”的各学科的分类辞典;二是“语料汇抄、词义类聚”的类书式,如《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等等;三是“范式归纳、体系构建”的范畴式,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论范畴著述。这三种方法又是以“辞典释义”为基本或核心模式:类书是为辞典准备语料,范畴则是扩展版和理论版的辞典。对于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而言,辞典以及相关的类书和范畴模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在使用时对其局限乃至弊端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关键词释义的静态化、非语境化以及历史场域即语义现场的遮蔽或丢失。

   第三,经义至上模式导致对元典关键词之现代价值的遮蔽。

   中国文化元典多是先秦时期各家各派的经书,其中儒家经书及其传疏占了多数,加之西汉开始的独尊儒术也就是独尊儒家经书和圣人的传统,则元典关键词之阐释,遂形成依经立义、经义至上的路径。前述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三种释词模式(辞典式、类书式和范畴式),或是引经据典式的词义界定,或是断章取义式的语料排比,或是微言大义式的静态阐释,阐释者较少能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深入分析元典关键词在现代社会(包括主流文化和民间话语)中的转义、变异和更生,也较少能客观把握元典关键这种再生性所折射出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及融合,尤其是忽略了汉语关键词在中西互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语义变迁甚至是词义悖逆。上述种种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元典关键词的现代价值,阻碍了元典关键的现代转型之路。

   关键词研究如何走出困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分别就“入思路径”和“研究方法”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提出几点粗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就关键词研究的入思路径而言,其理有三。

   第一,突破“分科治学”模式,实现对关键词的整体观照和系统阐释。

   如前所述,现有的关键词研究,多是在不同学科的区域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而中国文化元典的关键词研究,尚停留在个案分析(即单个关键词诠释)的阶段。要使关键词研究在纵深和宽广两个维度有所突破,则须打破学科樊篱,返回轴心期百家争鸣的历史语义现场,对儒、道、墨、法、兵等各家文化元典中的关键词作系统性研究。就中华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这一特定领域而言,这种超越学科之上的整体观照和系统阐释尚属首次,具有较高的学术开创价值。当然,跨学科不是去学科,而是对多种学科视域的整合,无论是对单个关键词的诠释还是对整个关键词群的考察,则既有历史学还原,又有语言学释义;既有哲学论辩,又有逻辑学界定;既有文学描述,又有心理学剖析,还有政治学或军事学延伸等等。关键词阐释的多学科视域融合,是实现关键词研究之整体观照的必要前提。

   第二,突破“辞典释义”模式,开启关键词阐释的“生命历程法”。

   现有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其阐释方法以“辞典—类书—范畴”为主要模式。笔者主张在通变传统释词方法的基础上新创“生命历程法”,厘清并描述元典关键词从诞生、成长、成熟到更新、再生的生命历程,从而在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的不同阶段和层面,展示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关键词阐释的“生命历程法”,作为具体研究方法,不仅要继承中国文化研究之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史学等学科的传统,而且要吸纳历史语义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阐释学等外来的研究方法。“生命历程法”的新创与应用,不仅对关键词研究,而且对相关领域和学科(如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等)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深入发掘“元典关键词”之文化宝库,为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新变提供语义及思想资源。

   轴心时代(在中国是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和文明的精髓以“关键词”的方式生成并存活在各家各派的文化元典之中,这些“元典关键词”不仅创生出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辉煌,而且成为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的源头和轴心。历朝历代的文化在与异域文化冲突、对话、交流和融会之际,在重建本土文明之时,都会自觉地重返文化元典,重返文化元典关键词。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或曰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同样面临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对话、交流和融会,面临对传统文化的重释和阐扬。用“关键词”方法整体性地研究轴心期中国文化元典,通过对元典关键词之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的考察和阐释,为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提供语义依据,从而在关键词研究的特定领域昭明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生命活力、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获取全球化时代与异域文化平等交流的话语权,提高并增强文化多元格局下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及影响力。这正是关键词研究的当代价值及时代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研究,从具体操作的层面论,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如何遴选关键词,如何类分关键词,如何阐释关键词。因此,就关键词研究的具体方法而言,其道亦有三。笔者依然以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为例,序说如下。

   第一,关键词之遴选:资格审查法。

   如前所述,所谓“关键词”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秦汉之前的中国文化典籍之中,有大量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因而可以被称为“关键词”?“关键词”之中,哪些需要作重点阐释,哪些只需作一般性介绍?都是需要讨论和甄别的。因此,关键词研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甄别、遴选关键词。

   对关键词的甄别和遴选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选出基本关键词,其方法有三:一是看“出身”,也就是看这个词是否真正出自(学界)已有定论的先秦元典;二是看“名声”,也就是看这个词在轴心时期的使用频率即知名度;三是看“寿命”,也就是看这个词是否还活在今天,活在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活在今天的主流文化与民间话语之中。第二步是从基本关键词之中选出核心关键词,其方法有二:一是看“主旨”,亦即是否具有“原创性”和“现代价值”;二是看“三性”,亦即是否具有“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

   以“人”为例。姜亮夫《古文字学》称“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从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⑥今日所见甲骨文中表人的字占五分之一以上,故汉字可以称作人的生命的符号。《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段注:“人以纵生,贵于横生,故象其上臂下胫。”并引《礼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⑦。从殷商卜辞、殷周金文,到《诗》《书》《礼》《易》《春秋》,到儒、道、墨、法、兵等诸家元典,“人”不仅频繁出场,而且与先秦元典中的其它关键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天”,在《孟鼎》、《毛公鼎》中本像人形;如“仁”,《论语》、《墨子》、《孟子》依次有“仁者爱人”、“仁,爱也”、“仁也者,人也”;它如“伦”、“性”、“心”、“像”等,均是“从人”或“属人”的。足见在先秦文化元典中,“人”不仅是关键词,而且是需要作重点阐释的关键词。

   第二,关键词之类分:形分神合法。

   关键词研究,与“遴选”紧密相关的是对关键词的“类分”。比如,研究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可以按儒、道、墨、法、兵五家文化流派作分类研究。当然,这种分派阐释的方法或策略,主要是结构性或形式层面的,也就是“形分”。而对每一文化流派的关键词研究,虽然所遴选的关键词属于各自的文化元典,其阐释也大体在各自文化流派的范围或框架内展开,但根本性主旨仍然是其词根性、坐标性和转义性,是对元典关键词之文化根底和现代意义的揭示,此即“神合”。

   《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⑧,《庄子·天下篇》亦讲“《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⑨。可见,不同的元典有不同的关键词;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儒者重“礼”、墨者尚“俭”、法家“严而少恩”、道家“无为无不为”,又可见不同文化流派亦有不同的关键词。而就词的语用状态而言,不同元典或流派常常共用着相同的关键词,如“天”、“道”、“心”、“性”等等,当然不同元典或流派对相同词语的释义和使用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那么,轴心期诸多文化元典和文化流派在各“道”其“道”、各“名”其“名”之时有没有一个大致相近的趋向?或者说,词量众多、词义错综的元典关键词,有没有一个大致相似的主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可形成关键词研究“形分神合法”的创新价值。

   仍然以“文化元典关键词”为例。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文化”无疑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是“形”中之“神”。汉语“文化”一词最早的释义见于《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所谓“天文”“人文”又是《易经》之八卦的创造者观象于天地、取象于物我的结果,故可以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圣贤,在观察并思考人与天、人与物(包括人)和人与我的关系时,创造了“文”(文化和文明)。如果说,道家的“法天贵真”、儒家的“尽心知天”、墨家的“天志”和“明鬼”、法家的“天命”和“人命”、兵家的“天道用兵”等等,是各家各派关于天人关系的关键词,那么道之“道”、儒之“仁”、墨之“爱”、法之“法”、兵之“兵”则是各家的“文”,是各家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或文化旗帜。因此,这一研究领域对关键词的类分,在辨析各家文化流派之特征和标志的同时,更要从总体上把握不同文化流派在文化本质和文化精神上的相通。各个子项在阐释各自的关键词时,应该将既具本流派标志性特质同时又具有某种“神合”(即超越性和共通性)特征的关键词列为“元关键词”或“核心关键词”。

   第三,关键词之阐释:生命历程法。

   中国文化元典中的关键词并非是天生的,而是由普遍词(即常语)演变而成的。这就好比个体的人的生命,有一个诞生、成长、成熟到衰老、死亡的过程。与个体的人的“生命历程”不同的是,关键词可以“衰老”乃至“死亡”,也可以“再生”甚至“永生”。所谓“永生”,是“名”、“实”俱存;所谓“再生”,是“名”存“实”亡,或者是“名”存“实”变。关键词研究的“生命历程法”,借助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旧文书与出土新材料),厘清、描述并阐释关键词的诞生(词根)期、成长(常语即普通词)期、成熟(术语即关键词)期、衰退(更年或消亡)期、复活(再生)期,从而实现关键词研究依“词根性”、“坐标性”和“再生性”阐释词义的总体思路和揭示关键词之原创性意蕴及现代价值的根本宗旨。

   鉴于上古文字的佶屈聱牙、文化元典的义理艰深、经书古今注疏的浩若烟海以及研究主体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方面的局限等主客观原因,“生命历程法”的实际应用是有较大难度的。为此,笔者提出隶属于“生命历程法”的三种子方法。

   一是时间定位法。以春秋战国为一个大体的时间坐标,以业已成型的五经和周秦诸子等文化元典为主体文本,向古可追溯至殷商卜辞、殷周金文、部分《逸周书》等,向今可延展至历朝历代相关的注疏、史传、子书、集部等。如关于“文”的阐释,重点放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周易》、《论语》、《国语》、《左传》、《庄子》等元典中的“人文化成”、“文明以止”、“礼法”、“礼乐制度”、“文雅”、“优美”以及“文字”、“文辞”、“文章”、“文献”、“文艺”等释义为中心。向古,追溯“文”在甲骨文、金文中“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纹身之纹为文”⑩的原始释义;向今,则关注作为元典关键词的“文”,其内涵外延在各朝各代的变化,如魏晋“文”之独立,唐宋“文”以载道,直至作为语言、文学、文化的“文”在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变革。

   二是语境再现法。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元典之中任何一个关键词的诞生或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其诞生自有其复杂之语境,其形成又有其曲折之过程。比如“仁”,仅在《论语》一书中就出现109次,“仁”的每一次出场,其语境之异必然导致语义之别;“仁”在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的元典中也频繁出场,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其语义更是大相径庭。我们在释义时如果忽略具体时空语境和文化争鸣现场,仅仅依靠“仁者人也”或“仁者爱人”这些非语境化、非现场化的简单释义,是很难得其真谛和奥义的。

   三是辩中见异法。中华文化元典定型于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的文化特征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故关键词的诞生与成熟皆与“辩”相关。我们今天重释文化元典关键词,应格外注意先秦“辩”的文化生态(如《庄子·齐物论》就有对“辩者百态”的精彩描述)、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比如,同为“天”,在道家是“自然”,在墨家是“天志”,在儒家和法家则是“天命”;同为“仁”,在儒家是有等差的“爱人”,在墨家是无差别的“兼爱”,在道家是“自爱”,在法家是“自为”,在兵家则与“诡道”相关。至于墨子的“非乐”与孔子的“三乐”、孟子的“知言”与庄子的“忘言”、《礼记》的“和”“同”与《韩非子》的“矛”“盾”等等,更是人所共知的辩中之异了。关键词研究的词义阐释,不仅要客观辩证地论述元典关键词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和同异共生,还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真实而生动地描述和展示关键词生成与流变、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论辩”与“异同”。

   注释: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页。

   ②[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之《译者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0页。

   ③冯天瑜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丛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⑤[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5—1069页。

   ⑥姜亮夫:《古文字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⑦[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⑧[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

   ⑩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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