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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翼的《瓯北诗话》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2696次 时间:2016-07-01 19:03:42
从公安派到叶燮,无数作家进行的反复古主义斗争,可以说把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人之优孟”抨击得体无完肤。但是文学领域里的“复古”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高高在上的封建文人,由于脱离文学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而进行写作,本来很容易走上摹拟古人的道路。何况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尽可能地利用古代的一切文化“遗产”,从各方面来强化它的封建的上层建筑;适应这种要求,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文人中,自然要不断出现新的优孟。康熙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禛,虽不赞成“前后七子”的某些论点,但仍然是“拟古”,所不同的只是模仿另一些古人——王、孟、韦、柳,而且打扮得比较漂亮,所以有人管他叫“清秀李于鳞”吴乔语,见《答万季埜诗问》。李于鳞即“后七子”的领袖之一李攀龙。。乾隆时主盟诗坛的沈德潜,一反他老师叶燮的主张,公然赞扬“前后七子”,提倡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教”。他当然也是优孟,不过扮演的是忠臣孝子之类的角色罢了。
有人复古,也就有人反对复古。继叶燮之后,在诗歌方面进行反复古主义斗争的代表人物,首推袁枚,其次便是赵翼。
赵翼(17271814)是和袁枚齐名的诗人(合蒋士铨,称“乾隆三大家”)。他在诗歌理论批评上的突出特点是:反对“荣古虐今”,强调“争新”、“独创”。先看他的三首《论诗》绝句: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
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
创造的机器在不停的转动,“天工”日日“争新”,“人巧”也日日“争新”,每天都涌现出无数新事物。诗人即使“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五百年”以后,其作品也不免陈旧。“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正是这个道理。所以诗歌创作的关键不是“复古”,而是“争新”。不要说整个的文学发展史,即就唐代诗歌本身来看,中期不同于初期,晚期又不同于中期,怎能把汉唐诗歌奉为典范,一味摹拟呢?
这几首诗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这种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瓯北诗话》中。
先就体裁看: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两卷,元好问、高启共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其中不但有宋元明的诗人,而且有清初的诗人。这正体现了他的发展观点,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不相同。特别把只比他早几十年的查慎行和李、杜等相提并论,是相当大胆的。看看这一段话:
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
这种勇于和“荣古虐今”的保守派宣战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就对诸家的评论看,也多从“创造”着眼。他的论点是:“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所以论李白,则突出其反对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的诗风,“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论杜甫,则强调其“为前人所无”的“独创句法”等等。论韩愈,则在指出“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之后,又研究了各种“创体”、“创格”和“创句”。论白居易、苏轼等,都就其“独创”之处,作了着重的分析。
也许由于过分强调各家的“独创”,以至他在形式方面着眼较多,而且把有形式主义倾向、甚至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如韩、孟的长篇联句,元、白的长篇次韵,乃至苏轼的口吃诗,黄庭坚的二十八宿诗等,也作为“创体”、“创格”,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下来了。不过从主要方面看,赵翼还是重视内容的。他评论各家,也注意了内容方面的“创”;在谈形式方面的“创”时,也批判了某些形式主义倾向。如论陆游,特指出其“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论元好问,特指出其“生长云朔……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论吴伟业,特指出“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论查慎行,特指出其“少年随黔抚杨雍建南行……兵戈杀戮之惨,民苗流离之状,皆所目击,故出手即带慷慨沉雄之气,不落小家”。这都是从内容方面说明各家的“独创”性的。
正因为他的评论未脱离内容,所以对各家的评价,就与偏重形式的论客们不同。例如,过去有不少人认为韩、孟胜过元、白,而且用“轻俗”二字,贬低元、白的成就。赵翼则说:“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自江西诗派流行后,不少人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赵翼却提出相反的意见:“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东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东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过去的不少评论家,“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赵翼则认为“陆实胜苏”。理由是:苏轼自乌台诗案后,“不复敢论天下事”,所以“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陆游恰恰相反:当宋室南渡,统治者苟安一隅,“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的时代,他“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
正由于他较重视内容,所以对某些诗人的优缺点也看得比较清楚。如对韩愈,他既看出欲从奇险处辟山开道的特点,也指出《南山》、《征蜀》、《陆浑山火》等诗“徒聱牙舌,而实无意义”。并认为“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对于白居易,则认为古体优于律诗,并分析说:“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之所之,辨才无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此古体所以独绝也。”对于陆游,一般人只欣赏其律待。赵翼则既肯定其律诗的卓越成就,又认为“古体之工力更胜于近体”,因为其古体“才气豪健,议论开阔……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对元好问,则指出“修饰词句,本非所长,而专以用意为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惊心动魄,次亦沁人心脾”。……对许多诗人堆垛词藻、用典不当、语言晦涩难解等由于片面追求形式而产生的缺点,也都作了批判。
综合对各家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强调“创造”,反对“拾人牙后,人云亦云”,或“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卷五)。在内容和形式二者之中,又是主张以内容为主的。他所谓“争新”,首先是“预支五百年新意”,所以在谈形式方面的“创”时,虽然不适当地肯定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在更多的地方,还是以有助于或有损于“意”的表达为标准,来衡量形式的好或坏的。不妨再引几段:
诗家好作奇句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如李长吉“石破天惊逗秋雨”,虽险而无意义,只觉无理取闹。(卷一)
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卷三)
梅村好用词藻,不免为词所累。(卷九)
赵翼是赞成“平易近人”风格的。有人由于陆游的古体诗“平易近人”,便“疑其少炼”,他批驳道:“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既要“言简意深”,又要“平易近人”,这就是他对“炼”的要求。这样的“炼”,是和“第在字句间争难斗险”的形式主义的“炼”根本不同的。
赵翼有这样一首论诗绝句: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从上面谈到的若干“主张”看,他确实比当时的“矮人”高一头。但也只能说比当时的“矮人”高一头。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他的“只眼”不可能洞察问题的本质。因此他那些有进步性的“主张”,又往往是和封建糟粕联结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第三部分)进行分析和批判。
赵翼长于历史考证之学(著有《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等),这表现在《瓯北诗话》中,形成几个特点:
第一,名叫“诗话”,却用不少篇幅,替陆游写年谱。
第二,根据诗人经历,或多或少地联系历史环境,考查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道路。如论陆游,他指出陆游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此又诗之一变也。”
其中对陆游思想和创作的发展道路的叙述、分析,颇有独到之处,值得参考。遗憾的是这样的叙述分析并不多。
第三,对和许多诗有关的诗人经历、历史事件等等,作了考证,并纠正了某些注本的错误,有参考价值。这一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第四,从诗中找史料。如用杜诗证明“古人作画多在素壁”,用白诗证明“今人爱陈酒,古人则爱新酒”,乃至搜罗白居易记历官俸禄、品服的许多诗句,认为可抵职官志、食货志和舆服志。……这虽可资参考,但于论诗究无多大意义。
赵翼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人,很受清代统治者重视,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曾“效犬马之劳”,他的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他的“诗话”虽有上述可取之处,但其中的封建性糟粕却很不少。
最严重的是,论李白,对从永王璘一事,诋毁备至,对李白指斥统治者丑行的诗,竟诬为“诽谤”,断为“伪作”。论皮日休,对表彰孟子,则称赞其“有功于道学甚巨”,而对他参加黄巢起义,则诋为“从贼”,责其“失节”。论吴伟业部分,有诬蔑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农民起义领袖及为清代统治者张目的说法,更不一而足。……这都突出地表现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
其次,论李白,称其“如富贵人,终不作寒乞语”。论白居易,竟从“出身贫寒”得出“易于知足”、“所志有限”和“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的荒谬结论。这又暴露了他的封建贵族老爷鄙视劳苦群众(尽管白居易并非劳苦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于鄙视人民,所以未提白居易反映民间疾苦、揭露政治黑暗的前期诗篇,却赞扬他描写富贵豪华生活、表现“知足保和”思想的后期作品。也由于鄙视人民,所以尽管一再称赞“坦易”、“平易近人”、“明白如话”的风格,却又认为人民语言“俚俗”不堪入诗。不仅用“专以俚言俗语阑入诗中”的罪名一笔抹杀了杨万里,而且拈出陆游用了“俚言俗语”的某些诗句,詈为“下劣诗魔”。
他强调“争新”,主张“创前古所未有”,这自然比复古主义者强得多。可是为什么要“创前古所未有”呢?他的回答却是:“才人好名”。不特诗歌创作,他认为“东坡所至必有营造,斯固其利物济人之念,得为即为之;要亦好名之心,欲籍胜迹以传于后。韩魏公作相州堂,欧阳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他把“好名”说成在文学上创新和在其他方面做好事的唯一动力,当然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叶燮《原诗》中曾尖锐地揭露过名利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危害性,甚至发出“诗之亡也,亡于好名……亡于好利”的呼声!继叶燮之后反对复古的赵翼,却把名利看作推进诗歌发展的“动力”,相形之下,便暴露了他醉心功名富贵的庸俗思想。
在吸取《瓯北诗话》中的进步内容的时候,对于这些封建性的糟粕,也应该严加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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