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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舜钦的文学创作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3059次 时间:2016-07-01 19:05:08
在西昆派脱离现实、片面追求形式的浮艳文风风靡一世之时,以欧阳修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诗文革新运动。苏舜钦(10081048)便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之一。舜钦字子美,开封人,与梅尧臣齐名,时称梅苏。著有《苏学士文集》十六卷。
以欧阳修为中心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和以范仲淹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运动相联系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在政治上都站在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方面,与以吕夷简、夏竦、王拱辰等为骨干的代表大官僚地主利益的“邪党”进行斗争。苏舜钦也是这样的。在几次上书中,他曾为范仲淹等受“邪党”排挤而提出抗议,并抨击御史中丞张观、司谏高若讷,指出他们是因“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而被执政者“引拔建置”的私人,从而进一步要求皇帝另择辅臣及御史谏官。这当然触怒了那些权贵。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杜衍、富弼等在政府,延揽人才,企图实行所谓“庆历新法”,苏舜钦也由于范仲淹的推荐,被召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蓄意反对政治改革。恰好进奏院祠神,苏舜钦按照惯例,用出卖废纸的钱办酒食邀友好饮宴。因为他是范仲淹推荐的,又是杜衍的女婿,王拱辰便唆使党羽诬奏,企图借此动摇范仲淹、杜衍等的政治地位。结果,苏舜钦以监主自盗论罪,削籍为民;参加宴会的名士,也因缘得罪,被放逐者十馀人。苏舜钦在《上集贤文相书》、《与欧阳修书》此书苏氏文集未收,见宋人费衮所著《梁谿漫志》,丁传靖辑入《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及许多诗篇中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且愤怒地揭露了邪党的阴谋。
苏舜钦被废以后,离开数世居住的开封,于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隐居不出。友人韩维责以离去京师、隔绝亲友,他在回信中说:“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上下,心志蟠屈不开,固亦极矣!不幸适在嫌疑之地,不能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测之祸,捽去下吏,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赜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实亦少避机阱也。”文集卷十《答韩持国书》文字,与《宋史》本传所引略有不同,此段引文参照本传。这真把封建社会里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暴露无遗了。
在诗文革新方面,苏舜钦和梅尧臣一样,对同时的许多作家起过启蒙作用。欧阳修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苏氏文集序》。《宋史》本传说:“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杰多从之游。”他自己在《哭师鲁》诗中也说:“忆初定交时,后前穆与欧(即穆修和欧阳修)……予年又甚少,学古众所羞。君欲举拔萃,声偶日抉搜,不鄙吾学异,推尊谓前修。”能在形式主义文风猖獗的时代独树一帜,是需要坚强的毅力,也需要明确的认识的。从他的《石曼卿诗集后叙》中可以看出,他和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一样,认为诗歌应该表达民情,针砭时弊,因而采诗制度的存废,关乎国家的治乱。他说:“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乃设官采掇而监听之,由是弛张其务,以足其所思,故……弊乱无由而生。厥后官废,诗不传,在上者不复知民志之所向,故政化烦悖,治道亡矣。”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的利益和
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要求统治者通过诗歌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据以采纳民意,改革政治,这是极不现实的。但认为诗歌应该表达民情,毕竟有其进步的一面。
苏舜钦的文学创作,可以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他的文学活动是他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他的许多上皇帝书和上执政大臣书,打破了骈四骊六的枷锁,文笔犀利,议论激烈,抨击了当时的弊政,反映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真实情况,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具体措施,都是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其散文创作相一致,他的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亦是具有强烈的政论性和战斗性。不少诗,是就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发表意见的。如《感兴》第三首,就林书生上书获罪的事件,对统治者压制批评、堵塞言路的残暴手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在提出“瞽说圣所择,愚谋帝不罪”的论点之后,愤慨地写道:
前日林书生,自谓胸臆大。潜心摭世病,策成谓可卖。投颡触谏函,献言何耿介……一封朝飞入,群目已眦睚。力夫暮塞门,执缚不容喟。十手捽其胡,如负杀人债。幽诸死牢中,系灼若龟蔡。亦既下风指,黥而播诸海。长途万馀里,一钱不得带。必令朝夕间,渴饥死于械。从前有口者,蹜脰气如鞴……
反动统治阶级,害怕揭露矛盾,不惜用一切残酷手段来压制批评。苏舜钦的这篇诗,正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
又如《庆州败》,就一次丧师辱国的战役,对当权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移符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险巇。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指笑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奄截成重围。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幸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庆州之败,时当仁宗景祐元年(1034)的秋天。当时西夏的统治者元昊领兵侵犯庆州,宋边缘都巡检杨遵等以骑兵七百战于龙马岭,失败。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等领兵驰援,行至节义烽,通事蕃官指出蕃部多伏兵,不可过壕,宗矩不听。伏兵发,宗矩被俘(后又放还)见《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九。
此诗所写的就是这一战役。作者不仅揭露了敌人的暴行,而且通过对宋军轻率出战、狼狈战败的叙述,指斥了只知“酣觞大嚼”、不懂军事、毫无民族气节的主将,并通过对主将的指斥批评朝廷。“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这不是分明在批评执政者用人不当吗?
在《己卯冬大寒有感》中,还揭发了军中赏罚不明的现象及其原因:“近闻边方奏,中覆多沉没。罪者既稽诛,功者不见阅。虽使颇牧生,勇智当坐竭。或去庙堂上,与彼势相戛。恐其立异勋,然自超拔。”边疆统帅奏请赏罚将士的文书被朝廷的权贵压下了,以致有罪者不得罚,有功者不得赏。权贵们只怕统帅立功升官,影响自己的地位;却毫不考虑给广大军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不知百万师,寒刮肤革裂;关中困诛敛,农产半匮竭。”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这多么深刻地暴露了那些权贵的卑污的灵魂!怕边帅立功,也说明了为什么要用“乳臭儿”防塞。中国之大,并不是没有将才,而是有才略、有爱国思想的人不被重用。在《蜀士》中,诗人进一步揭露了妒贤嫉能的权贵们排挤人才的真相:
蜀国天下险,奇怪生中间。有士贾其姓,抱材东入关,献册叩谏鼓,其言蔚可观。愿以微贱躯,一得至上前。掉舌灭西寇,画地收幽燕。且云太平久,兵战无人言。臣尝学其法,自集数百篇。治乱与成败,密然不可删。三献辄罢去,志屈心悲酸。将相门户深,欲往复见拦。负贩冒日热,引重冲雪寒。羁苦辇毂下,以图晨夕餐。如此三岁馀,夜夜抱膝叹。……
蜀士的遭遇,在当时是有普遍性的。作者自己的遭遇,也与此相类似。请看这篇《吾闻》:
吾闻壮士怀,耻与岁时没。出必凿凶门,死必填塞窟。风生玉帐上,令下厚地裂。百万呼吸间,胜势一言决。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腥膻屏除尽,定不存种孽。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
读这篇诗,我们仿佛听到了岳飞踏破贺兰的呼声,看到了陆游报国无门的悲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苏舜钦小传中说:“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这是合乎事实的。
宋代统治者从“澶渊之盟”以后,对外日益懦怯无能,对内则日益加重其剥削压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起来,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腐朽的统治者相反,苏舜钦一方面壮怀激烈,要求平息外患,一方面满腔热情,希望解除人民的痛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中,他描绘了耳闻眼见的可悲可骇的现象——水旱频仍,广大人民用野草充饥,中毒而死,“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呢,却依旧山珍海味,畅饮大嚼。《吴越大旱》一诗,更对吴越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惊人的描绘:
吴越龙蛇年,大旱千里赤。寻常秔穄地,烂漫长荆棘。蛟龙久遁藏,鱼鳖尽枯腊。炎暑发厉气,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恸哭去如织。是时西羌贼,凶焰日炽剧。军须出东南,暴敛不暂息。复闻籍兵民,驱以教战力。吴侬水为命,舟楫乃其职。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尝识。鞭笞血涂地,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冤怼结不宣,冲迫气候逆。二年春乃夏,不雨但赫日。安得凉冷云,四散飞霹雳。滂沱消祲疬,甘润起稻稷。江波开旧涨,淮岭发新碧。使我扬孤帆,浩荡入秋色!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
这是一篇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的优秀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天灾人祸交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社会本质,而把全部同情倾注在受难的人民方面。诗的艺术结构,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第一段写天灾:吴越大旱,赤地千里,人民生活已失去依靠;而大旱又引起瘟疫,人民逃避不及,死者积满道路。第二段写人祸:西夏侵犯,统治者把战争的灾难转嫁给吴越人民,用血腥手段勒索军需,强抽壮丁。第二段的结尾又与第一段呼应,把天灾归因于人祸:“冤怼结不宣,冲迫气候逆。”把天灾归因于人祸,这是苏舜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许多上皇帝书都是在发生水、火、地震等灾害之后写的,立论的根据都是:小人专权、政治腐败、人民痛苦不堪,上天因此降灾,向统治者提出警告。不少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观点,例如前面提到的《感兴》第三首,就在林书生惨遭迫害之后写道:“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盖,倏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存芥,天王下床走,仓促畏挂碍,连延旧寝廷,顿失若空寨。”同在《火疏》中一样,作者把仁宗天圣七年(1029)玉清昭应宫的大火灾(见《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看成上帝降罚。为了宣传这个观点,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符瑞》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说:“至治之世,则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荡堕,虐戕下民,刑罚炽张,颂声寥寂,则次躔告凶,门蚀陵昏,水溢旱蝗,眚妖出焉……是天以吉凶之符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坠厥命,故曰: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唯圣人见异竦然,引道德仁惠以合之,则瑞物可保而有也……天人相交,气应混并,密然相关为表里,其可诬哉!”肯定冥冥之中有所谓“天”,而且肯定“王者受命于天”,这是唯心主义观点。但认为“命靡常”,“天意”以“民意”为转移,这又是有利于人民的。第三段表达了作者的也是吴越人民的愿望。这一段孤立地看,只是希望消灭天灾,但从全诗的结构看,由于在前面已把天灾归因于人祸,因而要消灭天灾也就首先得消灭人祸。在“滂沱消祲疬,甘润起稻稷”中,是包含了涤除虐政的愿望的。
可以这样说,苏舜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诗人。对于任何场合的任何现象,几乎都能激起他忧民忧国的情感,因而不仅当他写前面提到的重大事件,就是写似乎并不重要的题材时,也差不多都会触及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升阳殿故址》,由唐明皇的荒淫写到唐王朝的覆亡,犀利的笔锋直指当时的皇帝:“髑髅今成堆,皆昔燕赵面,每因锄耨时,数得宝玉片……不有失德君,焉为穑夫佃!”这分明是向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敲警钟。《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一诗也是一样,由前朝的“只知营国用,不畏屈民财”写到“翠辇移幸”,然后说:“虽念陵为谷,遥知祸有胎。”其矛头所指,也显而易见。又如《送李冀州》、《寄富彦国》、《送杜密学赴并州》、《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等,都极力描写了外患严重,鼓励他们效命疆场,为苍生造福。甚至在和朋友谈话的时候,也不忘“蛮夷杀郡将,蝗蝻食民田”,发出“何人同国耻”《有客》。的感慨。在山寺里游玩,也因山的名称联想到人事,写出“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题花山寺壁》。这样意味深长的诗篇。看见大雾塞空,则“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之沉忧”《大雾》。,表现他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大风》一诗,是因大风拔树抨击虐政的。“露坐不免念禾黍,必已刮刷无完根。六事不和暴风作,尝闻洪范有此言……是何此风乃震作,吹尽秋实伤元元。”诗人对人民生活是多么关怀!《扬子江观风浪》,则由扬子江的风浪写到朝廷礼度败坏,以致“凶邪得骋志,物命遭摧残”。《猎狐篇》则通过对妖狐被歼的描写,向朝廷中的奸邪小人提出警告……
诗人在政治上和文学创作上所采取的敢于向黑暗势力勇猛冲击的激烈态度,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容的。在进奏院事件发生以前,他已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在《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中,也曾流露过壮志难酬,不如退隐的消极情绪。然而在出处未决以前,他并没有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妥协。在《城南归值大风雪》中写道:“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
!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这强有力地表现了诗人的坚贞品质。
进奏院事件以后,苏舜钦对官场的黑暗、政治斗争的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沉下去。在《上集贤文相书》中,他希望“湔涤冤滞”,恢复政治地位,以期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种希望当然是无法实现的。他终于被削籍为民,而且连亲戚朋友也“加酿恶言、喧播上下”。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只好隐居苏州。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和前期有区别,也有联系。由于隐居生活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因而反映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减少了,寄情山水的作品增加了。但他前期创作的基本倾向并没有完全消失。散文方面,像前面提到的《答韩持国书》,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差不多可以和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相提并论。
《沧浪亭记》和《浩然堂记》等寄情山水之作,也表现了对官场的厌恶。诗歌创作,仍有不少作品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执著、对理想的坚持、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怀、对腐朽的统治者及上层社会中浇薄的人情世态的愤慨。
低摧朝市间,所向触谤怒。
——《答梅圣俞见赠》
余少在仕宦,接纳多交游。失足落坑阱,所向逢戈矛。
——《舟至崔桥,士人张生抱琴携酒见访》
交道今莫言,难以古义责。锱铢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疏阔,逢人出胸膈。一旦触骇机,所向尽戈戟。平生朋游面,化为虎狼额。谤气惨不开,中之若病疫。
——《过濠梁别王原叔》
这些诗句,写出了在当时腐朽恶浊的政治环境里,关怀人民、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不但孤立无援,而且惨遭打击,从而反衬出充斥于朝廷的是一批多么势利、卑劣的角色。而这些人,又正是最高统治者的宠儿,政治焉得不糟!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的遭遇也正是所有和他抱有同样理想,具有同样风格的人们的共同遭遇。想想自己的遭遇,又看看朋友们的遭遇,诗人的认识提高了。他以前是相信有所谓“天理”的,他抨击最高统治者和朝廷中的权奸,是由于他们违背了“天理”。现在呢,他连“天理”也怀疑起来了。他悼念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朋友尹源(子渐)及其弟尹洙(师鲁)的两首诗,情感沉痛,社会意义也很深刻。如《哭师鲁》:“寡生无根芽,众言起愆尤……法官巧槌拍,刺骨不肯抽……君性本刚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苟活何所求!人间不见容,不若地下游。又疑天憎善,专与恶报仇……生平经纬才,萧瑟掩一丘……”这很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和掠夺更多的财富,自然要想尽办法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因此,甘愿为统治者充当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的恶人必然得到重用,关心人民的善人必然遭受打击。憎恨善人,“与恶报仇”的不是“天”,正是反动统治者。
有些诗,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反映了政治的黑暗:
春风如怒虎,掀浪沃斜晖。天阔云相乱,汀遥鹭共飞。
冥冥走阴气,凛凛挫阳威。难息人间险,临流涕一挥。
——《淮中风浪》
阴风搅林壑,骤雨到江湖。白日不觉没,繁云何处无!
楼吟凉笔砚,溪梦乱菰蒲。闻说京华甚,汙泥入敝庐。
——《秋雨》
隆冬雪跨月,度日关门庐。乘昏气惨烈,悲风吹江湖。
白鹄翅翼伤,塌然困泥涂。不入鸧鹒群,哀鸣忆云衢。
夕饥乏粒食,浩荡天地俱。何时辟重阴,得见白日舒。
——《遣闷》
在秋冬,阴风惨惨,乌云滚滚,污泥塞路,大雪连月。春天呢,狂风怒吼,浊浪滔天,阴风凛冽,阳威受挫……这是写天气,更是写政治。那个伤翼的白鹄,正是遭受打击的诗人自己。而希望“息人间险”,“辟重阴”、“见白日”,也正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理想的坚持。
在封建社会里,有不少抱有进步政治理想的诗人在屡遭打击之后消沉了,甚至妥协了,苏舜钦却不是这样。他的不可磨灭的坚强意志是十分可贵的。在赴苏州的旅途中,他以“休使壮心摧”勉励自己。从此后的许多诗篇中,的确可以看出他“壮心不已”。如在《寒夜十六韵答子履见寄》中写道:“剑埋犹有气,蠖屈尚能伸。”在《秋夜》中写道:“老蛟蛰汙泥,寂默不自惊。一旦走霹雳,飞雨洗八纮。幽蟠孰可闻,自有济物诚。”而那首题为《夏热昼寝感咏》的五言长诗,更在历叙少年壮志、中年受辱及被废后有志难展的困境之后,大声疾呼:
北窗无纤风,反见赤日痕。流光何辉赫,独不照覆盆!会当破氛祲,血吻叫帝阍。烂尔正国典,旷然涤群冤。奸谗囚大幽,上压九昆仑。贤路自肃爽,朝政不复浑。万物宇宙间,共被阳和恩!
欧阳修在评论梅苏二家诗体时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又说:“子美气犹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这对苏舜钦诗的豪放风格概括得相当准确。但如果进一步分析,那么,这种豪放风格在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诗中也有不同的表现。
一是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问题的五七言古诗,如《庆州败》、《吴越大旱》、《城南感怀呈永叔》等等。由于对人民的苦难异常同情,因而极力描绘其目不忍睹的惨相,并且大声疾呼,为他们请命。由于对统治者的罪恶异常愤慨,因而尽情揭露,不留馀地,就是这一类诗的豪放风格的实质。
再是表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其他正面人物的豪迈气概的诗。《宋史》本传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这种慷慨大志和怪伟的状貌反映在他的诗中,就构成了雄伟的形象。这形象,我们在他前期的《吾闻》、《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等诗中看见过,在他后期的许多诗中也同样可以看见。例如:
……念昔年少时,奋迅期孤鶱。笔下驱古风,直趣圣所存。山子(马名,八骏之一——引者)逐雷电,安肯服短辕!便将决渤澥,出手洗乾坤。……
——《夏热昼寝感咏》
铁面苍髯目有棱,世间儿女见须惊。
心曾许国终平虏,命未逢时合退耕。
不称好文亲翰墨,自嗟多病足风情。
一生肝胆如星斗,嗟尔顽铜岂见明!
——《览照》
作者在《和叔杜二》一诗中愤激地说:“柔软众所佳,佞面谁可借!”统治者是喜欢“佞面”的,在当时的官场中,也不乏“媚态的猫”。那些“柔软”的“佞面”,正是黑暗政治的簇拥者。而要改变现实,就需要雄健豪迈,敢作敢为的人物。因此,作者在不少诗篇里,不仅抒写了自己的壮志雄心、豪情胜慨,而且把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也写得英姿飒爽,肝胆照人。如写李冀州:“冀州绿发三十一,千骑居上头。眼如坚冰面珂月,气劲健鹘横清秋。不为膏粱所汩没,直与忠义相沉浮。”《送李冀州》。写范仲淹:“伊人秉直节,许国有深谋。大议摇岩石,危言犯采旒。”《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写古烈士:“予闻古烈士,自誓立壮节。丸泥封函关,长缨系南越。本为朝廷羞,宁计身命活。功名非与期,册书岂磨灭!”《己卯冬大寒有感》。写劳动人民采玉石:“山前森列战白浪,犹似百万铁马群。”《和凌溪石歌》。这一类诗,由于塑造了这样一些虎虎有生气的人物形象而形成了雄健豪迈的风格,读之令人精神振奋。
另一类是山水诗。
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感受。苏舜钦既是个“慷慨”“豪迈”、要求改变现实的诗人,那他的描绘风景、寄情山水的诗作,也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艺术特色。可以看出,他的这类诗,一般都写得境界阔大,气象峥嵘。其前后期的不同点是:前期的往往在游山玩水时也忧心国事,感慨兴亡;后期则借游山玩水来排遣愤懑不平之气。前期的如《宿华严寺与友生会话》:
危构岧峣出太虚,坐看斜日堕平芜。
白烟覆地澄江阔,皎月当天尺璧孤。
疏磬悲吟来竹阁,青灯寂寞照吟躯。
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后期的如《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
……秋风八月天地肃,千里明回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感,唧唧吟叹随螳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
他愤世嫉俗,因而要“然远举”,这是他后期许多山水诗的共同思想倾向。尤其突出的是《天平山》。诗人在极力描绘了天平山的雄胜之后写道:“予方弃尘中,严壑素自许。盘桓择雄胜,至此快心膂。庶得耳目清,终甘死于虎。”结句活用了“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写他为了“耳目清”,宁愿在深山里被虎吃掉,这多么强烈地表现了他对当时黑暗政治和炎凉世态的厌恶。
有些小诗,也很豪放,如有名的《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其第四句和另一首小诗的结尾“好约长吟处,霜天看怒潮”一样,不也表现了诗人的阔大的胸襟和激昂的情感吗?
所有这些诗篇之所以雄健豪放,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大声镗镗,响彻天外。作者不是那种“口欲言而嗫嚅”的小人,在政治上如此,在创作上亦如此。他在被废后所写的《维舟野步呈子履》中说:“四顾不见人,高歌免惊众。”实际上,就在“柔软众所佳”的京城人海中,他也是慷慨高歌,不怕惊众的。
就体裁说,五言、特别是七言古风,由于可以写得长,格律的限制又比较小,所以便于从更广阔的幅度上揭露社会矛盾,也便于驱驾气势,抒发激昂慷慨的情感。李白、杜甫、韩愈等的雄放诗篇,大多数是五七言古诗,也是这个道理。苏舜钦的五七言古风特别多,也特别雄放。除极少数作品学卢仝(如《永叔月石砚屏歌》)、孟郊(如《长安春日效东野》)而外,大部分是受了杜甫,特别是李白、韩愈的影响的。李白、杜甫、韩愈的古风,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散文化的倾向。苏舜钦本人善于写古文,而他所要倾诉的情感又是那样激昂,那样波澜壮阔,一打开闸门,就奔腾澎湃,不可阻遏,所以散文化的趋势也就更加强烈。当他以古文家的健笔抒写不可遏止的情感时,往往涛翻浪涌,一泻千里,挟泥沙而俱下。欧阳所说的“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也正是指这种情况。这里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是缺乏剪裁,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渟泓之妙;字句的推敲、锻炼也不很够(有少数例外)。一句话,不免粗糙一些,过于散文化一些。但是这些缺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其优点。晚唐五代以来,我们很少看到这样雄放、这样勇猛地冲击黑暗势力的诗作了。一个思想健康的读者,是宁愿读这样的还嫌粗糙的诗,却不愿看西昆派精致得像“小摆设”一样的作品。而苏舜钦的这种雄健豪迈的诗作,对于西昆派的形式主义营垒,也正起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苏舜钦不大填词,也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词作,但像咏沧浪亭的《水调歌头》,却是不应忽视的。
潇洒太湖岸,淡泞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猜鹭忌,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文集不载,见宋人黄升《花庵词选》卷三,清人张思岩辑《词林纪事》卷四,文字略有不同。此据《词林记事》。
从来认为豪放的词境是苏轼开辟的,可是苏舜钦早在苏轼从事文学活动以前写的这首词苏舜钦死时苏轼十二岁,此词大约是他死前数年写的。,不是已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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