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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派与王禹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3849次 时间:2016-07-01 19:05:49
南宋严羽在其论诗专著《沧浪诗话》里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学白乐天的王黄州,即指“白体”代表诗人王禹偁;学李商隐的杨文公、刘中山,即指“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元人方回在《序罗寿可诗》里所说的“宋剗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其对宋初诗坛主要流派的划分,也与严氏相合。除“白体”、“昆体”而外,还有以“九僧”及魏野、寇准、林逋、潘阆、赵湘等为代表的一派,人称“晚唐派”。多用近体的形式点缀景物,题材狭窄,虽有工警之句,然总地说来,成就不高,影响不大。这里只谈谈“昆体”与“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
从时代上说,“白体”诗人如徐铉、王禹偁、李昉、王奇、徐锴等,都早于“昆体”作者。为了论述的方便,先谈“昆体”。
所谓“昆体”,又叫“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的问世而得名的。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卷上中说:“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
西昆派的领袖是杨亿、刘筠、钱惟演。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雍熙(宋太宗赵光义年号,984987年)元年,年十一,召赋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赵光义年号,990994年)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真宗赵恒时代,历官知制诰,拜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刘筠字子仪,大名人,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进士,累官御史中丞、知制诰、翰林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钱惟演,字希圣,是吴越王钱俶的儿子,归宋后累迁翰林学士、枢密使、保大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刘齐名。
杨亿、刘筠、钱惟演都是煊赫一时的馆阁大臣,很有号召力,所以附和的人很多(也多是大官僚)。真宗景德(10041007年)以后不久,杨亿便把他们唱和的诗结集起来,题名《西昆酬唱集》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按《穆天子传》中说:穆天子到昆仑群玉之山,即“先王之所谓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杨亿等曾“佐修书之任”,编《册府元龟》。“西昆”,大约是借昆仑群玉之山以指他们修书的地方;他们正是于修书之时,“更迭唱和”的,杨亿在序中说得很清楚。。作者除杨、刘、钱三人外,尚有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及刘秉十四人。
西昆派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学流派。它的产生有许多原因。首先是政治原因:北宋王朝建立已经四十多年,生产有一定的发展,统治者逐渐加重对于人民的剥削,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为了掩盖阶级矛盾、粉饰太平、宣扬圣德,每逢宫内赏花、钓鱼、宴饮,皇帝常常要大臣做诗;而馆阁大臣,也照例要献诗献赋。这种粉饰太平的作品,当然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的现实内容(因为天下实际上并不太平),却必须讲究表面上的华赡典丽,冠冕堂皇:这就很容易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其次是西昆派作者本身的原因:有些了解并同情民间疾苦的作者,虽然适应皇帝的要求,也要写应制之作,但同时也写了反映并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像同时稍早的王禹偁就是这样的)。西昆派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都是住在繁华的汴京,过着豪奢安逸生活,深得皇帝宠信的大官僚,完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所以创作的视野就非常狭隘,几乎没有什么要写。没有什么要写而硬要写作,就自然而然地掉进形式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其次是文学史上的原因:晚唐五代,盛行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卑靡诗风,西昆派正是这种诗风的继承和发展。西昆派诗人主要是学习李商隐的。杨亿甚至用李商隐抹杀杜甫,认为杜甫比起李商隐来,就显出一副村夫子面目《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谓为村夫子。”。但是实际上,李商隐还从杜甫那里学了有益的东西。他注重形式,讲究用典帖切,对仗精工,声律谐婉,喜欢用象征手法,其一部分诗的确有形式主义的倾向甚至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李商隐集中,像《泪》一类的作品,可以说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泪》是这样的:“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泪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全诗只堆砌了许多有关泪的典故。西昆派着重学习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像钱惟演、刘筠、杨亿等人的几首《泪》,就是直接模仿李商隐的《泪》的。。但由于他被卷进牛李党争的漩涡,在政治上备受挫折,对现实有认识,有不满,因而也写了不少形式完美、内容较好的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有独特风格的杰出诗人。西昆派诗人,却抛弃了他的健康方面,只学他的技巧,只学他的诗的形式,甚至只从他的诗作中窃取美丽的辞藻。《古今诗话》上说:“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闻者大噱。”优人的讽刺,虽不免夸张,但也是从事实出发的。
《西昆酬唱集》中的二百四十八首诗,概括起来,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多是内容空虚的宫廷诗、宴乐诗、咏物诗,如《上巳玉津园赐宴》、《致斋太一宫》、《宣曲十二韵》、《直夜》、《劝石集贤饮》、《夜宴》、《樱桃》、《柳絮》之类。二、多是无聊的酬唱之作。一个题目,你做一首,他和一首,往往重复雷同如杨、刘、钱三人的《成都》:杨诗有云:“已见南阳起卧龙。”刘诗有云:“诸葛遗灵柏半烧。”钱诗有云:“武侯千载有遗灵。”都在诸葛亮身上做文章。以“泪”为题的几首七律,杨亿写了“枉是荆王疑美璞”,钱惟演又写了“荆王未辨连城价,肠断南州抱璧人”。都用的是卞和抱璞而泣的典故。。三、追求对偶精工。正因为追求对偶精工,所以全集除少数七绝而外,都是五七言律诗、而且有不少是长篇排律,如《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之类。四、摭拾典故。差不多每句用典,而且喜用僻典,所以十分费解。五、堆砌华丽的词藻。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曾指出“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金玉锦绣等字以实之”,其实不止金玉锦绣等字,凡颜色字、香料字、宫阙字、神仙字等等丽字,都反复出现。如“帆”曰“锦帆”,“蕊”曰“琼蕊”,“月”曰“璧月”,“烛”曰“银烛”,“壶”曰“玉壶”,“署”曰“仙署”,“台”曰“丹台”,“闱”曰“粉闱”,“阙”曰“绛阙”之类,不胜枚举。
这里举一首杨亿的《泪》,看看西昆派的作风。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
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
多情不待悲秋意,只是伤春鬓已丝。
前述的一些特点,在这首诗里差不多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这首诗究竟讲了些什么?第一句,用的是苏蕙的故事。相传前秦窦滔的妻子苏蕙,因为丈夫在外面别有所恋,久不回家,便织了带有迴文诗的锦寄给他,要他回来。这句诗是说当苏蕙在夜里织锦的时候,百感交集,终于停梭掩机,织不下去了,大概会流出眼泪吧!第二句,用的是卓文君的故事。《西京杂记》上说:司马相如要娶茂陵女子做小老婆,卓文君知道了,写了一首《白头吟》,表示和他断绝关系。这句诗是说当卓文君写《白头吟》的时候,内心痛苦,大概会流出眼泪吧!第三句,用了古乐府《陇头歌》的意思。《陇头歌》是这样的:“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第四句,用了《水经注·三峡歌》的意思。《三峡歌》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诗是说听了陇水的幽咽,就已经要哭泣了;再听巴猿的悲鸣,还能不落泪吗!第五句,用的是陈皇后的故事。汉武帝儿时,大长公主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想要个媳妇儿不?”他说:“想要。”又指着她的女儿阿娇问他:“给你作媳妇儿好不好?”他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阿娇和武帝结了婚,就是陈皇后。后来武帝又爱上了卫子夫,把陈皇后禁闭在长门宫里。这句诗是说在凉风飒飒的秋天,禁闭在所谓“金屋”里的陈皇后,怎能不珠泪滚滚!第六句,用的是魏文帝宫人薛灵芸的故事。相传薛灵芸入宫时,辞别父母,用玉唾壶承泪,点点都是红色。这句诗是说薛灵芸入宫后夜里思念双亲,清早把玉唾壶一倾,里面都是血泪。最后两句比较明白,是说:多情的人不必像宋玉一样等到秋天才悲哀,就是在春天,也不免于感伤。悲哀感伤的时候,当然会流出眼泪来。全篇的形象是支离破碎的,无法统一起来。这哪里是诗,不过是用“泪”作谜底的谜语罢了。
《西昆酬唱集》中比较像样的是怀古诗,《瀛奎律髓》卷三选了《南朝》四首、《汉武》四首、《明皇》三首、《成都》三首、《始皇》三首。但严格地说,除了杨亿的《汉武》诗如后:“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忍令索米向长安?”此诗的确如吴汝纶所评,“字字中有顿挫,故音节浏亮”,讥讽汉武帝求仙、拓边而不重用人才,也比较有意义。但纪昀说它“逼真义山”,却不免过誉,比起李商隐的《隋宫》、《筹笔驿》、《马嵬》等诗来,还是颇有逊色的。颇有神采而外,其余的也不过杂凑故实,敷衍成章而已。
西昆派的影响并不小。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按当时效法西昆体的,《韵语阳秋》提到的有王鼎、王绰;《玉壶清话》提到的有朱巽、孙仅和王贻永。稍后的晏殊、宋庠、宋祁乃至文彦博、赵抃、胡宿等,其诗风亦类似西昆。但是就在西昆派的作者粉饰太平的时候,北宋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化了。《宋史·吕蒙正传》中说:宋真宗在元宵节宴赏大臣,自称由于上天赐福,国家兴盛如此。宰相吕蒙正奏称:“乘舆所在,士卒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阶级矛盾的扩大,于此可见。而契丹的威胁又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也在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西昆派自然要遭到一部分面对现实、关怀人民、忧心国事的进步作家的反对。学习杜甫的诗人陈从易曾进策抨击西昆派的作品“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而抨击最力的则是石介。他在《怪说》中说:
反厥常则为怪矣。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
他假借封建统治阶级尊奉的《诗》、《书》、《易》、《春秋》等圣人之“经”来反对西昆派,在理论上给西昆派以沉重的打击。而比杨亿等人年纪较大的王禹偁,则在创作上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抗西昆派的形式主义逆流,使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得以承流接响,在反西昆派及其继承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为王安石、苏轼、陆游等杰出诗人铺平了纵横驰骋的现实主义道路。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生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954),死于宋真宗赵恒咸平四年(1001),著有《小畜集》。他出生农家,从小苦学,九岁即能作诗作文。《西清诗话》上说:“王元之父,本磨家。毕文简士安为州从事,元之代其父输面至公宇,立庭下,文简方命诸子属句曰:‘鹦鹉能言争(怎)比凤。’元之抗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这不但表现了他的敏捷的艺术构思,而且表现了他热爱劳动生产的农民本色。二十九岁登进士,历官右拾遗,拜左司谏。庐州妖尼诬告徐铉,他上书要求处罚妖尼,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又累迁翰林学士,受人谤讪,贬知滁州。宋真宗赵恒即位,召为知制诰。后又被贬,出知黄州。关于他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他在《三黜赋》中谈得很清楚:
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梓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苍之安仰。移郡印于淮海,信靡盬而鞅掌……今去齐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
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从他在政治上和文学创作上的表现看,的确是这样做了的。《宋史》评他“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很合乎事实。
当西昆派的首脑人物坐享高官厚禄的时候,王禹偁为什么一再遭受打击呢?这因为前者甘于为统治者服务,歌颂“升平”,而他则面向人民,为民请命,不愿像“俳优”那样“歌时颂圣”见《对雪示嘉祐》。。他出身农家,了解和同情民间疾苦;做了官,就想为人民办些好事。由于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想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只能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致君望尧舜……功业如皋稷”(《吾志》),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做的既是谏官,要实现这种理想,就只有直言谏诤,使皇帝变得像传说中的尧舜那样。封建皇帝以“天子”自居,说什么自己的统治是“顺乎天命”的,人民不应该反抗。王禹偁首先否定了这种谬论。他在《君者以百姓在为天赋》中说:“勿谓乎天之在上,能覆于人;勿谓乎人之在下,不覆于君。政或施焉,乃咈违于民意,民斯叛矣。”从施政应符合民意,若违反民意,人民就要反抗这个前提出发,他在《端拱箴》中警告统治者:
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民贫,室无环堵。无崇台榭,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御服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费,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粱有肉;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
然而统治者的快乐正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哪里会牺牲自己的快乐,接受这样的忠告呢!“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于是遭到接二连三的斥逐。由于他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斥逐,做了好几任州县官,对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和批判现实,对统治者的暴政进行抨击,对人民的痛苦表现同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他的《吊税人场文(并序)》:
峡口镇多暴虎,路人过而罹害者,十有一二焉。行役者目其地曰:税人场。言虎之抟人,犹官之税人。因为文以吊之。其辞曰:
虎之生兮,亦禀亭毒。文采蔚以锦烂,睛眸赫其电烛。爪利锋起,牙张雪矗。岩乎尔游,溪乎尔育。匪隐雾以泽毛,惟咥人而嗜肉。豺伴邻,林潜草伏。啸生习习之风,视转眈眈之目。始有霜径晨征,阴村暮宿,尔必抟以疗饥,啗而充腹。骨委沟壑,血膏林麓,恨魄长往,悲魂不复。旅人无东海之勇,嫠妇起泰山之哭。致使贾说商谈,飞川走陆;职彼兽之攸暴,示斯场之所酷。骑者为之鞭蹄,车者为之膏轴,铍者为之发刃,弧者为之挟镞。来之者有备,过之者在速。鲜不魄骇魂惊,而神翻思复者哉!于戏!虎之抟人也,止于充肠;官之税人也,几于败俗。则有泉涌鹿台之钱,山积巨桥之粟,周幽、厉之不恤,汉桓、灵之肆欲:是皆收太半以充国,用三夷而祸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抟之以吏,咥之在狱。马不得而驰其蹄,车不得而走其毂;铍在匣以谁引,矢在弦而莫属。斯场也,大于六合;斯虎也,害于比屋。虽有黄公之力,莫得而戮;虽有卞庄之戟,岂得而逐……
人们把老虎吃人的地方叫做“税人场”。意思是:老虎吃人,就像统治者向人民抽税。作者从这里出发,先写老虎多么残酷的吃人,然后笔锋一转,刺向统治者:荒淫纵欲的统治者为了“泉涌鹿台之钱,山积巨桥之粟”,以牢狱为口,以刑具为爪牙,到处抟人,吞食民脂民膏。这不像老虎一样,只在个别地方“税人”,六合之内,都是“税人”的场所,这不像老虎一样可以制伏,虽有黄公、卞庄一样的勇士,也无能为力。比屋皆受其害,无法逃避。这是多么黑暗的社会啊!
王禹偁所反映的这种情况,对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说,都是典型的;对北宋说,更是典型的。只要翻一下历史,就知道北宋实行的包括“人头税”在内的“两税法”(“人头税”是五类“正税”中的一类),曾经使多少人倾家荡产!
然而在那个社会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岂止赋税!比如盐酒等的官卖政策,就是一种变相的残酷剥削。王禹偁对这也没有沉默,他在《官酝》中抨击道:“彝酒书垂诫,众饮圣所戮;汉文亦禁酒,患在糜人谷。自从孝武来,用度常不足,榷酤夺人利,取钱入官屋!”王禹偁抨击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后来更变本加厉,欧阳修、王安石等都用他们的政论诗进行了更深刻的揭发与批判。
和这种阶级矛盾扭结一起的还有民族矛盾(契丹的侵略),和这些人祸扭结一起的还有各种天灾。他在多方面地反映人民的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时候,心情是异常沉痛的。在《十月二十日作》中,他写“路旁饥冻者,颜色颇悲辛。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作为黄州的地方官,他因为无法使人民饱暖而感到羞愧。在《自嘲》中,他写“三月降霜花木死,九秋飞雪麦禾灾,虫蝗水旱霖淫雨,尽逐商山副使来”。作为商州的地方官,他因为无法帮人民消除天灾而感到伤心。在许多描写民间疾苦的诗里,他由于“民瘼无术瘳”《月波楼咏怀》。而引咎自责。在《感流亡》中,看到流亡者的惨相:
……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他忍不住和他们谈起来了: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稂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听到这里,就责备自己:
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常素餐……
在《对雪》中,写到他和家里人在大雪天不但免于饥寒,而且还能备办酒肴的时候,就想到夫役和塞兵的痛苦:
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想到这里,又责备自己: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在《对雪示嘉祐》中写道:
秋来连澍百日雨,禾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亩,农夫失望无来麰。尔看门外饥饿者,往往僵殕填渠沟!
又一度责备自己:
峨冠旅进又旅退,曾无一事裨皇猷。俸钱一月数家赋,朝衣一袭几人裘!安边不学赵充国,富民不作田千秋。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一家衣食仰在我,纵得饱暖如狗偷……
这种严酷的自责是鞭挞自己,也是鞭挞统治者。在有名的《待漏院记》中,他提出做宰相(卿大夫也一样)的人应该经常考虑:“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而不应该经常考虑:“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也不应该“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他的言行证明他自己是经常考虑他认为应该考虑的那些问题的,而且一再向统治者提出“富人术”和“安边议”;但得到的却是打击。当时的政权,是掌握在他所诅咒的那一类人手中的。在《竹》一诗中,他愤怒地写道:“吁嗟狡小人,乘时窃君禄。贵依社树神,俸盗太仓粟。笙簧佞舌鸣,药石嘉言伏”。在这种人掌握的政权下,敢于“抗言”的“直士”自然要遭到“斥逐”,而缺乏斗争性的官员,就自然“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了。王禹偁自己虽然一再地进行斗争,但他的建议既被拒绝,做不出“富人”、“安边”的成绩;而在斥逐之后,仍然做着官儿,享受俸禄,这就使他时常感到“峨冠蠹黔首,旅进常素餐”的痛苦。在无法排除这种痛苦的情况之下,他常想弃官归农,自食其力。“何当解印绶,归田谢膏粱,教儿勤稼穑,与妻甘糟糠。”《闻鸮》。这是他在许多诗篇的结尾都表现过的情感。做官不能“安边”、“富人”,反而要老百姓供养,就不如弃官种田,自食其力。这是王禹偁的人生观。在《休粮道士传》中,这种人生观表达得很明确。他通过一个能够“累月不食”(即所谓“休粮”)的道士的口告诉人们:“衣食为民天,何可休也!但有用于时,则可食矣。是以君子运其智,有功德及于人也,然后食之;小人运其力,有利益及于世也,然后食之。吾既不仕,则无功德矣;又不为农工商贾,则无利益矣。苟窃其食,则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在这里,尽管还没有突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封建思想,但认为“有用于时则可食”,无用于时而窃其食,就是“人之蠹”——人类的害虫,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当时吞食民脂民膏而不干好事的那些统治者和整个寄生阶级来说,尤其是有力的鞭挞。而他对自己的严酷的责备,也是从这种人生观出发的。
从这种人生观出发,他也反对不参加劳动生产的佛教徒。而且,他反对佛教,不是批判信佛的人民,而是鞭挞逼迫人民信佛的统治阶级。他在《酬处才上人》中写道:
我闻三代淳且质,华人熙熙谁信佛?茹蔬剃发在西戎,胡法不敢干华风。周家子孙何不肖,奢淫昏乱隳王道;秦皇汉帝又杂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苍生哀苦不自知,从此中国思蛮夷。无端更作金人梦,万里迎来万民重。为君为相犹归依,嗤嗤聋俗谁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时,生民岂肯须披缁!可怜嗷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织……
作者相当准确地揭露了人民信佛的政治原因:在奢淫、昏乱、杂霸的统治者统治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容易信佛,在精神上寻找安慰;大多数人民,则由于逃避赋税、力役而剃发为僧。至于统治者有意用宗教麻醉人民的斗争意志这个重要原因虽没有指出来,但这已经比韩愈的辟佛进步得多。因为作者更多地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反映了“可怜嗷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织”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个有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者,绝不会为暴露黑暗而暴露黑暗,他暴露黑暗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光明。古典作家由于生在黑暗王国里,不得不把主要的艺术力量用在暴露黑暗方面;但只要在黑暗王国里看到一线光明,他们就会写出歌颂光明的作品。王禹偁就是这样的。他不仅写了许多暴露统治阶级的黑暗的作品,也写了些歌颂光明的作品。在《唐河店妪传》中,他描写了一个把跋扈的异族侵略者推入井中的老妪,歌颂了边塞人民机智、勇敢,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在《畬田词》中,他描写了农民的劳动生产,歌颂了农民互助合作的道德品质,他在《畬田词》的序中说:“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底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百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啗炙,鼓噪而作,盖断而掩其土也。掩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畬田词》五首以侑其气……”
五首词的前四首是:
大家齐力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作者自注云:“山田不知畎亩,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豆萁禾穗满青山。杀尽鸡豚唤畬,由来递互作生涯。莫言火种无多利,林树明年似乱麻。作者自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木,山民获济。”鼓声猎猎酒醺醺,斫土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在热情洋溢地歌颂农民“相助力耕”的同时,也表达了农民对生产和生活的理想。出身农家,同情人民,了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而直言谏诤,以致政治上屡受打击,和统治者之间发生矛盾……这一切,促使王禹偁在创作上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继承文学传统上,也自然与西昆派不同。
叶燮在《原诗》里说:“宋初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在唐代诗人中,他主要学习、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风。他在《示子诗》里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表现了对杜甫、白居易的无限向往之情。但从他的《小畜集》看,他虽学杜、白而不为杜、白所囿,力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革新。他在《日长简仲咸》诗里,就用“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样新警的诗句赞美了杜甫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的不巧功绩;他自己,也正是从这方面努力的。
对于王禹偁诗的风格特点,前人多有论及。《彦周诗话》云:“本朝王元之诗可重,大氐语迫切而意雍容。”《载酒园诗话》云:“王禹偁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不得其俗。”《宋诗啜醨集》雪帆云:“元之诗,长篇于欧、苏间似伯仲,其七律则清深警秀,神韵在元和、大历间,非元祐诸人所能及也。”《艺概》云:“王元之诗,五代以来,未有其安雅。”雍容、安雅、清秀、深警,这更接近白居易的风格。由于创作个性的不同,杜甫诗沉郁顿挫、海涵地负的一面,是王禹偁所缺少的。他的有些诗,也显得平弱。
王禹偁有些风景抒情诗,写得很不错。例如: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村行》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
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
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
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寒食》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吟弄浅波临钓渚,醉披残照入僧家。
石挨苦竹旁抽笋,雨打戎葵卧放花。
安得君恩许归去,东陵闲种一园瓜。
——《新秋即事》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春居杂兴》
这类诗都称得上“清深警秀”。不仅写景如画,而且有怀抱,有寄托,曲折地表现了他的身世之感。如果结合作者的政治理想、政治遭遇,并和前面提到的那许多社会诗联系起来读,就更可以体会出这些诗并非“味同嚼蜡”,而是馀味无穷。
解放以来,古典诗歌研究者大都伸唐而绌宋,甚至全盘否定宋诗,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宋代的诗坛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像王禹偁这样发扬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优秀诗人,对宋诗健康发展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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