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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吗——对季广茂教授《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的学术批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郑惠生 点击:32443次 时间:2016-05-18 17:29:29
  近些年来,颠覆经典不仅在中国文化娱乐圈愈演愈烈,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流行起来。对此尤其是后者,笔者以为应该认真地对待。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本文拟对季广茂教授发表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的《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1](以下简称《戏谑》)进行学术批评,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一、“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的“大为改观”使我们可以“不需要经典”?

  尽管《戏谑》涉及面很宽,也有许多分论点,但纵观全文,可知其最重要的结论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在季广茂教授看来,其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均已大为改观……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第33段)。的确,今天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已不同于往昔,它不可能不对经典的接受造成极大的影响,但要由此而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经典”,却是非常之不妥的。

  首先,从事实层面看,阅读经典仍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如若不然,就无法解释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许多经典名著为什么至今还是畅销书,更无法解释季广茂教授何以要说“对于出版商,经典意味着滚滚的财源”(第6段)。当然,季广茂教授可能会说,人们读经典并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被“强制”的——就像《戏谑》“摘要”所讲:“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诚然,要分辨出众多的读者读经典是源于内心的需要还是被外力所强制,并不那么容易。不过,从发自内心需要的行为易于产生愉悦感而违背个人意愿的行为易于产生不悦感的角度讲,则有一些个案能够证明经典阅读并非被强制,如叔本华就说:“没有别的事情能比阅读古人的名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乐趣,这样的书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刚强,仿佛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2] 在谈到华兹华斯的诗歌时,穆勒同样说道:“我仿佛从一种内在的快乐之源汲取了愉悦的想像的快感,这是所有人类都可能分享的……当我被这些诗所影响时,我即刻感到更充实、更愉快。”[3] 也有一些调查资料表明非常多的读者阅读经典确实是出于真正需要的——譬如,在302位大学生填答的“给你带来最大审美愉悦的两本书”中,有58%属于经典名著[4];又如,在397位高中生填答的“给你带来最大审美愉悦的书”中,有32%属于经典名著[5]。简言之,季广茂教授的所谓“不需要经典”,与客观事实不符。

  其次,从历史层面看,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前辈富于洞察力的解释并被证明是有较高保存价值的。换言之,经典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具有较高级价值的作品或著作。这一部分有多大?依叔本华所言:“运用各种语言撰写的浩繁书海中,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书才能作为真正具有永久价值的文献传诸后世。”[6] 照艾德勒与范多伦的估量:“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的书籍……是作者的精心杰作,所谈论的也是人类永远感兴趣,又有特殊洞察力的主题。”[7] 若按埃斯卡皮的说法,则“在出版20年后,只有1%的作品变成‘经典著作’,被收入构成文学文化的传世之作的不朽书目之中”[8]。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经典”数量的说法,那是因为“经典”标准的严格程度有差别,或正像《戏谑》所说的:“经典也有程度(‘公认度’)之分。”(第8段)进而言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每一部经典都堪称最优秀,但绝大部分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否则,我们就会对祖先的智力和动机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中的佼佼者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把一些平庸之作说得天花乱坠并推荐给子孙后代?我们就难以解释人类的精神文化何以在发展过程中虽不无曲折与艰辛但总体上仍是向前迈进的原因。诚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使我们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选择路径,或正如《戏谑》所言,“不必全在‘经典’这棵树上吊死”(第25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已不需要“历经长时间考验”的经典,因为“新的经典作品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地下跑出来”[9]。从发展的维度讲,如同朗松所说:“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大多在他身上既装载着前几代的沉积,又作为当代各项运动的总汇:他身上有四分之三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10] 也正像纪德在论及“文学上的影响”时所说的那样:“害怕并逃避影响的人默默地承认了他们的心灵是多么贫乏。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任何新东西,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对发现的指引。他们之所以不在乎寻找亲族,我想正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的亲姻关系不太妙。”[11] 拒绝经典就意味着放弃更高层次、更具价值的精神文化创造。

  再次,从经验层面看,诚如H·帕克所言:“不把艺术作品彼此加以比较,是不可能的……由于标准是作为日益增多的艺术经验的结果而起作用的,一度看起来美的东西到后来看起来就往往不美了。而且……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传留下来的美的事物,按其高下或等级加以排列。”[12] 也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受到大众欢迎,而实际上并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内容,这样的作品的新颖性不久就会消失:这是因为后一代的读者宁愿读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不愿读模仿它的作品,当二者都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时,尤其是如此。”[13] 与占大部分的非经典相比,占小部分的经典具有较丰富且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也更具有常读常新的启迪价值。这也是经典为何接受起来较为困难且重读率相对较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据调查显示,大学生认为70部经典名著“值得重读”的比例远高于“不值得重读”的[14];另据调查的结果,无论中学生[15] 还是小学生[16],在其读两遍以上的书中,经典名著量大于流行通俗量。

  应当指出的是,人类所以需要经典,还因为个体的生命有限。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够读完的书有多少本?一种说法是“大约四千本”[17],还有一种说法是“不会超过两千本”[18]。人类社会出版的书籍有多少?暂且不论长期以来书业较为发达的英、法、德、美、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出版图书的数量[19],就说书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仅2006年出书便有24.5万个品种[20]。两相比较,可知对个体而言,书是永远读不完的。自然,也不该摸到什么书都读,因为读书就像“进餐”,还是需要讲究一下“营养”的。那么,书海茫茫,该找什么样的书来读呢?绝对化当然不行,但一般情况下先找那些已被历史证明是有较高“营养”价值的经典来读,是不会错的,至少不会有大错——若换成给“读经典”列出了许多理由的卡尔维诺的总结语,那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21]。

  最后,从学理层面看,尽管由于新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品种,结果,经典的地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不论什么新品种,只要它还不是更为完善,还不能完全代替经典所能起到的作用,那么,它的出现就不能被用来证明新的时代“不需要经典”。《戏谑》认为在新的时代里,经典原有的“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可以由“政治课”和“网络、电影、电视、报纸”等“一般的文化产品”来承担(第25段)。然而,季广茂教授既没有考虑到经典的功能远不只包括这两个方面——在弗莱看来,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甚至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22];也没有注意到诸如“网络”之类的“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23];更未想到经典发挥“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与“政治课”之类的东西有着很大的不同。应该指出的是,跟季广茂教授的这种“出现了A就不需要B”相类似的观点,历史上不是没有存在过——譬如,1938年就有人预言,铅笔的使命行将终结,而1975年则有人预言,电脑会很快使“办公无纸化”[24];再如,1912年俄国未来主义者发表宣言称:“只有‘我们’才代表‘我们时代的面貌’。时代的号角由我们通过语言艺术吹响。过去的东西令人憋气。科学院和普希金比形象文字还难以理解。把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25] 然而,时间的推移却无情地证明了,新的时代“不需要”的是那些“持此类观点的人”——多少有些创造性的马雅可夫斯基或许可算作是个例外,而不是那些“被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今天,季广茂教授所持“不需要经典”论,有可能逃脱这样的历史命运吗?

  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与经典自身关系小”?

  季广茂教授之所以要说今日“不需要经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认为经典是时势造出来的。《戏谑》这样写道:“时势造英雄,时势造经典。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与英雄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同样,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与经典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第15段)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季广茂教授在此处的类比属于“不完善的类比”[26],所以根本上无法让人信服。

  首先,说“时势造英雄”只道出了真理的一半。不错,英雄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时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定的时势一定会造出英雄,更不意味着特定的时势只会造出英雄——君不见同样的时势在出现英雄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庸才、奴才和恶才么?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首先在于他自身具有英雄的气概和品质,其次才是他赖以存在的时势。“狗熊”之所以成为“狗熊”,道理也是一样。就“经典”而言,虽然它与“时势”不无关系,但正像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27] 也正如赫拉普钦科所言:“如不认识艺术作品的内在特性,就不能了解它的社会功能及其持久的生命力。”[28]“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定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典与英雄有所不同。尽管后人有可能重新评价英雄甚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完全改变对某一英雄的看法,但作为会消失的“血肉之躯”的英雄通常只经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考验。然而,作为不易消失的“文本形式”的经典,则必须且有可能不断地接受超越于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检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由特定时势造出来的所谓“经典”最终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基本原因,这也正是何以许许多多历经各种“时势”考验的经典最终会变得难以动摇的缘故。对于《伊利亚特》、《理想国》、《神曲》、《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安徒生童话》等这样的一些经典,季广茂教授难道还要说与其“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吗?如果是,那就只能说明他所持的“时势”概念已经是大到无当的程度了。

  当然,如果把季广茂教授看作是一位彻底的“时势造经典”论者,那也不够确切,因为《戏谑》中就把“李白杜甫的诗作”当作是“‘公认度’很高的经典”来举例(第8段)——李杜诗作承受住了一千几百年各式各样的“时势”的考验,至今仍有“很高的公认度”,表明李杜诗作之类的经典“与自身关系大”而“与时势关系小”。由此可见,季广茂教授的论点时而以偏概全,时而自相矛盾。

  三、“经典”概念“是不可取的”?

  季广茂教授不但认为“经典”主要是由“时势”造出,而且还认为“经典”概念“不可取”。在论到“经典也有程度(‘公认度’)之分”以及列举李杜诗作、胡适白话诗、“文革”“样板戏”等不同“经典”时,《戏谑》如此写道:“有人称前者为‘文学史经典’,称后者为‘经典’。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经典’观,前者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和描述性概念,后者则是‘当代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蕴含着过于强烈的价值评判,因而是不可取的。”(第8段)这段话虽然不长,但问题却不少。

  首先,季广茂教授断定“经典”概念不可取的理由是“蕴含着过于强烈的价值评判”。这一点实在让人疑惑:第一,要被季广茂教授认为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的“经典”(第3段)完全不蕴含着“价值评判”,是可能的吗?如果不可能,那么,第二,什么样或谁的“价值评判”才算不“过于强烈”?倘若“经典”概念蕴含着的“价值评判”真的是“过于强烈”,则何以这样的“经典”概念就是“不可取的”?细读《戏谑》全文,可知季广茂教授没有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其次,季广茂教授认为称“文学史经典”与称“经典”是“两种不同的‘经典’观”,并断言后一种观念“是不可取的”。如此,倒是跟他本人所持的“时势造经典”论相一致。可问题是,只取“文学史经典”概念而不取“经典”概念,不会把连季广茂教授自己都已经认可的各种不同“公认度”(很高、一般、较低或很低)的“经典”全给模糊掉了吗?换言之,若依照季广茂教授的意见抛弃“经典”概念,那些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该如何“处置”呢?季广茂教授或许还会像《戏谑》中所写的那样回答“不需要”。若此,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既然连“公认度”“很高”的“经典”都“不需要”、“不可取”了,又何必紧抱着“公认度”“较低或很低”的“文学史经典”不放呢?

  最后,从思维的角度讲,概念是“抽象的东西”[29],因而也必定是规范的。可是,《戏谑》却告诉读者:“经典”是“规范性概念”,而“文学史经典”是“描述性概念”。像这样的背离常识,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故无须赘述。至于季广茂教授认为“文学史经典”可取而“经典”不可取,则与“认知经济性必须与信息丰富性保持某种均衡”的精神[30] 相抵触,因而也是不当的——如果有人说“鸟”概念可取而“动物”概念不可取,我们能说这是正确的吗?当然不能!

  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的价值“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

  在“高度赞赏《Q版语文》”时,《戏谑》写道:它“把严肃的经典转化成庶民的嬉戏,‘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这个时代,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那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让那些经典的拥护者,让那些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在儿童的笑声中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也难怪,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笑声的意义,尽管笑声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第32段)尽管这段话听起来颇有气势,但其中所包含的感情却远远胜过理智。

  首先是前后矛盾。《戏谑》的第25段还肯定了经典的“积极面”——包括“发挥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文化传播的功能”,只是由于社会的变迁,“有些功能正被日益弱化”,“有些功能”则“可以由其他的文化产品来发挥”。也就是说,季广茂教授在这段文字里虽然不认为经典在新的时代可以发挥多大的功能,但毕竟还是承认了经典是有价值的。然而,季广茂教授在几段文字之后却又“笔锋一转”地告诉读者:“严肃的经典”“无价值”,“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那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像这样飘忽不定的思维,实在是让人莫名其妙。

  其次是论证乏力。“让那些经典的拥护者”和“让那些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被季广茂教授并列在一起,如此,是指“分别开来”的人?还是指“无法分开”的人?若是前者,则意味着“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可以是“经典的拥护者”,也可以是“经典的拒绝者”,还可以是“不知经典为何物者”。就此意义而言,季广茂教授不加区别地说“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会由于经典被“用来制造笑料”而“惶惶不可终日”,岂不是“乱弹琴”?若是后者,则季广茂教授何以断定“经典的拥护者”就是“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却又硬要将两者“捆绑”起来,那么,就只能说明季广茂教授的论说是在“攻击稻草人”[31] 了。

  最后是强词夺理。有些儿童喜欢经典甚或热爱经典,有些儿童不喜欢经典甚或厌恶经典,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此,“经典的拥护者”是否都不知晓?是否又都不高兴或想不开?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季广茂教授怎可不分青红皂白地说:“让那些经典的拥护者”“在儿童的笑声中瑟瑟发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类似于此种“人为制造矛盾”的情况在《戏谑》中还有若干处。如第33段写道:“我们不再执着于史诗、悲剧、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不再执着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关心的是当代社会,关心网络文化和视觉文化,关心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事件。一句话,关心现实,关注当下,而不是遁入经典的乌龟壳,做美妙的‘春秋梦’。”像这样的宣言,确实是代表了时下一些人的想法,可问题是,为什么就不可以或者不能既执着于“经典”又关心“当代社会”呢?极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爱因斯坦[32] 不就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科学家么?把《四书》、《易经》、《楚辞》、《李太白》等“经典”列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的梁启超[33] 不也同时是一位非常“关心现实,关注当下”的学者么?再如第27段写道:“经典黑暗的一面:……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意味着对读者个性的强烈否定。”真的这样?非也。如果有人说蔬菜的营养价值高于水,季广茂教授能说这个人以及蔬菜“歧视或遮蔽”水了吗?如此数落“经典”的不是乃至肆意嘲讽“经典的拥护者”的“权利”和“个性”都已经充分拥有了,怎么会由于“经典的形成”而丧失了决定要不要读经典或选择读何种经典的“权利”与“个性”呢?

  五、“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是“建制化的经典”且“去掉了应有的生趣”?

  可以看到,《戏谑》讨论经典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上,而且还较多地涉及到了当前的语文教材。其中的一些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仍明显存在着思考欠周的地方。

  首先,是如何看待“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问题。《戏谑》写道:“建制化的经典,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征,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享有权威性与强制性,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却去掉了应有的生趣。”(第28段)看得出季广茂教授对“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很不满意,可事实上,“上级审定教材”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它不但存在于中国,而且也存在于俄、美等国,即便是在课本的“编写、出版、发行、买卖”都有着极高自由度的法国,国家也并非放任自流,而是要“负责查处和禁止内容上危害学生精神健康或违背宪法及法律的行为”[34]。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上级审定教材”,而在于上级是哪一级?这一级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人?学生、教师、家长在整个教材运作体系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为何一些国家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不像中国那样“去掉了应有的生趣”?对于这些更有重要意义的具体细节没有深究,却指责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做法,结果也就必定是劳而无功。

  必须指出的是,季广茂教授借批评所谓“上级审定”的“建制化的经典”来否定“经典”的做法,是欠妥的。第一,“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都是“经典”吗?季广茂教授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可实际上,当前语文教材中不少质量太过于一般的文字,恰恰就不是“经典”。第二,退一步说,即使“建制化的经典”都能称作“经典”且都糟透了,那也并不等于既存的“经典”都同样是要不得的,因为所谓的“建制化的经典”充其量也仅仅是“经典”的一个部分。进而言之,哪怕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来否定“建制化的经典”,也仍然没有同样足够的理由来否定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话:“经典作家的作品在每个学生的心灵中一定要留下深刻的印象。”[35]

  其次,是如何看待“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教育教学作用”问题。《戏谑》写道:“即使中小学教育需要某些文本,我们也未必一定册封它们为‘经典’,不必令其承载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而只是把这些文本当成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手段,因为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自然由政治课来承担。”(第25段)语文课程应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标准》所明确指出的,也是当前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只不过在“两者的比重”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罢了。然而,季广茂教授却反其道地告诉读者:只把语文课本“当成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手段”,至于“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就“由政治课来承担”。这里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季广茂教授似乎还是很承认“政治教化、伦理教育”这两种功能的重要性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到要“由政治课来承担”。但是,季广茂教授却未曾谈到“本身就具有人文性的语文课程”为何就不能兼顾“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或者假如兼顾了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倘若季广茂教授在这一点上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却又要语文课程逃避“政治教化和伦理教育”,那可就太不合乎情理了。事实上,语文课程不仅能够也可以兼顾“政治教化和伦理教育”,而且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36],还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人文教育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已越来越成为世界许多教育思想家的共识——像约翰·怀特就写道:“审慎、勇气、克制、仁慈以及明智、思想独立、智慧、幽默和活力等品质是受过教育的人的特征……受过教育的人应该通晓所有的知识,区别在于,对他来说,知识是美德的必要前提,而知识本身不是目的。”[37] 奥恩斯坦则不仅批评只教知识的消极面,而且还明确地指出:“学校的阅读课应当具有道德的风味……学生们需要仔细阅读、分析和解释具有道德内涵的书籍,以帮助他们理解人性的邪恶面或黑暗面。”[38] 而埃德加·莫兰更是坚称:“文学、诗歌和电影应该被看作主要不是进行语法的、句法的或符号学的分析的对象,而是如同‘生活的学校’。”[39]

  第二,不管是谁,要做到只把语文课本“当成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即便语文课本如季广茂教授所主张的那样不收录“掩饰着权力关系”的“经典”,情况也还是一样,因为“教科书在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中都是核心因素……也是文化斗争和争论的焦点”[40]。应该说,季广茂教授对教科书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由于学校“是道德和社会控制的场所”[41],所以“经典”也好,“教材”也好,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或需要发挥政治教化和伦理教育的功能,而在于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观”和“伦理观”。季广茂教授不但不着力于这方面的挖掘,反而极力倡导语文教材剔除他自己认为“不需要”的具有“政治教化和伦理教育”功能的“经典”。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也不能不让人深思。

  最后,是如何看待“‘太阳当空照’的改写”问题。在论及“中小学生……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从经典中创造出别样的生趣”时,《戏谑》举了在笔者看来并不适合贴上“经典”标签的“太阳当空照”作为例子(第29段)。季广茂教授认为,原作“空话连篇”,“充斥其中的全是‘爱学习’、‘爱劳动’、‘立功劳’之类的革命大话”,而“通过改写,我们重新体验到了机智、幽默和智慧”。真的是这样么?不完全是!

  尽管原作只是一首读起来较易上口且内容也还算健康的普通儿歌,并且其中的“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一句显得有些“空洞”——根据皮亚杰、科尔伯格等人的认知发展理论和道德发展理论[42],孩子在“形式运算”阶段(十一二岁开始)之前,对“祖国”、“人民”等较为抽象复杂的概念很难理解好,也很难获得恰当的情感价值;但是,原作远非季广茂教授所批评的那样“空话连篇”、“充斥……革命大话”。难道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劳动[43] 和作为“自我养成条件”的学习[44] 不是到了上学年龄阶段的孩子每天“都在做”或者“都应做”的事情?季广茂教授把“爱学习”和“爱劳动”称为“革命”,把孩子“说”或“读”“爱学习”、“爱劳动”看作是“说”或“读”“革命大话”,也未免太看低“革命”和“孩子”了。

  的确,原作的“改写”符合季广茂教授所谓能“博人一乐”的“别样的生趣”的标准。但是,如果要说它是“从经典中创造出”的,则言过其实。因为对原作的“改写”,只是一种仿写,况且,该“改写”的“空洞性”远比原作突出——无论“实然”状态还是“应然”状态[45],“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心情特别好,点上火,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都的确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或许季广茂教授会说,“改写”只是文学作品,它巧妙地表达了学生被压抑的心理,不宜用一般的“实然”和“应然”来衡量。若此,则又有了这样的问题:“改写”中的这种被压抑的心理潜藏着的“暴力意识”也能算是“博人一乐”的“别样的生趣”么?如此“暴力意识”是否也属于《戏谑》中所极力推崇的“童心”(第30段)的范围?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不仅是“暴力意识”者很让人担心,而且“乐”者和“推崇”者也同样让人担忧了。当然,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暴力意识”者及其娱乐者和推崇者,因为任何意识,说到底都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故而,更为有益的做法是看看我们的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以至于连“暴力意识”这样的东西也受到了推崇,也被拿来娱乐消遣。

  六、哈罗德·布鲁姆“没有说,也说不清”“何谓‘审美价值’”?

  《戏谑》还如此写道:“立论甚高,却又陈腐不堪,乃当今学者一大通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专门研究‘经典论’的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就反复强调‘审美价值’对于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重要性。但何谓‘审美价值’,他没有说,也说不清。”(第16段)像这样的说法,漏洞实在是太大了。需要说明的是,季广茂教授所列的关于布鲁姆的参考文献目录(第[7]条)为英文,笔者不具备条件对这个英文版本进行分析,不过,依据江宁康的中译本(2005年4月版)[46],也许照样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首先,《西方正典》并不完全像季广茂教授所说的那样“反复强调‘审美价值’对于经典构成的重要性”。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仅“序言与开篇”、“经典悲歌”和“哀伤的结语”三个部分,“审美价值”就出现了18次。也就是说,布鲁姆确实是多次提到了“审美价值”。然而,仔细阅读,可知布鲁姆主要是认为接受乃至评价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应该坚守美学立场、抱着审美态度、运用审美标准、注重审美价值,并且,他的看法经常是在批评论敌忽视“审美价值”时说出的——如“实际上,审美价值可以被认知或体验,却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人。以审美的名义进行争吵总是大谬不然。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同行们避开了审美领域,其中一些人至少在当初还有体验审美价值的能力。”[46] 12再如,“我……主张审美选择总是经典构成的每一世俗方面的指导准则……就对审美价值的伤害而言,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西方经典与那些宣称要摧毁或‘破解它’的人的攻击是相同的。”[46] 16在布鲁姆眼里,缺乏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自然成不了经典,但有了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也并非一定就能成为经典。那么,构成经典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对此,布鲁姆倒是有一种很明确的说法:“对于这二十六位作家,我试图直陈其伟大之处,即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46] 2尽管进一步探讨该看法不是本文的任务,也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但应当指出的是,所持观点与布鲁姆的这种看法相类似的人,笔者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包括乔治·科林伍德[47]、丹纳[48]、卢卡契[49]、斯蒂芬·欧文[50]、别林斯基[51]、阿多诺[52]、克利夫顿·费迪曼[53]、瓦莱里[54]、毛姆[55]、亨利·詹姆斯[56]、泰戈尔[57] 等。由此可知,季广茂教授完全不顾布鲁姆有一个涉及到较深层面且易于被认可的明确答案,而只抓住布鲁姆一个涉及较浅层面且易于被否定的笼统说法进行评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至于其中的缘故,大概只有季广茂教授自己最清楚。

  其次,“何谓‘审美价值’”,布鲁姆“没有说”是一个事实,但季广茂教授说布鲁姆“也说不清”却是捏造出来的——换成索尔·克里普克的类似说法,那就是“被如此指称的那个有关对象不存在”[58]。本来,季广茂教授既然已经知道了布鲁姆“没有说”,也就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指责布鲁姆“说不清”了,因为把这“两者”并置在一起,明显就是让其“自相残杀”。有必要指出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自相残杀”,在《戏谑》中常可看到——譬如,一会儿说:“有些文本特别幸运,作者在世时,其文本就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比如李白和杜甫。”(第10段)一会儿却又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虽然风靡一时,但究竟能否被册封为经典,那是后人之事。经典是被追封的……”(第14段)一会儿还要这样说:“在当代社会,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旋风般的流行甚至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第15段)当然,季广茂教授可以辩解地说,他说布鲁姆“也说不清”是推测性的。若真的这样,问题也还是存在着,因为正像笛卡尔所言:“对于事物真理作出判断,千万不可夹杂推想。”[59] 诚然,布鲁姆尽管“可以称得上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60],但对可以由美学家写成一本书的关于“审美价值”的话题(如斯托洛维奇[61]、梅内尔[62])未必就能够论说得很透彻。不过,由于“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所以,季广茂教授在这位好歹也曾任过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的文学理论家“没有说”的情况下还坚称他“也说不清”,则明显是太过于武断了。

  最后,还须特别指出的是,季广茂教授所谓的“立论甚高,却又陈腐不堪”并不太适用于时下许许多多的学者——至少是套不上“愿意也会”写出诸如《戏谑》之类的文章的那部分“学者”,但季广茂教授却要以偏概全地说它“乃当今学者一大通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甚至还很不恰当地拿极富于理论创新能力的布鲁姆当例证。当然,如果从微观的角度看,《戏谑》批评中外学者的这一百多个字就具有“立论甚高”的特点。此外,尽管“它”还不至于“陈腐不堪”,但却又留下了“证据明显不足”的毛病。

  七、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中也有一些正确的说法,但从总的情况看,却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或以偏概全,或自相矛盾,或不符事实,或证据不足,或任性发挥,或随意指摘,或强词夺理。就其“不需要经典”的这一核心观点而言,在认识上是“假”的,而在价值上则是“负”的。

  的确,不同的社会,其经典的名单会有所差别[63];不同的时代,其经典的目录也不尽一致。但不论如何,都远非等于现时代已经“不需要经典”——换成理查德·罗蒂的说法,那就是“不能就此抛弃经典的概念”[64]。实际上,对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典”[65],恰当且较为有益的做法,既不是讨论现今“需要”与否,也非像季广茂教授那样“博人一笑”地说它只能“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文化进步的要求重新加以诠释,并在富于洞察力的诠释基础上区分出不同“文本”的价值差异,以此来决定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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