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人的狂欢
网络文际交流是以网络超文本为中介的人际对话活动。所谓“超文本”，是指既无固定方向亦无固定路线的文本的组合，表现为一系列非线性文本的链接。超文本产生的基础是基于超文本标示语言（HTML）的超链接（Hyperlink）技术。 该技术利用目录型、地图型、交互型等多种方式，从某文本单位随意放射出去，衍生出其他相关文本，从而在文本间建立非线性链接关系。网络文际交流便是基于超文本实践基础上的人际间的对话与协商。从形式上看，超文本通过不同文本的指涉交互生成。文本作为超文本中的节点，彼此间构成普遍的横向互联，从而消解了固定的控制中心。这一去中心的特质不仅颠覆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结构，展现了非线性叙事特点，更重要的是，就文本写作中的自我投射而言，叙事中心正是作者主体性得以立足之处。如果这个中心遭到了彻底的解构，那么文本便不再代表一个有权威的作者的声音，而是成为无数链接和注释拼合而成的“马赛克”。这就导致了文本创作权力的分化，使传统意义上作者与读者的角色被打散和重组。因此，网络超文本使读者的主动权在更充分的意义上得以实现。任何人在掌握基本操作技巧的前提下，都可随时参与文本创作活动，将人为设定的权威湮灭在意义撒播的运动中。在共同在场的对话中，不再有时空上各自独立的作者与读者，不再有等级、隔阂和禁锢，人们可以重建一种乌托邦式的平等交流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对话之所以可能，首要条件是主体要完全平等，不应有任何的特权和优势。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主体间性才会存在。网络文际交流的平等性隐含了对权威的破除，默认了个性与差异的存在。因此，从更深层意义上讲，网络文际交流实际象征了一种全民参与性的审美生活，它给人们带来了类似于俄罗斯著名美学家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在巴赫金看来，通过摆脱一切常规的束缚，人们尽情狂欢，以达到消除日常规范压迫和重建生存希望的目的，从中可获得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体验[1](P157)。该审美体验通过对平民化嬉闹的强调，消除了人际间的敌对和隔膜，解构了神圣权威的宰制，恢复了个体间相互依存的记忆。某种程度上讲，巴赫金所标举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理想，与网络文际交流拒斥权威与专制的理念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时，网络瞬息传递的特征使参与者可以在实时互动中开放地创造情节，交流因而具有了现场性和同步性。在台湾女作家曹志涟创办的另类文学站点——“涩柿子的世界”中，主打栏目《我叫张爱玲》便是由无数网络接手共同参与的文字接龙游戏。该文最初以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命名，后来又有“紫流苏”、“红流苏”之类的线索加入，据说最终打算要让张爱玲小说中的所有女主角都粉墨登场，号称“张爱玲复活计划”。于是，接手们对所有约定俗成的篇章结构作大胆地拆解或戏说，对语音、语义任意把玩。文本在无休止的审美召唤中，在开放的链条中飘逸不定地传播着，话题也随之在联想式的不断分蘖中蔓然丛生。表面上，这些文本相互援引和拼贴，但其背后所指涉的意义与欲望却大相径庭。由于缺少了现实规范的约束，“超我”的监控力量在此变得相当微弱。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自由地设计角色，尽情地宣泄日常生活中积郁的情绪，嘲笑任何僵化的教条。这样一来，大量鲜活、异质的个体经验汇聚一起，最终导致了多种声音的并存，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格局。
二、孤独的“陌生人”
在现实领域，人际交流常常是依据某种普遍的价值规范进行的。所谓普遍的价值规范，又称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它包括了应当或实际与社会全体成员有关的全部事情[2](P274)。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否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以这种普遍的价值规范为标准和依据。它为思想、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公共性原则，人们以此为依据，进行沟通、解释、商讨、争论，从而加强彼此间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建立起具有高度密切关联性的人际共同体。按照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的观点，这种高度密切关联的人际共同体当划归“首届群体”。其特征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群体成员在亲密的、面对面的基础上，彼此无拘无束地发生相互作用[2](P108)。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普遍价值规范具有某种秩序化的力量，在形成和谐、统一的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
如今，网络文际交流以一种去中心的话语模式冲决了权威和等级的堤防，否定了以普遍性和确定性为本质规定的“元叙事”模式。这虽为实现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体精神的张扬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同时又使普遍价值规范在根本上面临着被否定、被搁置的危机。原因在于，充当话语载体的超文本一旦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便极易导致意义的延异流动，且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不再有普遍性的阐释或说明。通过宣扬意义的多元化和非确定性，实际象征了选择的无根据和判断的无标准。个体成为自身价值根基的确立者，或者说，网络空间成为了展示个体自身价值的舞台，从而造成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缺席。
这虽然可以使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自由，然而，没有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约束，偏离了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网络文际交流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19世纪的英国，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公共牧场”，当地村民可以从中自由放牧，结果个人为了得到更多利益而过度放牧，导致牧场被破坏，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在此，我们也不妨将多极式网络文际交流产生的后果比作“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伽达默尔提出，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就是自我和他人的交流过程，“解释学在心灵的距离之间架起桥梁，显示出别人心灵的异样性”[3](P278—279)。然而，如果“个体意识失去了自我规定的属性，把社会抛在一边，只是在单一向度上寻求发展”[4](P35)，完全以差异挑战整体、以歧异摧毁共识，那么差异、歧异就会播撒使价值中心崩溃的文化细菌，从而抹杀了主体间沟通的可能性。正如黄厚铭所说：“网络人际关系的特色并不在于它们是经过媒介的（mediated），而在于它们是以网路的媒介特性为基础，而建立起虚拟社区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5] 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文际交流确实如同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陌生人”是社会学家西美尔在讨论社会空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陌生人视作来去自由的潜在的流浪者[6](P110)。在这里，“陌生人”反映出网络文际交流关系的若即若离：一方面，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可以与群体中的每个人发生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是不确定的、随机的。借助超文本，网络将不同地域的人们聚合到一起，特别是游戏的仪式性，似乎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庇护，令人产生复归于整体的幻觉。但由于缺少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维系，这种聚合不再是有机的统一，而是一种仅限于表演的直观性的、偶然的、松散的“马赛克”拼接。
网络空间本应是一个展现自我与他人之间存在关联的场所，或者说是一个主体间以诚相待的精神理想国。如今网络中人正把文际交流视为一种自身欲望的生产和满足，以此逃避作为有理性的此在而存在。这种逃避的后果，便是现实间人际关系的越发隔离，人的内心体验的越发孤独。这一趋势若进一步发展，便有可能导致出现“单子”式的个人交往方式与其说是与他人交流，不如说是与自己的影子交流。交流只为了满足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他人只是因为被订造（Bestellen）而立即到场，只是为了证实我的自为的存在，而自我为了这一证实不得不否定他人的自为存在。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说，这是由于过度张扬本我（id）享乐原则的高度发扬，拒绝了超我（superego）背后社会价值规范约制的结果。普遍价值规范本是笼罩社会的秩序结构，人类借此以表达对完整性、秩序性的渴望。一旦失去这种包容性结构，人就会变得无家可归，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无”中，不知自己来自哪里，去向何处，不知道自己的种族、性别、阶级、信仰乃至家乡。总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不仅是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陌生人，也成为了自身的陌生人。
三、困惑与重建
“狂欢”与“孤独”并存的悖论表明：一方面，当前网络文际交流鲜明地体现出注重感性的审美特征。审美化交流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它应直面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性和日常生活的生动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展示交往过程的直观性及感性魅力，真正实现人与自身生活的直接同一。正如心理学家米切尔·威尔所说“作为人，我们需要可接触的存在来建立完整的联系，我们需要看到彼此的脸和手势，闻到彼此的呼吸。”[7](P247) 任何存在物都是有着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存在物，人作为有限制的理性存在物对其它主体的需要首先是感性直观的。网络文际交流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便是要恢复这种作为具体存在的人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感性体验，使之成为人“活着”的现实根据。于是，通过超文本，多元世界的一切被置于同一平面。交往者对当下世界的敏锐感受得以实时表达出来。由于屏蔽了特权者的强制干预，这种强调即时性体验的超文本结构为人们畅所欲言提供了理想的平台。极具张力的交流氛围将共时艺术的巨大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令人际交流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透明和直接。这就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对以理节情、以理辖情的交往模式的无限服从与信仰，最终降低甚至否定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性及与之相联的人的存在的全面性的极端做法。
然而，从更高意义上讲，审美化交流不应仅拘泥于作为感性事实的自然和社会“存在者”，而应寓于感性又超越感性，从中展现出对人的生存整体性的积极肯定。就在人们沉浸于网络带来的福祉之时，一股潜滋暗长的泛审美意识正在为网络文际交流的真正审美化实现设置新的障碍。所谓泛审美意识，是将感觉欲求视作惟一的审美追求，拒绝挖掘其背后隐含的任何“深度模式”的意识行为。它在对弘扬精神超越性的传统审美观念进行颠覆的同时，宣告了一种更具官能诱惑力的实用审美观念的诞生。表现在网络文际交流中，便是当超文本以平面化特征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秩序性时，随着所指的内在时间深度消失，无穷并置的空间碎片即能指在话语链中漂浮。一切话语失去了重量，成为没有所指的差异游戏，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不再期望在感官的直接经验下有任何“深度模式”的存在，拒绝挖掘任何所谓的深层意义，交流的审美追求开始由超越性的精神美感转向世俗性的感官享乐，由此宣告了一种更具官能诱惑力的实用审美观念的诞生。网络文际交流中流露出的泛审美意识正酝酿着把一切交流转化为纯形式游戏的非理性冲动。然而，这种形式化交流却无法构成诗意。或者说，所谓的“诗意”呈现是表面的、虚假的，因为“进入审美客体的不是语言学的形式，而是它的价值意义”[8](P342)。参与者如滞留于这种形式化游戏之中，极易造成对生存意义的根本性遗忘和审美理想的落空。
上述一切表明，在互联网即将把这个世界一“网”打尽的今天，有关技术进步与人类审美化交流关系的失衡正再次成为令人困扰的重大辩题。网络利用种种可能性手段使人类欲望中某些被压抑的东西在交流活动中得以被唤起和激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的发展史是人类不断超越自己有限性、完善自身主体性的历史。但同时，网络技术也会将自身的逻辑规则带入其中，使得交流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往往同其对技术语言的有效利用直接相连。一旦网络空间充斥着这种有限目的性的技术意识时，人们便会越来越受到网络框架力量的规定和控制，陷入扭曲审美价值追求的荒唐境地。于是，不知不觉中，审美主体与工具客体的位置开始发生颠倒，网络技术在交流领域前所未有地获得了自己的美学话语权。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自由交流便仅仅成为了网络技术的表象呈现。人觉得自己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全面的发展，实际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异化而毫无察觉。所以，“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9](P946)。因此，真正的危机不在于技术的固有发展， 而在于被技术环境所影响的人！
既然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存在之历史必然，那么最好的态度便是对其泰然任之：一切取决于它能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开放的生存势态，能否以创造对人自身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为目的。这就要求我们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协调人——机关系，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为当代人营造的自由闲逸的交流氛围，以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命自由天性的张扬为指归，以此尽量遏制网络技术中的非人性因素，实现与交流的审美化境界密切相联。网络不应只是一种技术拓展或工具创新，更应成为一种人文价值负载。“人文”，并非仅为事实的世界，而是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的世界。人文对技术的意义在于，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追求的是人性的丰富饱满、适得其所。人文精神在时间跨度上是超越现在的，对人类的益处是可持续的、长久的。它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语境中，既依赖于千年的传统文化精华，又离不开现实人的境遇及理想。为此，网络技术既应发挥技术结构中多种知识的综合作用，为人类交往创造感性鲜活的场景，同时，更应努力捕捉一切有用的人文信息，注重内在性、表现性、主观性等深层因素的开掘。
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所说：“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的，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10](P51) 当我们在科技创新的旋律中渗入原点性的人文情怀，并将其嵌藏于网络文际间的连结和互动中，那么，看似感性、个别的交往过程实际蕴含了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批判和超越。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既知道“何以为生”，又明了“为何而生”，并以一种对人自身及其生存环境的“类意识”、“类关怀”本然地关怀、顾及他人、社会和自然的需要。当人们以这样一种超越性心态入乎于被点化、被激活了的网络空间时，一方面似乎与对象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却正是回到自己最亲近的家园。这样一来，技术的异化因素虽不会被完全克服，却由此削弱了它的严酷性和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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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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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伊恩·罗伯逊．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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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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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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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厚铭．网络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EB/OI]http://itst.ios.sinica.edu.twseminarseminar3huang-hou-m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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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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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泳．另类空间[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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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巴赫金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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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海德格尔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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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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