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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长安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2774次 时间:2016-07-23 08:52:14
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城阙壮丽,人物奇杰,周原秦川沃野千里,终南太华雄奇峭异,黄河清渭波澜壮阔。自开国至覆亡,近三百年间,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都长安作为世界名城,万国衣冠,翘首仰慕,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国际交往,又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全国诗人由于应试、入仕和其他原因,大都要到长安居住、游历、任职,与云集京城的众多诗人交流思想、切磋诗艺,参与诗歌创作活动。而当他们来到长安以后,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开展、艺术境界之提高,出现空前的飞跃。因而可以这样说: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唐都长安,则是唐诗发展的主要基地。
第一,全国诗人云集长安,南北诗风交融互补,逐渐形成以雄阔健举为基调的“唐诗”风格,近体诗的各种体制,也逐渐形成。
在唐朝建国以前,长安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九个王朝的首都。山川雄奇壮阔,民风淳朴刚强,文化积淀深厚。就诗歌传统而言,《诗经》里《大雅》中的周人创业史诗,《小雅》中的政治讽刺诗,《豳风》、《秦风》中的农事诗、战争诗,以及汉乐府民歌中有关篇章,其共同特点是现实性强,内容充实,风格雄阔健举。南方诗人来到这里,其诗风即发生变化。庾信在南朝,诗风清绮、浮艳,出使北朝被留,在长安一带生活多年,一变而为杜甫所说的“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
在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隋朝统一全国,许多南朝诗人来到长安,诗风即出现南北交融的趋势。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里曾赞许隋文帝《冬至受朝诗》、《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型”,“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并由此展望唐诗发展的前景: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初唐诗歌,正是朝着这种前景发展,为盛唐诗的高度完美奠定了基础。《全唐诗》编者称唐太宗,“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宏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论典籍,杂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太宗与学士们“听朝之间”,杂以吟咏,当然产生了宫廷诗;但绝不只是“沿江左馀风”。首先,他们于写宫廷诗之外,还写征戍诗、登临述怀诗、对景咏物诗等等,题材较广。其次,就宫廷诗看,其讴歌升平、颂扬善政之作,乃是全国统一,政教昌明,环境宽松,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的反映,与虚伪的歌颂不同。艺术风格,则趋向清新雅健而不排斥齐梁清音与丽藻。当然也有少数艳情诗,但就总体而言,初唐宫廷诗与南朝宫体绝非同一范畴。饶有意味的是:太宗曾说他“戏作艳诗”,受到虞世南的谏阻,因赐绢表扬《大唐新语·公直》。。虞世南青年时期是南朝诗人,受到宫体诗名家徐陵、江总的器重,如今却批评太宗“圣作虽工,体制非雅”,说明他已自觉地转变诗风。太宗属关陇集团,而“戏作艳诗”,说明他以北人而受南朝诗风濡染。自隋至初唐,南北诗风在京城长安交融互补的趋向于此可见。太宗《帝京篇》十首,更是这种趋向的具体表现。
“秦川雄帝宅,函关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取南朝清音丽藻而运以雄健之气,把作为国家象征的帝京长安写得如此壮阔辉煌,而雄伟恢宏的开国气象亦跃然纸上。至于“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淫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诸句,若出于他人,则嫌说教意味太浓;而出于促成贞观治世的太宗,则是直摅胸臆,读其诗如见其人。这十首诗,有八首押仄韵,或八句,或十六句,其体制上承汉魏五古;但对偶句和平仄协调的句子占极大比重,显然深受南朝“新体诗”影响,实际上是五古、五律之间的过渡形式。其第一首共八句,押平韵,“粘”、“对”俱谐,已是完全合格的五律。第九首也押平韵,共八句,如不是三联、四联之间“失粘”,也是合格的五律。第四首结句“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与《序》配合,以开国君主身份高悬作诗正鹄,对唐诗发展有极大影响。
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七言律诗,主要是在京城诗人的创作,特别是宫廷诗创作中形成、定型的。南朝后期至唐初,已有合格的五律,但不自觉,更未定型。太宗时任弘文馆学士的上官仪归纳六朝以来的对仗法创“六对”、“八对”说,并体现于创作,形成“上官体”。太宗做诗,也命他订正,其影响可知。中宗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二十四人,当时诗人多在其中。“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夏宴葡萄园”,“秋登慈恩寺浮图”,“冬幸新丰,历白鹿原,上骊山”,“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新唐书·李适传》。。“学士”中的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病,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新唐书·杜甫传赞》。
从南齐“永明体”开始的律化至此已告完成,“律诗”之名随之流行。沈、宋合格的五律极多(如《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等);合格的七律也不少,如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古意呈乔补阙知之》等,后者且有“高振唐音”之誉。与沈、宋同入修文馆的其他“学士”杜审言等和“初唐四杰”,也都有不少完全合律的五、七言律诗,有些已相当完美。表明沈、宋等宫廷诗人“研揣声病,浮切不差”的“律诗”由于“竞相沿袭”而普遍流行,成为诗人喜欢运用的重要诗体,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为此后五、七言律诗创作园地里百花盛开,争奇斗丽创造了必要条件。五、七言律诗定型,五、七言近体绝句也同时定型,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在五、七言律诗定型为八句四联之后,超出八句的律诗也不断出现。宋之问的名篇《秦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共六联;《和姚给事寓直之作》,共八联。这就是排律,也称长律。排律至杜甫而得到创造性的发展,鸿篇巨制,雄伟神奇,开阖跌宕,纵横变化,而又首尾一线,脉络分明。如《行次昭陵》、《重经昭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都是研究杜诗的人不可忽视的。元稹做《故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特别推崇杜甫排律,未免偏颇;然元好问讥评元稹“识碔砆”,也欠公允。元、白长篇排律追踪杜甫,也有佳作,不应一概否定。
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再加上五、七言排律,这就是唐人所说的近体诗或今体诗。在唐代,近体诗与古体诗异彩纷呈,形成众体咸备,各擅其美的盛况。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近体诗所包含的各种诗体,唐诗百花园将大为减色。而近体诗中的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七言排律,正是在初唐诗人云集长安,在融合南北诗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乃至完全定型的。
第二,唐代诗人云集长安,瞻仰城阙的巍峨壮丽,接触京都生活的五光十色,游览京郊一带的山水田园、名胜古迹,即景抒情,触物起兴,写了数千篇歌咏长安的诗作,多是唐诗中的精品。有些篇章,更对某种体裁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和发展。
初唐的宫廷诗,当然是歌咏长安的。越出宫廷诗范围的作品,其题材也多取自长安。这里要特别提到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和王勃的《临高台》。三诗同写京城的壮丽繁华和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题材宏大、诗情充沛,非已有诗体所能表达而又急于表达,乃在汉魏以来七言古风的基础上吸取《西都赋》、《西京赋》、汉乐府民歌和南朝鲍照《拟行路难》诸作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手法而自运炉锤,创造性地将七言歌行发展到崭新的高度,开高岑李杜歌行先河。
唐人歌咏长安一带名胜古迹、山川田园的诗不胜枚举。其特点之一是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故能激发诗人的现实感与历史感,产生无数佳作。特点之二是每一景观,都同时或先后有多人吟咏,争奇竞异,各显特长。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人咏慈恩寺浮图(大雁塔)的诗今存五十多首,时间跨度极大。从所反映的时代氛围看,初唐上官婉儿、宋之问等人的“应制”诗于“颂圣”中显现升平气象。天宝末年杜甫等登塔,于自然景象的描写中已寓社会危机。中唐前期,欧阳詹的登塔诗则以“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收尾,安史之乱后满目萧条的景象依稀可想。经过黄巢起义,军阀混战,唐末诗人扬玢以《登慈恩寺塔》为题的诗却劝人“莫上慈恩最高处”,原因是“不堪看又不堪听”!从前后咏塔诗还可看出此塔本身的变化。盛唐诗人岑参说它“七层摩苍穹”,大历诗人章八元说它“十层突兀在虚空”,晚唐诗人李洞说它“九级耸莲宫”,现在看到的则是七层。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以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同登此塔的四首五古最出色,杜诗尤压倒群贤,雄视千古,至今传诵不衰。
骊山有温泉,由来已久。贞观十八年(644)建温泉宫,太宗政暇来此沐浴,从臣多有“应制”诗。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开元之治比隆贞观。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渐趋腐化,天宝六载(747)扩建温泉宫,改名华清宫,每年冬季携贵妃宠臣来此避寒达数月之久,歌舞宴乐,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因而在诗人眼中,骊山温泉的变迁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迁,正是抒写治乱之源、盛衰之感的好题材。仅就安史乱后专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唐诗而言,流传至今的不下六十首,而且包括了杜牧《华清宫三十韵》、赵嘏《华清宫和杜舍人》、贾岛《纪温汤》、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徐夤《依御史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和郑嵎《津阳门诗》等五、七言长篇。如果算上局部写华清宫的诗,像《长恨歌》等等,数量就更多。至于七绝名篇,如王建《华清宫》、杜牧《华清宫》及《过华清宫三首》、李商隐《华清宫》、李约《过华清宫》、李涉《题温泉》、崔橹《华清宫四首》、吴融《华清宫二首》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唐代诗人把陶渊明、谢灵运以来的田园山水诗推进到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新领域。在这方面,长安一带的山水田园和云集长安的诗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巍峨壮丽的终南山,自《诗经·秦风·终南》以来,屡入诗人吟咏。唐人咏终南山的诗,尤指不胜屈,举其著者,短到二十字的有祖咏的《终南望馀雪》,稍长的有王维的《终南山》、贾岛的《望山》、孟郊的《游终南山》等,长达一千零二十字的,则是韩愈的《南山》。真是争奇竞异,各擅胜场。祖咏写望终南馀雪而说“城中增暮寒”,出人意表。贾岛写雨后望终南:“阴霾一以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何等生动!孟郊“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硬语盘空,奇险惊人。王维“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从山水诗的角度看,谢灵运作五言短篇,务求清新精丽。韩愈的《南山》诗独辟蹊径,取杜甫五言长篇之体,摄汉赋铺张雕绘之工,造奇句,押险韵,遂为山水诗别开门径。如“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一段,写雾雨阴晴中南山的千姿百态,极其逼真,十分生动。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既是辋川田园山水孕育出来的,又是辋川一带田园山水的独特写照。唐人写辋川一带田园山水的,并不只王维。
初唐宋之问建辋川山庄,在这里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蓝田山庄》、《春日山家》等都是田园山水诗。如“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药栏听蝉噪,山晚见禽过”,“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鱼乐偏寻藻,人闲屡采薇”诸联,都写出了辋川田园山水的风神。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远承陶、谢,自不待言;但指出他近承宋之问,也并不违背事实。王维买宋之问山庄建辋川别业,与裴迪一起创作了一系列“诗中有画”的田园山水名篇,为唐诗增添了异样光彩。
但在王维之后,以零星篇章或大量篇章写蓝田一带田园山水的还大有人在。如大历诗人钱起曾任蓝田尉,又在玉山、蓝水之间建别墅,创作了《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晚归蓝田旧居》等几十首诗,在写蓝田山水田园方面,可与王维、裴迪的同类作品既对照,又互补。钱起是王维的晚辈,曾相互酬唱。他的《蓝田溪杂咏》组诗,在艺术风格上分明受王维《辋川集》组诗影响。至于他的《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则是王维逝世后凭吊其辋川故居之作,物是人非,可与王维辋川诗共读。
举此数例,说明唐京长安一带的名胜古迹和山水田园以其特异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内涵激发诗人们的吟兴,写出了无数出奇创新、别开生面的优秀诗篇,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发展。纵向比较,三百年间的历史变迁和初、盛、中、晚的诗风差异,也明晰可见。
第三,长安是唐王朝的神经中枢。全国诗人满怀金榜题名、立登要路、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来到京城,朝政隆污与其仕途通塞息息相关,因而政治敏感性极强,能够迅速而深切地从这里触摸到时代脉搏。初唐至盛唐,总的趋势是政治开明,思想自由,经济繁荣,国威强盛。这一切,集中表现于长安。当然,光明背后的黑暗与豪华底层的腐化,也集中表现于长安。这自然在京都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反映。
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元贤相兼诗坛领袖张九龄被挤出京城,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等权奸掌握朝廷大权,开元盛世遂逐渐消逝,乃至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关键性的政治逆转反映于诗坛,入京求仕的孟浩然首先在“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的低吟中决意归隐,去写他的田园山水诗。王维半官半隐,躲到辋川“苍茫对落晖”,在田园山水诗的创作中寻求心理平衡。李白于天宝元年(742)奉诏入京,供奉翰林,曾有君臣遇合的错觉。不久便发现“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对朝政昏暗的认识日益加深,使其诗歌创作跃入新天地。从《古风》组诗中“燕昭延郭隗”、“大车扬飞尘”等篇开始,在此后的诗歌中越来越炽烈地闪现批判现实的光焰。杜甫从天宝五载(746)旅食京华,在追求与失望、困顿与屈辱的煎熬中消磨了十年光阴。他出于对朝政黑暗的体认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等乐府体佳什,“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开元、白新乐府先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是十年困处长安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思考的总结,抒发理想无由实现的愤懑,谴责朝政昏暗和统治者的荒淫,倾吐对人民苦难和国家危机的焦虑,肝肠如火,涕泪纵横。其强大的艺术力量,百世之后犹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这篇杰作是用汉魏以来早已成熟的五古形式写成的。而前人五古,多以质厚、清远取胜,篇幅较短,蕴含不广;此篇则体制宏伟,章法奇变,沉郁顿挫,波澜壮阔,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深刻和艺术力量的惊心动魄等方面,都前无古人。其原因在于原有体制不足以“咏”汪洋浩瀚之“怀”,作者不甘削足适履而勇于创新,乃兼取诗歌、散文之长而自运机杼,夹叙夹议夹抒情,创“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范例。因通篇激情喷涌,叙事、议论皆融于抒情,故以文为诗而无散文化之失,以议论入诗而无概念化之弊,遂为五言诗创作开拓新领域。不论就杜甫的创作生涯说,还是就我国五言古诗的发展历史说,都有划时代意义。
安史之乱后,兵连祸结的局面暂告结束。钱起、郎士元等一大批诗人同在长安,互相唱和,因有“大历十才子”之目。以他们为代表的“大历诗风”,是在极度繁华的长安惨遭破坏,贫困荒凉,元气未复,而统治者却苟且偷安,粉饰升平的政治氛围中形成的。
“永贞革新”及其失败,对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创作发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人所共知。“元和中兴”,力图改革,白居易“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与元九书》)。因而在此前后,他不仅写了《宿紫阁山北村》、《秦中吟十首》等大量讽谕诗,还创作《新乐府五十首》,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新乐府”诗派。
总之,居住长安的诗人由于首先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温凉,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强弱而影响诗歌创作,乃是普遍现象,中、晚唐也不例外。这只要提及元稹《代曲江老人一百韵》、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十二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和韦庄的《秦妇吟》等长篇,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京城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人入京应试登进士第,长时期做京官,致君泽民,这就是成功。相反,落第出京,贬官出京,因出使、外放等种种原因而离开京城,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失落感,甚或意味着失败。这就使得长安的青门、灞桥、渭城等处成为凄凉的送别场所,从而产生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留别、送别佳作。略举数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宋之问《送别杜审言》、孟浩然《留别王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送友人入蜀》、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等等,都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至于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和李白的《哭晁卿衡》,更为这类诗增添一些国际内容。
与此相联系,由于京城长安的盛衰、安危和种种政治动向,迅速地波及全国,因而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有强烈责任感的诗人,在远离长安之后,无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情不自禁地眷恋长安,关心长安,歌咏长安。以杜甫为例,直到晚年流寓夔州,仍神驰长安,不能自抑。因“闻道长安似弈棋”而追忆长安往事,关注朝政得失,又创作了《往在》、《宿昔》等大量反映长安的作品,其中包括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水平的《秋兴八首》和《诸将五首》的第一首。当你读“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诸句时,不难想象,《忆昔二首》中所写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一类的情感波涛,如何在他胸中翻滚。
唐诗与长安的血肉联系可以从两方面探究:一方面,长安是唐诗发展的主要基地,对唐诗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有其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有唐三百年间,全国无数诗人络绎来到长安。长安及京畿一带的历史、现状、山水、田园、名胜、古迹、城郭、人民,乃至一花一木,尽入吟咏;离开长安之后,犹通过回忆和传闻歌咏长安。
粗略地统计,唐代诗人为我们留下了约四千首咏陕佳作,其中包括许多著名诗人的代表作。这些歌咏长安的唐诗,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史料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唐京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科举史、教育史、诗歌史和心灵变迁史、审美变迁史。同时,正由于有这四千来首唐诗传世,遂使唐京长安驰誉万国、扬名百代。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唐诗研究者、爱好者,陶醉
于唐诗中的长安胜景之时,谁不心驰神往,亟思一游呢?今日西安之所以成为中外旅游胜地,唐诗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原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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