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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的文学批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0623次 时间:2016-06-21 18:07:15
王若虚(11771246),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人。金章宗(完颜景)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历任鄜州录事,国史院编修官,著作佐郎,平凉府判官,左司谏,延州刺史……又曾出使夏国。金亡,微服北归镇阳,隐居不仕。《金史》本传说他“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六中也说:“从之……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谋事详审,出人意表。人谓从之于中外繁剧,无不堪任。直以投闲置散,故百不一试耳。”可见他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而是一位很有济世之志和济世之才的政治家。
王若虚《答张仲杰书》,表现了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州郡之职,古称劳人,况此多虞,亦必有道。颇闻吾子一以和缓处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纵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无异政,史不传能吏而传循吏。若夫趋上而虐下,借众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干济之誉,今之所谓能吏,古之所谓民贼也。诚不愿吾子效之。……”(《滹南遗老集》卷四四)在这里,他指斥那些迎合上意而虐害下民的“今之所谓‘能吏’”,实际上是些“民贼”,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政治上的勇敢,是难能可贵的。
他虽有济世之志和济世之才,但由于“投闲置散”,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建树,其成就主要在经史考据和文学批评方面。在他的《滹南遗老集》《滹南遗老集》,通行的有《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中,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有诗话》三卷、《文辨》四卷。这些著作尽管是片断的,没有严密的系统,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反对形式主义。
在金代文坛上,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李之纯、雷希颜、李天英、赵衍等人,都推尊晚唐的卢仝、李贺和北宋的黄庭坚,忽视内容而追求字句的奇险新巧,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形式主义。赵秉文、周昂、王若虚、元好问等,则与之对抗。而在对抗这种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的,要算王若虚。元好问说:“李屏山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元好问《中州集》卷六。他和李之纯(屏山)争辩的焦点是什么呢?刘祁在《归潜志》中作了回答:
王从之则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首,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可见他对当时影响很大的李之纯的形式主义理论和作风,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和另一位影响很大的作家雷希颜之间,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12241232)年间,他与雷希颜同修《宣宗实录》,“由文体不同,多纷争”。他主张“平淡纪实”,理由是:“《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雷希颜则反是,首先强调的是“奇峭造语”。因此,“雷所作,王多改革”。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刘祁《归潜志》。
了解了王若虚对当时文坛的形式主义进行过如此坚决的斗争,就知道他在《诗话》和《文辨》等著作中尽管很少直接批判当时的作家,但他对文学史上的形式主义或有形式主义倾向的作家的批判,是与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相联系的。
王若虚早年从其舅周昂学习,周昂教导他说:
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说:
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这两段话,见《金史·文艺传·周昂传》。
王若虚在《文辨》中,引了前一段话,并且赞美说:“至哉,其名言也!”在《诗话》中,又引了后一段话,并且赞美说:“可谓深中其病矣!”不难看出,周昂传给他的这种重视思想内容,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的文学理论,他是接受了的,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他在《文辨》中说:
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
由于他重视“本”——主张“工于内”,提倡“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所以强调作者的思想修养。他说:
东坡《南行唱和诗序》云:“昔人之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充满郁勃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故予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时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与江西诸子终身争句律哉!
又说:
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唯坡可以当之。
他既认为作者只要有过人的思想修养,就自然会发为文章,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所以他论文提倡“真”,反对“伪”。他说: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善乎,吾舅周君之论也。曰: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仄处,陈后山而后,不胜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观之,是非真伪,望而可见也。
他所谓的“真”,于抒情作品,首先指性情之真。他说:“哀乐之真,发乎性情,此诗正理也。”于叙事写景的作品,不但要求性情之真,而且要求反映客观事物之真。他说:
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不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讬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
从上述的这些观点出发,他坚决地反对形式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等的攻击。西昆派诗人菲薄杜甫,他指斥道:“杨大年不爱老杜诗,谓之村夫之语……呜乎!为诗而不取老杜……其识见可知矣。”对于白居易的“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作,不少人企图用“俗”、“浅易”一类的棍子打杀它,王若虚驳斥道: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片面地追求形式的人有的攻击现实主义者,有的却假借现实主义者的旗号。例如黄庭坚,自称学习杜甫,但他着眼的主要是形式,他认为“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于是便堆积典故;他认为“拾遗句中有眼”,于是便片面地讲究“诗律”、“句法”。这样,就走上形式主义的歧路去了。虽说是学习杜甫,实质上是和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王若虚援引其舅的话,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尝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
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不容混淆,但古人由于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往往把二者混淆起来。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就其主要倾向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流派,但却攀认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为“祖”,并在杜甫的旗帜掩盖下泛滥了多少年,很少有人指出它不是杜甫的嫡“孙”。王若虚则敏锐地揭露了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他说:
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
这一段话很重要。因为第一、江西诗派自称以杜甫为祖,这里却指出那是从形式上学习杜甫的,所用的实质上是“昆体功夫”。第二、这里指出“昆体功夫”与“老杜之浑全”不能相兼,已意识到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上相互排斥的两种流派。
王若虚从创作应表现性情之真和客观事物之真的观点出发,划分了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界限,反击了形式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的攻击,同时也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创作。罗可咏雪的诗句“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有人很赞赏,王若虚却说那是“假雪”。黄庭坚用“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的词句咏渔父,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王若虚却指出“渔父身上不宜及此事”。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两首传于时者,王若虚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他很感慨地说:“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不必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狄青带面具事,范镇只云“带铜面具”而已,《渑水燕谈》则曰“面铜具”,《邵氏闻见录》又曰“带铜铸人面”。王若虚评论道:“邵氏语颇重浊;《燕谈》似简而文,然安知其为何具?俱不若蜀公(按即范镇)之真。盖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咏雪而写“假雪”(潘岳的白头发、马良的白眉毛),咏渔父而不合渔父身份,题墨梅画、记带铜面具而读者看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就失掉了反映客观事物之真。失掉事物之真,又算什么文学创作呢?
不能反映客观事物之真的根本原因是对客观事物没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而对客观事物没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自然就不可能有被客观事物激起的不能已于言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写作,那就既谈不到反映客观事物之真,相反地,无病而呻吟,自不免于矫揉造作,雕琢辞句,写出的作品,顶多只能“巧于外”。但既然“巧于外”,目光不够锐敏的读者就很容易受那漂亮外衣的蒙蔽,而忽略了它的“拙于内”。王若虚却偏偏通过许多实例,揭掉形式主义创作的“外”衣,让人们看看“内”面是什么货色。他批评黄庭坚的《题扇》诗“语徒雕刻,而殊无意味”,又批评黄庭坚的《猩毛笔诗》“乃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黄庭坚有一首《雨丝》诗:“烟云杳霭合中稀,雾雨空濛落更微。园客茧丝抽万绪,蛛螫网面罩群飞。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愿染朝霞成五色,为君王补坐朝衣。”乍一看真是富丽精工,王若虚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雨丝云者,但谓其状如丝而已,今直说出如许用度,予所不晓也。”黄庭坚的《牧牛图诗》自谓平生极至语,王若虚却发问道:“有何意味?”并且作了这样的结论:“黄诗大率如此。谓之奇峭,而畏人说破,元无一事。”一经说破,元无一事,这正是一切形式主义创作的悲剧。
形式是被内容决定,并为内容服务的。形式主义者既然缺乏“如万斛源泉,随地涌出”的思想感情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认识等作为作品的内容,那在形式上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其结果往往是专向古人伸手,不是模拟,就是剽窃,或者兼而有之。王若虚也触及这一点。“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王若虚指出他并没有得什么法,不过像杨雄的《法言》从形式上模仿《论语》那样,只从形式上模仿杜诗而已。黄庭坚作诗,有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王若虚指出他是“剽窃之黠者”。
脱离生活,一味向古人伸手的人,自不免于拜倒在古人脚下。王若虚既以反映客观事物之真和表现性情之真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准,那自然就不会赞成简单地以古今分优劣。他在《诗话》中说: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
在《文辨》中说得更坚定有力:“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
黄庭坚本着“字字有来历”的教条写作,往往弄得文法不通,修辞不当,用典不切。王若虚指出,如“东海得无冤死妇”,“何况人间父子情”,“婷婷袅袅,恰近十三余”等句,都有文法上的毛病;如“青州从事斩关来”,“残暑已促装”,“升堂与入室,只在一挥斤”等句,都有修辞上的毛病;如“人乞祭余骄妾妇”,“湘东一目诚甘死”,“待而成人吾木拱”,“身后五车书”,“拔毛济世事”等句,又都用典不切,牵强可笑。当然,在文法、修辞、用典等方面,非形式主义者也未必不出毛病,王若虚也毫不含糊地指摘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然而特意讲究“句法”、“诗律”的黄庭坚反而在这些方面闹了很多笑话,又是什么原因呢?关于这,王若虚也有所认识。他认为作诗若“出于自得”,则“辞达理顺”,又认为“善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这意思是:搞创作首先要明乎“事”“理”,“事”“理”既明,则“顺理”“因事”,如“江河之顺下”,自然容易做到“辞达”。反是,不顺其理,不因其事,不管在形式上用多少苦功,仍然连一个“达”字都做不到。因为所谓“辞达”,正是“达”其“事”“理”,“理”不“顺”,“辞”如何能“达”?没有“事”,又“达”些什么呢?
王若虚既主张“因事出奇”、“理顺辞达”,如江河之顺下,所以认为文无定法,“唯适其宜”,“唯求真是”。例如:文章要简练,语言要清新,这是对的,但也不能片面理解。《湘山野录》上有一段记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永叔,各为钱思公作《河南驿记》。希深仅七百字,欧阳五百字,师鲁止三百八十馀字。欧公不伏在师鲁之下,别撰一记,更减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师鲁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这是一味求简的例子,好像越简越好。王若虚评论道:“若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岂专以是为贵哉!盖简而不已,其弊将至于俭陋而不足观矣。”李翱《与王载书》论文云:“义虽深,理虽当,辞不工,不成为文。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逌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这是一味求新的例子,好像越新越好。王若虚评论道:“文不袭陈言,亦其大体耳。何至字字求异,如翱之说!且天下安得许多新语耶?”在批评黄庭坚时说得更清楚:“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至于妙处,不专在于是也。”
又如文章的各种体裁,固然各有特点,但也不能绝对化。陈师道说:“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他是主张“记”只应“记其事”,而不能发议论的。王若虚批评说:“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耶?
这些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攻击苏轼“以诗为词”的批评。北宋文人,大都受“花间派”的影响,认为词不同于诗的特点是内容上的表现男女艳情和与此相关的风格上的婉约。这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苏轼在词方面的贡献,正在于他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人为的限制,“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为南宋爱国词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他不是词家正宗。例如陈师道,就说什么“子瞻以诗为词,虽工非本色”。
王若虚批评道: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茆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自世之末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
又如晁补之,说什么“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他所说的“情”,显然只是“男女艳情”。东坡既然“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他就认为“短于情”。王若虚批评道:“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
王若虚在这里从“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以“纤艳柔脆”为词之正体的片面看法,肯定了苏轼打破“男女艳情”的圈子,多方面反映生活的“横放杰出”的词作,其识见是很卓越的。当然,柳永(耆卿)是有成就的词人,不能只抓住“纤艳淫媟”一点就全面否定他。
王若虚在创作方面主张“以意为主”,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特别反对由于追求“字字有来处”而弄得文法不通,修辞不当,用典不切,和这相一致,在阅读和研究方面,主张掌握作品的精神,反对字字找出处,反对繁琐的、特别是穿凿附会的考证。如苏轼的诗句:“文章岂在多,一《颂》了伯伦。”“一《颂》”是指最能代表刘伶(伯伦)的《酒德颂》,意思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朱弁却考证起来了,他说:“唐《艺文志》有刘伶文集三卷,则非无他文章也,坡岂偶忘于落笔之时乎?抑别有所闻也?”王若虚解释说:“公意本谓只此一篇足以道尽平生,传名后世,则他文有无,亦不必论也。”又如苏轼诗句:“白衣送酒舞渊明。”有人认为其中的“舞”字不妥,黄彻却援引庾信“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句,证明“舞”字“有所本”。王若虚评论道:“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论其所本哉!”最值得注意的是:杜甫《饮中八仙歌》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有些论客便从李白传记中找根据,弄得牵强附会,一无是处。王若虚评论道:“大抵一时之事,不尽可考。不知太白凡几醉,明皇凡几召,而千载之后,必于传记求其证耶?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在王若虚的文学批评中,强调“以意为主”,反对形式主义的这个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有人说他尊苏抑黄,不无门户之见。在我们看来,黄庭坚尽管也有一些比较健康的、甚至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但他创作的主要倾向则是偏于形式主义的,比起黄庭坚来,苏轼尽管也有形式主义的作品,但他创作的主要倾向,则是偏于现实主义的。王若虚尊苏抑黄,正是从提倡“以意为主”,反对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当然,他尊苏的时候,不无“溢美”之言,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苏轼的某些形式主义倾向,同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
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
次韵实作诗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敝,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
是其是而非其非,不犯“说好就一切皆好”的错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王若虚反对形式主义,同时又非常重视形式。他在文法、修辞、用典,乃至文章体例等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对许多著名作家在这些方面所犯的错误,都提出了认真的批评,这里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宋玉形容邻女之美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王若虚认为前两个“太”字“不可下”。他说:“夫其红白适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长短,则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长,则先固长矣,而减一分乃复太短,却是原短,岂不相窒乎?”苏轼《题阳关图》云:“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王若虚指出不能说“意外声”,只能说“声外意”。《史记屈贾列传》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若虚指出“曰”与“以为”重复。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王若虚批评道:“‘审’字当作‘必’。盖‘必’者料度之词,‘审’者证验之语,差之毫厘而实若黑白也。”黄庭坚《闵雨诗》:“南阳应有卧云龙。”王若虚批评道:“卧云龙,真龙耶,则岂必南阳!指孔明耶,则何关雨事!若曰遗贤所以致旱,则迂阔甚矣。”像这样准确地批评文法、修辞、用典方面的错误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文章体例方面的毛病,他也不肯放过。如: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己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柳子厚《凌准墓志》既称“孤某以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柳宗元哭以为志”……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
王若虚既反对形式主义,又这样重视形式,这并没有费解之处。他是主张“以意为主,言语为之役”的,反对形式主义,是反对“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重视形式,是强调“役”为“主”用,即形式很好地为内容服务。他说得很明白:“一文一质,道之中也。”质与文,内容与形式,原是不能偏废的。
他既主张“文无定法”,为什么又那样重视文章体例呢?这道理也很浅显。主张“文无定法”,是反对形式主义者的死法,重视文章体例,是强调创作的基本规律。他说得很清楚:“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见解是很通达的。他强调创作“唯适其宜”,“唯求真是”,所以既不应该受“定体”的束缚,又不能不有“大体”。“大体”就是包含在“适其宜”、“求真是”里面的。王若虚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提出的这许多见解,无疑有进步的一面。对明代的公安派和清代的叶燮、袁枚等反对拟古主义的斗争,可能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对我们也不无参考价值。当然,王若虚对形式主义文学创作的批评,也是不彻底的。他自己的文学批评,有时也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如对于司马迁,指出其文法、修辞等方面的纰缪,当然很必要,但竟因此而压低《史记》的卓越成就,就不免有所偏颇了《文辨》中说:“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又说:“唐子西云:‘《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以后,便有杜子美。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其论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谓《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谈何容易哉!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何限,而独及此人乎?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而谓专当取法,过矣。”仅仅抓住文法、修辞上的某些纰缪,就据以贬低《史记》的伟大成就,显然是错误的。。
(1959年12月脱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滹南诗话〉校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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