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 页 >> 学术研究 >> 文学 >> 历代咏陕诗述评
学术研究
点击排行
最新文章
热门标签
哲学 影评 符号学 分析哲学
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
传播 新闻 和谐社会
历史 胡塞尔  人口比例
郎咸平 华民 林毅夫 价值观 
司法公正 国学 正义 人文 
存在主义 现象学 海德格尔
文学
历代咏陕诗述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25164次 时间:2016-07-23 08:54:07
我曾受托编撰《陕西省志·诗歌志》,搜辑、阅读了一万数千首歌咏陕西的诗歌,据此撰写了这篇《历代咏陕诗述评》。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也是中华诗歌的摇篮之一。上古时期,周秦两个强大王朝都创业于此,建都于此。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大雅》、《小雅》、《周颂》、《秦风》、《豳风》中的大量周秦诗歌,都作于陕西、歌咏陕西。举其著者,《大雅》中的《绵》、《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篇,产生于西周初期,距今三千多年,是叙述周人在今陕西武功、彬县、扶风、岐山一带发展农业、开疆建国的著名史诗,也是我国上古仅有的长篇史诗。《豳风》中的《七月》,按季节顺序和农事特点,详述豳地(今陕西郇邑、彬县)劳动人民全年忙生产、服杂役、受剥削的详情细节,是周代奴隶痛苦生活的剪影,也是现存我国农业生产情况最古老的文字实录。
《秦风》中的《无衣》写西戎入侵,秦地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卫国,是我国第一首《从军行》,在此后历代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起号角作用。《秦风》中的《蒹葭》,是我国第一首怀人诗,景真情深,风神摇曳,此后写怀人诗者往往吸取其词采和意境。其他许多诗歌,或描写自然风物,或记述贵族活动,或反映政治状况,或从爱情、婚姻、劳动、反奴役、刺暴政等各个方面表现周秦时代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精神状态。由于这是最早的一批诗歌,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又很高;还由于收录它们的这部诗歌总集被儒家尊为“经”而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必读,故其影响十分深远。
西汉建都长安,大汉天声,远播四海。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辞赋和散文,而五、七言诗尚在初创阶段,故咏陕之作不多。汉武帝大宴群臣于柏梁台,联句记盛,可算古都长安的第一次诗会。诗虽不佳,且有人怀疑是“后人拟作”;但每人作一句七言诗、句句押韵、连缀成篇的《柏梁台联句》,被视为“柏梁体”,对此后的联句和句句押韵的诗歌创作有极大影响;有些诗论家,还认为“七言诗起于《柏梁》”。《汉书·礼乐志》称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乐府民歌中的“秦讴”,就是陕西民歌。如《平陵东》、《长安有狭斜行》、《郑白渠歌》等,都是咏陕诗。
汉魏文人咏陕诗,虽数量不多,但如张衡的《四愁诗》之三,曹植的《平陵东行》和《三良诗》,王粲的《七哀诗》等,都是名篇。两晋诗歌中的咏陕之作,如傅玄的《西长安行》、《秦女休行》,挚虞的《雍州诗》,潘岳的《关中诗》,潘尼的《游西岳诗》,陶渊明的《咏三良》、《咏荆轲》等,都是佳作。
南北朝时期的咏陕诗数量不少,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王褒、庾信的作品。王褒、庾信本来都是南朝梁代的宫廷诗人,诗风绮艳浮靡。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紧接着,梁被西魏所灭,王褒亦被俘入西魏。二人均被重用,历仕西魏、北周。长安是西魏、北周的京城,王褒、庾信在长安生活多年,到过关中的许多地方。亡国之痛,羁留之苦,特别是山川之雄奇苍莽、民风之刚健质朴、民歌之豪放清新以及周秦西汉以来深厚的文化积淀,浸润熏染,潜移默化,使其文学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浩气舒卷、变化自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庾信尤其如此,故杜甫评论道:“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南北文风,本来各有优缺点,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种融合南北、尽善尽美的诗,至唐代而蔚为伟观;但庾信、王褒入长安后的创作,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光辉的起点。杨慎指出庾信“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卷九),可谓卓识。
隋朝建都长安,历时虽短,但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全国统一,南朝的著名诗人纷纷来到长安,与北方诗人交流诗艺,优势互补,其咏陕之作文质兼顾,自具特色。
长安作为大唐帝国的京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长安作为世界名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国际交往,又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全国诗人由于入京应试、求官及其他种种原因,大都要到长安及附近各地居住、游历。而在他们中进士、应制科之后,或在京畿周围各地做地方官,或长期做京官,从而写出无数歌咏陕西的诗章。而且,他们来到长安这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视野开阔、思路开展,其诗歌创作随之出现飞跃,进入更高境界。通读《全唐诗》,就会发现唐代杰出诗人的大量名篇佳作,都作于陕西,歌咏陕西。有些不出名、或不甚出名的诗人,却因其咏陕诗写得好而出名。例如刘象,因其《咏仙掌》诗独出心裁而被呼为“刘仙掌”;赵嘏因《长安秋望》中“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见赏于杜牧,而被称为“赵倚楼”;韦庄因其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一脱稿即广泛流传而被誉为“《秦妇吟》秀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的咏陕诗是整个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唐诗的光辉成就。唐诗是中华诗歌的高峰,唐代咏陕诗是历代咏陕诗的高峰。下面谈谈唐代咏陕诗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唐代咏陕诗的发展与整个唐诗的发展同步。就初唐而言,在政治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唐诗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而他的诗歌多数是咏陕诗。读他的《帝京篇十首》、《幸武功庆善宫》、《入潼关》、《登三台言志》、《赐魏徵》、《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等诗,既可以看出开国气象,也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的倡导。加上魏徵、虞世南、李百药诸人的咏陕诗,贞观诗坛的概貌,已约略可见。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杨炯的《从军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骆宾王的《帝京篇》和沈俭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的有关诗章,既反映长安风貌,又体现五七言古体诗的完善和五七言近体诗的形成。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的半个世纪,是诗人艳称的盛唐时期。如果说唐诗是中华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歌便是这座高峰的顶点。而高踞这座高峰顶点的著名诗人,无一不在长安和陕西的许多地方写出大量光辉诗篇。王维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他长期居住在长安和蓝田,可以说长安和蓝田是他的主要生活基地和创作基地。他的咏陕诗不下一百篇,包括他的大量田园山水诗和《观猎》、《过香积寺》、《敕赐百官樱桃》、《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等传世名作。李白有咏陕诗六十多首,其中的《长相思》、《清平调》、《子夜四时歌》、《塞下曲》、《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和著名组诗《古风》中的好几首,都见于多种唐诗选本,家传户诵。王昌龄的三十来篇咏陕诗中包括久享盛名的若干首宫怨诗。其他如高适、岑参、孟浩然、储光羲、崔颢、李颀等杰出诗人,其传世之作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咏陕诗。
杜甫从天宝五载(746)来到长安,直到乾元二年(759)秋后西去秦州,中间经历旅食京华、献赋待制、授官前后、流亡白水、寄家鄜州、陷身长安、投奔凤翔、北归羌村、重返长安、贬谪华州、弃官西行的困顿生活,创作了一百三十多首咏陕诗,包括《兵车行》、《丽人行》、《醉时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月夜》、《悲陈陶》、《春望》、《哀江头》、《喜达行在所三首》、《北征》、《羌村三首》、《曲江二首》、《曲江对酒》、《九日蓝田崔氏庄》、《潼关吏》等几十首不朽杰作,关心人民疾苦、揭露朝政缺失、反对黩武战争,抒发爱国情感,把他的诗歌创作推向现实主义高峰。他晚年流寓夔州,时常回忆困处长安时期的个人遭遇和朝政得失,又写出一系列咏陕诗歌,包括《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代表杜律最高水平的名篇。
大历时期的重要诗人韦应物有咏陕诗约百首,《寄李儋元锡》、《寒食寄京师诸弟》、《长安遇冯著》等都很有名。应该着重提到的是:韦应物以田园山水诗著称,而他的田园山水诗的大量篇章正是咏陕诗。他于大历十四年(779)自鄠县令除栎阳令,以疾辞官,卜居于鄠县沣水西岸的善福精舍,过了近两年田园生活,创作了《观田家》、《种瓜》、《晚观沣水涨》、《晚归沣川》、《闲居赠友》、《九日沣上作……》、《沣上寄幼遐》、《春日郊居》、《授衣还田里》、《晚出沣上赠崔都水》等大量田园山水诗,曾编为《沣上西斋吟稿》数卷流传于世。“大历十才子”及同时诗人都有咏陕诗,钱起多达八十馀首,卢纶多达五十馀首,李端也不下三十首。李益以写边塞诗著名,其咏陕诗不满二十首,却有《过马嵬》等名作。所谓“十才子”,乃是由于这一批诗人于大历初期同在长安互相唱和而得名。当时经过安史之乱的大破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贫乏,因而这批诗人或流连光景、或哀时悯乱,未写重大题材。其诗清空疏秀,造语雅洁,长于五律五绝。这就是大历诗风的主要特点。如果说盛唐咏陕诗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盛唐诗歌的主要特点——盛唐气象的话,那么大历咏陕诗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历诗风。
唐诗分期,多以代宗大历至敬宗宝历(766—826)六十年为中唐时期。其实,大历诗虽然音节流畅,理致清新,而风骨不健。除李益、韦应物等人而外,多数诗人的艺术个性不甚鲜明。从唐诗发展的总的态势看,乃是盛唐之后的衰落期,也可说是元和诗歌的准备期。
直到宪宗元和(806—820),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艺术个性充分展现,始可与盛唐诗坛争奇斗丽,后先辉映。元和两大诗派一以白居易为首,以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辅;一以韩愈为首,以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辅。两大派之外的杰出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些诗人的代表作,都包含数量可观的咏陕诗。
白居易的咏陕诗多达三百馀首,涉及长安一带和周至、临潼、渭南、华县、蓝田等广大地区。《观刈麦》、《采地黄者》、《宿紫阁山北村》、《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中的《卖炭翁》、《杜陵叟》、《两朱阁》、《新丰折臂翁》等,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疾苦,深刻地揭露了政治弊端,具有很高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元和六年(811),他因母亲病故而回故乡下邽(今陕西渭南)农村守丧三年,与农民来往,也亲自耕田,认识到“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从而创作了大量独具特色的田园诗。其独特之处在于不像以往的田园诗那样只写农村的淳朴、宁静和闲适,而是如实地展现了田家的艰辛生活,为田园诗的创作开拓了新领域。
白居易的咏陕诗还包括《长恨歌》,这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杰作,至今传诵不衰。
元稹的咏陕诗约六十馀首,涉及长安一带和咸阳、商县、临潼、褒城、汉中、华县等广大地区,且多长篇。如《代曲江老人百韵》,用五言排律的形式,通过“曲江老人”之口,追述开元时代君明臣贤、富庶康宁,慨叹天宝时代君荒臣侈,引起安史之乱,深寓历史教训,堪称诗史。《华原磬》、《立部伎》、《胡旋女》等,则指斥时弊,是和白居易的《新乐府》相配合而创作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
韩愈的咏陕诗近四十篇。《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长诗,反映了关中大旱、死亡相继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灾民的同情和对聚敛者的愤慨。著名大篇《南山诗》,以画家之笔,描绘出终南山的千姿百态。《石鼓歌》以奇情壮彩刻画古色斑斓的文物,穿插对朝中大官的嘲讽。《华山女》写女道士炫耀姿色,借神仙灵怪诱惑众人。《丰陵行》指斥皇帝葬仪的糜费和深锁嫔妓的惨无人道。其他如《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等篇,都是韩诗中的精品。
刘禹锡的咏陕诗约七十首。《华山歌》写华山竣拔壮丽,气概非凡,用以寄寓自己的宏伟抱负。《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十四年后所作的《再游玄都观绝句》,都从玄都观桃花着笔,前篇讽刺朝廷新贵,后篇则抒写屡遭贬黜而不为权奸所屈的坚贞意志,都是历来传诵名篇。《华清词》、《曲江春望》、《赏牡丹》等也深沉雅丽,各有特色。
白派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抨击社会黑暗、反映重大现实问题,语言通俗流畅,生动感人。韩派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在艺术表现上刻意求新,甚至追求险怪、苦涩、幽僻,语言则趋于散文化。这从两派诗人的咏陕诗中都表现出来。
晚唐前期,即从文宗到宣宗(827—859)的三十馀年,诗坛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咏陕诗约六十首。《华清宫三十韵》通过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追述总结历史教训。《过骊山作》既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又批判其暴虐不仁。《商山麻涧》、《商山富水驿》、《入商山》等,写商州自然风光,秀丽如画。《朱坡》、《朱坡绝句三首》、《忆游朱坡》诸诗写樊川风物,令人想见江南。《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华清宫》、《登乐游原》、《长安秋望》、《过勤政楼》等,都是杜牧七绝名篇。
李商隐咏陕诗约五十首。《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通过描述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到长安西郊的途中见闻,系统地反映了唐朝从开国到文宗二百多年的治乱兴衰。中间写安史的大破坏和西郊农村凋敝景象,惨不忍睹。其艺术风格,类似杜甫的《北征》。《华清宫》、《咸阳》、《九成宫》、《汉宫》、《四皓庙》、《骊山有感》等,于吊古伤今中寓历史教训。《乐游原》、《滞雨》、《灞岸》、《复京》、《龙池》等是李商隐五、七绝名篇。《曲池》、《马嵬》等,或伤春,或咏史,对仗精工,情思婉转,是李商隐七律的代表作。
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共创作了五十多首咏陕诗,歌咏了关中许多名胜古迹。七律《苏武庙》、《经五丈原》吊念苏武、诸葛亮以抒怀抱,内容深厚,尤为杰出。其他如五律《商山早行》,七绝《咸阳值雨》、《过分水岭》,也是历代传诵之作。
懿宗即位以迄唐亡(860—906),战争频繁,生灵涂炭,都城长安更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这时期的咏陕诗,或以通俗语言反映社会问题,或以凄婉的风格念乱伤离。总起来看,都表现为“衰世之音”,与“盛唐气象”形成强烈的对照。
二、唐代咏陕诗共四千多首,题材广泛,涉及陕西的许多地区,许多方面。由于从唐代开国到唐亡之前,长安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诗人毕至,遍及附近各地,辄有吟咏,这就形成唐代咏陕诗的另一个特点:每一地区,每一名胜,每一古迹,每一节日,每一习俗,每一政治问题,每一历史事件,每一社会现象,甚至一花一木,都同时、先后有多人歌咏,可以从各种角度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比较,从而在历史、文学等许多方面扩大知识领域,提高认识水平。下面举几个例子:
王维以写田园山水诗著名。他的田园山水诗,既是蓝田辋川一带的田园山水孕育出来的,又是蓝田辋川一带田园山水的生动写照。然而唐代诗人写蓝田辋川一带的并非只有王维。早在初唐时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就在这里建有别墅,歌咏过这里的田园山水。他的《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蓝田山庄》、《春日山家》等诗,如“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鱼乐偏寻藻,人闲屡采薇”诸句,都写出了辋川田园山水的风神,是王维辋川诗的先导。王维买宋之问山庄建辋川别业,与其诗友裴迪一起创作了一系列“诗中有画”的田园山水名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王维之后以零星篇章或大量篇章写蓝田一带田园山川的还大有人在,却很少有人注意。写零星篇章的且不列举,只谈写大量篇章的。“大历十才子”的首领钱起曾任蓝田尉,又在玉山、蓝水之间建别墅,创作了《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和《蓝溪休沐寄赵八给事》、《浙辋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蓝田溪渔者宿》、《过孙员外蓝田山居》、《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玉山东溪题李叟屋壁》、《观村人牧山田》、《题玉山村叟屋壁》、《晚归蓝田旧居》等诗,在写蓝田田园山水方面,可与王维、裴迪的同类作品既对照,又互补。钱起是王维的晚辈,曾互相酬唱,他的《蓝田溪杂咏》组诗,在艺术风格上分明受王维《辋川集》组诗影响。至于他的《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则是王维逝世后凭吊其辋川故居之作,颇有物是人非之感,应与王维辋川诗共读。
如果把王维等写蓝田的诗作为一个系列而与韦应物写户县、白居易写渭南、姚合写武功、杜牧写樊川的诗对照互补,既可更完整地了解唐代关中风貌,又可更准确地把握多家艺术特色。
唐人咏大雁塔(慈恩寺塔)的诗流传至今的不下五十首,时间跨度极大。从所反映的时代氛围看,初唐上官婉儿、宋之问等人所做的都是“应制”诗,于“颂圣”中流露出升平气象;到了天宝末年,杜甫登塔已预感到社会危机,两年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到了中唐前期,欧阳詹的登塔诗以“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收尾,安史乱后的满目萧条景象依稀可想;经过黄巢起义,军阀混战,唐末人杨玢以《登慈恩寺塔》为题的诗却劝人“莫上慈恩最高处”,原因是“不堪看又不堪听”!
从咏大雁塔诗还可看出此塔本身的变化。盛唐时期的岑参说它“七层摩苍穹”,大历时期的章八元说它“十层突兀在虚空”,说明于七层之上增修三层。晚唐时代的李洞又说它“九级耸莲宫”,不知何时塌掉一层。后来变成七层,当然是又塌两层的结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五十来首唐人咏雁塔诗可以从纵向、横向方面比较其艺术水平的高下。纵向比较,杜甫等人同登此塔的几首诗最杰出。横向比较,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同登大雁塔的四首五言古诗各有特色,俱属佳作;但杜甫登高望远,将眼前景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痛惜君主荒淫,忧虑国家前途,全诗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自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
骊山有温泉,由来已久。贞观十八年建温泉宫于此,太宗君臣,政暇来此沐浴。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开元之治,比隆贞观。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渐趋腐化,天宝六载扩建温泉宫,改名华清宫,每年冬季携贵妃宠臣来此避寒达数月之久,歌舞宴乐,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因此,在诗人眼中,骊山温泉的变迁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迁,正是抒写治乱之源、盛衰之感的好题材。仅就安史之乱后专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唐诗而言,流传至今的不下六十首,而且包括了杜牧《华清宫三十韵》、赵嘏《华清宫和杜舍人》、贾岛《纪温汤》、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徐夤《依御史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和郑嵎《津阳门诗》等五、七言长篇。《津阳门诗》作于宣宗大中五年(851)冬,以华清宫外阙之名命题,前有序。全诗为七言古体,长一百韵,一千四百字,详写华清宫盛衰。虽无中心人物作主线,想象不丰,艺术性较差,然以韵语记史事,结合多条小注,华清宫各种建筑位置及明皇、贵妃、贵戚、幸臣们的种种活动,多可考见。综观这些长篇,大都以开元、天宝作对比而总结历史教训。在艺术上,杜、赵、贾、温五篇各有千秋,而以杜牧一篇最深挚感人。当然,唐人咏华清宫诗,传诵最广的还是七言绝句,如王建《华清宫》、杜牧《华清宫》及《过华清宫三首》、李商隐《华清宫》、李约《过华清宫》、李涉《题温泉》、崔橹《华清宫四首》、吴融《华清宫二首》等。
再就一花一木也有多人吟咏举一个例子。唐长安城安业坊横街之北有唐昌观,以玉蕊花出名。每遇花发,如琼林玉树,观者云集。元和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杨巨源、武元衡、严休复、杨凝等都曾来此赏花,各有题咏。到了唐末,郑谷作《玉蕊》诗,却有“唐昌树已荒”的感叹,注云:“乱前唐昌观玉蕊最盛。”作者以唐昌观玉蕊之“荒”,暗示乱后长安已满目荒凉(证以韦庄《秦妇吟》、《长安旧里》及子兰《悲长安》等诗的描述,便知这个“荒”字所暗示的悲惨图景),与中唐诗人纷纷描写的赏花盛况形成强烈对照。将先后各诗作纵向比较,则所写者虽小至一花一木,也可以看出社会变化、人事沧桑。
以上谈到唐人咏陕诗的两大特点,当然还可找到其他特点。唐代咏陕诗的作者约七百人,陕西籍作者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尽管大部分人只留下几首诗或只有一首诗,鲜为人知;但人数多于任何朝代,仍然值得重视。至于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杜牧、韦庄,则是唐代杰出诗人,在中华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重视这个特点,对唐代陕西诗人及其创作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就为什么唐代陕西诗人特别多、而且有不少人取得了光辉成就这一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将是很有意义的。
唐诗是中华诗歌的高峰。鲁迅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而宋代诗人却敢于翻出如来掌心,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大力开拓,做到“取材广而命意新”。宋以后的诗人或尊唐、或尊宋,评价不同;但面对事实,没有人敢于全盘否定宋诗的独特成就。
唐亡以后,关中一带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周秦汉唐文化的深厚土壤和深远影响仍在,再加上处于边防前沿的重要性,宋代不少杰出诗人都到过陕西,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咏陕诗。还有,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宋词中有不少作品写到陕西。因此,从总体上看,宋代咏陕诗(包括词)的成就仅次于唐代。
宋初重文轻武,太宗常与大臣们唱和,诗坛受此影响,盛行应酬诗,无突出表现。打破诗坛沉闷局面的是王禹偁(954—1001),使宋代咏陕诗刚开头就大放异彩的也是王禹偁。王禹偁任左司谏、知制诰期间经常批评朝政,终于触怒皇帝,于太宗淳化二年(991)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商州当时较荒僻,居民生计艰难。他一贯关怀民间疾苦,在诗歌创作上又自觉学习杜甫、白居易,在商州的两年时间里怀着深厚的同情,创作了《感流亡》、《蔬食示舍弟禹圭并嘉祐》、《竹》、《乌啄疮驴歌》、《对雪示嘉祐》、《秋霖二首》等富有人民性的诗篇。他看到山民们团结互助、刀耕火种,写了一组具有民歌风味的《畲田词》,反映并歌颂了这种淳朴民风。其借景抒情,咏物言志之作也颇有特色,如《寒食》、《村行》、《清明日独酌》、《新秋即事二首》、《杏花七首》、《春日杂兴》等,都情景交融,清新隽永。长达一百六十韵的《谪居感事》,以自传为主线而交织对于时事的感触,也值得一读。商州时期,是王禹偁一生创作力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高潮期。他的咏陕诗,实际上奠定了他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驱者的地位。
宋初到过陕西的重要诗人还有潘阆,他的《过华山》、《渭上秋夕闲望》,是“晚唐体”的代表作。
北宋中叶,欧阳修团结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等人实行诗文革新,开创了新局面,宋诗开始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卓然与唐诗比美。欧阳修、梅尧臣各有几首涉及陕西的诗,都非亲临其地之作。而苏舜钦和范仲淹的咏陕诗词,都出于亲身感受。景祐元年(1034),苏舜钦因其父苏耆调任陕西转运使,曾随父至长安小住。第二年,其父卒于任所,他来长安守丧,“百口饥饿,遂假贷苑东之田数顷”,躬耕其间,直至终丧,历时三年之久,创作了不少咏陕诗。在《己卯冬大寒有感》长诗中,他揭发驻守陕北、防御西夏的部队赏罚不行的原因:“近闻边方奏,中覆多沉没。罪者既稽诛,功者不见阅。虽使颇牧生,勇智当坐竭。”边帅奏请赏罚将士的文书被朝廷权贵压下了,以致有罪者不受罚,有功者不得奖,严重挫伤士气,给军民带来深重苦难:“不知百万师,寒刮肤革裂;关中困诛敛,农产半匮竭。”以议论入诗,提高了诗的批判力。其他如《望秦陵》,指出秦亡汉兴的原因是:“役重倾天下,时危启圣人。”《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批判了唐玄宗的“横赐”与“穷奢”,指出他“只知营国用,不畏屈民财”,才造成安史之乱。《昇阳殿故址》则直言“不有失德君,焉为穑夫田?”这些诗都借怀古咏史,以曲折的方式批评当朝皇帝,议论化、散文化的特色很突出,都是苏舜钦开宋诗风气的作品。
五代词风,经宋初至北宋中叶,相沿未改;提倡诗文革新的欧阳修,亦复如是。而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亲临抵御西夏侵扰的最前线,才以《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豪放派先声。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更杰出的文坛领袖,他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有才气的诗人,以各呈异彩的创作为宋代的诗歌繁荣做出了贡献。他的诗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他的咏陕诗,其数量与质量,都在宋代咏陕诗中占有突出地位。
苏轼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起,任凤翔府签判三年。他初入仕途,壮志凌云,才华横溢。西秦大地的山川人民和周秦汉唐的文物古迹,激发他的诗情,共创作了一百三十多首诗歌。《郿坞》、《骊山三绝句》揭露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奢侈虐民,自取灭亡。《李氏园》对唐末跋扈将军李茂贞为筑园而“破千家”的暴行表示了极大愤慨。《扶风天和寺》、《磻溪石》、《周公庙》、《石鼻城》、《题宝鸡县斯飞阁》、《留题仙游潭中兴寺》、《东湖》、《溪堂留题》、《题王维画》、《昭陵六马》、《与张李二君游南溪》等大量诗篇,则从各个角度描写、歌咏了宝鸡、郿县、麟游、虢县、扶风、周至等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五律《太白山下早行……》、七律《楼观》、五古《真兴寺阁》和《是日至下马碛,西临五丈原》、七古《石鼓歌》和《王维吴道子画》等篇,则都是苏轼的代表作。苏轼诗奇气纵横、浑脱浏亮的独特风格,是在咏陕诗中初步形成的。
苏轼词《渔家傲·送张元康省亲秦川》、《华清引·感旧》也歌咏陕西。这是离陕后回忆陕西之作。
苏轼做于潍州的《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也是咏陕诗。文同(1018—1079)字与可,是苏轼的表亲、好友。熙宁八年(1075)起,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太守三年,作咏陕诗甚多。他是大画家,其诗亦善于描摹天然风景,歌咏陕南风景的许多诗,极富诗情画意。他尤擅长画墨竹,洋州筼筜谷的竹林,既是他的画材,也是他的诗料。《筼筜谷二首》、《筼筜谷一首》、《咏竹》、《此君庵》等,都是写筼筜谷竹子的。他以所画《筼筜谷偃竹》赠苏轼,并且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苏轼因而做了一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其中说:“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渭滨千亩”指竹。晁补之“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诗句,即受此启发。
前述乃北宋咏陕诗重点。此外的北宋著名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苏徹、张舜民、张耒、韩驹、秦观、唐庚等也都有涉及陕西的诗作,不赘述。
南宋咏陕诗的重点是陆游和汪元量的作品。宋室南渡,金人曾攻占陕西诸地。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以淮河、散关为界,其北属金,其南属宋,于是关中、陕北全部落入金人手中,陕南复归南宋。乾道八年(1172),驻守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任陆游为宣抚使司的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宣抚使是负责前敌工作的最高指挥者,干办公事是宣抚使衙门的负责人员,检法官是执法者。渴望收复失地的陆游在力主抗金的王炎部下肩负如此重要任务,他满以为实现理想的时机到了,因而频繁往返于南郑和前线之间,准备收复关中。他曾趁大雪之夜跨马冲过渭水,掠过敌人阵地。还曾参加过大散关的遭遇战,三天只啃荞麦饼子。他豪情满怀,作诗鼓吹抗敌,反对投降。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局势逆转,王炎被调回临安,陆游也被迫离开前线,回到成都。他在二十多年后所作的《感旧》诗自注里说:“予山南杂诗百馀篇,舟行过望云滩坠水中,至今以为恨。”“山南”指汉中。幸而在那“百馀篇”之外,还保存三十首(不包括词),编为《东楼集》,序中说:“北游山南,凭高望鄠、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这可以和他在南郑所作的《秋波媚》词下阕相印证: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他四十八岁的半年军旅生活虽然未能实现恢复理想,然而这仍然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生活,此后数十年经常怀念,形诸吟咏。现存南郑时期所做及后来的追忆之作,共计词二十二首,诗约三百首,有不少是五、七言长篇古风。在历代咏陕诗中,其数量之多,篇幅之大,艺术质量之高,只有中唐诗人白居易可与比肩。还值得一提的是:南郑军旅生活,使陆游诗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请看他二十年后所做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馀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情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急。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因受南郑军旅生活的感发而领悟到要做杰出诗人,必须从现实斗争、时代风云中吸取灵感,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惊人的飞跃。
宋末元初,有一批抒写亡国之痛的诗人,如汪元量、真山民、许月卿等,以汪元量的成就较突出。宋亡之后,汪元量曾到过陕西,作有《潼关》、《太华峰》、《蓝田》、《秦岭》、《商山庙》、《终南山馆》、《华清池》、《阿房故基》、《马嵬坡》、《凤州歌》、《兴元府》等十多首。如《潼关》:
蔽日乌云拨不开,昏昏勒马度关来。
绿芜径路人千里,黄叶邮亭酒一杯。
事去空垂悲国泪,愁来莫上望乡台。
桃林塞外愁烟起,大漠天寒鬼哭哀。
这算是宋代咏陕诗的尾声。南宋著名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辛弃疾、刘辰翁等也有涉及陕西的诗词,不赘述。
辽诗寥寥。金代诗人多受苏轼、黄庭坚影响,其诗歌成就不如宋诗,但也很可观,其咏陕之作,也很值得重视。
金代初期,较有名望的诗人多是来自南方的汉人。吴激(1090—1142)于靖康南渡后奉命使金,因文名甚著被留,任翰林待制等官。他的《长安怀古》等诗,做于长安。施宜生(?—1160)于宋政和四年(1114)登进士,曾入仕。金兵入汴梁,他入投刘豫,后入金,为翰林学士,曾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任地方官,留下好几首写鄜州一带的诗,从中可以看出金人统治下陕北一带的苦况。
金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是蔡珪、党怀英、赵秉文、刘迎、王庭筠、赵元等,他们都有咏陕诗。作为文坛领袖的党怀英,原是冯翊(今陕西大荔)人,随其先人移居山东。他的《题张维中华山图》诗写图中的华山,以“况复秦川遥,便恐此生隔”等语作结,表现了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之情。党怀英之后的文坛领袖赵秉文,其诗远宗李杜,近学苏黄,清新豪放,不名一格。其《游华山寄元裕之》长篇歌行,浑灏流转,对华山的各个景点及奇险之状作了生动的描绘,是历代咏华山诗中的佳作。其《渭水桥边》七绝,则透露了人烟萧瑟的荒凉景象。赵元《钦若有商於之行……》写商州出于想象。郝俣《题五丈原武侯庙》,张公药《往鄜州》,路铎《辋川》、《潼关》,师拓《曲江秋望》,郦权《慈恩寺塔》,杨云翼《大秦寺》,李纯甫《灞陵风雪》,萧贡《渭南县斋秋雨》,陈规《过骊山》,王渥《游蓝田》等,都是亲临其地,对景题诗;然从题目便可看出所写非重大题材,倒是麻九畴的《跋范宽秦川图》长篇七古通过秦川的历史抒写兴亡之感,显得有深度。
金末蒙古军南下,生灵涂炭,雷琯首先在诗歌中作出反映。雷琯是坊州(今陕西黄陵)人,曾任国史馆从事。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十一月,蒙古军入关中,百姓弃家东逃者数十万人。雷琯目睹惨象,做《商歌十首》纪实,读之如见哀鸿遍野,催人泪下。金元之际,大诗人元好问及当时名家辛愿、李汾、李献甫等都有咏陕诗。元好问的《范宽秦川图》、《闻钦叔在华下》、《长安少年行》、《商正叔陇山行役图二首》等都很出色,《岐阳三首》,则是他的代表作。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正月,蒙古军包围岐阳(今陕西凤翔),四月城陷。元好问自南阳闻讯,做了这三首七律,控诉了残杀无辜的暴行。“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两联,苍凉沉痛,令人不忍卒读。这三首名作是元好问丧乱诗的先声,清人赵翼《题遗山诗集》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就是指这一类诗而言的。李献甫曾为长安令。金哀宗大定七年(1230),蒙古军攻长安,金将望风而逃,蒙古军大肆抢掠而去。其后不久,李献甫来长安任职,怵目惊心,写了《长安行》一诗,既感叹“长安道,无人行,黄尘不起生榛荆”,又对元军的残暴和金将的无能进行了鞭挞。其他如《围城》、《别春辞》、《兴庆池书所见》等,也作于长安,写破坏之惨,抒乱离之悲。李汾诗清奇磊落,尤善七古,受到元好问的赞扬。他曾到关中,避乱陈仓(今宝鸡市),其《再过长安》、《避乱陈仓南山,回望三秦……》、《磻溪》等诗,反映了金元交战之后关中一带的破败情景。
金代还有数量可观的咏陕词,仅丘处机一人,就多达数十首,值得注意。
元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戏曲和散曲,五七言诗多因袭前人,成就不高。元初的著名诗人大都是宋金遗老。杨奂,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金末曾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其《长安感怀》七律抒兴亡之感,悲壮苍凉。李庭本金人,金亡改姓李,居奉先(今陕西蒲城)。其《咸阳怀古》七律中的“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哪解定三秦。倚天楼观馀焦土,落日河山几战尘”两联,隶典工切,对仗精工,深挚沉雄,极富艺术感染力。刘因为元初杰出诗人,《其华山图》七绝颇有韵味。卢挚《寄萧征惟斗》五古,是寄赠终南隐者的,于写终南幽境中寓厌恶黑暗统治之意。
虞、杨、范、揭是元代四大家。虞集的《题南野亭》七律,所咏的“南野亭”就在韦曲、杜曲之间。杨载、范梈无咏陕诗,揭傒斯的《曹将军下槽马图》不过用了“归马华山”的典。此外著名诗人都没有直接描写陕西社会生活或自然风景的诗,如马祖常只有《送董仁甫之西台幕》、《题四皓图》,杨维桢只有咏华山传说人物的《毛女》,萨都剌只有咏天宝遗事的《华清曲题杨妃病齿》。
元代咏陕诗从数量和质量上说都逊于金代。应该说明,这里的“诗”指五七言古近体诗,不包括词、曲。元代既有咏陕词,也有咏陕曲。咏陕词的作者之一李齐贤(1287—1367,高丽人)到过陕西,其《大江东去·过华阴》、《蝶恋花·汉武帝茂陵》、《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水调歌头·过大散关》、《水调歌头·望华山》、《木兰花慢·长安怀古》等,都是触景生情之作。咏陕曲的作者之一张养浩于天历二年(1329)因关中大旱,被任为陕西行台中丞,入陕救灾,忧劳成疾而卒。他是元代著名散曲作家之一,以“[中吕]山坡羊”为曲牌的《潼关怀古》、《骊山怀古二首》、《未央宫怀古》、《咸阳怀古》等,为元代咏陕诗歌增加了光彩。尤以《潼关怀古》脍炙人口,传诵不衰。
明初诗歌,由于作者经历了社会大变乱,阅历深、感触多,故较有思想内涵,取得了较高成就。明初代表诗人刘基、高启及较有影响的诗人袁凯、杨基、张羽等都有咏陕诗,数量也不少。他们虽未到过陕西,但都受过周秦汉唐文化的哺育,往往借助歌咏长安一带的名胜古迹和活动于关中地区的历史人物,自抒怀抱,借古讽今。刘基的《题太公钓渭图》、《题明皇幸蜀图》、《题渭桥图》、《汉宫曲》、《王昭君》,高启的《秦宫》、《汉宫》、《唐宫》、《咏荆轲》、《贾谊》、《董仲舒》、《李广》、《马援》、《王猛》,袁凯的《渭滨操》,杨基的《陈平》,张羽的《温泉宫行》、《咸阳宫行》,都值得一读。汪广洋、王履、王祎、殷奎、方孝孺等虽非著名诗人,但都到过陕西,汪广洋的《宿益门镇》、《宝鸡县》、《过岐山古城》,王祎的《长安杂诗九首》,殷奎的《南山》、《登西安府鼓楼》、《杜曲》,方孝孺的《发褒城过七盘岭》,都出自阅历,与悬想虚拟者不同。王履游华山十馀日,自入山开始,每一景点都有诗,自然风光,神话传说,描绘真切,网罗无遗,可作“华山导游”读,至今仍有用。
成化(1465—1487)前后,“台阁体”与“茶陵派”相继统治诗坛。以馆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多应制颂圣、粉饰太平之作,平庸无生气。茶陵派首领李东阳(湖南茶陵人)欲矫其弊,强调学习杜甫,对“前七子”有影响,但他“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生活阅历面极窄,故其诗虽偶有佳作,终未突破“台阁体”藩篱。这两派诗风,都从这一时期的咏陕诗中反映出来。李东阳咏陕诗较多,但多属于咏史、咏古迹范畴,命意造语,亦乏新创。惟七古长篇《华山图歌为乔太常宇作》,腾挪变化,颇有气势。
从成化末至嘉靖前期,前后四十馀年,是明代咏陕诗的极盛期。一是马中锡、杨一清、朱应登、刘麟、杨慎、唐龙等先后入陕;二是“前七子”的领袖及骨干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在陕;三是在康海、王九思两位陕籍诗人周围,聚集了大批陕籍诗人,如张治道、许宗鲁、张凤翔、吕柟、马理、韩邦奇、韩邦靖等。如杨一清所称赞:“关西才俊多如雨,奋奇挺灵先后起。”
成化末至弘治初,杨一清、马中锡先后任陕西提学副使,李梦阳与康海、王九思,或受提携,或出门下。马中锡只有《晚渡咸阳》等几首咏陕诗。杨一清则数度入陕任要职,历时二十馀年,熟知陕西社会情况,见于《石淙类稿》的咏陕诗多达七十一首,涉及陕西的山川、关阨、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内容较充实。如《自阳往宝鸡……》长篇歌行,历叙山洪暴发,陇受灾,因而忧心忡忡,慨叹:“长安亢阳数月许,赤地茫茫极愁予。向来雨泽颇沾足,复恐秋霖败禾黍。自从关陕频告荒,白屋萧条废耒耜。扶伤那忍重遭伤,哀此鳏痌置何所!”当时关中人民的苦况,于此可见一斑。
杨慎《升庵集》存咏陕诗三十一首。他于正德初经过陕西,作《咸阳》、《秦始皇陵》、《法门寺》、《兴教寺海棠》等诗。另一些诗,则并非作于陕西。如《马嵬》,乃是少年时代所作,借咏古以抒怀。以“蛾眉尚有闲丘垅,战骨如山更可怜”结尾,极警竦。《琼音篇寄康对山》,则是从云南永昌卫贬所写寄康海的,当时康海与王九思已因刘瑾之败落职,闲居故里,故有“沜东青霞想,浒西紫芳心”之句。
复古派的咏陕诗,数量多,质量亦较高,是明代咏陕诗的重点。复古派的首倡者李梦阳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第二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明史·文苑传》称:“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鄙视一世,而梦阳尤甚。”“七才子”(后来称“前七子”)中的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户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正德初,刘瑾(陕西兴平人)乱政,因康海是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其后李梦阳因欲诛除刘瑾而被下狱,书片纸致康海求救,康海乃见刘瑾,梦阳以此获释。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凌迟处死,康海坐党落职,王九思亦因此勒令致仕。二人先后归,互相酬唱,终老故乡。
“前七子”是一批“忧愤时事,尚节义而鄙荣利”,敢于抨击腐朽政治的正统封建文人。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意在以秦汉散文、盛唐诗歌做榜样,纠正“台阁体”、茶陵派的萎弱文风,其实质是以复古求革新。他们的有些诗文未脱摹拟痕迹,但也颇有佳作。而且,他们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康海、王九思晚年创作戏曲和散曲,李梦阳、何景明酷喜民歌,都表现出趋新倾向。
李梦阳五古宗法曹植、谢灵运,时见雕琢,未臻自然。他的七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律开合动荡,气象雄阔,皆宗法杜甫而能自出机杼,自具面目。摘其个别字句、个别篇章中摹拟痕迹而抹杀一切,实欠公允。见于他的《空同集》的咏陕诗有三十多首,各体具备。《汉京篇》是他的七古代表作。《潼关》、《榆林城》、《过邠州有感》,都是他的七律佳作。《秋望》则是他的七律名篇: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康海见于《对山集》的咏陕诗三十五首,大半是登临览胜、酬唱赠答、感事咏怀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强调寄情山水,却不能不接触社会问题。如《示习方》中说:“近日乏良吏,役赋甚纷纭。富者尚难理,贫者安可狥!”《听雨》中说:“两田俱不稔,百口常见婴。奈何赴庸调,已欲樵栋楹。”赋役繁苛,连状元之家也要拆房子了!
王九思见于《渼陂集》的咏陕诗二百八十多首,像反映赋役繁苛、民不聊生的《卖儿行》、抨击刘瑾及其恶党的《马嵬废庙行》一类的作品,只是个别的;真正的田园诗也不多;数量最多的,则是写出游、访友、饮宴、赏花、听歌等以抒怫郁之情的作品。“极知龙虎寻常事,再领莺花五百年”,即是他创作心理的写照。
李梦阳以诗著名,康海、王九思则以曲著名。《明史·文苑传》称康、王“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妓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康海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王九思有杂剧《中山狼》、《杜甫游春》,散曲集《碧山乐府》。见于《沜东乐府》的咏陕散曲小令共四十多首。见于《碧山乐府》的散曲咏陕小令一百多首、套曲四套。
明代中叶,散曲复兴。其主要原因是阉宦专权、朋比为奸,尽逐异己,士大夫之正直廉洁者动辄得祸。其忧愤之情,须借文学宣泄,只有元代已经形成“避世”、“玩世”传统的散曲最合适。因而像李开先、冯惟敏、常伦、康海、王九思等一大批失意文人转向散曲创作,使沉寂百余年的散曲由复兴而掀起高潮。
明中叶的散曲创作分南、北两派,而以北派为主流。北派以刚直豪放、质重沉雄为主导倾向,其突出代表是康海、王九思、冯惟敏;李开先、常伦、陈沂等次之。王骥德《曲律·杂论》云:“近之为词(指曲——引者)者,北词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这是当时公认的。康、王散曲,皆削职归里后作,多有咏陕内容。赠樵夫,咏田家,写山水田园,咏四时行乐,即景抒情,感时遣兴,旷放而不涉游戏,真率而不涉淫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明代散曲的最高成就,为后代曲论家所称道。
以李梦阳为首的“十才子”、“前七子”中的其他成员,也多有咏陕诗。郑善夫未到陕西,其《太乙山歌》、《太白山人歌》,尽管都以“吾闻”领起,却写得有形象,有气势,有意蕴。徐祯卿、边贡也未到陕西,但徐的《拟古宫词七首》都是明代七绝佳作;边贡送友人“按秦中”、“守汉中”、“赴延绥”诸作,咏陕范围较广,亦有价值。至于何景明、王廷相、朱应登等,则都亲临陕西。朱应登于正德前期任陕西提学副使,遍历关中、陕南,并到武功探望削职为民的康海,作咏陕诗近三十首,反映了潼关、渭南、同官、武功、子午谷、褒城、汉中、洵阳等地的一些情况。王廷相于正德中巡案陕西,咏陕诗数量不多,却多七言长篇。《西京篇》以长安历史为题材,抒今昔盛衰之感;《曲江池歌赠长安诸公》则吊古伤今,以感慨时事作结。都写得苍凉豪宕,有感染力。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因言论激烈,被刘瑾免官。正德末年任陕西提学副使,作咏陕诗八十馀首。他在“前七子”中年龄最小,曾求李梦阳批改诗文。其后因作《与李空同论诗书》,与李梦阳进行过一场重要争论,因而几乎获得了与李梦阳齐名的地位。就诗歌创作言,李、何都主要学习杜甫,而各有特长。李梦阳以雄浑胜,何景明以俊朗胜,这在他们的咏陕诗中表现得很明显。何景明遍历陕西各地,写山川风物,明丽如画。如《姜子岭至三岔》中的“朱崖秀夏木,石壁映寒潭”;《高桥》中的“窈窕入青霭,蜿蜒垂白虹”;《过马溪田村居》中的“宛宛清河曲,团团翠竹村”;《青崖阁晓霁》中的“丹崖含宿雨,青障拂归云”;《草堂寺》中的“院寒留桧柏,殿古落丹青”;《新开岭》中的“异花千种色,怪鸟百般啼”;《武关》中的“微茫一线路,回合万重山”;《过华清宫》中的“雪下汤泉树,春回绣岭花”;《两河口》中的“曲栈盘林杪,危湍喷石根”等,都足为秦地山川生色。他和康海、王九思等登楼观台的一首七律,是他的代表作。“采药几时寻碧海,种桃无复问玄都”一联,就本地风光用典而暗讽朝政,兼及他与康、王的遭遇,于秀朗中见深厚,于流走中含沉郁,非凡手所能梦见。
围绕在康、王周围的一批陕籍诗人,其咏陕诗以马理为最多,见于《马溪田文集》的约一百三十多首。马理(1474—1555)是著名理学家,三原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致仕归,与康、王唱和。其诗时有理学语,如“一炬慢燃心理焰”、“我纶稳钓溪心月”之类,亦有通篇带理学气味者,如《黄河》:
雷霆轰烈泻龙门,曲曲还如礼数敦。
须向源头看滚滚,休于波面讶昏昏。
涵流端不择群小,赴海独能急至尊。
犹有功劳堪纪处,华夷别白在乾坤。
同是七律,同是写黄河,但与李梦阳“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一篇相较,其诗与非诗的界限就十分明显了。也有清新流丽,不乏诗味的,如《蒲城道中》、《长古吊古》、《昭陵六骏图》之类。
嘉靖后期至晚明,咏陕诗的主要作者是“后七子”和“公安派”的几位诗人。
“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社,以继承李梦阳遗志为己任,称“后七子”。李攀龙见于《沧溟集》的咏陕诗共十七首,大部分是任陕西提学副使时期作的。五古《王明君吟》、《送宋宇少府之蒲城》等,师法汉魏六朝,痕迹宛然。七律《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等,高华豪壮,自是佳作。如“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一联,即可上追李梦阳。谢榛游秦,曾到陕北。五律《登榆林城》云:“凭高望不极,天外一鸿过。众岭夕阳尽,孤城寒色多。芦笳满亭堠,羽檄度关河。遥忆龙庭士,严霜正荷戈。”雄浑稳练,连全盘否定前、后七子的钱谦益也给予好评。吴国伦《过七盘岭》五绝:“驱马度层岭,马鸣知轲。欲舒千里足,其奈七盘何?”既切题而有言外之意。宗臣有《二华篇》、王世贞有《答寄延绥王中丞慎微》等诗,虽未亲临其地,却写得真切、生动。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在矫正“台阁体”、茶陵派的萎弱文风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然其诗文拟古多而创新少,流弊日盛,于是出现了以袁宏道为首的反对派。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反对拟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应者四起,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袁宏道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八月,入陕西主持乡试,登华山,畅游秦中。所做诗及游记,其弟中道称其“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第二年,袁宏道即病逝,按照袁中道的这种看法,他的四十七首咏陕诗,乃是他的诗歌创作进入巅峰期的作品。纵观他的秦中记游诗,其特点之一是善于写景状物,如写“雨中投兴教寺望南山”:“树古积苔痕,山高昼易昏。袖中云气出,阶下水声喧……”这已经很不错;更难得的是往往于写景状物中出新意、见逸趣。如《猢狲愁》,先用“仄馆东移半尺苔,如何横度碧崔嵬”写华山这一险景连猢狲也因难于“横度”而发“愁”。接下去,不说游人更发愁,却就“猢狲”用典说:“上头若有朝三叟,料得猢狲也喜来。”就是说,倘若上头有个老头儿提一筐子竽来诱惑它们,如果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还不高兴的话,那么改口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它们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向上爬。诗如此作,就有点意思。又如《公超谷》,从“公超能为五里雾”着想,先说“醉里提壶荷锸还,大伸脚步即登山”——唱醉酒,下定“荷锸出游,死便埋我”的决心,大踏步冲出张超谷的大雾,也就爬上华山了。这已经有点诗味。而作者还逼进一步:这样上山固然不错,又“何如且作收云法,施得清光满世间”呢?这就更有新意。
又如《苍龙岭》:“瑟瑟秋涛谷底鸣,扶摇风里一毛轻”,写过苍龙岭险象极真切。但接下去不说两腿发抖,生怕掉下去,却说他有生以来才干了一件“惊人事”,这就是“撒手苍龙岭上行”!颇有逸趣。更值得一提的是《秦中杂咏二首》之二以“吊古意不禁,披榛欹断枝”开头,很担心他落入感叹昔盛今衰的老套。可是接下去,他用路旁老叟“笑我真情痴”一转,然后由老叟讲话:“尔从京师来”,当今京城里的什么繁华还没见过?今天的皇宫,不就像汉代的未央宫?北京的西山,不就像长安的终南?西山下的高梁河,不就像长安的曲江池?就这样一一对比,直比到“残棺断火垄,即今金紫儿”——汉唐古墓上野火烧残的棺材,其主人不就是当今皇城里耀武扬威的“金紫儿”?直对比到这种程度,才用譬喻:“譬彼膏烛光,前者灰已灭,旧火续新火,焰焰同一辉。”仔细玩味,确有深意,写法也很别致。应该说,袁宏道的咏陕诗是别开生面的。
公安派的先驱者汤显祖有咏陕诗十八首,多属送人游秦之作。其《榆林老将行寄万丘泽》长篇,颇有史料价值。《读张敞传》写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从抓偷儿头领入手,整顿得长安秩序井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这一时期,武功张炼,耀县乔世宁,朝邑王传、王三省,周至赵崡,长安冯从吾等陕籍作者的咏陕诗也值得重视。他们对关中的风土民情很熟悉,因而其咏陕诗都写得较真切。例如王三省的《逃亡民舍》:“数椽山下屋,门巷尽蒿莱。夜半狐为主,春风燕不来。诛求民力尽,漂泊旅情哀。此意凭谁诉,踟蹰野水隈。”把目光和笔锋伸向社会底层,接触到当时的主要矛盾,这是难能可贵的。明代陕西,天灾人祸频仍,激起多次民变,直至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了明王朝;但在咏陕诗中却很少反映,因而这一类诗弥足珍贵。
冯从吾是一位理学家,他的咏陕诗充分表现了理学家的特点。在明代,陕西有不少书院,由理学家聚徒讲学,这在咏陕诗中只有部分反映。因此,王豕裕的《弘道堂上梁诗》、《弘道书院示从游》,马理的《平川书院十咏》,何景明的《弘道书院》、《东林书院》,冯从吾的《戊申暮春讲学太华书院》、《太华书院》、《关中四先生咏》、《丙申春日与同志论学因及暮春章赋十二绝》、《与同志讲学太华书院》、《寄怀关中书院允执堂诸同志》等诗,就有特殊价值,研究关学的专家们尤其会感兴趣。
从总体上看,清代诗歌的成就高于元明,清代咏陕诗的成就也高于元明。
顺治康熙(1644—1722)时期,诗人众多,诗作丰富,艺术质量较高。前期的杰出诗人是顾炎武、屈大均、钱谦益、吴伟业等,后期的著名诗人是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等。他们都有咏陕诗。这一时期陕籍诗人的咏陕诗,也值得重视。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不仅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民族志士、开一代风气的学者,而且是杰出诗人。明亡于清,他力图恢复,南北奔走。他于康熙元年(1662)初冬(时年五十岁)开始西游,经过山西,次年取道蒲州,入潼关,游华山,至西安、富平、乾州、周至等地,先后与关中俊彦王弘撰、李颙、李因笃、康乃心等订交。自后常往来于秦、晋间。至康熙十七年(1678)六十六岁时定居华阴。他在《与三侄书》中说明定居华阴的原因是:“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正因为他胸怀抗清激情,因而其咏陕诗自然别开生面。历代诗人咏华山之作不胜枚举,只有他才在描绘华山奇险之状以后如此结尾:“出关收楚魏,浮水下江沱。老尚思三辅,愁仍续九歌。惟应王景略,岁晚一来过。”历代写登大雁塔的诗也指不胜屈,只有他才这样收篇:“九鼎知犹重,三光信有征。沈埋随剑玺,变化待鲲鹏。树落龙池雪,风悬雁塔冰。更期他日会,拄杖许同登。”历代诗人咏骊山,一般都就周幽王、唐明皇的荒淫和秦始皇的暴虐导致乱亡总结历史教训,顾炎武的《骊山行》却只用“前有幽王后秦始,覆车在昔良难纪。华清宫殿又何人,至今流恨池中水”四句总括历史,紧接一段完全出人意外的论述:“君不见天道幽且深,败亡未必皆荒淫。亦有英君御区宇,终日忧勤思下土。贤妃助内咏鸡鸣,节俭躬行迈往古。一朝大运合崩颓,三宫九市横豺虎。玄宗西幸路仍迷,宜臼东迁事还沮。我来骊山中哽咽,四顾彷徨无可语。……”这里所说的“英君”就是明思宗。他“终日忧勤”是事实,他的妃子“节俭躬行”也是事实。他既不能“西幸”,又不能“东迁”,只好“自缢”,比任何亡国之君都惨,但其“败亡”不能说是由于自身的“荒淫”。作者面对骊山,只好“哽咽”了。
清军入关,对汉族实行恐怖屠杀政治和高压奴役政策,激起了强烈反抗。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农民军和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对清征服者进行坚决斗争。因而在这一时期,反映民族矛盾的诗歌占重要地位,顾炎武的诗、包括他的咏陕诗,便是这类诗歌中的光辉篇章。
民族志士、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1630—1693),是和顾炎武抱有同样目的入陕的,其《杜曲谒杜子美先生祠》以“稷契平生空自许,谁知词客有经纶”作结,自喻自叹之意,见于言外。
钱谦益、吴伟业都未入陕,但其咏陕诗都是佳作。钱作《华山庙碑歌题华州郭胤伯所藏西岳华山庙碑》七古长篇,先表扬关中的两位金石家,然后论述华山庙碑的价值及有关历史,既是好诗,也是金石史。《九日寄华州郭胤伯》以“素浐登高安稳未?干戈犹傍国西营”作结,忧时念乱之意,跃然纸上。
稍后于顾、屈、钱、吴的重要诗人,首推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论诗以“神韵”为宗,继钱谦益主盟诗坛达数十年之久。他于康熙十一年(1672)入蜀典试,往返经过陕西;康熙三十一年奉命祭告西岳,又在关中一带游览。足迹所至,皆有吟咏,其咏陕诗多达一百三十首。五古《凤岭》、《柴关岭》、《马鞍岭》、《观音碥》、《七盘岭》、《五丁峡》诸作,学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而变化之,写山川奇险之状如在目前。《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从歌颂孔明功德写到出师未捷、抱恨而死,然后咏叹作结:
“峨峨定军山,悠悠沔阳浒。郁郁冬青林,哀哀号杜宇。耕馀拾遗镞,月黑闻军鼓。谯侯宁足诛,激昂泪如雨。”徘徊凭吊,确有“神韵”。《秦镜词为袁松篱作》由秦镜写到秦始皇而以“刘兴嬴蹶何仓促,金鉴千秋如一发。秦镜虚悬照胆寒,不照长城多白骨”作结,极新奇,极深警。七律《潼关》、《雨度柴关岭》、《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诸诗,乃渔洋名篇。七绝多有神韵,如《灞桥寄内》:“太华终南万里遥,西来无处不魂销。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雨秋风过灞桥。”景中含情,馀味无穷。大量纪游纪行之作,清新明丽,足为关中山河增色。
渔阳入陕之时,清朝统治渐趋巩固。本人亦无反清意识,故其笔锋仅及山川行旅、名胜古迹。作于京师的《送同官人岳大司农赈关中》,也不写灾情如何严重,而说“三辅耕耘看渐复,二陵风雨莫深忧”。
至于《秦中奏凯歌》十二首,则是为康熙十五年(1676)清军镇压王辅臣之叛而作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自无足取;但作为咏陕诗,也有史料价值。
与王士稹并称的朱彝尊和“南施北宋”,都有咏陕诗。朱彝尊《送曾司王孙之官汉中》,施闰章《顾宁人关中书》、《华山歌赠王山史》皆佳作。宋琬于康熙十一年(1672)授四川按察使,赴任入蜀,途经陕西,作诗多首。其《栈道平歌为贾胶侯尚书作》长篇歌行,写褒斜栈道被烧毁,弄得“三秦之人困征戍,军书蜂午如蝟毛。衔枚荷戈戟,转粟穷脂膏。估客尔何来,万里竞锥刀。须臾失足几千仞,猛虎蝮蛇恣贪饕”。然后写贾汉复铲岩开路的工程,歌颂其功绩。全诗气势雄伟,内容尤可取。被刻在观音碥上,王士禛入蜀时曾看到过,见其五古《观音碥》。
这时期的其他著名诗人如阎尔梅、陈恭尹、王铎、季振宜、曹尔堪、卓尔堪、查慎行、汪琬、毛奇龄、尤侗等都有咏陕诗,不赘述。
李渔以戏曲及戏曲理论著名,但诗也写得好。康熙六年,他居西安从事戏剧活动,写了好几首咏陕诗,《华山歌寿贾大中丞胶侯》七古中写贾汉复修褒斜道一段,可与前述宋琬《栈道平歌为贾胶侯尚书作》并读。“西秦帖贵洛阳纸,十三经惟缺孟子。公补全文续圣经”数语,也可备史阙。不以诗著名的许孙荃康熙时任陕西学使,其咏陕诗中的《郑白渠》、《碑洞行》也有史料价值。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陕籍诗人众多,影响较大。其杰出者首推李因笃,其次是李柏、孙蔚枝、屈复、王又旦等。
“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字天生,号子德,富平人。明亡,北游雁塞,南游三楚,图谋恢复。顾炎武入狱,他奔走三千里脱其难。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儒,授检讨,以母老辞归,讲学于朝阳书院。其诗激楚凄凉,得杜甫之神,最善五言排律,足称大家,同时人曹溶论诗,推为一代之首。见于《受祺堂集》的咏陕佳作颇多,本志只录《潼关》、《织锦台》、《望岳》、《题频阳将军庙碑》、《赠华阴迟明府屏万》等二十多篇,惜未全收。“关中三李”中的另一位诗人李柏,字雪木,郿县人。明亡,隐居太白山。曾浮潇湘,吊屈原。其《南游草》序云:“嘉靖、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廷。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廷也。”这种精辟论断,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无法企及。其《槲叶集》(共五卷,附《南游草》一卷)所收诗,险怪逋峭,多心伤故国,歌哭行吟,以寄悲愤之作。《老人》五古,写一老人自诉其子年四十尚无力娶妻,因欠租下牢,被杖杀。诗以“今日观此老,可知天下势”结束,极沉痛。《太白山樵者》“今年斩老松,明年斩小松。小松正青青,斩之如切葑。三年山如赭,斤斧何处庸!”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志共收他的咏陕诗一百六十首,涉及陕西的许多地方。各体诗具备,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诗风。
此外的陕籍诗人尚多。王弘撰,字山史,号待庵,华阴人。明亡,高隐不仕,与“关中三李”齐名。顾炎武入陕,他是东道主。康熙十七年(1678)被征鸿博,至都,以老病不预试放归。著《砥斋集》十二卷,《西归日札》、《待庵日札》各一卷。孙蔚枝,字豹人,三原人。明亡尝起兵,其后客居扬州,以诗文知名于世。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以年老赐内阁中书衔,名益重而家益贫。著《溉堂集》等。张表,字右讷,朝邑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国史院编修,著《张右讷漱墨轩初集》。周灿,字绀林,临潼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改主事,官至四川提学道。尝出使安南,声誉甚隆。著《愿学堂文集》二十卷,附《南交》四种。李楷,字叔则,朝邑人,天启四年(1624)举人。入清,官宝应知县。康乃心,字孟谋,郃阳人。康熙举人。王渔洋登大雁塔,见康乃心题《庄襄王墓诗》于壁,大加称赏。其诗云:“原庙衣冠此内藏,野花岁岁上陵香。邯郸鼓瑟应如旧,赢得佳儿毕六王。”这也是一首咏陕诗。王又旦,字幼华,郃阳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为官有治绩。工诗,与当时著名诗人吴嘉纪、屈大均、陈恭尹等交游,王渔洋称其诗“每变而益工,足以传世行远”,又谓游太华诗尤警策。并代选其诗为《黄湄诗选》(全集名《黄湄集》)。屈复,字见心,号金粟,晚号悔翁,蒲城人。康熙十五年(1676)举博学鸿儒,不应。漫游各地,志在恢复,有《弱水集》二十二卷。这些陕籍诗人的咏陕诗各有侧重,其共同点是现实性强。如张表的《忧霖》五古和《纪岁篇》七古,写大涝大旱,民不聊生,而官府照样催租,官军更来蹂躏。“道路相逢各悴面,都说个是沟壑身”,“可怜余小民,剜心已无肉”诸句,凄恻不忍读。王又旦的《养豕词》、《韩城道中书所见》、《糜麦叹》等篇,皆写民间疾苦与官家暴敛,是清初社会的缩影。屈复的《过流曲川》及长篇序言,详尽地描述了顺治六年(1649)蒲城被屠,死十馀万人的惨案,可补史阙。其诗集遭禁,并非偶然。清初诗歌的两大题材是民族矛盾和人民苦难,这在陕籍诗人的咏陕诗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清代中叶,著名诗人沈德潜、袁枚、蒋士铨、胡天游(稚威)、洪亮吉、张问陶、王昶、舒位、刘大櫆、孙星衍、王文治等都有咏陕诗。
沈德潜(1673—1769)的“格调说”,继王士禛的“神韵说”在雍正至乾隆中期的诗坛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其咏陕诗虽不多,但《榆林》一首,以七律的形式反映有关边防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
袁枚(1716—1797)的“性灵说”,来源于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创作论,但其理论更系统,故对各色各样的拟古流派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使他成为继王士禛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他任江宁知县之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入陕任官。因与陕甘总督黄廷桂“臭味差池”,故留陕不满一年,即请长假南归(或谓“甫及陕,遭父丧归”,非是)。其《赴官秦中》七律二首有“传说关中多胜迹,男儿须到古长安”、“万首诗编秦楚地,半生官领帝王州”等句,表现了他有幸宦游关中的喜悦心情。其咏陕诗二十多首,大半写名胜古迹而能自出新意,不落前人窠臼。如《秦始皇墓》长篇歌行,以“生则张良之椎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开头,便觉新警。《马嵬》“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则从马嵬死别与石壕生别的联系、对比中暗寓因果关系,既委婉,又深刻。《再题马嵬驿》“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不仅抛弃了“祸水亡国”的老调,而且从爱情是否坚贞的角度批判唐明皇,真可谓“独抒性灵”。《秦中杂感》七律八首,吊古伤今,其怀才不遇之感溢于言表,当是给陕甘总督上万言书而遭冷遇之后所作。
胡天游(1696—1758)以骈文著名,也工诗。客游秦中,做咏陕诗二十多首,皆纪游之作。惟《华阴漫兴》赞颂了华阴的两位历史人物,《华阴百合》写华阴出产的百合如何好看好吃,颇有特色。
洪亮吉(1746—1809)与孙星衍(1753—1818)因协助陕西巡抚毕沅编《关中金石志》等,于乾隆三十九年前后同游陕西,互相唱和。洪亮吉作咏陕诗近百首,多写景吊古之作。其《元夕看桃》长诗有“墙头月色清可怜,桃花一枝影入筵。江南无此早春景,自爱枕上看花眠”等句。《终南仙馆独游看山桃花作》有“闲寻古廊日数回,人日已见山桃开。江南驿使昨传讯,破腊尚未舒江梅”等句。不想当时关中何以正月初即有桃花开放,春天比江南还来得早?其写景诗多赞美关中美景不亚江南,这算是个特点。吊古诗也别致,如《华清宫》将秦始皇厚葬与唐明皇生前享乐相联系,嘲讽道:“人间才按羽衣曲,地下未尽鲸鱼膏。前人愚,后人巧!”孙星衍《别长安十七首》七绝,写在西安著书、交游情况,颇有风致。
张问陶(1764—1814),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李文治《书船山纪年诗后》称赞他的诗“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他自蜀入京,途经宝鸡所作的《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七律十四首,描绘出一幅幅战乱灾荒、生灵涂炭的图景,并对当权者给予有力的抨击,是这一时期咏陕诗中现实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大型组诗。如“杀人敢恕民非盗?报国真愁将不儒”,“磷火飞残新战垒,骷髅吹断旧人烟”,“大贾随营缘我富,连村无寇是谁焚”诸联,是历代七律中少见的。
这一时期,有几位不以诗著名的作者写了大量咏陕诗,很值得重视。
张琛,字问亭,宛平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副贡。历任紫阳、永寿、邠州,洵阳、葭州、神木、留坝等地的地方官,足迹半陕西,所到之处多有惠政。十馀年间作咏陕诗多达二百三十多首,除一部分歌咏名胜古迹而外,多纪实之作。如写永寿:“场圃久空生茂草,桑蘩失影有青山。三边络绎征车急,十室流亡纳赋艰。”写葭州:“常缺三春雨,难生百草芽。糠秕商入市,妻女鬻离家。”写留坝:“十年兵燹孤城在,万死疮痍几个生?”“十年赤地农无耒,千里青磷鬼自焚”。他作为清官,也“四壁萧然长吏清,有谁深信在官贫?……衣裳典尽人星散,调剂何时及我身?”只有像他这样“官久乡村熟”,“抚字如何愁百结,纵教饮水亦惭颜”的地方官,才能为我们留下“乾嘉盛世”陕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
陆元鋐,桐乡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有咏陕诗五十首,多纪行咏古之作。《宁羌州》“驿废人栖寺,城荒虎攫门”诸句,可与张琛诗并读。《法门寺》、《茂陵行》、《唐昭陵石马歌》等诗,也值得一读。
这一时期的陕籍诗人,咏陕诗较多的要数张井。他是肤施(今延安)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著有《二竹斋文钞》。告老还乡,入潼关至陕北,沿途皆有诗。景物萧条,心绪凄凉。回到家中,“相看未敢嗤荒陋,陶穴家风二百年”。“陶穴”,“荒陋”,虽不敢自嗤,也毫无自豪感!与此相联系,再读李骥元的《卖女行》:“秦女饥馑时,贱同石与瓦。一斤鬻十钱,百斤价还下……”便知清朝统治,已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清代后期,帝国主义入侵,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更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榨。这时期的咏陕诗,既增加了反映人民苦难的篇章,又发出了御侮图强的呼声。长安诗人柏景伟《渭城题壁寄友人》诗云:
“冲霄剑气犹能识,隔岸箫声不忍听。莫谓雄才无用处,东南门户未全扃。”朝邑人杨树椿《夜听更声有感》题下注云:“时海疆有洋寇。”诗云:“……将军夜半起帐中,痛饮沙场白骨舞。……我亦关西一书生,独倚青灯匣剑吐。”壮怀激烈,读之令人感发兴起。
杨树椿咏陕诗近百首,反映帝国主义入侵者除前一首而外,还有《七月十二日立秋闻洋寇逼天津……》等。更多的篇章,则将外患内忧联系起来,如《丰镐八章六句》中的“冷烟兮丐穴,斜阳兮战垒”;《沙苑行》中的“干戈满天地,世路尽榛荆”;《山中寄弟信甫》中的“南国豺虎正纵横,负郭蒿藜且征敛。曾欲挂席访名山,如今江湖干戈满”。
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四度入陕,做了不少诗。《秦岭》七古由韩愈被贬经过此地而联想到自己和当前时局,写道:“便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平生渴慕矍铄翁,马革一语心渐摩。非曰发肤有弗爱,涓涓求补邦之讹。”由于时代风雷的震荡,写关中山川,也饱和忧国的内容。
徐坊的《樊川春望》,不是写春色明艳,而是想到杜甫的忧国与杜牧的谈兵:“旅食京华两鬓丝,江湖落魄亦堪悲。谈兵忧国人何在?小杜坟连老杜祠。”
继北宋关学派首领张载讲学之后,关中书院渐多。仅见于清代咏陕诗者,即有盩厔书院、灵峡书院、关中书院、同州书院、关西书院、云台书院、启文书院、泾干书院、宁陕太乙书院等。到了清代后期,书院的讲学内容也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变化。柏景伟《泾干书院卧院口号答诸生》诗云:“天地人通始号儒,皋比浪拥愧孱躯。况当时事艰危日,忍袭词章记诵馀!……”他深感时事艰危之日,必须培养御侮图强的英才,闭门背古书、练词章的老办法不能再沿袭下去了。刘光《山居述怀六首》及门人所做《注》,讲他于昭陵下办学,拟效西法办工厂、牧场、农场,让学生实习;并有射击、体操等课。
比起传统的书院来,这已经面貌全新了。
这一时期,用大量诗篇反映陕西各地人民苦难的诗人是李嘉绩。他字凝叔,号云生,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有《代耕堂全集》。从光绪三年(1877)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历任陕西各地地方官达三十年之久,足迹遍及关中、陕南、陕北。所到之处,辄有吟咏,每地编为一集,共三十二集,六百三十二首。题材极广泛,每一州县的山川道路、风土民情,无不记述,尤侧重于国计民生、吏治农事。“如何国步贫,复使民力疲?敬告士大夫,拊循先疮痍”,这是他做地方官的宗旨。因而他所到之处首先关注的是人民生活状况和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写甘泉:“雕阴五百里,处处尽童山。复穴民居苦,豺狼世路艰。”写延安:“白翟延州境,春寒草未生。霜飞三月晦,田辍十年耕”。写蒲城:“鸟声群傍树,人迹半生苔。废堡民空徙,荒坟鬼聚哀。”写阳:“一径入古县,数家留废村。兵戈二十载,耆旧几人存。”写定边:“风剪树无叶,水生盐有根。角声千碛应,沙气一城昏。”写靖边:“千山几耕耨,百里两人家。寒燠居忘岁,高低路带沙。”仅举数例,以见其馀。他知华州,渭北饥民络绎而至,作诗云:“侧闻旱甚叹民饥,赤地无耕太惨凄。野有哀鸿清渭北,人如宿鹭华山西。贫怜失业犹携米,老逼还乡尽杖藜。我掷钱刀聊济尔,好谋生计向青齐。”他同情饥民,却无法彻底解救,只能接济路费,劝他们到山东河北一带去谋生。宁乡人谢威凤题他的《代耕堂诗集》:“悲凉代耕集,满腹少陵哀。”这是符合实际的。
清代咏陕词中,也有著名词人的佳作,如杨夔生《貂裘换酒·秦川怀古》、《台城路·南郑至沔县》,冯熙《百字令·沔县谒诸葛武侯祠》,严长明《渡江云·留别长安诸同好》,黄景仁《东风第一枝·送钱献之之西安》,王昶《三姝媚·杜曲桃花》等,皆饶情韵,不一一论述了。
历代咏陕诗,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山川、田野、城镇、村落、建筑、名胜、古迹、天灾、人祸等许多方面反映了几千年来陕西的历史沧桑和陕西人民勤劳勇敢、刚毅豪迈、崇德务实、匡时济世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是一部用诗歌谱写的陕西通史。
一万几千首咏陕诗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历代名家之手的艺术精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华诗歌发展、演变的概貌,可以说是一部粗具规模的中华诗史。同时,历代卓有成就的陕籍诗人及其咏陕诗作也为撰写陕西诗史提供了基本框架和丰富资料。总之,历代咏陕诗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宝库,我们应该发掘它、研究它,使沉埋已久的奇珍异宝大放光芒,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宣传陕西,促进陕西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共[1]页

霍松林的更多文章

没有数据!
姓名:
E-mail:

内容:
输入图中字符:
看不清楚请点击刷新验证码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地址:成都市科华北路64号棕南俊园86号信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办公室 邮编:610065
联系电话:86-028-85229526 电子邮箱:scuphilosophy@sina.com scuphilosophy@yahoo.com.cn
Copyright © 2005-2008 H.V ,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网站建设:纵横天下 备案号:蜀ICP备17004140号